中国

“民主化”这个词实际上有倾向性的，但由于上一篇我用的词是“东欧剧变”，这回换个角度，这下两边都扯平了。

作为整体宣传策略的一部分，我朝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种种手段包括夸大事实，只报坏消息都是公开的秘密。就像那个笑话所说，如果一个人的新闻来源只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觉得河蟹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全世界都羡慕和嫉妒我们。

那么政治制度的不同，是否真的能改变一切？从东欧的二十年中我们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就东欧民主化20年对该地区多个国家的民众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查（摘要、全文pdf）。中英文媒体都对这个调查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当然，如果你看中国国内媒体，标题就告诉了你这些新闻是不值得一看的：柏林墙倒塌20周年 中国模式见优 —— 人家又没调查中国，这些媒体还真要脸借别人的名字塞入自己的私货。

不过报告中出现了中国这个字眼。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三国民众对中国的影响的看法，和1991年并没有太大区别。在1991年，30%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而三个国家中唯一对中国好感大于不安的俄罗斯（37%），20年来对中国的支持率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是担忧的人们反而从5%增加到了29%。

总的来说，20年之后的今天，东欧国家的民众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多党制）的热情都有不同程度的消退。这份报告只是没有偏向性的调查，并没有给出可能的原因。不过看看图中的调查结果，最容易识别的可能原因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了。东欧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有类似的改变。

地区差异

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支持率最低的乌克兰是个值得一提的例子。乌克兰近些年政局不稳（我怀疑也影响了这份报告的结果），但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反感并没有反应在选票上面。近些年来乌克兰共产党的选举结果一直不佳，通常只能排到议会中的第五或者第六大党。而乌克兰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地区党虽然被认为是亲俄左派政党，但这种支持很大程度上来自基于种族的支持，而不是政治形态。地区党只在俄罗斯人聚居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有很高的支持率。

另一个值得说说的例子是东德，这个对去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支持率减少程度是最少的。地缘政治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在两德统一之前，西德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而东德在社会统一党的领导下，经济濒临崩溃。统一之后西德的经济实力拉动了东德的发展，在柏林，政府对东柏林进行了大量投资 —— 虽然是同一个城市，但两边的基础设施差异巨大，因此不得不投入。

但需要特别区分的是，影响人们对政治体制观感的因素，我认为不完全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个体可以得到的经济利益——这两者有联系，但不完全等同，看看天朝就知道了。这是一相当主观的评价，而且会因为基准不同而受到影响。从一穷二白的贫民窟出来的人，有饭吃就会觉得得到了天大的利益。例如在东德，对生活水平满意的人在20年来暴涨28个百分点，但在西德，这项评价反而是下降的。

民主的问题

无论如何，每一个参加民调的国家，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提高，但有两个趋势值得一提。一是人群的差异，越年轻的人越支持民主，生活得也越开心，而最不开心的老年人。老年人的看得多知道谁更好，还是怀念过去？这个不好评价。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教育程度上，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容易对生活感到满意。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的两极化。这一点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最为明显，对生活满意的人增多，而认为现在的情况比共产主义下更糟糕的受访者也更多了。这样的两极出现在了收入高低的人群，和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之间。但这种两极化的基础并不完全是贫富差异，两个国家都有更多的受访者不赞同贫富差距在扩大 —— 那问题在哪里？

经济为大？

经济发展和民主常常被认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这份报告中也反应出了这一点，像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国家，高达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更重要，而不是良好的民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政权可以像党国那样，可以完全靠经济发展来维持统治合法性。经济发展很重要，但这不是民众的唯一的追求。在俄罗斯，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比经济更重要，但却有高达七成的受访者支持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概念：公平，独立的司法系统。

一个人虽然并不一定用非常政治化的语言去表态支持“西式”民主，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的方方面面是确实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对独立司法系统的向往，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要归于该国严重的贪污和政府腐败问题。民众在遇到社会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去寻求改变，而不管选择的道路是“民主”还是“专制”。

对统治者来说，有两条路 ——要么去切实解决问题，要么想法让民众对现状感到幸福，至少不要去关心现状。

我朝土产的“西方阴谋论”中有一点是，环境问题是西方用来牵制我朝的借口，这些西方国家也污染过自己的土地，凭什么今天对我们指手画脚？（请参考《中国不高兴》）这样的逻辑根本不值一驳，所以我也不花篇幅了，如果我不幸拥有不懂合理逻辑的读者，这里有个简单的解释 —— 大约3000年前，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地球是方的（当然，有一小撮希腊人通过地球在月球上的阴影判断出了正确答案）。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觉得谁正确，谁是疯子？如果是今天，你会嘲笑当时的人们不懂发射一艘宇宙飞船到地球外看看么？

另一个类似的话题是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一样，裆国的宣传常常用“经济发展”作为理由来开脱， 可我真正觉得很悲哀的是，还真有不少人像那句据传说是林语堂的话（有争议）一样，“本身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思维”。不管这句话是谁说的，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思维水平绝对是连动物世界都找不到的。

每次遇到为裆国开脱的爱国青年时（其实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理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谁在任上就支持谁），我会让他们翻古籍，学习一下有史以来，无论是哪部史籍，当形容社会和谐繁荣，人民幸福时，使用的词语是“金银满地”，还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古籍对于环境保护的记录并不是很丰富，不过作为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也可以说，中国很多城市今天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唐朝那时候并没有多大的提高，甚至还不如。唐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达到百万的城市 —— 把这个发展规模放到当时的西方，也许早就瘟疫，疾病泛滥了。

但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另一种疾病：社会瘟疫。最近在湖北发生的捞尸事件，特别是那张照片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总结了这个概念。

第一是万物皆有价，不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还是另一位同胞死后的尊严，这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为了钱，上海的执法部门可以利用这个社会中仅存的一点良心来进行欺诈行为，而这张照片中的船家则是做到了极致：“活人不救，只捞尸体”，而手上的遗体仿佛变成了一坨猪肉，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

第二，从图上可以勉强看出来，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当时在现场的船家不止一家，而且那几位下水救人的大学生当时还活着。虽然他们是否参与了救援还有疑问，但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有一个船家愿意免费打捞，事情都不会变成后来新闻上的那样。我无法推估其他船家的想法，是没有捞到，还是不敢打搅的同行的生意。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大家默认了今天的社会，开始自扫门前雪，而不是主动去改变。

第三，政府的缺位。那张照片上根本没有看到政府人员的存在，据新闻报道说，官方的打捞船事后才到达现场，而且根本不屑于打捞，而是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这些船家。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我想我期望他们能够当场制止这种敲诈就只能说是奢望了。收的税是越来越多，可却不断的把其社会责任转嫁给民间。根据报道说，当地政府早就知道那江段是意外高发区，也知道江上这群秃鹫的的存在，但却依然是什么都不做。

但当我设想如果我自己在现场时，我却找不到理由去责怪这位船家。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如果我有条件和能力，我会去救，但我可能还不如那群大学生 —— 我不会游泳，所以是不会跳下去的。如果是图上的那种讨价还价的状态，我也许会鼓起勇气去抢回遗体（前提是我会游泳），但周围群众和其他船家冷漠的眼神非常有可能打消我这个念头。

那究竟是谁的错？我责怪某党。

众所周知的是，在今天，朝廷的统治合法性，完全基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换作你，或者我在台上，如果我的动机是赖在台上不走，那么我也会尽全力宣传我在 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尽量不提，或者贬低其他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 请参考CCAV和新华社。这样的宣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无论再怎么贬低环境和社会问题，当这些东西开始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时，除了一小撮可以用脚或 者用“看不见的手”投票的有钱人之外，大部分人会发现他们手上的所谓经济繁荣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是毫无用处的。但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不幸碰上这种事的并不多，只要在媒体中压掉这些消息不发，那么社会还是和谐的。

但比这远有危害力的副作用是，共党的宣传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中重金钱，轻道德的这种现象。这个党怕口袋里没钱，城市破烂而被国际上的邻居看不起，却丝毫不在意Alexa全球排名前十的网站有四个在中国无法访问，缺乏公民和社会自由等问题对自己脸面的影响。而很多人也变成了和共党同样的统治者思维，开始笑贫不笑娼。

也因为此，我认为在政治改革之前，这种社会风气是不会改变的。

但与此同时，我也怪我们大部分人。

邪恶的猖狂，完全是因为好人的不作为 —— 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也应当看看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当时在现场的人，只要一半的人扔给那船家一句脏话，最后的结果都也许会不一样。

如果你和我一样，在新西兰的某个地方，可千万不要认为国家的好处你可以占完，坏处可以躲掉。瘟疫和病毒一样，可是不认你是谁，有多少钱的。我知道很多人在国内都有关系有钱，但这些人得意识到一个现实：就算你家庭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一个弱肉强食，缺乏道德的社会中，总会有人比你更有钱，更有权——除非你是胡皇帝。信访办主任上访，医学教授被人医死，只要你还和你的祖国有联系，你能保证你或者你的亲人可以逃脱？

我并不是很熟悉新疆，对这位叫热比娅的人也不如达赖熟悉。作为一个懒人，我有个习惯，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事，否则如果我要花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到达一地，我就对其没有兴趣了。不过正好，昨天晚上热比娅在奥克兰的演讲离我很近，晚饭之后散步过去听听她说了什么。

这次访问是新西兰绿党和大赦国际合作邀请的，和政府无关。据我的理解，今天她虽然会在惠灵顿会见一些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但那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在昨天晚上的演讲上，只出现了绿党的一名议员Keith Locke和大赦国际的负责人。这两位一直使用“新疆自治区”这个词而不是“东土耳其斯坦”，据大赦国际的负责人说，大赦国际支持良心犯，但不介入主权争议。

我不太想对这事本身发表意见，顺手牵走了一份她的演讲稿，因此我仅把我认为本博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原话翻译一遍，并不代表我反对或者赞同她的说法。

• 只有共产党真正尊重和遵守宪法和自治区法律，东土耳其斯坦才可能有和谐社会。
• 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民族关系已经降到了近几十年的最低点。重返和平和稳定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中国政府承认新疆现在有严重的问题。
• 如果我们能从新疆和西藏的骚乱中学到什么，那么就是中国政府没有解决非汉族民族不断被边缘化的好方法了 —— 除了无休止的镇压。
• 我已经准备好了和中国政府讨论如何解决过去60年来在（少数民族）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如何进行政治改革。
• 现在是中国政府进行改革，解决其失败政策问题的时候了。这不仅仅是对于东土耳其斯坦和新疆来说，而是整个中国。中国应该开始接受人权，自由和民主，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受尊敬的成员。维吾尔族，藏族，汉族和在中国的其他民族被共产党政府压迫太久了，现在是抚平伤口与互相和解的时候了。

那些受的什么歧视之类的我就懒得翻了，例如招工只招汉族之类的。

后面的问答时间中我比较感兴趣的两个问题都有人问了。一是她对“东土耳其斯坦”这个词的看法，她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本民族对自己家园的历史名称 —— 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这方面的同学或者维族人证实一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另一个当然是她究竟想要追求什么，独立还是自治？她的回答是，“self-determination”，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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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想说的是爱国青年和我党的配合。虽然我以前就知道一些，不过昨晚亲眼所见，还是有些感想。

我党有个很不好的趋势，裆越不喜欢谁，谁就越红。我倒不认为这是外国人傻（那种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对方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人才是要么和党一样居心不良，要么智商有问题），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习惯， 例如如果发现一个网站被GFW封锁，或者被Google提示是敏感词，我想很多人都会翻墙，好奇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敏感。

其实热比娅原本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相信很多人在7月的那次事件之前更不太可能了解“世维会”是什么。她和她的那个纪录片，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党主动去捧红的 —— 谁说中国人需要诺贝尔奖？我们自己就颁发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GFW’s Web Choice Award 和 Chinese Government Recommended Award。

这种现象的产生，用一句闽南话说，和我党的鸭霸习气是分不开的。当恶霸并不是没有用，但作用只限于自己的地盘内。在自己的地盘外，至少也要装模作样一下，装作自己是客人吧？明明没有决定权，却还要像小孩一样大耍脾气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昨天晚上的演讲原本是在奥克兰大学的一间教室，大学因为压力被迫取消了活动 —— 后来主持人才发现，若不是换了新场地，奥克兰大学的教室根本就装不下那么多人。

不过我觉得我党捧谁谁红这种现象，很大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爱国青年的随地吐痰。自己倒是爽了，“爱国”了，可现实意义除了能够在朋友面前吹嘘两下，或者像那些做得更绝的，给自己捞点好处，对事情本身只有坏处。昨天晚上目测最多只有300人在场，对于新西兰大众来说，这完全是小众聚会，能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不弄点抗 议之类的东西出来，英文媒体我觉得就不会像对待达赖喇嘛那样产生多大的兴趣。

首先是这些人对言论自由的幼稚理解，言论自由不是在一个正式场合上撒泼，大吼大叫，打断别人说话的理由，以言论自由做挡箭牌真的只有让人觉得这群人极度无知。不过主持演讲的Keith Locke我觉得还是做得比较公道的，问答时间把第一个问题给了在吼叫的那几个。

这就到了第二个问题，这些人在国外上大学，难道就培养不出一点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问的那几个问题，少数民族受优惠啊什么的，很明显就是官方常用的论据和观点，不管这些论据究竟对不对，对方是出来混的，难道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学生们自以为“无可辩驳”的问题？其中有个学生说热比娅在给新西兰人洗脑，其实看这些人问的问题，就知道真正被洗脑的人是谁了。

昨天晚上电视一台对此的报道中，有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 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说，但没有人在听的“讨论”。至于这种讨论能帮谁，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