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绿党。这是新西兰实行比例代表制以来绿党第一次超越10%的门槛。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绿党在国家政治中有这样的影响力。在一些平均教育水平很高的选区，例如Wellington Central，绿党得票率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6%，只比工党少12票，这不单单是工党-绿党之间的游离票可以解释的。在这一届选举中绿党从一个左翼的，极端的小众党派向中间靠拢。这相当有可能是绿党继续成长，成为国家政治中第三股力量的前奏。我个人认为，新西兰只有两个政党有长远目光，一个是毛利党，一个就是绿党。毛利党的长远目光来自于毛利文化，并不一定能造福所有人，所以绿党的成长对整个国家没有坏处。

在选前我很期望新西兰代表1%的政党 - 行动党从国家政治中彻底消失。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不过也不错了。行动党勉强保留住了Epsom的席位，但政党票却彻底崩溃。这使得John Banks成为行动党在议会内唯一的议员。毫无疑问，这将会是行动党覆灭的前奏。当一个政党实在太小，而且又加入了政府，被民众遗忘的可能性相当大，就像是Jim Anderton退休之后就后继无人。Peter Dunne 和行动党的保质期都快到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Don Brash在选举后当即宣布辞职 —— 多么无耻的一个人，把别人的政党绑架，彻底摧毁，看到自己再也捞不到好处之后，自己潇洒一挥手就跑路了。

另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结果是Winston Peters回来了，而且还是一次相当有力的登场。近7%的得票率会使得新西兰优先党获得8-9个席位，成为议会的第四大党。我不认为Peters本身真的反移民，他只是那种和John Key一样的投机主义者罢了。目标选民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至于究竟会做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选举的结果让他很难在接下来三年的国家政治中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所以2014年他能不能留下来还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是选举夜的结果：

来源：维基百科英文版（遵守创作共用-署名协议）

我觉得选举最幸运的事情是国家党没有过半。虽然国家党议席有所上升，实际算起来，政府议席（国家党+行动党+联合未来党+毛利党）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2008年选举后是58+5+1+5，而这次选举后是60+1+1+3。支持政府的议席数量其实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还没有结束。大概还有20万的“特殊投票”（Special Votes），也就是居民不在自己选区进行的投票没有计算。熟悉新西兰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一部分选票通常都倾向左翼，特别是绿党。几乎每一届的选举中绿党在清点特殊投票后的得票率都会增加，而且常常增加一个席位。在这一次选举中，绿党只要增加大约0.2%的总得票率就能从国家党那里拿走一个席位（其实优先党只需要增加0.05%，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样的话，国家党反而处于比上届议会更劣势的地位 —— 上届议会，国家党只需要行动党的支持就能过半。而如果国家党再损失一个席位，国家党则将同时需要John Banks 和 Peter Dunne。 更靠中间路线的Peter Dunne更可能阻止国家党胡来。

但最让人失望的是这次选举的投票率：除开特殊投票之外只有65%，是新西兰近百年来投票率最低的选举。所以，在John Key 高喊“有更多的新西兰人投了我们一票”时，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事实。上届国家党总共得票105万。这一次包括特殊票之后，也会大概在这个数字左右。在新西兰，高投票率对左翼有利 —— 近代投票率最高的选举是84年赶走Robert Muldoon的那次。如果这次投票率和上一届一样，结果很可能会有显著的不同。

这也是我为什么常常说，不管你的政治倾向如何，一定要投票，特别是作为天朝人来说，如果还不珍惜实践民主权利的机会，那真是不可理喻。我常常举新西兰历史上曾经有人以一票优势获胜的案例来说明投票的重要性。这次选举提供了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案例。传统的工党强势地区，也是基督城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Christchurch Central 选区，产生了新西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在选区议员票方面，工党和国家党的两位候选人得票数一模一样，打成平手。虽然清点特殊票很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无论谁赢，其优势估计都在百票之内。不知道没投票的那35%人群，特别是居住在这个选区里却没有投票的选民，会怎么想？

至于未来三年，作为非资本家的我来说，不抱太大期望。和大多数选民不同的是，我的记忆范围特别长，至少涵盖三四十年。和前几届国家党政府比较，这届政府的手段看上去很熟悉 —— 通过窒息经济的手段来压低利息，通过剥夺员工权利来降低商业成本。至于期望失业率会下降的选民，那真的是记性不好。按照“市场经济”思维，失业率高是有好处的。更多的人在竞争相同数量的职位，从而使得整体工资水平降低，而让各种老板高兴。这是上次国家党政府的手段 （找财政部的历史文件，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这次我也没看出什么不同。赶吃福利的人去找工作也是为了增加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而只有纯洁的选民会跟着宣传的大棒认为吃福利的人都是懒人。我并不反对竞争，但这种基于煽动仇恨和对立的宣传让我从心底里感到恶心。既然如此，我读完书之后也随时准备和这里说拜拜。

在80-90年代，新西兰政界也产生了一场关于选举制度的类似争论。在MMP之前，新西兰和英国一样使用选区简单多数票制度（First Past the Post, FPP）。根据法国政治学家杜瓦杰的“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任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都会造成政治环境逐渐向两党制发展。至少在新西兰，这条法则似乎是正确的。从议会建立之后，新西兰政局逐渐形成了改革党（Reforms Party）和自由党（Liberal Party）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而在工党（Labour Party）于20世纪初崛起时，这两大党派被迫联合，形成了今天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逐渐形成了工党和国家党的两党政治。从四十到六十年代间，政治版图中长期被两党占据，没有第三党或者独立议员的存在。而从60年代开始，选民对这种两党政治感到逐渐厌倦，而当选民对两党均无好感之时，却没有第三个可能的选项。政界当时最有可能的 “第三党”，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虽然全国得票率并不低，甚至在1981年的选举中赢得超过20%的选票，但因为选民分散的因素，从来没有在总数80-99席的议会中赢得两个席位以上。

和FPP相比，比例代表制使得政治力量更难控制选举结果。新西兰的政治版图传统上都二元划分为城市和乡村。用地理划分的选区制度使得工党在1978年和1981年选举中，虽然赢得了全国多数票，却在议席数量上却少于对手国家党，因此输掉了选举。新西兰在20世纪初期还有一个叫“乡村议席”（Country Quota）的政策。为了保障国家政治中的乡村地区利益，乡村选区的人口被特意设定为比城市选区人口少。该政策一直不受依靠城市选区的工党欢迎，在40年代被其取消。后来的政治评论说这很可能间接影响了选情紧凑的1946年选举结果，使得工党赢得了第四个任期。

理解了新西兰今天的选举制度是如何产生之后，评判今天这个选举制度的好坏就容易得多了。MMP解决了当初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得票比例和议席比例不 同，使得“一人一票”有了现实意义。它同时也让议会更加多元化。从政党方面来看，选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比较以前的两党政治，今天的议会中有8个政党，政治光谱的每一个部分几乎都有相应的政党在议会里代表，而议员的背景也更加多元，有更多的少数族裔议员得以进入议会。

更重要的是比例代表对权力的制约。不少评论家都认为，新西兰在1993年公投之后改换如今的选举制度，标志着民众看法两极化的80年代自由经济改革的结束。之后无论是谁执政，都再没能够获得绝对多数议席，无法推行极端政策。但历史上的改变并不是政客主动交权。政客普遍不喜欢MMP, 被广泛认为善于和小党合作的前总理Helen Clark，其实以前也非常讨厌比例代表制。按照以前的一些说法，这个改变其实是一次……事故。1987年工党总理David Lange在辩论时，看错了幕僚给他写的便条，“不小心” 宣布了公投。他马上后悔，也并未如约举行公投。可是反对党为了跟进，也宣布了相同政策。虽然后来也后悔，但政客鲜有的诚实使得承诺执行了。

但决定选举制度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这个问题，比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因为MMP本身也不是没有缺点。例如决定谁主政的权力也许并不在选民的手中。小党虽然票数不多，但却往往起到可以决定政府生死的作用，例如历史上的Winston Peters。另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是议员不用向选民，而是向自己所属的政党负责。因为一名议员没有选区也照样能够进入议会，选民对具体人选并没有最终发言权。

因此当选民做出制度改变这种重要决定之时，评判标准通常不是每个制度本身的价值，而是和当时的环境有关。在08年以前，对现有制度的 改革呼声相当之高，但其原因却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对时任政府和类似与Peters这种绑架政府的小党政客不满。而今天，新西兰人改革的欲望并不高，保留现有制度的选民总是略占多数。民调中一个更为明显的特色是，有相当高的选民对这项议题表示“不知道”，或者只知道FPP和MMP之间的差异。至于公投中的其他几个选项，似乎没几个人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新西兰选举委员会制作了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网站，包括对每一个选项的视频和图片说明。但要真正明白公投中每个选项的真正含义和差异，却不是简单看几张图就能明白的。网站上虽然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说明，但会有几个一般选民去真正的安排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认真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宣传就极有可能影响最终公投结果。在1993年的公投中，MMP仅以非常微弱的多数（54%）获得选民通过，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阵营的宣传十分成功。当时由一些大多属右翼人士组成的反MMP 宣传突出两点，一是指出议员数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使得政府更加臃肿；二是政府会更加不稳定。但在MMP运行了将近20年之后，这两者似乎都没有成立。

这次反对MMP的组织并没有继续要求回到以前的制度，而是鼓励选民投票给并立制（Supplementary member），FPP和MMP中间（但是靠FPP）的制度。执政党国家党虽然嘴上没说，但实际上支持改变。对于我来说，我不想告诉本地有选举权的华人他们应该如何投票。但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是正确的：任何一个民主制度，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超过一半的人支持，就不能凭空给他们硬造出一个绝对多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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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并不熟悉这个国家的历史，那么我强烈推荐你看看该短片，特别是开始5分钟回顾历史的那一段。如果除去片中工党的角度，这是新西兰历史很好的浓缩版；如果从宣传的角度来说，这也是相当聪明的一段宣传。虽然表面上是在讲历史，但更重要的是把那些真正想说的观点悄悄的塞给了选民 —— 很多重点只是一笔带过。例如工党怎么在赢得多数选票的情况下输掉了1978年和1981年的选举（MMP比例代表制的重要性），1951年码头工人抗议 （工会的重要性），8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变卖国有资产）等等。以史为鉴，至少我认为任何一个稍微有思考能力的选民在看到这段历史回顾之后，他们至少会重新思考这个国家和现今政府的道路是否需要修正。如果工党接下来20多天用这样的智慧进行竞选活动，我不觉得工党完全没有希望。

反对党从2008年选举后开始的颓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任总理John Key的个人魅力。其实从上一次选举中，国家党的策略就相当的清晰：John Key是一个给民众看的门面，把他描画为一个走“中间路线”的“普通人”。可接下来的三年已经证明了，这个门面并不代表整个政党真的想做的那些东西。国家党在接下来的三年执政中延续了这样的政策，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负面消息，满带笑容John Key出来挥下手就能让大部分选民忘掉真正重要的事实。今年选举的宣传广告延续了这一策略：看完国家党20分钟的短片，会给人一种这是John Key个人宣传的印象。只是这次的包装有点失败，鼓掌的声音太假，观众问的问题是安排好了的就算了，有些问题还显得相当弱智。

我十分厌恶这种策略。为什么？因为作为天朝人，我对这种虚伪的笑脸并不陌生：我们有自己的温影帝，而且他的演技不仅比新西兰的这位影帝更强，还更自然。温影帝会做菜，打太极，打棒球，非常入戏；而新西兰这位影帝的演技却实在是没有到家，就像是看一部制作低劣的电影，但最重要的区别是，人们会被强迫看这场电影很多年。

就像丘吉尔所说，如果你到路上随便找几个选民聊天，你就能找到反对民主制度的最好理由。选民喜欢沉迷在表面假象中。国家党依靠John Key的形象将自己打扮为“全新的政党“，而把反对党描述为老旧不堪的即将散架的机器。看上去很真，不过很多人不会看到的是政府部长中不知有多少和反对党一样老，在议会里的时间超过了20年。对于任何一个西敏寺制政体的国家，总理只是一个门面，内阁才是真正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机构。

新西兰人也许不知道“影帝”这个词，但开始清醒的选民也给这个国家的影帝定了性：“the smiling assassin”，“smile and wave Prime Minister”。工党今年的选举策略也很明显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也并没有选择和John Key的演技直接交锋，而是努力把选民的关注引向政策和价值区别而不是个人魅力，像在那短片中，制作者很聪明的把新西兰人所珍惜的那些价值：社会公平，人人都有工作，减少贫富差距等和政党本身联系在一起。而且据我所知，这是工党第一次这样如此公开的承认自己在80年代新自由经济改革是个错误。

1957年的工党政府因为征收烟酒税，只延续了一届就被选下台。短片评论说这个观点在当时过于超前从而导致失败。这也是我对于这次工党让人眼前一新的选举策略的看法。但不仅在新西兰国内，国际社会的“占领”活动也证明了未来的政治走向应该会更重视政策的重要性，而不是今天依靠美元和各种货币包装的个人魅力。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选举策略会在今年真的成功，但在选民长期把关注力放在党魁一个人身上之后，这种改变虽然不会马上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但其长远影响却可能比我们现在看到更为深刻。

但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虽然我一直立场偏左，我从来没有投过工党一票。但若工党真的能够像这段短片所宣示的一样，重新回到自己的历史根源和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社会公平，独立自主，追求真正的经济繁荣而不是一个GDP数字，那么我这一票已经决定了。

但我想说的是，不论是地震，还是动车，我们总是追求着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尽管有些人以政治心态看待所有问题，但我对遇难名单是追求毫无任何政治动机的。遇难者不是一个统计数字，他们曾经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生活和那些也许微不足道的快乐和悲伤在这片土地上确实地存在过。纪念他们曾经的存在，就是纪念他们的逝去。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名字，我才 有机会在人人网找到了已知在高铁中遇难的两位大学生，花了点时间逐页看完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琐碎记录，想象着他们曾经渺小和平淡的快乐。

这是一 个错误的举动。现在他们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每天都不能阻止自己想念他们，而最不能忘怀的是那位陆同学。 我并不认识他，我想如果以前有过见面的机会，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不会太过投机。我不喜欢篮球，而且要是我以前看到他的种种观点，我通常会认为和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好说的。但看到下面这一条时，任何可能的不屑都会转化成愤怒，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愤怒。

其实不管政治观点如何，如果大家都静下心来了解对方的意见，其实会发现基本上没有人会过去的“社会发展”或者“经济发展”持有多大的异议 —— 至少我读过的媒体和了解的网民都承认这一点，不论他们“反华”与否。 很多人真正在谈论的不是社会有没有发展，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这样的“发展”付出了代价，收入是否大于支出？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为了发展，所失去的那些东西，不管是自然环境，安全风险，还是道德，我们要如何给这些概念定价？

中国的铁路系统在刘志军的大跃进时期的确获得了“发展”，也很少有人会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但是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这种大跃进是有隐患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和媒体指出技术可以买来，但安全不能买来。“安全”，作为一个同样的无形概念，在你 不需要它，不重视它的时候，它可以说是毫无价值可言；而一旦人们需要它时。它又是无价的。但我们的喉舌却有着独特的回答，在牛皮没破之前，他们的言论诡异而又无耻，发生之后，“自主产权”突然就变成“与日本合作”的列车了。

为什么讨论和确定“支出” 的准确价值那么重要，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们为了所谓“发展”而付出的那些比“发展”得到的收益还多的话，这整件事就不能称之为“发展”了，而你知道某个团体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加之中 国过去的发展成果通常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支出却很难，把支出项目的估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疑就是整个宣传机器的重要目标。于是就有了诸如《环球时报》之类的无良媒体。而它，在这事件中达到了自己道德良心水准的最低点。

我一直认为是“环境影响个人行为”，而不是相反。作为城市规划的学生，我各种通过设计环境，不管是物理上的建筑环境，或者是政策以及舆论环境来影响个人行为的招数。我从不哀叹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失去的良心和道德，为了发展，或者更简单的说，为了钱而可以不顾一切的做法，因为归根到底人的行为是环境影响的，而谁控制 环境，或者对环境有着最大的影响？有时候很厌倦谈论中国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什么事件，我会发现这些事件的本质最后都能追朔到某个黑帮身上，或者在他们身上 找到类似的行为。所以实在是很容易厌倦。

我们生活的环境，无论是教育还是媒体，对我们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影响都是深远而又通常只存于潜意识中的。其实就算你，或者我在海外，要是认真注意下自己的 思维过程，会发现对无论是任何事得出的第一个结论，通常还是通过党的思维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我们可以很快的的自我否定并且继续思考下去。至于在海外的人为 什么会好一些，我个人的理论是能收到的信息更多，会改变思维方式。这并不是我被什么“反华媒体”愚弄。上twitter看一看，无论是什么事件，我们第一 时间关注的通常还是类似于日人民报之类的官方消息渠道。

也是因此我对互联网在中国的流行报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互联网能够极大的拓宽人们可以接触到的信息范围。如果任其自由发展，结果终将朝着黑帮不利的那个方向 发展。但他们对互联网严加控制，当我看到下一代人重复着春夏之交风波之后，上一代中国人学到的“发展才是一切”，“管好自己，不问时事”，“你为什么只看 黑暗面？”之类的言语时，就直到他们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

为什么陆同学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我没有通过此事认识他，那么我会直接忽略掉这些话。因为我认为，对待任何认为事不关己可高高挂起，把任何 “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当作“谣言”，任何只看进步不看代价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那些人遭遇到的不公降临到他们身上。这让他们意识到如果自己认为别人遭遇到的不公和自己无关，在 他遭到不幸时别人也是同样想法，就是最好的一课。

但陆同学所付出的代价太让人悲伤了，死在自己认为的那个“发展中的社会”，而且在这个社会的眼中，身后事还没有尽快恢复通车重要，这种黑色到极点幽默一点都不好笑，我更希望这种黑色幽默永远不要再次发生。挖坑埋车，埋车前发现幸存者，隐瞒死亡人数（线索太多，仅举1, 2两例），甚至原因还没查明，就让下一班动车在同样的路径上踏着尸骨未寒的乘客们滚滚前进，难道这些还不够让我们停下来，反思下我们失去的那些东西？

很多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并不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至少对我来说，我不忍心看到任何民族，任何观点，任何阶层的同胞被当作燃料，投入这列滚滚向前的火车中。因为坐在这列火车上，愧疚和不安会时刻笼罩着我。我们本应阻止很多可以避免的悲剧，就像高速铁路的隐患众人皆知，我们的舆论却仍然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可惜陆同学在自己做了柴火为这个经济增加动力之前，看上去也没明白“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这不是人们的错，就像生在任何国家都不足够成为一种“错误”一样真正的错在于那些从不给人们完整信息，独立思考的那些人和团体。

而谁在控制舆论环境，谁在灌输思想，谁阻断了他们思想的自由，我就诅咒谁。因此要是哪天老天开眼，让环球时报的笔杆子也去做了柴火，你可以尽情的鄙视我，但我绝不会有一丝怜悯，我只会开怀大笑，庆祝这些出卖良心的动物如愿以偿，成为了“必须的自我折磨”一部分。

但真相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依靠上天，或者别人的施舍。而对于我来说，虽然我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微不足道，但这一次，为了你，陆同学，这个国家没有对得起你的信任，希望我们能够补上。

我还想说说科学和民主的关系。外行写这个标题有点大，但我一直对科学与民主，甚至于人的本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他们的特点其实是很类似。

科学方法的核心不外乎就三点：假设，实验，结论。先提出理论，然后用实验来证实理论是否正确。最后交由科学社区同行评议，经受住考验之后成为新的知识。民 主社会的选举像极了这个过程：各个有不同理论的政党提出各自见解。通过竞争获得实验的机会，之后在由选民评议这条路是否正确。

但我还想更进一步，我觉得这种科学方法的三步过程更像是迄今为止能够形容人类学习的最好模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只能用外行人的话来说。大家都见 过小孩，特别是还不会说话只会爬的婴幼儿。他们特别喜欢乱动东西，无论哪里有什么声音都会好奇的望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吸收的过程，更是一个假设和实验的过程 —— 这个玩具是做什么的？那人说的是什么意思，之后会做什么？没有人教我们轮子要圆的才能跑，镜子里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火不能用手碰；但我们还是从小就知道。因为我们通过实验知道镜子里的那个人跟着我动了，甚至还有把手放在火上的感觉，甚至还有同行评议 —— 妈妈的责骂。这也是一种推理，实验，和得出结论的过程。

所以科学是不需要什么前提的，只有浅显与深入之分。对知识的探索不分时间和地点 —— 但会受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多人知道牛顿被苹果砸脑袋的事，但很少被人了解的是，牛顿被砸是因为伦敦处于混乱时期，正流行黑死病，他逃到了乡下（当然，这个 故事本身很可能就是牛顿编的）。战争时期的科学研究也并未停止，当然，因为当时的需求，研究对象当然也就不同。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原子弹。它是个杀人武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一项科学成就，并且也进行了和平利用。

当然，集权国家也可以有科学，但对照下科学方法的三个步骤，马上就能看出科学方法的每一个步骤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和独裁与舆论控制有关。 一个最简单而又明显的反面例子就是遗传学的李森科。当一个社会被一种“主义”所侵占的时候，政治，乃至所需要的结论也就只有一个，这立刻就缩小了科学家可以进行假设的范围。试验结果和假设能否对上都没有关系，因为结论是可控的 —— 通过政治手段强迫别人承认。

这在今天的天朝还是很类似，虽然手段可能不同，但还是可以通过控制拨款或者政治压力的方式来控制科学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三峡的研究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另外你是否注意到神舟七号很少谈到在舱内舱外进行的“科学”任务，或者把卫星作为一项科学任务？

而科学，到底是什么？当爱国群众提起我朝的“科技发展”时，神舟七号和三峡总是会在例子名单里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有科技在内的工程，不是科学。事实上，如前文所言，我觉得三峡反倒是一个科学在天朝内失败的例子。

Science，或者拉丁语Scientia，原本的意思是“知识”。科学和工程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探索知识，一个是运用知识。工程并不完全依靠科学，有些东西是可以完全依靠经验的。而科学，并不能直接给你一座三峡大坝。

一个比较公认的理论是中国人在工科方面比较强。论文的量虽然是已经烂了，但在引用率上，中国的工科论文水平确实是比较高的。但这一首先并不完全科学，而是科技或者工程；二理科也并不是科学的全部。

我觉得中国的科研水平还是能很好的反应当下的社会情况。科学不一定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工程科目部分需要。你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和强大的国力是修不起三峡的。但是工程只是三峡这种项目的一部分，而当科学不能满足政治需求的时候，那些不愿看到也不愿承认的悲剧就发生了。

在人文科学这方面就更别说了，天朝的记录你我是都很了解的。远的文革什么的就不谈了，从常凯申到毛少将，还需要我证明民主与科学的关系吗？

对于我来说，三年前的今天，所带来的重要意义是它完全改变了社会对80后这一代的观感。他们不仅会玩，不遵传统，而且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感。那是决定这代人性格的标志性时刻。  不仅如此，伤痛之后带来的是整个公民社会的崛起，使得这已经事实上成为了国家记忆。

但这个记忆理应是完整的，未经审查的。那才是真实的。当他们今天让我们感恩，感谢党的时候；我铭记的是废墟下再也无法苏醒的学生。他们说会调查，会有一个结果，却把要求调查的那个人判了五年。他们说不会遗忘每一条生命，而那个让冰冷的统计数字有了姓名的人，却被他们给弄丢了。就算今天是纪念日，如果你来自中国国内的话，无妨试试上面的链接还能打开多少个？ 不知道那些影帝的影迷们，还要说什么 。

我常常说人类的哀悼是有进化意义的，在没有医药知识的过去，哀悼和埋葬是唯一可以阻止疫病侵袭，造成更多死亡的方式。这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任何的政 治目的，而是为了自己和你所爱的人。 天灾无情，但人祸可以避免。你永远都不知道大自然下一分钟会给你带来什么。在大自然前谈论与己无关或者“运气”，无异于是在摸彩票 —— 基督城就是最好的例子，同一灾难完全可以短时间在同一地点发生两次。如果天灾突然发生，你是否有把握，你或者你的孩子头上的屋顶不会造成人祸？经济条件也许会让你我住在最好的房子里，上最好的学校，但天灾可不会正好挑你在家里，你在空地的时间中来找你。或者你的同胞呢？

追求真相更理应是铭记逝者的一部分。学生是一个一个的名字，每个人有自己的家庭，故事和人生。他们不是一个数字，也不是一个个体。所以当我们在宣称 “不忘”他们之时，我们的“不忘”不是八万多的那个数字，而是每一个学生就此被突然打断的平凡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逝去的真正原因，这究竟是不是对生命的无谓浪费。

三年来总会不断的在心里问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答案。艾未未和谭作人，当然还有更多，例如震后统计名单的无名志愿者，所作的比我们更进了一步，当面 问出这个问题，甚至身体力行试图找出我们所渴望的答案。 为了告慰死者，告慰还生着，痛苦挣扎甚至已经放弃的家长，他们像宣传上要求的那样拒绝遗忘，不过他们同时也忘了去遗忘那些他们希望被遗忘的东西,因而失去了 自己的自由。他们赋予今天这个纪念日更新的意义 —— 对事实，对真相的追求，才会让八万人，特别是那5212位学生的名字永存于世，不会随着人们的老去而消失。

今天不是古代，要从历史中抹去一件事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更别论每个朝代都会有始有终，在其苟延之时还能将历史的一部分从历史书上删除，但被删除的那部分却会一直在你我的心里。那段记忆和历史，完整的，未经审查的，会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下新法律 —— 我想在这里的天朝学子应该认真关注这个问题。比起以前的Section 92a，新修改有很多进步，但从本质上来说，两部修法的核心都是一样的 —— 假定有罪和中断用户使用网络的权利。

Google 在针对 Section 92A 提交的建议书【PDF】中就提到，她收到的数字千禧年法版权通知中，有三分之一并不真实，有高达一半的通知是一家公司针对竞争对手采取的措施。当然肯定有确实被侵犯版权的事情发生，但这种法律上的指责理应通过司法过程来确定，而不是坐着办公室里就可以大面积散布的侵犯版权通知 —— Section 92A 就是把版权通知作为侵犯版权的确凿证据。

不过新通过的Section 122MA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122MA Infringement notice as evidenc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1)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Tribunal, in relation to an infringement notice, it is presumed:

(a) that each incidence of file sharing identified in the notice constituted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owner's copyright in the work identified; and
(b) that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in the infringement notice is correct; and
(c) that the infringement notice was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2) An account holder may submit evidence that, or give reasons why, any 1 or more of the presumptions in subsection (1) do not apply with respect to any particular infringement identified in an infringement notice.
(3) If an account holder submits evidence or gives reasons a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the rights owner must satisfy the Tribunal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relevant infringement or notice, the particular presumption or presumptions are correct.

粗体部分是我加的。

这一点都不像是认真的修法，而更像是给原版的涂脂抹粉。虽然不再说版权持有者发出的通知就是对方侵犯版权的确凿证据，而只是“假设有罪（presumed）”，但这修饰并没有任何意义，用户还是会因“假设有罪”的行为受到惩罚。虽然可以在仲裁庭上挑战这种假设，但需要用户证明自己无罪，而不是让版权持有者来证明用户有罪。

更本质的问题是终止用户的互联网帐号依然是惩罚措施之一。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使得不少国家开始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这不仅保障人们在社会中的通讯权，公民自由—— 集会，言论等自由在今天的表现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看看中东就知。何况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已经电子化了，失去网络连接会严重的影响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能力。

不过关于这一点，新法退让了两处，一是只有地方法院，而不是仲裁庭才有权决定终止一个人的互联网帐号。另外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终止用户帐号的相关部分（Section 122O），不会马上生效。而是要对互联网用户“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仲裁庭和罚款无助于制止网络侵犯版权行为的发生，政府才会决定生效这一部分。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国家党政府在选举时是以“反保姆国家”为口号的，而上台之后，却不断的在制造一个更大的保姆国家 —— 前段时间的另一个修法是，以前病假三天以上才需要给雇主证明，现在一天就需要证明。让人仿佛感觉回到了上小学给老师带条子的时代。

天朝的法律学生走出校门之后会遇到“法律不是挡箭牌”的问题，我突然发现在这里其实也一样，什么无罪推论，正当法律程序之类的概念还是可以被 随意扔出窗外的。但我着实不认为新法的实用性比Section 92a有任何提高。这有点像RIAA为首的版权恐怖份子在美国大面积控告个人侵犯版权者的预演，也就是把这个过程法律明文化了 ——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的。不过新法比较好的一点是规定了赔偿上限不得超过$15,000。对于海外，特别是美帝的版权恐怖份子来讲，这点钱不痛不痒，但对于本地的艺术产业来说，这还是值点钱的。

新的修法只是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至于如何实行，还得等待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所制定的细节和施行措施。这应该会在半年内出现。到时候应会对该法律的凶猛程度有更好的认识。

P.S. 新西兰有个海盗党 （其实2009年就有了），比较悲剧的是，新西兰法律要求一个政党需要有500名“Financial Member”，也就是付费入党的党员才能注册政党，而近两年过去了，只有50人加入。我常常笑话说这是罕有的自己被自己的理想给害死的案例。如果你来自本地的话，该党的入党费最近从$10降低到了$2，给我证明我是错的吧。

有段时间对新西兰的媒体很感兴趣，印象最深的就是NZPA。NZPA的运作方式和美联社类似，都是合作型通讯社。通讯社由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所拥有，各个加入报社向通讯社提供新闻，也从新闻社获取其他地区的新闻。不过有点不同的，这个交换是强制的，一家报社买新闻的同时也必须贡献出自己的资源。

当你考虑到这个国家的现实情况时，这样的制度其实是相当合适的。地广人稀，没有足够的市场支撑一个可以覆盖全国所有地方的媒体或者通讯社 —— 再说这个小国家也没有那么多新闻可以报。新西兰国营的电视台刚开播时，和BBC一样在不同地区播出本地化的新闻报道。不过后来就发现这完全没意义。因此直接利用每个地区已有的媒体资源向其他地区共享就是最好的选择，NZPA一百多年来就是沿着这种模式发展的。

不过时代变了。以前每个地区的主要报纸，包括奥克兰的New Zealand Herald, 惠灵顿的The Dominion，基督城的The Press都是本地不同企业拥有的，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市场，没有太多利益冲突。市场化之后外资进入，地方媒体逐渐被外资并购，合并。媒体市场最后就只剩下两家外资Fairfax和APN独大了。这听上去不是问题，但这两家在海外就是竞争对手，而在新西兰，却要在NZPA这张桌子上被迫“互利互惠”，这显然会让他们不高兴。

最早表现出不舒服的是Fairfax。当竞争对手APN侵入原本是自己垄断的周日报刊市场时，他终于不干了，威胁要整个退出NZPA ——如果Fairfax带着近一半的报纸退出，毫无疑问NZPA就会垮台。最后找到的折中方案是，不再强制要求各大加入报社共享资源，而是将NZPA改造为独立采编新闻的通讯社。依靠两大外资的继续支持，NZPA继续生存了5年。但由于资源有限，NZPA只能将有限的人力集中于大城市中，那些小地方的新闻在报章上出现的频率就减少了，因为两大集团只会和自己的地方报纸分享新闻。人们逐渐的被限制在了自己的地域和阅读范围内，而不知这之外发生的事情。

虽然互联网缓解了地方新闻的缺失，不过这也是可能是压垮NZPA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次据说还是因为Fairfax决意要退出，导致通讯社在经济上不可能再继续下去。而背后的原因非常有可能是不希望自家的资源通过NZPA出现在了对方网站上。

我不是媒体专家，为什么要花点篇幅介绍一下这个几乎不重要的小国家中发生的媒体战，其实这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新西兰媒体市场小，但小才能更方便的作为一个缩影来观察。这里生产的媒体人员并非业余（我知道来自本地的朋友也许不会同意我的说法，是因为这些专业人员很多都去国外了）。这个国家曾经是西方经济自由化的试验田，在其他国家通常都很成功，但在这个国家，很多行业却以悲剧收场 —— 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以前政府必须在电信和邮政中间放弃其一，结果这个国家非常悲剧的完全放弃了电信行业。

当然我们也并不喜欢天朝今天的媒体行业状态，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完全市场化？不见得。在NZPA即将结束的消息公布之后，Fairfax旗下的报纸几乎没有对此事进行任何报道，只在网站上有一篇很显然是文宣的“通稿”，至于内容，你也想象得到的。

通讯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未加工新闻（raw news），通过各个媒体的加工之后再出现在报章上让我们阅读。因为这一点，通讯社并不会一味追求眼球，而是做到事无巨细。NZPA是媒唯一一家提供议会中每项法案细节的媒体，媒体通告大众的功能也在这里显现。只不过当NZPA留下这个真空之后，不知完全逐利的商业媒体是否会填补这个空虚。

如果本地的同学对此感兴趣的话，我对这个话题的很多了解，包括这篇blog里的大部分叙述来自己这本书：Word War: How 125 years of newspaper co-operation was consigned to history。

这些不是“反动媒体”的宣传，也不是我被反动媒体“洗了脑” 。就不算以前被失踪然后又出现的了，现在还下落不明或者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关的人中就有我在个人层面认识的朋友。他们就和你我一样是白天工作晚上爱玩的人，不是成天就谈政治的神经病，更不是什么收了美帝钱的“民主人士”，他们的甚至论调还相当不同 —— 例如郭卫东 @daxa ，失踪之前几乎天天都反对茉莉花这个活动，可还是逃不掉这样的遭遇。很显然，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你的观点。更甚者，有推友因为一句话就消失不见，最后被劳教一年。

而昨天被消失的，则是艾未未。

实话说我完全没有艺术细胞，也不太懂艺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没有怎么关注他 。但我一直坚信草根运动，自下而上的努力才终究会带来变革。  他给我带来的最大震撼就是地震后的公民调查行动 —— 这完全是我想象中的草根活动，但这不是由那些“民主人士”所发动的，也不是那些在海外急不可待的声称自己是茉莉花发起人的那些“民主党”发起的，而是一名艺术家。  有生以来我这个艺术盲第一次感觉放佛领会到了艺术的一点门道 —— 艺术来源于生活，真实和个人经历。

前段时间还有一名被消失，然后被拘捕的冉云飞。长得像大字不识的匪徒，文章却十分了得。当然文章写得好的多了去了，但有“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种韧性和耐力的作者可不是随处可见的。 更了解他之后，发现他也不是一些人口中只谈政治的精神病。对生活，家人的热爱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上的。

郭卫东是有过一面之缘的推友。虽然年龄比我整整大十二岁，可谈起话来相当投机。为人激情，有正义感， 对比起那些一边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一边高喊万岁的房奴、蜗居、环球时报读者，我反倒在类似于郭卫东这样的百姓中看到了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当坚信自己的命运会掌握自己手里之后，对很多事物的态度都会由此改变。

我很想列出所有消失或者被塞进监狱的推友，可在心里打草稿，列了十几个我知道的名字之后，才发现这实在是太多了，需要专门功夫才能统计名字。  我想上面这三个名字可以说是个很好的概览 —— 只是还差一个律师，我想不起我对哪位律师熟悉到了可以评价的地步，就不妄议了。

看着这些人的名字，我在想他们的共同之处在哪儿。“都是反动分子”这种帽子显然不能乱戴，“被消失者”所覆盖的行业，和他们的主要“事迹”远远超过下这种结论的人的想象。从环保主义者到艾滋病活动家，从艺术家到作家，从作家到只是喜欢在网上发言的普通职员，几乎都包含在内。那么为什么他们都会有相同的遭遇？

他们不是因为自己才被失踪，被判刑的。 当然他们是因为自己的言论而遭遇麻烦，但他们的言论却都不是为了自己。   这个和看到自己房子要被拆了才抱着煤气罐坐房顶，或者只是上网呼吁的人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我想不用再多说我们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也就是对同类的关心和照顾，这种爱是进化论无法完全解释的。我相信很难碰到否认这一点的人，但如何表达这一点却有很大的区别。偷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能够很好的解释“爱国”和“爱国主义”两者间区别  —— “连活着同胞的苦痛都漠不关心，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

曾经有个段子说，我党每一次在修理良心犯时走漏了消息都会造成几百万美元的损失 —— 得用这个价钱去把自己的形象补回来。  他们很明显是知道一个正常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态是长得什么样的，也试图在各种各样的宣传中努力描写这个画面，现实却往往相反。这种精神分裂是自上而下的 —— 至少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德智体美劳”，但如果人人都以此行事，镰刀斧头帮还怎么各个击破从而苟延残喘？

但就算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明白，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别人也会是这样想的。就像不是先有国家才有人，人权必定高于主权一样，人良心的存在早于政权的出现，也必定不会被暴力所扼杀。这些被失踪的朋友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据。不管他们今天究竟身处何方，只要我还能在报纸，网页，和网友间的谈话中看到这些名字，就证明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人性中美好一面并没有消失，并且在继续成长。

而城管革命这词我觉得最准确 —— 描述了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风波的起因和本质。在天朝每天都在上演并且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城管暴力执法，在世界的另一端却完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自焚抗议，总统被推翻，蔓延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我虽然不熟悉阿拉伯世界的情况，但对这件事有极大的兴趣。阿拉伯世界的很多国家，特别是埃及，在很多方面和我朝十分相似。长期的一党执政，人民普遍 对政治不感兴趣（主要是埃及），而城管，富二代等社会及司法不公现象也有种种的共通之处，因此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值得吸取和学习的教训。

当然如果把整件事情全部归于这位年轻人的自焚，那这很显然是愚蠢的。一起自焚不是导致革命的原因，而是点燃炸药桶的导火索，虽然没有导火索就点不燃，但只有导火索，没有长期积累的炸药也是不行的。

但从中引出了一个问题，拆迁，自焚之类事件的规模我觉得很少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匹敌，但为什么没有引出像 突尼斯如此的事发生？不要误解我，我当然非常不希望中国的炸药会被以猛烈的方式点燃，任何变革都应该以和平，不流血的方式进行 —— 所以小规模分批次的释放积蓄的炸药其实是有好处的。达到这一点，民主国家使用选票，而温影帝召见访民可以视为党的手段，虽然有效程度还不得而知。但非常明 确的是，如果长期累积而又无处释放的话，对国家，对人民，还有对党，可以说都会导致最坏的结果。

中国人很能忍可能是原因，但绝不会是唯一的原因。我朝历代的农民革命虽然很多是在饭都没得吃的情况下才产生的，但这至少证明人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 路可以走。实际上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很少有啥革命是由所谓的“精英”推动的，但革命结束后的下一个政权却往往不是推动革命的那群人，这一点在中国过去的农民起义中尤为明显。当然打仗的不一定懂治国，但最期望于革命的那群人往往是永远徘徊在底层的，例如过去的贫民和今天的“统治阶级” —— 工人。埃及的革命还在进行中，所以如何使得人民的愿望满足，并且防止政权被精英窃取和类似于穆斯林兄弟会之类政治倾向过于极端的组织上台，就成了外界，特别是我们需要关注和学习的地方。

不过有一点倒是挺有趣，我几乎每天都在关注各种帝国主义的媒体和半岛电视台，他们大多都是以这场运动的本质 —— 民众自发，人民起义，无领袖等方面来评论。美帝的观点也会说，但那不是决定性因素，大家都在关注这样的人民起义是不是会再次在埃及身上成功。而相对的是， 埃及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少天朝人的“现实主义者”甚至街边媒体都在非常认真的说，“埃及和突尼斯不一样，有美帝撑腰”、“美帝是不会让穆巴拉克垮台 的。”而在穆巴拉克真的下台之后，像环球网之类的地方又普遍说是“美帝”把穆巴拉克踢下去的，是“战术”。只有我们，似乎对美帝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爱好，似乎没了美帝世界就不转了。

我对美帝究竟介入多深不太感兴趣，就算是因为这才导致穆巴拉克辞职，可显然很少有人说为什么美国会向穆巴拉克施压 —— 民意。如果美帝继续纵容穆巴拉克，只会再养出一个人民普遍仇美，像伊朗一样的国家。撇开像民主这样的“幌子”，就算是纯粹为自己着想，这样的举动也是非常正确的。

而民意这个词在我朝屁民眼中则普遍是不值钱的，甚至包括自己的意见在内。无论“左”还是“右”都可以在饭桌上侃侃而谈国家大事到国际形势，可一触及到某些话题，类似于“XXX有和共产党作对的实力吗？”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请将XXX替换成美帝，各种各样的反动人物和组织）。每次听到这种话都很想笑，对于他们来说， 不管是谁，唯一的区别就是台上的精英不一样罢了，如果碰到一个明君，那就是谢天谢地了。而自己所处的位置，则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种推崇“实力”而有意或者无意的忘记力量最大的民意是相当危险的行为 —— 不是要比谁的力量强么，没准最后可能就真的诉诸武力了。前段时间那个让人小小震惊的88%民众支持天朝朝廷，则更是恶劣。其实提到的调查是真的也是客观的，只是官媒不会说这调查只限于极小范围的高学历的政经人士，而把它们统称为“民众”。我看着我都替党捏把汗，要说GDP，CPI这些东西，也许不懂经济的人还无法完全解读，可民意这个玩意儿，谁都可以调查，问问自己周围的十个人，换算出来就是他周围的民意。这样公开调戏民意，就不怕若干年后被一起算总账？

埃及人说他们等了三十年，在今天终于找到了掌控自己命运勇气而不再恐惧。而中国人需要多久？

最近有个发生在美帝的故事很有意思。一家被美帝压迫的人没交年度的消防费，房子起火，而消防员拒绝灭火导致房子被烧得精光。熟悉的人都知道，美国有小政府的传统，别说是社会主义天朝 了，美帝和像新西兰，英国这样的国家都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公共服务。很多在我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看来属于政府义务，不能依靠市场来提供的服务，例如消防、医疗、教育，在美帝的一些地方可选可不选的“附加服务”，如果你需要这项服务，你就应该为自己负责。

有些人说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天朝，各种“精英”会对朝廷大加鞭鞑。难道这有错么。虽然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有区别，人家没交钱没享受服务，虽然残酷，但还说得过去。可中国人是人人都被强制交了服务费的 —— 不过奇怪的是人们却喜欢回避这个事实，知道自己交了税这个事实反倒会很不高兴，虽然自己以前也在交。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掌握自己命运，就像开一家公司一样，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你有选择的权利，也就得相应的承担选择的后果。再说下去就伤感情了，看得懂的自然明白我想说的。

但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使命感背后的基础，或者说，缺乏基础。共产主义？别笑话了，现在天朝正走在共产主义的路上吗？宗教？今天的宗教是钱，实际上，我们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在的国度，推销的似乎就是这种理念。

说起这个是因为看了最近胡七七访美和之前的宣传片。大政治我没兴趣，但看电视还是很喜欢的，而宣传片就特别有喜感，例如人物篇里众多的绿卡拥有者和美国人（以及美国人的爹妈）。而角度篇里讲到我朝是个平等，包容，多元的社会，和例如“民工子女有了自己的学校”之类的例子时，我都笑不出了 —— 笑话讲多了就不好笑了，当然，除非我们都生活在新闻联播里。

宣传片也自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中国人的今天的“自信”来自何方？GDP，文化还是“每个人的努力“？当然，不管如何，历史已经验证了，当有一群人认为自己不是人，而是神，或者更多情况是神或者某种主义的代表时，接下来的事情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宣传片自身没有给出答案，但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首先世界上除了我朝，我还真想不起第二个国家给外国人民播放政治宣传片，宣扬这个国家的伟光正，以此期望于改变自身的“形象”。想想美帝，甚至是新西兰，人们也许连这个国家的旅游宣传广告都没看过，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形容词。而“形象片”这个名字背后的逻辑就是: 形象是可以用钱买来的。

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PR，但那仅仅是其中一项。以前就有个笑话说，每当我朝关掉一个政治异议者时，朝廷需要砸掉千万美元的广告才能挽回形象损失。至于刘晓波那把空椅子造成的损失，如今还无法估量，可以预见的是，包括奥巴马，每一次和外藩会见时，这这个问题总是会不可避免的被提及。

更有意思的是宣传片的用词。 人物篇的官方翻译是“让世界（沉醉/热血沸腾/you name it）的中国人”，这听上去更像是给国内受众，而不是给国外受众的宣传片。就不说一个一般美国民众认识多少“让世界沉醉的陌生人”，能这样代表世界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件有点好笑的事情。就算真的是让世界沉醉了，这句话好像也不是应该由你的口中说出。

而角度片还稍微正常点，用民众脸打官腔，竭尽全力的解释我朝和世界为什么不同，这种差异的合理性。一方面在阐述我朝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又非常的渴望世界认同这种差异 —— 所以一着急就把整个世界也给代表了。我们在国内受到的教育是我们特殊，因而我们成功。但越来越明显的是，朝廷和这部宣传片更需要传达的信息恰恰相反：我们成功了，所以我们的特殊是合理的。但要达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大家对“成功‘的看法并不相同，朝廷也许认为自己很成功，但洋人可能就不这样认为。

这就再次涉及到了输出价值观的问题。可问题是，我们不能直接向洋人灌输"钱就是一切（或者至少是一切的前提）"，所以就需要一个包装。实话说我不了解孔子学院的运作情况，所以就不下结论了。但在其他方面，例如孔子和平奖，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门口的那座孔子巨像，无一不显露出今天那些决策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庸俗的理解，或者是完全没有意识。中国曾经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学说，可不管是什么场合，他们总是塞个孔子上去就觉得很自豪了。至于几十年前我们对孔子都做了什么，那是秘密。如果今天的自信来源于这种对自身文化的理解，那只会以悲剧告终。

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今天朝廷和人们的自信、特殊感，使命感是从哪里来的？Well，说起来也奇怪，这实际上更像是来源于一种不自信而导致的不安。在Twitter上看到一个据称是凤凰卫视对胡七七访美的评论：“农民企业家进城挨宰”。虽然有点损，但却形容得很传神，也很准确。有了资本，想和城里人平起平坐，但不仅城里人看得出，自己也知道自己还缺了很多钱之外的东西。但问题是，一旦有了钱，很多人就没有学习的动力了。

权力可以阻挡住肉体，但无法控制人心。

有时候我是非常努力的试图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我是始终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例如新版和尚打伞——在天安门广场上打伞遮镜头，和那些朝廷“不太喜欢”的人，受到的被强力胶堵锁眼，24小时盯梢，还有前几天掐电话，掐网络，甚至掐电等种种待遇。我常常想，下这些命令的人和执行者，他们不会觉得这些行为有多么幼稚、无聊且无用么？

但我知道的是，做出哪些看上去很无厘头的行为的，显然不仅仅出现在了中层，而是至上而下的。例如刘晓波的和平奖颁奖典礼前就出现了一些很诡异的事。一是姜瑜号称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中方观点。全球的国家加国际组织加起来不下六千，姜瑜给不出名单，也不说受邀名单中只有1/3不到的大使没有参加，却画蛇添足的添了一句：“我们敢公开地、明确地在这个地方宣布这个数字，当然有实实在在的根据。不是什么人自认为掌握着舆论工具，跳得高，叫得欢，谁就掌握世界的公理！”。我还没见过有这么文艺而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囧境。

在颁奖前一天，大量国内异议人士，甚至还有些我觉得根本算不上异议人士的，纷纷报告自己的电话网络被掐断，甚至是强制送往郊区“被旅游”。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当全世界都将目光集中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时，我们的朝廷却作出这些行为，岂不是主动给美帝提供了子弹？至于那个荒唐至闹剧的孔子和平奖，不仅伤害了自己，还让连爷爷躺着也中了一枪。这种损友不利己的事，很难想象是一群有健全智商的人可以做出的行为。

当然，延续我上篇blog的观点，朝廷和长老能到达今天的这个位置，这本身就是对他们能力的证明。那么究竟是那里，让我们的这个朝廷显得如此的特殊？经济。

维基泄密透露出的众多不是秘密的秘密，如果能在中国问题上告诉我们什么，那么其中一点肯定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政府只是敢怒不敢言，并不是真正的友好。最佳的例子就是陆克文了。一个做人的常识是钱不是人生唯一追求，钱也买不来朋友；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也是如此。不过朝廷，和占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的想法似乎的确与此相反。这应该是中国最迫切希望出口的“价值观”了，对于朝廷来说，这可以让它逃脱其在人权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可以让他们已经撑得不行的肚子再多撑那么一点点 —— 我很难理解那些吃饭，吃饱饭，和吃饱饭之后还要继续吃的这群人内心是如何想的的。但国际社会似乎并不领情，或者像陆克文一般，当着一面背着一面；或者就是表面屈服于经济压力下。经济压力可以迫使一个国家做一些事，但永远都无法交到真正的朋友。

经济和政治有联系，但一者并不能完全替代另一者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乎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当然，我也只能想那些不需深度的问题：）），因为国内大学的马列课都会告诉学生经济决定政治。虽然我并不同意，而觉得相反才是对的，但无论如何，这中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政治和经济是配套的。而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解读，都可以得出“经济和政治两者之间不能脱节”这一结论。而看看神州各种各样神奇的事件和“奇迹”在不断发生，真正到社会中阶层中间走走，很容易让我得出政治已经脱节，危机正在发酵的结论。

而刘晓波等追求的改革，才是通过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从而真正让中国持续稳定的道路。就像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Thorbjørn Jagland在颁奖典礼上所说【PDF】，“在社会上不少人忙于数钞票时 ... 我们将此奖颁发给刘晓波，以此来支持为全人类利益奋斗的人们。刘晓波的观点（如果被执行），只会让中国更强大”。

而当朝廷阻止刘晓波甚至他的所有亲友出国领奖时，它已经主动和历史上最臭名昭彰的纳粹站在了同一个队伍里，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同类。在Jagland的致辞中，我很惊讶的听到像伊朗，种族歧视下的南非、苏联这类国家在有人获奖时，都至少允许了获奖者的家属来领奖，伊朗大使甚至并不忌讳参加典礼。而这一次奥斯陆的空椅子，则是这个政权对国际社会普遍价值的一次断然拒绝。相对于Jagland认为“今日的及其改革肩负着未来人类发展的希望”，我实在是看不到这种可能性，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觉得穿着新衣的皇帝绑架了自己的国民，建立出了一个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唯物主义国度。

当官方指责对方是冷战思维时，我觉得更冷战思维的似乎是另一方才是。诺委会的发言充满了对中国这个大国的期望，和经济发展的赞美；刘晓波明言“我没有敌人”，拒绝让仇恨、敌人意识腐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只有一个伟光正像被踩到的尾巴一样，要么说“别有用心”，要么就是像姜瑜一样，脱下外衣，尽显一副流氓嘴脸。人们好像忘了，作为向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投票同意的国家之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约国，这个大国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这些人权的普遍性，而不是什么“西方价值观”。而挑动民族情绪，和非敌即友的二分法，如Jagland所说，历史上的例子很多，但最后受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那张空椅子也有着正面的象征意义。缺席的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政权，但无论刘晓波在不在那里，那张椅子所承载的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强权可以阻止那张椅子的主人坐上去，但人心是关不住的，更是不可能用钱收买的 —— 公道自在人心。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可以在外媒上砸出一点点所谓的“软实力”，但这把空椅子前，这些金钱攻势显得有多么的无力。让我再重复一次姜瑜的名言：

不是什么人自认为掌握着舆论工具，跳得高，叫得欢，谁就掌握世界的公理！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维基泄密的资料说Google的问题是因为李长春同志在Google.com里搜索了自己的名字感到不爽造成的，我表示了相当的怀疑。毕竟是九大长老之一，而且是专门管宣传阵线的，这点打击都受不了，心理素质如此之差不是不可能，只是可能性极低。而且如果是真的话，中国人民该要有多么不幸，才能摊到一个根本是心智不健全的“国家领导人"啊？

感谢维基泄密所赐，更多关于Google和中国方面交涉的资料被泄露了出来。关于李长春的那部分是使馆和Google获得的二手消息，真实性存疑，本身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使馆也直接从Google方面获得了消息，对于Google来说，这消息是一手的，而且Google也没有动机对美使馆说谎，毕竟是请求政府帮助自己赚钱，说谎对谁都没好处。有了这些新的资料，我觉得Google整件事可以重新解释了。而且我得出了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的结论：也许李长春同志真的心智不健全。

如果你还记得高也同学和他著名的“心神不宁”一说，那么你对那场针对Google的宣传攻势肯定还记忆犹新。当然我还是再复述一遍，主要是高也同学露面的日期很重要：2009年6月18日。当时朝廷对Google的“处罚措施”中主要的两条是“暂停联想词”和“暂停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当然，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在当时都看出来了后者才是重点，联想词的问题只是小事。不过我们不太知道朝廷为什么怎么做，根据当时知道的背景，大多数人将动机归结到了为绿坝造势。

但后来Google也并没有取消境外网页搜索 —— 很明显，这应该是Google可以退让的底线了，虽然对朝廷来说这并不足够。之后就发生了黑客攻击，大量民主和维权人士的gmail帐号被侵入，而且据说Google有知识产权的资料被窃。最终今年一月，Google公开宣布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政策。

不过很显然，我们都不完全正确。根据新公布的两份电报09BEIJING1336和09BEIJING1957，要求Google停止提供国外搜索结果明显是有前因后果的，而18日的高也事件（当然这样概括并不准确，不过上口。高也同学不好意思了 —— 做传声筒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好后果的），也许是整个事件从私底下走向公开的关键分水岭。

在5月18日的电报中，也就是高也事件一个月前，Google表示已经收到口头要求移除Google.cn页面上Google国际版的链接。朝廷，特别是李长春同志称Google.com为“非法网站”。Google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一是这违反了Google在美国会作证时的承诺，另外Google律师相信这种要求没有法律依据（西方人傻起来也是挺可爱的）。我觉得其实从商业方面考虑，Google也需要保卫国际版不被封锁，因为Google已经发誓不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储存用户资料，gmail和广告服务走的都是.com的服务器，如果被封锁，肯定会对业务造成冲击。

不过在这个时候，Google还对朝廷抱有希望，在电文中说虽然希望美国给予支持，但要求不要公开这些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和商业后果。但在另一份7月的电报中，也就是高也同学发言之后，Google方面表示因为长期被“滋扰”，包括媒体的负面报道和税务部门的不断审核，已经在考虑放弃Google.cn的可能性。公司从2007年到09年多次被询问能否移除google.com的链接，而今年是公司第一次明确拒绝中国官方的要求。Google相信媒体攻击（注，也就是高也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这个。

几乎可以肯定，官方公开要求Google停止境外网页搜索服务的背景无疑是这两份电报中的介绍，从中也可以看出Google在无法守住底线后思维的改变。至于朝廷这样做的动机，两份电报中给了两个可能的动机，一个是李长春同志，一个是“政治敏感日”要加强审查 —— 09年是六四二十周年，受到的关注肯定比往年更多。如果两份电报资料正确，那我毫不犹豫把票投给李长春同志。原因如下：

• 连续两年羞涩的询问Google能否取下链接 —— 你什么时候看到无孔不X的伟光正在国内那么温柔过？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自知理亏，二是这是少数人行为，所以很难大规模动员国家机器。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比较大，而09年首次明确要求取下链接，很可能是趁着前几个月反低俗活动和敏感日的临近从而取得一个名正言顺，可以同时向民众和党内其他长老交代的理由，也就是说，这行为很长时间内没有取得长老间的广泛支持；
• 朝廷通过高也和Google公开决裂是在6月18日，也就是二十周年敏感日之后。也就是说要求Google取下链接的急迫性其实并不强，只是可能因为被Google第一次拒绝要求而将事件升级；
• 当Google遭到黑客攻击时，“中国线人”再一次指出该事件是高层直接下令的。如果Google的消息来源不是这位线人，那这又是一交叉证明；
• Google之所以能进入中国，这起初就代表了官方对其的容忍。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好案例 —— 政治就是应该互相妥协。Google是在2006年建立Google.cn的。这一年间发生了什么事让官方改变了主意。翻了下皇历，找不到什么可以严重触及朝廷G点的事。

我不敢保证我的判断完全正确。但我想说的，其实很多事并不像阴谋论那样复杂，一个商家的目的就是赚钱，而且尽量通过正当手段赚钱。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政治干扰因而赚不到钱，那当然该走了。在高也事件时我就认为Google应该考虑退出中国，否则整个Google.cn之外的搜索服务都会受害，原因就是如此，Google在中国的核心用户群并不在乎国内国外的区别，主动“进入市场”，反倒是把主动命脉交给朝廷捏着。而另一方的动机也应该是很简单的，只是我没想到是如此的简单。

但得出背后的原因才是让我吃惊的。维基泄密透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例如何亚非曾经说朝鲜是一个被惯坏的小朋友。我觉得何亚非言轻了，这可是一个有核弹，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小朋友”。不过更可怕的是，还有一个被惯坏的大朋友，不仅有核弹，还掌握着全球经济命脉和拥有威力超过百枚核弹的真理部。

有些内容倒是第一次听说，但并不是那么有震撼性。例如美帝驻比什凯克的大使曾经收到消息说我朝承诺30亿美元援助吉尔吉斯斯坦，以此为条件关闭美军的玛纳斯空军基地。我朝大使很明显没料到美帝的情报部门那么厉害，因此在两国大使会面时吃惊得结巴忘了怎么说俄语。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姓张的大使虽然没有否认此事，但说“如果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绝不会同意，而且会导致革命”。电报结尾说，在天朝外交人员面前谈“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是一种禁忌。言外之意就是这位大使没有避嫌。

今天公布的资料只占到维基泄密所拥有的资料的千分之一，但剩下的东西究竟对天朝屁民有多大价值，我不抱太大希望。已经阅览过全部文件的媒体谈到可能造成的外交风波，和天朝有关的无论就是朝鲜，伊朗和对Google的攻击。Google的事情据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在搜索自己名字之后发现批评自己的文章，从而有了接下来一连串的黑客攻击。但我相信很多人早就知道这些事情背后是由天朝主导的。维基泄密无非就是证实了传言，捅破了Google没有捅破的那层纸。

想到此我突然有一种自豪感。相对于美帝人民来说，我们获取资讯的能力丝毫不比美帝治理下那“虚伪的资本主义言论自由”差。虽然我朝的媒体只报好消息，但我们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道消息网络，大到当今圣上的家庭和私生活，小到某个地方发生的群体事件，我们在资讯上一点都没有落后。而且比较维基泄密的主要泄密者Bradley Manning被捕，我们有大量小泄密者深藏于人民群众之间，至今仍然安全生活。

不知道是否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 我们也许真的比美帝好五倍？不过换个方面来看，这也证明了更加透明，公开，民主的政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无论怎么阻挡，人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去了解他们应该知道的那些事情。而信息的自由流动则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为此，我要向所有为了良心的泄密者致敬，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已经进入监狱的泄密者，包括Manning和师涛。

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泄密外交文件公布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情报，这些情报并不一定准确。例如Google和政治局委员的那段我就持怀疑态度 —— 这太像我们以前听到的某个传言，而美帝的情报部门有听风就是雨的前科。这次泄密外交文件的主要功能还是以此窥探美帝的外交政策，对各国政策和领导人的真实看法。在这一点上面，我很期待北京使馆在六四事件，中国权力交接等关键事件时发回国内的电报和分析。研究美帝对国际事件的看法和背后的作用，这些资料的价值无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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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维基解密网站在一个页面提供了所有和中国相关的泄密文档。虽然就我看来这个页面并不完全。

至少对于我来说，每次回到祖国怀抱，还没回过神来，通常都是一幕长长无秩序的队伍提醒我，我确实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例如去年落地，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充交通卡坐地铁，当然，我还没回过神，还像国外一样离窗口前那名顾客2米远的距离静候，周围的人似乎都当我不存在纷纷跃到前面，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了。无论是从我的常识，还是经济学常识来讲，对于排队中的某些现象我都无法理解。例如两个人之间保持的距离可以逼近到一个食指的距离 —— 除非你有脸直接挤到我前面，你无论离我多远，这并不影响你的利益呀？机场前的排队也类似，先上后上影响似乎并不大，那个座位你已经预订了，而且无论先后，都是要等人上完之后才能走。行李也许无法放到一个方便的位置，但就多走几步路看上去也不是什么严重的利益损害。

我知道这是一个被“海归”和“假洋鬼子”说烂了的话题，不管是国内亲戚朋友，还是国外假洋鬼子，通常把这归咎于素质问题，“中国人素质低，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这个观点对我来说至少有两点无法接受，一，这很显然政治不正确，我预期只有“西方反华势力”之流才会那么爽快的侮辱中国人的素质；二，无论你怎么比，中国人的素质和西方人相比，很多方面并不低。在有大量华人居民的西方国家，华人受教育程度通常在不同种族间名列前茅。就算是中国的教育，在科学，技术等理科常识和基础方面，通常也比对应年龄的西方人高出一大截。要说起道德教育，我朝就更是世界领先了，什么八荣八耻，文明市民，大中小学生行为规范之类的，国外哪里有这么系统，长期的思想品德教育？

否定这个疑问很简单，要问任何一个人不排队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不是低素质，除开各种各样的理由，我相信很少人会在内心里承认这不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不是如此，这也肯定不是素质的问题。

另一种常常听到的解释是“中国人多资源少，以前过物资短缺的穷日子，所以抢习惯了”等文化或者习惯论。这看上去挺有道理，在国外也有类似例子，例如在奥克兰等公车就无需像英国人那样乖乖在bus stop那个牌子下排成一列。而是公车停到哪里，离那里最近的人就先上。毕竟使用者不多，不需要抢，而且排队可能反而会降低效率。

可这实际上也经不起推敲。首先现在很多物资并不稀缺了，去抢没有意义，而真正去抢的人省下的那点时间能创造出多少效益我是持怀疑态度；而且很多地方，例如医院和银行，虽然一个排号也是稀缺资源，但绝大数人却依然很听话的排队（作为穷学生，我在国内几乎什么队都排过，所以我知道VIP窗口和后门之类的，不过那是另话）。

事实上我们绝对不是不懂如何排队，或者没那个素质。例如在帝都北京，无论是公交还是地铁这种有限资源，需要抢位置或者等下一班的服务，相对于全国其他城市而言，可以说是相当不错。这不仅仅是帝都人民素质高，北京作为我朝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有大量外来人口。我知道的在北京的朋友或者网友，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北京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屈指可数，大多数人都是“移民”。说他们都是北京人素质高的结果显然有点勉强。

当然进步的原因很明显：奥运。一是有大量突然出现的红袖章监督你；二这毕竟是中国人，虽然实际上是朝廷的面子，贫民窟可以修建围墙或者加层皮让它看上去更美好，可人却无法戴个面具横行在公共场合。实际上在国外也是如此，至少这里华人的思维是如果看见哪个华人做了一些低素质的事情，心里通常都是怕他给整个族群抹黑，于是我们就陷入了精神分裂，在国外被环境同化，再国内又迅速转变角色。至于这个是恢复原貌还是再次被同化就不说了。

我觉得这和我们的一种习性有关： 无论做什么事，这件事必须要是有某种“意义”的。这个“意义”的定义并不准确会随时变化，但通常和钱有关。例如上学的意义是找到好工作，工作的意义是赚钱；而写blog 在我的长辈看来就是没有意义的 —— 写文章是免费劳动，也对对口专业无帮助，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排队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解释。没其他条件的影响下，不排队省下的时间和心理满足感可以被认为是经济意义（虽然无秩序的活动会降低每一个人的效益，但重点是心理上的效益）；而一旦有一个比经济利益更高的意义出现，例如中国人的颜面，那么选择当然也就不同。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和先后秩序，和内心的价值观息息相关。可以从医院和银行里获得的东西都很重要，如果不排队则会被拒绝服务，这样似乎就很好理解了。

至少我认为这个顺序这能很好反应当今中国社会需要排队，用不了VIP窗口的那一群人的价值观取向。本质上中国人的素质绝对不低，但只是高素质这个东西在社会中的价值太低了。有很多东西的价值可以高于事物的本质，例如在网上充满政治口水的论坛和blog也随处可见类似的情况 —— 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说“民主能当饭吃吗/共产党让我们吃饱了饭”，而能真正用实打实的用数字等硬证据，逻辑来认真探讨问题本质并且就此发表观点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别看我，我知道我完全算不上:)。网上那么多政治口水文，我觉得很多还不如胡紫薇姐姐的那句话有价值。

以前读书看到福柯的理论，说学校教育的东西会进入我们的潜意识，反应统治者的愿望，例如要求按时上下学所以我们以后也会按时上下班；从小就受“爱国主义教育”，长大后我们看到美帝做坏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打倒美帝”。几十年前是如此，只不过现在有一个比学习更强大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至于这是为什么，其实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常常说，这个国家的很多问题和现实完全可以用几句话甚至是一句话归结，但问题是，这句话说出来就是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