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绿党。这是新西兰实行比例代表制以来绿党第一次超越10%的门槛。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绿党在国家政治中有这样的影响力。在一些平均教育水平很高的选区，例如Wellington Central，绿党得票率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6%，只比工党少12票，这不单单是工党-绿党之间的游离票可以解释的。在这一届选举中绿党从一个左翼的，极端的小众党派向中间靠拢。这相当有可能是绿党继续成长，成为国家政治中第三股力量的前奏。我个人认为，新西兰只有两个政党有长远目光，一个是毛利党，一个就是绿党。毛利党的长远目光来自于毛利文化，并不一定能造福所有人，所以绿党的成长对整个国家没有坏处。

在选前我很期望新西兰代表1%的政党 - 行动党从国家政治中彻底消失。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不过也不错了。行动党勉强保留住了Epsom的席位，但政党票却彻底崩溃。这使得John Banks成为行动党在议会内唯一的议员。毫无疑问，这将会是行动党覆灭的前奏。当一个政党实在太小，而且又加入了政府，被民众遗忘的可能性相当大，就像是Jim Anderton退休之后就后继无人。Peter Dunne 和行动党的保质期都快到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Don Brash在选举后当即宣布辞职 —— 多么无耻的一个人，把别人的政党绑架，彻底摧毁，看到自己再也捞不到好处之后，自己潇洒一挥手就跑路了。

另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结果是Winston Peters回来了，而且还是一次相当有力的登场。近7%的得票率会使得新西兰优先党获得8-9个席位，成为议会的第四大党。我不认为Peters本身真的反移民，他只是那种和John Key一样的投机主义者罢了。目标选民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至于究竟会做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选举的结果让他很难在接下来三年的国家政治中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所以2014年他能不能留下来还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是选举夜的结果：

来源：维基百科英文版（遵守创作共用-署名协议）

我觉得选举最幸运的事情是国家党没有过半。虽然国家党议席有所上升，实际算起来，政府议席（国家党+行动党+联合未来党+毛利党）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2008年选举后是58+5+1+5，而这次选举后是60+1+1+3。支持政府的议席数量其实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还没有结束。大概还有20万的“特殊投票”（Special Votes），也就是居民不在自己选区进行的投票没有计算。熟悉新西兰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一部分选票通常都倾向左翼，特别是绿党。几乎每一届的选举中绿党在清点特殊投票后的得票率都会增加，而且常常增加一个席位。在这一次选举中，绿党只要增加大约0.2%的总得票率就能从国家党那里拿走一个席位（其实优先党只需要增加0.05%，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样的话，国家党反而处于比上届议会更劣势的地位 —— 上届议会，国家党只需要行动党的支持就能过半。而如果国家党再损失一个席位，国家党则将同时需要John Banks 和 Peter Dunne。 更靠中间路线的Peter Dunne更可能阻止国家党胡来。

但最让人失望的是这次选举的投票率：除开特殊投票之外只有65%，是新西兰近百年来投票率最低的选举。所以，在John Key 高喊“有更多的新西兰人投了我们一票”时，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事实。上届国家党总共得票105万。这一次包括特殊票之后，也会大概在这个数字左右。在新西兰，高投票率对左翼有利 —— 近代投票率最高的选举是84年赶走Robert Muldoon的那次。如果这次投票率和上一届一样，结果很可能会有显著的不同。

这也是我为什么常常说，不管你的政治倾向如何，一定要投票，特别是作为天朝人来说，如果还不珍惜实践民主权利的机会，那真是不可理喻。我常常举新西兰历史上曾经有人以一票优势获胜的案例来说明投票的重要性。这次选举提供了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案例。传统的工党强势地区，也是基督城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Christchurch Central 选区，产生了新西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在选区议员票方面，工党和国家党的两位候选人得票数一模一样，打成平手。虽然清点特殊票很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无论谁赢，其优势估计都在百票之内。不知道没投票的那35%人群，特别是居住在这个选区里却没有投票的选民，会怎么想？

至于未来三年，作为非资本家的我来说，不抱太大期望。和大多数选民不同的是，我的记忆范围特别长，至少涵盖三四十年。和前几届国家党政府比较，这届政府的手段看上去很熟悉 —— 通过窒息经济的手段来压低利息，通过剥夺员工权利来降低商业成本。至于期望失业率会下降的选民，那真的是记性不好。按照“市场经济”思维，失业率高是有好处的。更多的人在竞争相同数量的职位，从而使得整体工资水平降低，而让各种老板高兴。这是上次国家党政府的手段 （找财政部的历史文件，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这次我也没看出什么不同。赶吃福利的人去找工作也是为了增加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而只有纯洁的选民会跟着宣传的大棒认为吃福利的人都是懒人。我并不反对竞争，但这种基于煽动仇恨和对立的宣传让我从心底里感到恶心。既然如此，我读完书之后也随时准备和这里说拜拜。

在80-90年代，新西兰政界也产生了一场关于选举制度的类似争论。在MMP之前，新西兰和英国一样使用选区简单多数票制度（First Past the Post, FPP）。根据法国政治学家杜瓦杰的“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任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都会造成政治环境逐渐向两党制发展。至少在新西兰，这条法则似乎是正确的。从议会建立之后，新西兰政局逐渐形成了改革党（Reforms Party）和自由党（Liberal Party）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而在工党（Labour Party）于20世纪初崛起时，这两大党派被迫联合，形成了今天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逐渐形成了工党和国家党的两党政治。从四十到六十年代间，政治版图中长期被两党占据，没有第三党或者独立议员的存在。而从60年代开始，选民对这种两党政治感到逐渐厌倦，而当选民对两党均无好感之时，却没有第三个可能的选项。政界当时最有可能的 “第三党”，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虽然全国得票率并不低，甚至在1981年的选举中赢得超过20%的选票，但因为选民分散的因素，从来没有在总数80-99席的议会中赢得两个席位以上。

和FPP相比，比例代表制使得政治力量更难控制选举结果。新西兰的政治版图传统上都二元划分为城市和乡村。用地理划分的选区制度使得工党在1978年和1981年选举中，虽然赢得了全国多数票，却在议席数量上却少于对手国家党，因此输掉了选举。新西兰在20世纪初期还有一个叫“乡村议席”（Country Quota）的政策。为了保障国家政治中的乡村地区利益，乡村选区的人口被特意设定为比城市选区人口少。该政策一直不受依靠城市选区的工党欢迎，在40年代被其取消。后来的政治评论说这很可能间接影响了选情紧凑的1946年选举结果，使得工党赢得了第四个任期。

理解了新西兰今天的选举制度是如何产生之后，评判今天这个选举制度的好坏就容易得多了。MMP解决了当初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得票比例和议席比例不 同，使得“一人一票”有了现实意义。它同时也让议会更加多元化。从政党方面来看，选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比较以前的两党政治，今天的议会中有8个政党，政治光谱的每一个部分几乎都有相应的政党在议会里代表，而议员的背景也更加多元，有更多的少数族裔议员得以进入议会。

更重要的是比例代表对权力的制约。不少评论家都认为，新西兰在1993年公投之后改换如今的选举制度，标志着民众看法两极化的80年代自由经济改革的结束。之后无论是谁执政，都再没能够获得绝对多数议席，无法推行极端政策。但历史上的改变并不是政客主动交权。政客普遍不喜欢MMP, 被广泛认为善于和小党合作的前总理Helen Clark，其实以前也非常讨厌比例代表制。按照以前的一些说法，这个改变其实是一次……事故。1987年工党总理David Lange在辩论时，看错了幕僚给他写的便条，“不小心” 宣布了公投。他马上后悔，也并未如约举行公投。可是反对党为了跟进，也宣布了相同政策。虽然后来也后悔，但政客鲜有的诚实使得承诺执行了。

但决定选举制度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这个问题，比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因为MMP本身也不是没有缺点。例如决定谁主政的权力也许并不在选民的手中。小党虽然票数不多，但却往往起到可以决定政府生死的作用，例如历史上的Winston Peters。另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是议员不用向选民，而是向自己所属的政党负责。因为一名议员没有选区也照样能够进入议会，选民对具体人选并没有最终发言权。

因此当选民做出制度改变这种重要决定之时，评判标准通常不是每个制度本身的价值，而是和当时的环境有关。在08年以前，对现有制度的 改革呼声相当之高，但其原因却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对时任政府和类似与Peters这种绑架政府的小党政客不满。而今天，新西兰人改革的欲望并不高，保留现有制度的选民总是略占多数。民调中一个更为明显的特色是，有相当高的选民对这项议题表示“不知道”，或者只知道FPP和MMP之间的差异。至于公投中的其他几个选项，似乎没几个人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新西兰选举委员会制作了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网站，包括对每一个选项的视频和图片说明。但要真正明白公投中每个选项的真正含义和差异，却不是简单看几张图就能明白的。网站上虽然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说明，但会有几个一般选民去真正的安排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认真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宣传就极有可能影响最终公投结果。在1993年的公投中，MMP仅以非常微弱的多数（54%）获得选民通过，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阵营的宣传十分成功。当时由一些大多属右翼人士组成的反MMP 宣传突出两点，一是指出议员数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使得政府更加臃肿；二是政府会更加不稳定。但在MMP运行了将近20年之后，这两者似乎都没有成立。

这次反对MMP的组织并没有继续要求回到以前的制度，而是鼓励选民投票给并立制（Supplementary member），FPP和MMP中间（但是靠FPP）的制度。执政党国家党虽然嘴上没说，但实际上支持改变。对于我来说，我不想告诉本地有选举权的华人他们应该如何投票。但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是正确的：任何一个民主制度，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超过一半的人支持，就不能凭空给他们硬造出一个绝对多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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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并不熟悉这个国家的历史，那么我强烈推荐你看看该短片，特别是开始5分钟回顾历史的那一段。如果除去片中工党的角度，这是新西兰历史很好的浓缩版；如果从宣传的角度来说，这也是相当聪明的一段宣传。虽然表面上是在讲历史，但更重要的是把那些真正想说的观点悄悄的塞给了选民 —— 很多重点只是一笔带过。例如工党怎么在赢得多数选票的情况下输掉了1978年和1981年的选举（MMP比例代表制的重要性），1951年码头工人抗议 （工会的重要性），8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变卖国有资产）等等。以史为鉴，至少我认为任何一个稍微有思考能力的选民在看到这段历史回顾之后，他们至少会重新思考这个国家和现今政府的道路是否需要修正。如果工党接下来20多天用这样的智慧进行竞选活动，我不觉得工党完全没有希望。

反对党从2008年选举后开始的颓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任总理John Key的个人魅力。其实从上一次选举中，国家党的策略就相当的清晰：John Key是一个给民众看的门面，把他描画为一个走“中间路线”的“普通人”。可接下来的三年已经证明了，这个门面并不代表整个政党真的想做的那些东西。国家党在接下来的三年执政中延续了这样的政策，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负面消息，满带笑容John Key出来挥下手就能让大部分选民忘掉真正重要的事实。今年选举的宣传广告延续了这一策略：看完国家党20分钟的短片，会给人一种这是John Key个人宣传的印象。只是这次的包装有点失败，鼓掌的声音太假，观众问的问题是安排好了的就算了，有些问题还显得相当弱智。

我十分厌恶这种策略。为什么？因为作为天朝人，我对这种虚伪的笑脸并不陌生：我们有自己的温影帝，而且他的演技不仅比新西兰的这位影帝更强，还更自然。温影帝会做菜，打太极，打棒球，非常入戏；而新西兰这位影帝的演技却实在是没有到家，就像是看一部制作低劣的电影，但最重要的区别是，人们会被强迫看这场电影很多年。

就像丘吉尔所说，如果你到路上随便找几个选民聊天，你就能找到反对民主制度的最好理由。选民喜欢沉迷在表面假象中。国家党依靠John Key的形象将自己打扮为“全新的政党“，而把反对党描述为老旧不堪的即将散架的机器。看上去很真，不过很多人不会看到的是政府部长中不知有多少和反对党一样老，在议会里的时间超过了20年。对于任何一个西敏寺制政体的国家，总理只是一个门面，内阁才是真正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机构。

新西兰人也许不知道“影帝”这个词，但开始清醒的选民也给这个国家的影帝定了性：“the smiling assassin”，“smile and wave Prime Minister”。工党今年的选举策略也很明显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也并没有选择和John Key的演技直接交锋，而是努力把选民的关注引向政策和价值区别而不是个人魅力，像在那短片中，制作者很聪明的把新西兰人所珍惜的那些价值：社会公平，人人都有工作，减少贫富差距等和政党本身联系在一起。而且据我所知，这是工党第一次这样如此公开的承认自己在80年代新自由经济改革是个错误。

1957年的工党政府因为征收烟酒税，只延续了一届就被选下台。短片评论说这个观点在当时过于超前从而导致失败。这也是我对于这次工党让人眼前一新的选举策略的看法。但不仅在新西兰国内，国际社会的“占领”活动也证明了未来的政治走向应该会更重视政策的重要性，而不是今天依靠美元和各种货币包装的个人魅力。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选举策略会在今年真的成功，但在选民长期把关注力放在党魁一个人身上之后，这种改变虽然不会马上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但其长远影响却可能比我们现在看到更为深刻。

但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虽然我一直立场偏左，我从来没有投过工党一票。但若工党真的能够像这段短片所宣示的一样，重新回到自己的历史根源和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社会公平，独立自主，追求真正的经济繁荣而不是一个GDP数字，那么我这一票已经决定了。

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下新法律 —— 我想在这里的天朝学子应该认真关注这个问题。比起以前的Section 92a，新修改有很多进步，但从本质上来说，两部修法的核心都是一样的 —— 假定有罪和中断用户使用网络的权利。

Google 在针对 Section 92A 提交的建议书【PDF】中就提到，她收到的数字千禧年法版权通知中，有三分之一并不真实，有高达一半的通知是一家公司针对竞争对手采取的措施。当然肯定有确实被侵犯版权的事情发生，但这种法律上的指责理应通过司法过程来确定，而不是坐着办公室里就可以大面积散布的侵犯版权通知 —— Section 92A 就是把版权通知作为侵犯版权的确凿证据。

不过新通过的Section 122MA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122MA Infringement notice as evidenc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1)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Tribunal, in relation to an infringement notice, it is presumed:

(a) that each incidence of file sharing identified in the notice constituted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owner's copyright in the work identified; and
(b) that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in the infringement notice is correct; and
(c) that the infringement notice was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2) An account holder may submit evidence that, or give reasons why, any 1 or more of the presumptions in subsection (1) do not apply with respect to any particular infringement identified in an infringement notice.
(3) If an account holder submits evidence or gives reasons a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the rights owner must satisfy the Tribunal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relevant infringement or notice, the particular presumption or presumptions are correct.

粗体部分是我加的。

这一点都不像是认真的修法，而更像是给原版的涂脂抹粉。虽然不再说版权持有者发出的通知就是对方侵犯版权的确凿证据，而只是“假设有罪（presumed）”，但这修饰并没有任何意义，用户还是会因“假设有罪”的行为受到惩罚。虽然可以在仲裁庭上挑战这种假设，但需要用户证明自己无罪，而不是让版权持有者来证明用户有罪。

更本质的问题是终止用户的互联网帐号依然是惩罚措施之一。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使得不少国家开始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这不仅保障人们在社会中的通讯权，公民自由—— 集会，言论等自由在今天的表现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看看中东就知。何况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已经电子化了，失去网络连接会严重的影响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能力。

不过关于这一点，新法退让了两处，一是只有地方法院，而不是仲裁庭才有权决定终止一个人的互联网帐号。另外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终止用户帐号的相关部分（Section 122O），不会马上生效。而是要对互联网用户“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仲裁庭和罚款无助于制止网络侵犯版权行为的发生，政府才会决定生效这一部分。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国家党政府在选举时是以“反保姆国家”为口号的，而上台之后，却不断的在制造一个更大的保姆国家 —— 前段时间的另一个修法是，以前病假三天以上才需要给雇主证明，现在一天就需要证明。让人仿佛感觉回到了上小学给老师带条子的时代。

天朝的法律学生走出校门之后会遇到“法律不是挡箭牌”的问题，我突然发现在这里其实也一样，什么无罪推论，正当法律程序之类的概念还是可以被 随意扔出窗外的。但我着实不认为新法的实用性比Section 92a有任何提高。这有点像RIAA为首的版权恐怖份子在美国大面积控告个人侵犯版权者的预演，也就是把这个过程法律明文化了 ——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的。不过新法比较好的一点是规定了赔偿上限不得超过$15,000。对于海外，特别是美帝的版权恐怖份子来讲，这点钱不痛不痒，但对于本地的艺术产业来说，这还是值点钱的。

新的修法只是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至于如何实行，还得等待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所制定的细节和施行措施。这应该会在半年内出现。到时候应会对该法律的凶猛程度有更好的认识。

P.S. 新西兰有个海盗党 （其实2009年就有了），比较悲剧的是，新西兰法律要求一个政党需要有500名“Financial Member”，也就是付费入党的党员才能注册政党，而近两年过去了，只有50人加入。我常常笑话说这是罕有的自己被自己的理想给害死的案例。如果你来自本地的话，该党的入党费最近从$10降低到了$2，给我证明我是错的吧。

有段时间对新西兰的媒体很感兴趣，印象最深的就是NZPA。NZPA的运作方式和美联社类似，都是合作型通讯社。通讯社由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所拥有，各个加入报社向通讯社提供新闻，也从新闻社获取其他地区的新闻。不过有点不同的，这个交换是强制的，一家报社买新闻的同时也必须贡献出自己的资源。

当你考虑到这个国家的现实情况时，这样的制度其实是相当合适的。地广人稀，没有足够的市场支撑一个可以覆盖全国所有地方的媒体或者通讯社 —— 再说这个小国家也没有那么多新闻可以报。新西兰国营的电视台刚开播时，和BBC一样在不同地区播出本地化的新闻报道。不过后来就发现这完全没意义。因此直接利用每个地区已有的媒体资源向其他地区共享就是最好的选择，NZPA一百多年来就是沿着这种模式发展的。

不过时代变了。以前每个地区的主要报纸，包括奥克兰的New Zealand Herald, 惠灵顿的The Dominion，基督城的The Press都是本地不同企业拥有的，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市场，没有太多利益冲突。市场化之后外资进入，地方媒体逐渐被外资并购，合并。媒体市场最后就只剩下两家外资Fairfax和APN独大了。这听上去不是问题，但这两家在海外就是竞争对手，而在新西兰，却要在NZPA这张桌子上被迫“互利互惠”，这显然会让他们不高兴。

最早表现出不舒服的是Fairfax。当竞争对手APN侵入原本是自己垄断的周日报刊市场时，他终于不干了，威胁要整个退出NZPA ——如果Fairfax带着近一半的报纸退出，毫无疑问NZPA就会垮台。最后找到的折中方案是，不再强制要求各大加入报社共享资源，而是将NZPA改造为独立采编新闻的通讯社。依靠两大外资的继续支持，NZPA继续生存了5年。但由于资源有限，NZPA只能将有限的人力集中于大城市中，那些小地方的新闻在报章上出现的频率就减少了，因为两大集团只会和自己的地方报纸分享新闻。人们逐渐的被限制在了自己的地域和阅读范围内，而不知这之外发生的事情。

虽然互联网缓解了地方新闻的缺失，不过这也是可能是压垮NZPA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次据说还是因为Fairfax决意要退出，导致通讯社在经济上不可能再继续下去。而背后的原因非常有可能是不希望自家的资源通过NZPA出现在了对方网站上。

我不是媒体专家，为什么要花点篇幅介绍一下这个几乎不重要的小国家中发生的媒体战，其实这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新西兰媒体市场小，但小才能更方便的作为一个缩影来观察。这里生产的媒体人员并非业余（我知道来自本地的朋友也许不会同意我的说法，是因为这些专业人员很多都去国外了）。这个国家曾经是西方经济自由化的试验田，在其他国家通常都很成功，但在这个国家，很多行业却以悲剧收场 —— 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以前政府必须在电信和邮政中间放弃其一，结果这个国家非常悲剧的完全放弃了电信行业。

当然我们也并不喜欢天朝今天的媒体行业状态，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完全市场化？不见得。在NZPA即将结束的消息公布之后，Fairfax旗下的报纸几乎没有对此事进行任何报道，只在网站上有一篇很显然是文宣的“通稿”，至于内容，你也想象得到的。

通讯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未加工新闻（raw news），通过各个媒体的加工之后再出现在报章上让我们阅读。因为这一点，通讯社并不会一味追求眼球，而是做到事无巨细。NZPA是媒唯一一家提供议会中每项法案细节的媒体，媒体通告大众的功能也在这里显现。只不过当NZPA留下这个真空之后，不知完全逐利的商业媒体是否会填补这个空虚。

如果本地的同学对此感兴趣的话，我对这个话题的很多了解，包括这篇blog里的大部分叙述来自己这本书：Word War: How 125 years of newspaper co-operation was consigned to history。

如果震中处于市区下方，那么我对这个国家不抱任何信心。

自己有什么水平不是关键，关键要有自知之明。这一点上面新西兰还是很好，第一时间就放国外的救援队进入基督城，特别是兄弟国家澳大利亚。

但中西观念的不同之处，还是有很多让我不满的地方。例如几个倒塌的主要建筑，包括完全倒塌的基督城电视台大楼，都是被封锁起来了的不允许民众进去。当然，这是为了民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着想。但如果是在中国，中国人那么多，男女老幼齐上阵用人力都能给他搬完 —— 反正如果真来了余震那也就认命了。但基督城作为第二大城市，人也不少啊。例如大学学生最近就被组织起来，不过不是抬砖头，而是清理各家各户的废墟。这完全没有理由，那些低危险度的倒塌建筑物完全可以让民众自发去搜救。

当然我不是彻底怀疑制度。一个好制度遇到的短期困难会很严重，但长期而言，确会比冒进者更为平稳向前的发展。不过规矩是规矩，有时候该冒的风险是值得去冒的。

发这个主要是报一声平安。最近有不少国内朋友询问我的安全 —— 基督城离奥克兰有近千公里远，地震时我都毫无感觉，就别提什么安危了。虽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新西兰是个小国家，但还没那么小：）

但小国家有个好处是，人际关系网络紧密。不管是这个国家的什么人，没准就是你朋友的朋友，所以若要有个什么事也会比较齐心。如果有本地的朋友在读这里，我建议大家都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不一定是要向红十字会捐钱。你可以捐出你不再需要的有线电话座机 —— 在灾区不通电的情况下这会有很大的帮助；或者如果家里有空余的床位，可以提供给逃离基督城，需要一个临时安身之处的人们。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新西兰议会最近发生了一次颇为喜剧的辩论。本月10日，一个关于税改的法律修订案（Taxa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Remedial Matters) Bill）在议会里进行一读前的讨论。负责这个法案的部长不在，于是就由国家党的另一位部长（广播和移民部长）Jonathan Coleman代为阅读部长的对该修订案的介绍。这位先生充分利用了议会辩论中给他的十分钟阅读部长的稿子，可问题是——他拿错了演讲稿。他阅读的是关于另一个，两年前已经通过的修改案（Taxatio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Life Assurance and Remedial Matters) Bill）。

如果想看这位部长是如何坚持阅读一份错误的演讲稿，视频在这里。

当然人人都会犯错，没有人期待议员做到完美。再说两个法案的名字和内容的确很相似，而Coleman并不负责这个法案，所以对他来说，一时没反应过来的确情有可原。可问题是，他拿着错误的稿子认认真真读了整整十分钟，不仅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拿错了演讲，连和他同一政党的议员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错误，倒是反对党一方制造了不少噪音，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从此可以看出，议员都在睡觉，没有人在仔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

英式议会法律通过前需要进行三读，的目之一是让不同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融入到法案当中，将政府的法案暴露于公众和其他议员的检查之下，而达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就是议会辩论。但西敏寺系统的问题就在于，议会的最大党也是执政党，虽然名义上有辩论存在，但辩论对最终结果通常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执政党通常已经有足够票数，可以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意见。这个税改法案也是一样，虽然部长完全在做梦读错了稿子，可一读还是顺利通过了。实际上在真正的辩论之前，每一个政党早已对辩论话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执政党并不会因为被指出错误而更改任何东西。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投票。反正大家都已经有自己的观点，辩论改变不了最终结果，那还浪费时间做什么？

相对而言，美帝在这方面的确比英国人进步很多。判断一个议会是否货真价实的另一个条件就是立法权不能被行政权干涉，否则就是民选独裁，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新西兰全国地方选举已经在10月10日结束。当时我并没有时间评论奥克兰的情况，现在新闻的时效性也已经过了，再说英文评论比我强百倍，所以再说也无用。不过有条新闻倒是很值得一提。最近在各种网站上闲逛找工作，在南岛Mackenzie District 地区政府的网站上找到了下面这个招聘前台的广告：

Receptionist - As a result of our receptionist being successfully elected as Mayor, we require a new Receptionist for our Fairlie office...

Mayor这个词语之前的句子我都很熟悉，很多公司招前台接待的原因无非就是以前的那个晋升了。前台接待通常都是一个公司中地位最低的职业，虽然薪资是最少的，但要求的能力却不少，能随机应变，交流能力强，什么知识都要知道一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台通常是进入一个公司的敲门砖，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很多人做此类职业的时候，早已对今后的路途做好了打算，而绝不会只想呆在这个位置不想前进。但“因为我们的前台成功当选为新一任市长”，这种广告词和火箭式的窜升我还真是从没听说。严格来说我听说过，但那是王洪文，天朝案例不能算正常案例。

第一次看到Mackenzie District这个名字，以地理知识自豪的我也挠头了。这个地区在南岛基督城西边，新西兰最高峰库克山就座落于该地区。不过重点是，地区面积七千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不到四千。所以可以想象的是，像这种类似于村庄的地方，地方选举基本上就是选邻居了，选来选去总有一个你认识，或者至少有点联系的人。

在这前提下，前台职位的优势就显而易见了。这位名为Claire Barlow的前台在市长选举中击败了现任的两名地区议员，也就是她的老板。但选票总数其实很少，只有不到800张。可以想象的是，她在这位置上工作了那么几年，这800票背后的主人没准她都认识，至少接过这800人的电话，或者帮助解决过问题。一个四千人的地区需要大概10名议员来管理，但联系这10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经过这位前台。

其实政治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的职业了。如果要申请参加选举，找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签名凑够提名人数，再交点钱就可以报名了。连申请一般工作必须的个人简历都不用准备。这里的政客背景五花八门；而大学里学政治专业的人，却通常都不会去做政客（再次强调，天朝例外）。像新西兰这种地方政府架构，一个市长是傻瓜还是某行业的博士都无所谓。市长可以很活跃很积极，也可以只投票然后就下班了，而城市还是会正常运转。因为政客的工作不是执行自己的理想，而是选民的。当然，傻瓜都知道如果不按自己地区选民的意愿投票，下一个选举周期自己就要失业了。这种大多数选民决定事务的方法有好处，不过当然，坏处也不少。

但我的朋友，虽然这是个小选举，但政务官的本质不就应该是如此么？政务官应该是一个其管辖范围内大多选民都认识，有联系，有公信力，你有好感并且可以相信的人。虽然人口增长可能冲淡了政务官的本质，政党的存在更让政客们搞不清楚该向谁负责，但基本的元素依然是一样的。像是在大城市，因为人口基数的原因，政客能做到的就是和尽量多的人聊十分钟，但有人统计过，像在奥克兰40万人的城市，如果认真做，你依然可以通过面对面对话涵盖大约10%的人口。 对于政客，人们需要的是信任和亲切感，当然最后还有通过投票过程将这种感觉合法化。而最不需要的是 ……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觉得政客，还有一些有着统治阶级思想的人民，反过来抱怨人民难管，狡猾，不能信任。这种主次颠倒的荒诞变成了真理，确实是一没有人需要的奇观。

不过，最近看到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本地电影院快要下线了，家人想去看，还是抽空跟着去看了一次电影。我原本就不喜欢这样的东西，看电影送卫生纸，别人吃个爆米花都要被鄙视，这一听就不是正常人，而是平日中的那些道德勒索犯、爱国贼所喜欢看的电影，不过还好，电影院就我们两三个人，相当于专场电影，吃爆米花谁都管不了我。

不过我不想说这个，我想说的是最近在南岛基督城（Christchurch，或者按非常不信达雅的译法，克赖斯特彻奇）的地震。新西兰是地震多发国，这两年地震不断，这个博客里也提过很多大地震，但从来没有一次地震这样靠近一个大城市。按天朝标准，基督城最多是个大县，不过在新西兰，是第二大城市。这样的地震对全国经济，救灾能力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预计损失在新西兰年GDP的2%以上。

这次地震有很多颠覆我观念的地方。最值得一提的是强震发生的时段。作为天朝子民，我们的“常识”是晚上，特别是凌晨发生的地震，几乎肯定要比白天大家都没睡觉时的伤亡要高得多，“家“这个词的脆弱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了一个很难颠覆的常识。所以当我听到很多人庆幸地震发生在凌晨死点，而不是下午四点，可以理解我有多惊奇了。事实上大多数住宅都比较新（根据新西兰“新”的标准，我的意思是五六十年内），依照的建筑标准更严格，而且大多是木框架结构，所以抗震能力更强。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家是最安全的地方，至少就我，很少看到整体倒塌的住宅。电视中的一个画面很有意思，一户居民发现一个小断裂带正好从自己家中经过，房子跟着地势隆起来，却依然完整并未倒塌。

相对于住宅，倒塌严重的是那些比较古老，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大多处于市区中心的商业建筑和教堂之类的社区建筑，这些建筑晚上通常不会有人住。它们大多是砖瓦结构，一震就导致砖头乱飞，烟囱倒塌。如果是白天，很明显会对行人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不过对我天朝人，特别是还居住在天朝的子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如此低的伤亡率更让震撼了，以至于让很多人嘲笑说新西兰地震是对天朝“很不友好”的一次地震，零伤亡（其实有一个人因心脏病发身亡），新西兰自己不能多难兴邦就算了，而且还让天朝情何以堪，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居心。这个问题让我朝的五毛们伤透了脑筋，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大多是臆测，并不准确。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无所谓，拿到钱就行了。

媒体将这次地震和海地地震对比，两次地震无论是震级还是震中离人口聚集区的距离都差不多，可造成的伤亡水平差别巨大，当然更好的建筑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零伤亡，房屋倒塌都很少，近4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400人的房屋不再安全，需要临时居所。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低伤亡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内。新西兰有个昵称叫Godzone，上帝自己的国家，当然不会让大事发生在这里，事实上这个国家的运气也的确是好。一是地震发生的时间救了很多人的命；二是主震前四秒发生了一次五级的小震，相对于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强余震来说，这个地震对那些居住在砖瓦房内的居民非常重要，就因为多了这几秒，刚好唤醒了正在床上熟睡的人们，接着大震来临，正好逃走，然后发现自己的床已经被压在倒塌的砖头之下了。

如果震中处于市区下方，那么我对这个国家不抱任何信心。甚至连大众都不否认这点，民防部曾经和电视台合拍过一个低成本电影，假设1855年在惠灵顿的地震发生在今天，有人会因为一个星期内等不到救援而饿死，医药短缺让糖尿病人丧生，而这个国家必须得依赖澳大利亚的援助。当然电影有些艺术化，但民防部平日的宣传也是着重于自保，希望民众们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能至少独立坚持三天。

如果有五毛兄弟因为我这些资料得了领导的赏，我要求一半分成，二毛五也是钱，是不是？玩笑归玩笑，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给历史一个完整的图片，不夸大任何一面，不然你和共产党的真理部有啥区别呢？

这就说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这电影离事实根本不能再遥远了，稍微考虑一下都站不住脚。一个小孩子，在如此大灾之后，脑袋还没反应过来呢，能恨自己的妈32年，这显然是我朝的老毛病，用成人意志意淫孩子的想法。当然我不否认灾难中的很多悲欢离合都人催人泪下的能力，但为什么个人的遭遇能获得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 它是真的，至少也应该有事实基础，例如很多电影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因为是真人真事，才可能符合一般人生活的常识，更能产生共鸣。

不过“事实”当然是不能拍的，这词都快成为天朝敏感词大辞典的最新成员了。人掉眼泪很正常，可如果连为谁掉眼泪都不知道，还要通过发卫生纸的途径来强迫别人一起掉眼泪，我坚持对这种人“道德勒索犯”的评价。更别用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事件的一面 —— 还有隐藏的另一面不为众人所知。我推荐一部叫《掩埋》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在youtube上有完整版本（当然，需要翻墙）。当了解了个人悲剧所处的大背景下，再来考虑这些小说和电影是否依然感动，依然有价值，更为合理一些。

32年之后，经济发展了，可社会显然没有随之前进，甚至倒退。三十二年前的个人悲剧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丝毫没有减少，而且更有一种上瘾的趋势 —— 眼泪多么能够创造“凝聚力”，以至于开始鼓励大家流泪，而让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为谁流泪则不再重要，至于能否让人们不再流泪，更不在很多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对于我来说，这种集体的心灵麻木比任何地震都要悲剧，任何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将会不可避免的重复历史。

前段时间国家党召开党代会，会议期间不断有工人阶级的劳苦大众在场外示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会议上，总理John Key宣布将会把雇员90天试用期的规定拓展到所有类型的公司，而不仅仅是小公司。在试用期内，雇主可以无条件开除员工。我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是稍微看了下新闻，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家党的支持者说，自从该规定实施来，78%的雇员在90天内都没有被开除，而给雇主提供了用人的信心而不用担心炒掉一个不合格的员工的复杂步骤。而在场外，工会说，这是一条不公平的法律，22%的人在此规定下丢掉了工作。

如果这两个数字看上去有那么些关系的话，你没看错 —— 相加起来是100%。两个数据都来自于劳动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虽然说这个报告本身我觉得有些样本太小，偏袒雇主的问题，但报告里给出的就是这两个数字。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的一方，两方都说了实话。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就完全是谁的嗓门高的问题了。

作为总理，John Key也是一名百万富翁。在最新一期的National Businesses Review的新西兰富人榜中[PDF]，他刚好进入名单。他以前做过财经服务，外汇买卖，所以我想，假设他有着非常深的数学和经济知识应该不过分，事实上，国家党当选的因素之一就是John Key“更懂经济“。

那是在当选之前。之后就不好说了。在议会上，John Key拿出了两个数据来证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缩小 —— 2005年的差距是$187.60，而今天是$160.25。可问题是，2005年时他还是在野党的一员啊？如果列出每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在2008年国家党当选之前，工党执政下的差距一直在减小，就算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2008年，这个差距是 $138。那么就是说，国家党治下两年，相对于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进步，事实上反倒退步了$22，但稍微调整一下统计数据，John Key 就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果这样比也可以的话，我觉得和欧洲人没到新西兰之前的毛利人时期对比会是个更实在的选择 —— 现在我们有电，有汽车，有飞机了，多伟大呀。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时，有两点让我着实感到惊讶。1. 这样的数学头脑也能成为百万富翁？2008年选举时，国家党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工党使得两国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我以为这是事实，可现在才发现事实正好相反。政治宣传的确是不能随意相信的。虽然相对于1999年工党上台时的水平，两国差距的确有所提高，但不过也就$20块钱而已，这额度被这位“懂经济”的总理两年之内就消耗完了。

不用多提的是，类似于这种玩弄统计数字的方法不仅仅处于这种西方国家中，我朝更甚——毕竟无论西方政客怎么玩，至少最后的数字相加还能到100%。

另外推荐一本不太好找，不过有点意思的书：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从7月1日开始，排污交易计划正式在于民生相关的主要行业，特别是能源和交通方面开始实施。排放交易本身是什么我就不赘述了，维基百科有背景知识。新西兰是西方世界中少数有此类计划的国家（其余大部分国家均属于欧盟单一排放计划下），因此世界再一次的把这个小国作为了一个新概念的实验地。

新西兰的排污交易计划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相关法案经历了两个版本（2008版/2009版），反应了从左翼到右翼政府的换届。国家党政府于2009年上台之后设置委员会审查之前版本的法案，据此提出了不少修改[pdf]，因此还未实践就已经修改过了。最明显的例子国家和每个行业的总排放量限制被撤销了，也就是说，只要付钱，愿意排放多少都无所谓 —— 政府将会无限量对市场供应每单位$25的排放权。

总排放量的设置并不单单只是为了避免国家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指标，而是将被过去认为是免费商品的大气污染权市场化，从而给商业和污染者经济动机来降低排量。而对于一个喜欢市场经济的右翼政府来说，这种做法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它违反了市场供应规律。谁都知道一个简单的经济供需原理 —— 作为商品的污染权供应量越大，相应的价格也就会降低，以至于降低对每个个体的奖励/损失价值。无限量的供应只会导致排放权的实际价值无限接近于0。当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每个行业仍然需要从市场上，或者从政府购买排放权，但这样的成本可以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供应商总是处在一个更强势的地位，而且无限量的供应使得各个行业完全没有通过降低排放而在价格上取胜的动机 —— 大家都排放，除了消费者多付钱之外，各个部门的竞争对手仍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实际操作中，这实际上就把用来调节国家排污量的市场调节机制变成了一种排污税，只要交钱，谁都可以往空气里排污。这听起来非常像工党的通过大帽子的掩护来捞钱的做法，但却是实实在在来自于国家党。而更为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政府实际上捞不到一分钱。 政府对每个行业都有行业平均值60%-90%的免费排污量提供，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不需要排污行业实际负担一分钱的交易，政府还提供补助。换句话说，政府补贴的排放量将会通过纳税人的腰包付出，而剩下的部分还是由纳税人，也就是消费者通过上涨的消费品价格补贴。这不仅仅是排污税了，而是消费者通过支付排污税向各个行业进行大范围的补贴。

新西兰的最大排污行业，农业，更被允许延后五年加入交易计划，这进一步降低了计划的控制排污能力。作为新西兰主要产业，农民拥有十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从长期商业上来看，短暂的逃避只能导致未来面临更严重的挑战。农业非常依靠出口，而新西兰处在一个天高地远的位置，出口商品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长距离运输，如果外国人在购买商品时把碳排放量当作认真考虑的因素之一，像农业这样的出口依赖部门很容易崩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内的连锁反应。

毫不意外的，除了执政党，没有人，甚至包括两个极端：根本不相信全球变暖存在的行动党，和环境保护狂热份子绿党会支持这种计划。这更不受广大的民众欢迎。排污交易计划将会直接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在新西兰，运输几乎都是通过烧油来完成的，运输业成本的上涨，将会 直接导致所有消费商品价格的上扬。我已经收到电力公司的信说价格会上涨3%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环境保护的确要付出些许代价，而且大部分民众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 但这样的代价所换回的是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要怪谁呢？国家党08年选举时很诚实，明确指出上台之后会修改排污交易计划。

足球不是新西兰的传统运动，在国内也不受关注，免费电视频道只转播11场比赛，因此要看球的人也没得选择，只能看鱼腩队比赛。新西兰只有25名专业足球运动员，毫不夸张的说，这个国家会踢足球的，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球员，不管是70后还是90后，基本上全去南非了。这样一只球队，谁都会以为它是鱼腩，我在Twitter和聊天中都笑话新西兰人纯粹是去打酱油的，不被灌进十个球已属大幸。以前看该队的赛事，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这球队无组织、无纪律、无个人能力，有那么点像没头苍蝇，撞进去是纯属运气，撞不进去则是命。实际上这次世界杯的队伍也大概如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高。不过一个好处是，看这样的球队没有压力，因为无论是什么结果，你都可以接受。

可连这个国家自己都没料到，这支球队会以三战不败的成绩，力压卫冕冠军男模队，昂首回家。在结束最后一场的比赛之后，总理John Key甚至说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要让队员们在国内享受“冠军般”的待遇。

为什么一个伪球迷要说这个——因为你能在这支球队上看到这个国家振奋人心的国家性格 。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在不少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眼里，新西兰几乎是一无是处。简单的一个例子，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都是从国外向天朝国内带电子商品，而我们正好相反，是从国内往这里带。经济不行，地理位置偏远，除了羊比人多和空气好两大优势，要问我这国家有啥优势，我还真想不出来。

但这并不妨碍你学习到一些自己不具有的性格，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一无是处的。新西兰的国家性格源自于一战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组成联合军团（ANZAC）参与欧洲战场 —— 虽然战事本事输得很惨，但两国独立国家意识就此形成，而士兵们在绝望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乐观，坚持下来，则成了至今仍在纪念的“ANZAC Spirit”。除开政治不谈，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所拥有的勇气一直是我的榜样。从在草地树林中狂奔的青少年，到为了自己理想而坚持的成年人，甚至为了国家信念而不惜和美国顶撞（虽然我认为从政府层面看，这国家开始有唯利是图的倾向了）；这和事事瞻前顾后，屈服于“现实”的“屁民性格”，完全是两个极端。

但这种勇气也不是像主体思想队那样没头没脑的乱撞，在比赛之前，新西兰人普遍处于嘲笑状态，当时看各个网站，和个人blog对本国队伍的寄语是 —— “好好玩就行了”；“如果实在太难，赶紧跑吧”。实际上球队自己都清楚自己的水平，但知道自己没技术，就加倍努力，新西兰人的拼抢确是最狠的。在和男模队的比赛中完全被压着打却只被进了个点球，完全靠着后卫前赴后继不断堵枪眼和替补守门员的努力。体育不就应该是这样？有技术的拼技术，没技术的，只要尽全力，也就对得起自己了。虽然因实力所限未能晋级，但却赢得了尊重，可以非常体面的退场。

至于又没实力而只依靠奇巧淫技，仰望星空来生存的人们，就不要怪别人嘲笑了。我指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国足，百度，和影帝温。

中国伞兵畅销海外 （截图来自TVNZ未编辑视频）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西兰有着相当强大的草根运动传统。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家中，几次大事件几乎都是由公民不服从而引发的。原因很简单，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是无法产生出什么非常有话语权的名人的，因此，人民习惯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很多草根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甚至进了议会中的左翼政党，主要是工党，还有更左的绿党。但这些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议会之外，还会看到他们领军抗议浪潮的身影。反对者称他们为“专业抗议家”，就靠抗议吃饭；但他们却为此而自豪。

其中一个专业抗议来自绿党，每当有中国官员到访位于惠灵顿的议会大楼时，党魁总会举着一面雪山狮子旗站在门口“恭候”访客的到来。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固定项目，原来举旗帜的是Rod Donald，而在此人逝世之后，新任党魁Russel Norman把这个“传统”坚持了下去。因为议会安保的问题，只有议员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在有客来访期间靠近议会大楼（虽然如此，任何在议会内的抗议仍然需要议长批准）。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绿党每次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举着旗帜竖立在议会大楼外，而且还要常常面对成群的亲中欢迎队伍，那画面，苍凉悲壮感中，略微透出一丝傻气。

但不要误解我，不管我赞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公民，一个议员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应有的权利。就算他是傻瓜，他也有做傻瓜的权利。虽然每次中方都对这面雪山狮子旗有点看不过去，但也只是忽略掉他而已，每次抗议也非常和平。但今年不一样了。也许是国力增强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习储君今天下午到访新西兰议会时，祭出了我朝特产打伞功试图掩盖Russel Norman举的旗帜，失败之后还与之扭打，用雨伞敲击，抢走旗帜 —— 一个外国保镖在另一国的议会大楼内和议员扭打，还真是闻所未闻。也许保镖把这里也当成中国了？

当然，保护重要人物是保镖的工作，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不反对这点。但根据现场录像显示，Russel Norman没有和任何人有肢体上的激烈接触，非常听话的站在保镖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给保护对象造成什么类型的人身伤害 —— 除非储君对那面旗帜过敏。

印象中这应该是官方第一次在外国土地上使用打伞功，感谢国家，今天让新西兰人见识到了我们是如何在国内对待异议者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朝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伞兵是09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然后再运用到了类似于世博会等重要场合中。且不说几个人打着雨伞的大男人在天安门广场晃悠是个非常幼稚，有喜剧感的画面，不管是谁发明的这种打伞功，这个人的心智也绝不会多么成熟。打伞能做到什么呢？该拍照该录像的新闻记者一个不少，还顺带向全世界介绍了我们有多么喜欢打伞，成为了国际笑话。

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打伞来维护的。今天在惠灵顿的恶劣行为如果能对国家形象做出什么贡献的话，那只会是负面的贡献。新西兰警方表示已经正在调查此事。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把那位打人的保镖赶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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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更新： 因为中国方面拒绝合作，因此警方已经宣布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任何人，但表示对此事的调查将会继续。习近平的代表团将于明天离境。

所以一旦权力失去制约，后果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当英国的议员支出丑闻烧到新西兰时，很多民众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议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吃午餐，给女朋友的海外旅行付账，甚至是给自己买A片。最近的火烧到了工党的身上，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工党在执政九年期间，有至少三名部长的支出有不检点行为。其中一位Shane Jones当即无条件向公众道歉，而另一位部长，Chris Carter，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而被工党党魁要求回家反省 —— 这是玩笑么？还是一个家长在管教自己的小孩子？

在监管方面，我觉得新西兰做得并不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客几乎都是在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逃过媒体的眼睛，只有在实在太过分了的时候，例如要把议会特权延伸到议会之外时，才引起民众反感。而长期放纵政客则直接导致了权利意识泛滥。人都是贪图利益的，既然议会提供了一张信用卡，虽然规定说只能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但我为啥不能用它来买A片吃午饭呢？午饭是工作午餐，爱情动作片嘛……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外太寂寞了？

让我感到见怪不怪的是的是大部分政客和民众的反应，缺乏监管的根本原因因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是一个公司会计，我因为自己的信用卡过期了，或者我暂时缺点钱，因此我从公司那里“借”了点钱出来。后来我被老板发现了，我说明情况，把钱还掉之后，我是否能够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工作？

当然不能，我多半会被以欺诈，盗窃等罪名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客就可以逃脱？

这种特权文化的泛滥，已经使得甚至连民众都已经认为公众人物都可以享受额外的特权了。刚开始我还感到很惊奇，特别是老牌电视主持人Paul Holmes公开在广播节目中说前联合国秘书长是“不要脸的黑鬼”时 —— 这种情况无论是放在美国还是英国，都意味着这位主持人新闻生涯的结束，可Holmes虽然也遭到了强大压力，但却可以继续逍遥5，6年，然后十分体面的退休。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英国足协主席，申请2018世界杯的大使David Triesman，因为被小报在餐馆里录下“西班牙和俄国人试图贿赂裁判”而被迫辞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新西兰的2011橄榄球世界杯大使公开说一直球队对“darkie”的数量有名额限制，却一直拒绝辞职，甚至还得到了总理John Key的支持，认为只要他道歉了，“这事就可以了了”。

我想新西兰人应该学习一下中文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地媒体stuff今天效仿英国卫报的方式，把多达1.6万页的议员信用卡开销名目放在网上让民众有机会挖出议员的脏事。这本来是一个web 2.0的好创意，按照这个网站的每日访问数量，1.6万页并不是什么大数目，每个人看一篇，早就看完了。可问题是到了现在（15日晚上8点），也就不过被翻了四千页而已，一副小国寡民，不关我事的态度昭然显现。

这已经够糟糕了，但还不止，三个月之后再回到这个国家，虽然地方没有发展，但物价方面，却像是已经过了多少年一般，已经涨了几个来回了。交通，食品，无一不是更贵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商品和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上涨2.5%几乎已成定局了。

GST和增值税（VAT）其实没什么差别，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对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换句话说，生活中所有需要付钱的地方，征收的税。增值税通常是选民，包括每一个到国外的人最不习惯的一个名词。很多国家的商家在广告中标明的商品价格是不含增值税的，西兰虽然有法律规定，除非一家公司的主要业务不是零售而是企业间的批发，否则广告中的价格必须含税，但这条规定是有漏洞的。这种情况常常给人一种“为什么我还要平白无故付那么多税”错觉。但，政治好玩的地方不就如此，我觉得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背后的基础其实都是心理学。中国照样有增值税，但一般民众不会提什么意见 ——  看不到就无所谓了。

增值税有一个好处是其他征税没有的 —— 无法逃避。个人所得税可以通过做帐做小，对某一种商品，例如烟酒征税，我大不了不买就是了。但增值税却是没有那么容易避免，有商品交易的活动就有增值税，虽然付现金可以避免被征税，但这就不属于合理避税的范畴了。总理John Key在讨论税率改革时，用到的一个理由就是涨GST，减个人所得税可以降低逃税的问题。

但真正的动机却显然不是如此。增值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所有一视同仁，无论是你富翁还是贫民，被征税的税率都是一样的。 新西兰统计局说，GST上涨2.5%将会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2%以上。但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人来说，这2%的感受却是不同的。每周的开销从100变成102，和1000到1020的转变，前者对生活的影响更大。

更何况上涨应该不止2%。新西兰的商家为了吸引眼球，商品物价通常会以.99结尾，这是根据成本，开销之类算好了的零售价格。如果增加个2%，商家会面临两个选择，商家自己吸收这2%，或者将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等导致的开销增加一道加入售价之中。

但商人是赚钱的，不是社会福利局。一些小商品可能会因为价格变动太明显而无法加价，对于其他商品，如果有机会多赚点钱，那干嘛不呢。

不管John Key和国家党的动机如何，这次税率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无疑于是高收入群体，获得了最大的个人所得税优惠，这没什么讨论的意思，因为在一年多前投票之时，人们就应该意识到谁是劫贫济富的政党。但这样的政策真的有助于经济发展，吸引富裕的人群留在新西兰？当所谓“富人”，或者觉得自己因为在房地产方面有些投资，所以就是“富人”的那部分华人群体，觉得低收入群体揩了他们油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想过，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有生产，消费。那么房东的房子都是租给谁的，工厂里的财富是谁创造的，东西又是卖给谁的呢？总不会都是租给另一个房东，卖个另一个工厂主的吧。

所以政治上妥协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虽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本性，也没有人说这不对，但却得非常注意不能把相对的群体给玩死了。Johen Key 对议会的年度报告中说只要GST上涨，社会福利也会随之上涨，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但却一直无法给出细节。而真正可以让大多数人高兴的办法，对例如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免税，对并非健康经济活动的房地产交易征收征地税，却一直拒而不谈。

John Key 选举时曾经承诺说要留下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并且希望吸引国外的新西兰人回国，不过按照这个程度下去，任何一个大学毕业生想要通过自己努力获得平均生活水平是越来越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