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ulian Assange | 朱利安·阿桑奇
译者：Arctosia

1958年，当时还是阿德莱德《新闻报》编辑的默多克曾经写下，“在秘密和事实的竞赛中，看上去事实会不可避免的取得最终胜利”。

他的观点也许反应了他父亲，凯斯·默多克看到澳大利亚军人在加里波利在无能的英国军官指挥下被白白牺牲掉之后，心中的想法。英国人曾经试图阻止凯斯发言，但凯斯没有被禁声，他的努力最终结束了澳大利亚在加里波利灾难性的战斗。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同样的，维基泄密无畏地刊出那些公众需要知道的事实。

我成长于昆士兰州的一个居民淳朴诚实的乡镇中。居民们对强势政府一直持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这样的政府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腐败。在菲茨杰拉尔德调查（Fitzgerald inquiry，译者注，澳大利亚80年代的一起警方腐败案）之前，昆士兰州的腐败情况就是最好例证，政治势力阻止了媒体监督作用，导致他们不能报道事实。

这些事件影响了我的观念。维基泄密创立的核心价值就来源于此。在澳大利亚，我构想的（维基泄密）基础是，通过网络，这种新的途径来报道事实。

维基泄密的出现发明了一种新的新闻业概念：科学、系统的新闻报道（Scientific Journalism）。我们和其他媒体合作，向人们报道新闻，但同时也要证明这条新闻是真实的。这种报道方式让人们有能力先阅读一条新闻，然后上网阅读新闻所依靠的原始文件。这种方式让人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判断，这条新闻是否真实？记者是否准确报道了这事件？

民主社会需要强势的媒体，而维基泄密是这强势媒体的一部分。媒体监督，保持政府的诚实。维基泄密揭露了一些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确凿事实，和关于大企业腐败的消息。

人们说我持反战立场：我要在这里声明，我不反战。一些时候一些国家需要进行战争，而且是正义的战争。但一个政府不能对她的公民在战争问题上说谎，然后要求公民用他们的生命和税金来维护这些谎言，这是极度错误的。如果一场战争是正义的，那么政府应该告诉人民事实，然后让人民决定他们是否要支持这场战争。

如果你阅读了（维基泄密公布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记录，美国使馆的电文或者其他任何泄密，想一想让媒体能够自由报道这些事件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维基泄密并不是美使馆电文的唯一发行者。其他媒体，包括英国卫报，纽约时报，西班牙的国家报和德国的明镜周刊也发布了泄漏电文的节选。

但维基泄密，作为这些媒体间的协调者，受到的来自美国政府和其党羽的攻击和指责却是最多的。我被指责犯下叛国罪，虽然我是澳大利亚公民，不是美国公民。美国国内甚至还有要求用特种部队将我“除去”的呼声。萨拉·佩林说我应该像本拉登一样被追捕。共和党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份法案中要求将我视为“跨国威胁”（transnational threat），并且做出相应处理。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一位顾问在国家电视台上要求暗杀我。一位美国博客呼吁绑架和伤害我的20岁儿子，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抓住我。

澳大利亚人不能就这么看着总理吉拉德不知羞耻地迎合这些情绪化的想法，而她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另外的媒体机构也不丝毫置批评。这是因为其他媒体，相对于维基泄密，他们的资历更深，影响更大。

维基泄密是处于劣势者。吉拉德政府正在试图惩罚我们这样一个信使，因为它不希望看到事实被揭露，包括这个政府自身的外交和政治交易。

澳大利亚政府对我和维基泄密工作人员受到的各种暴力威胁做出反应了吗？也许有人认为澳大利亚总理会保卫她的公民不受暴力侵害，但它所做的唯一举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指责维基泄密。总理，特别是总检察长本应该庄严的，不受影响的履行他们的职责。看着吧，这两个人准会明哲保身。他们不会那样做的。

每当维基泄密报导美国政府部门的不检点行为时，澳大利亚的政客们随着美国合唱一曲可以证明并非属实的乐曲： “你们会威胁到别人的生命！威胁国家安全！威胁军队安全！”然后他们会说维基泄密公布的东西并不重要。两种说法不可能都是对的，那么两种言论中，谁是对的？

两者都不是。维基泄密已经建立了四年，在这期间我们改变了不少政府，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至少没有被发现因为维基泄密而受到伤害。但美国政府，在和澳大利亚政府的默契之下，在过去几个月内杀了数千人。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一封给美国议会的信中承认维基泄密没有暴露任何敏感情报和其来源。五角大楼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维基泄密的行为导致任何人在阿富汗受到伤害。北约在喀布尔对CNN表示他们找不到任何需要保护的人。澳大利亚国防部也说了类似的话，没有澳大利亚军人或者情报来源因维基泄密而受到伤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就不重要了。美国使馆的电报揭露了一些让人震惊的事实：

• 美国政府要求其外交人员窃取联合国人员，人权组织的个人和生物信息，包括DNA，指纹，虹膜，信用卡号码，互联网密码和证件照，罔视国际条约。澳大利亚籍联合国人员也许也是目标。
• 沙特国王要求在约旦和巴林的美国人员用一切手段阻止伊朗的核计划
• 英国的伊拉克调查被定调为“保护美国利益”。
• 瑞典是北约的秘密成员、以及向议会隐瞒了和美国的情报分享
• 美国用强硬手段要求其他国家接收关塔纳摩犯人。奥巴马要求和斯洛伐克总统会面的前提是要该国接收犯人。美国通过提供基里巴斯上百万的经济援助来换取该国接收犯人。

在五角大楼绝密文件事件中（译者注，该为越战时的一起泄密事件，详情见此），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说，“只有一个自由和没有限制的媒体才能有效的暴露政府中的种种欺骗。”而今天，风暴中的维基泄密再次强调了保卫媒体如实报道这项权利的重要性。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维基泄密的资料说Google的问题是因为李长春同志在Google.com里搜索了自己的名字感到不爽造成的，我表示了相当的怀疑。毕竟是九大长老之一，而且是专门管宣传阵线的，这点打击都受不了，心理素质如此之差不是不可能，只是可能性极低。而且如果是真的话，中国人民该要有多么不幸，才能摊到一个根本是心智不健全的“国家领导人"啊？

感谢维基泄密所赐，更多关于Google和中国方面交涉的资料被泄露了出来。关于李长春的那部分是使馆和Google获得的二手消息，真实性存疑，本身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使馆也直接从Google方面获得了消息，对于Google来说，这消息是一手的，而且Google也没有动机对美使馆说谎，毕竟是请求政府帮助自己赚钱，说谎对谁都没好处。有了这些新的资料，我觉得Google整件事可以重新解释了。而且我得出了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的结论：也许李长春同志真的心智不健全。

如果你还记得高也同学和他著名的“心神不宁”一说，那么你对那场针对Google的宣传攻势肯定还记忆犹新。当然我还是再复述一遍，主要是高也同学露面的日期很重要：2009年6月18日。当时朝廷对Google的“处罚措施”中主要的两条是“暂停联想词”和“暂停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当然，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在当时都看出来了后者才是重点，联想词的问题只是小事。不过我们不太知道朝廷为什么怎么做，根据当时知道的背景，大多数人将动机归结到了为绿坝造势。

但后来Google也并没有取消境外网页搜索 —— 很明显，这应该是Google可以退让的底线了，虽然对朝廷来说这并不足够。之后就发生了黑客攻击，大量民主和维权人士的gmail帐号被侵入，而且据说Google有知识产权的资料被窃。最终今年一月，Google公开宣布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政策。

不过很显然，我们都不完全正确。根据新公布的两份电报09BEIJING1336和09BEIJING1957，要求Google停止提供国外搜索结果明显是有前因后果的，而18日的高也事件（当然这样概括并不准确，不过上口。高也同学不好意思了 —— 做传声筒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好后果的），也许是整个事件从私底下走向公开的关键分水岭。

在5月18日的电报中，也就是高也事件一个月前，Google表示已经收到口头要求移除Google.cn页面上Google国际版的链接。朝廷，特别是李长春同志称Google.com为“非法网站”。Google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一是这违反了Google在美国会作证时的承诺，另外Google律师相信这种要求没有法律依据（西方人傻起来也是挺可爱的）。我觉得其实从商业方面考虑，Google也需要保卫国际版不被封锁，因为Google已经发誓不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储存用户资料，gmail和广告服务走的都是.com的服务器，如果被封锁，肯定会对业务造成冲击。

不过在这个时候，Google还对朝廷抱有希望，在电文中说虽然希望美国给予支持，但要求不要公开这些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和商业后果。但在另一份7月的电报中，也就是高也同学发言之后，Google方面表示因为长期被“滋扰”，包括媒体的负面报道和税务部门的不断审核，已经在考虑放弃Google.cn的可能性。公司从2007年到09年多次被询问能否移除google.com的链接，而今年是公司第一次明确拒绝中国官方的要求。Google相信媒体攻击（注，也就是高也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这个。

几乎可以肯定，官方公开要求Google停止境外网页搜索服务的背景无疑是这两份电报中的介绍，从中也可以看出Google在无法守住底线后思维的改变。至于朝廷这样做的动机，两份电报中给了两个可能的动机，一个是李长春同志，一个是“政治敏感日”要加强审查 —— 09年是六四二十周年，受到的关注肯定比往年更多。如果两份电报资料正确，那我毫不犹豫把票投给李长春同志。原因如下：

• 连续两年羞涩的询问Google能否取下链接 —— 你什么时候看到无孔不X的伟光正在国内那么温柔过？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自知理亏，二是这是少数人行为，所以很难大规模动员国家机器。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比较大，而09年首次明确要求取下链接，很可能是趁着前几个月反低俗活动和敏感日的临近从而取得一个名正言顺，可以同时向民众和党内其他长老交代的理由，也就是说，这行为很长时间内没有取得长老间的广泛支持；
• 朝廷通过高也和Google公开决裂是在6月18日，也就是二十周年敏感日之后。也就是说要求Google取下链接的急迫性其实并不强，只是可能因为被Google第一次拒绝要求而将事件升级；
• 当Google遭到黑客攻击时，“中国线人”再一次指出该事件是高层直接下令的。如果Google的消息来源不是这位线人，那这又是一交叉证明；
• Google之所以能进入中国，这起初就代表了官方对其的容忍。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好案例 —— 政治就是应该互相妥协。Google是在2006年建立Google.cn的。这一年间发生了什么事让官方改变了主意。翻了下皇历，找不到什么可以严重触及朝廷G点的事。

我不敢保证我的判断完全正确。但我想说的，其实很多事并不像阴谋论那样复杂，一个商家的目的就是赚钱，而且尽量通过正当手段赚钱。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政治干扰因而赚不到钱，那当然该走了。在高也事件时我就认为Google应该考虑退出中国，否则整个Google.cn之外的搜索服务都会受害，原因就是如此，Google在中国的核心用户群并不在乎国内国外的区别，主动“进入市场”，反倒是把主动命脉交给朝廷捏着。而另一方的动机也应该是很简单的，只是我没想到是如此的简单。

但得出背后的原因才是让我吃惊的。维基泄密透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例如何亚非曾经说朝鲜是一个被惯坏的小朋友。我觉得何亚非言轻了，这可是一个有核弹，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小朋友”。不过更可怕的是，还有一个被惯坏的大朋友，不仅有核弹，还掌握着全球经济命脉和拥有威力超过百枚核弹的真理部。

但事实都证明我们把技术问题想得太政治化了。在和谐话题上，不仅是新浪，其他类似于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的微博甚至比墙外的Twitter还要劲爆。在这之前，Twitter是墙内网民的一个主要消息来源，而之后甚至有倒转的趋势。至少就我看到的，很多段子，小道消息是从国内的微博传到了Twitter上。

朝廷突然发现，自己对于web 1.0网站使用的审查手段不管用了 —— 当一个人可以在分秒之内发出一条信息，似乎任何审查手段都不管用了。互联网，和网络技术都是中立的，并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因此任何人，或者团体都可以加以利用。朝廷过去控制互联网之所以那么成功，原因就在于此。单纯使用封堵等强制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时代早已成为了过去，利用互联网快速传播的特性，朝廷可以从媒体，到民意渠道，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因为政治力量的介入，官方媒体和五毛党的声音往往能够至少在表面上盖过真实的声音。不仅封堵了不喜欢听的语言，还顺带宣传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而最近天朝各大微博服务的被整治就可以看作是朝廷对这新奇玩意儿的不适应。当然，五毛党和官方媒体渗入微博很简单，但问题是，微博的传播不是靠朝廷用政治力量逼迫用户去转载官文就可以实现的。五毛党在微博上叫得再欢，可问题如果没有人关注，效果不仅等于0，而且还是个负数。Twitter上就曾经出现过不少此类一个人自言自语乱叫的五毛党，看上去喜感十足，而宣传效果——负面。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的微博一夜间都变成了"测试版"，这实际上是朝廷对网络上各种奇技淫巧的一贯政策：如果找不到将它利用起来为己用的方法，宁愿选择拒绝，至少大幅限制这个新技术。如果朝廷最终选择了后者，那么用“测试版”故障之类的理由来蒙骗网民就再好不过了。把微博放进了中国市场也许就像是二十年前被“跨越长城，走向世界”的口号所迷惑，一不小心把互联网放进了中国了一样，给朝廷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后悔。但现在，朝廷终于反应过来了，当年自弃“长城”，因此今天就要重新修一堵更高更厚的长城。

更让人担忧的是，朝廷似乎已经开始摸到门道了。140字除了牢骚，要完整的传播一个消息，则需要外链。而好几个微博服务已经开始控制外链，要么大幅限制，要么只允许使用白名单甚至微博服务商自己的短链接网址。特别是后者，对于控制整个微博是事半功倍的，因为这相当于把防火长城植入到了微博中，而且还更严重 —— 防火长城并不影响墙内用户传播链接，有能力的用户可以再自己翻墙。而微博的链接被掐断，则意味着链接在墙内的重要传播方式之一也被掐断了。若没有链接，微博就纯粹是一个聊天杂谈的地方。

而在另一方面，朝廷对微博本身的利用到达了一个新境界。和作家余杰谈话的国保通过Twitter在内的渠道研究了“学习对象”十年，自称比“比任何人都了解他”。而今天发生了更可怕的一幕，刘沙沙，也是一位有名的人物，被Twitter上一个疑似是国保冒充的帐号所欺骗，被钓鱼然后以地痞手段殴打（如果有国内访客对此感到吃惊，这可不是第一次了）。虽然在微博中要建立一个高信任度的帐号，然后以此作恶的成本可以说相当之高 —— 因为信任度的建立需要时间，但博客，微博客中有意无意间透露出的自己的观点，性格，甚至是私人信息，乃至对这个媒介的过度信任，都完全能被不怀好意的人用来对付自己。

但就长期来说，最终在互联网上取得话语权的还会是民意而不会被政治控制。互联网所赐予给朝廷和民意的力量是一样的，如果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政治完全不占优势，而且还会受到民意的强大挑战 —— 互联网提供给了民意一个原来只有统治者才有的发声渠道。另外因为互联网上没有一个发布命令的中心，习惯于集权的政府显得特别不适应。虽然说朝廷在这方面的表现不错，但本质上，他们还在拿对付传统媒体的方法应对互联网。这有点像前几年的开博潮，明星，公司，政府都开设了自己的blog —— 听上去很时髦，可上面放的还是没有血肉的新闻稿。朝廷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可以封堵，也可以用自己的宣传盖过去，但终究要面对一个致命伤：党的宣传本质就决定了，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哪种技巧说话，最终目的就是要把黑的说成白的。而这最终都是会失败的 —— 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些人，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人，却无法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点击可以看到故事的结尾。

据说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虽然这句话的出处有疑问，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天朝人，它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在生存能力和政治觉悟上如果不能达到全球人类平均水平，也至少不能输给动物世界，否则就真的太丢脸了。

作为一个对社会学和生物学都有点知识的人，我觉得两者有着非常有着而且很紧密的联系。动物世界的行为模型可以被看作 是人类的简化版，从最简单的自然反应来说，我们和单细胞生物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一个例子是趋温性，寻找比较适合自己的温度但又不太热的地方。在太阳暴晒下，单细胞生物会往角落里钻来躲开太阳，而我们会逃到屋檐下乘凉和吃冰糕降温。当然我们也有比较高级的地方，猴子通过打架和对上级服务（挠痒痒）来确立等级关系和往上层阶级爬，而打架失败的会被猴子其他猴子鄙视，甚至是被赶出族群；而文明的人类社会则用多数决议，共识等机制来决定领导。虽然不打架了，但最后胜出的通常还是强者。

人类和动物世界间是如此的相似，很多人也用那句疑似林语堂的话来形容今天的天朝，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在两者间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是个遗憾。虽然我在两者间都不是专家，但还是忍不驻尝试一下，搏君一笑。

其实在政治觉悟上，比起动物世界来说我们真的强不了多 少。猴子通过打架来决定新一代领导核心，而天朝的三次核心转移分别是通过政变，天安门事件（还有装孙子的江）和私底下勾心斗角来完成的。虽然胡萝卜的隔代继承比较和平，但比起全球平均水平，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距离。而且用这种事实来分析我们和动物世界的差距有一个缺点。 这是基于共产党员来分析的,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员，特别是相信中国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屁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太祖毛皇帝说过，中国有至少5%的坏人，而今天相对于中国14-5亿人来说，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共产党处处都彰显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因此这类分析不具有广泛性。那么天朝人和动物世界比起来又怎么样呢？

动物世界中比较聪明的弱者（非食物链顶端，个体力量很小）它们会非常自然的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动物群。这也许是横跨大陆的野马群迁徙，或者是蜂 群。动物一点都不笨，这种集体行动会给整个族群的每一个体产生相当多的好处。一是重要信息可以更迅速的在每一个个体之间传播，而这带来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要生存，就少不了找寻食物和适合居住的栖息地。团结起来的群体可 以指派少部分个体去搜索这些东西而不用让每个个体去浪费时间重复劳动，节省了重要的能量，以及降低了发生危险没人帮忙的可能性。

但最重要的信息还是风险警告。一只单飞的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被吃掉就被吃了。但如果是一群鸟，虽然也许还是会损失那一只鸟，但却给群体的中其他 个体提供了生存优势，让它们及时了解可能的威胁，以及充足的时间来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反应不仅限于逃跑。团结在一起的弱势群体常常能够抵御，甚至战胜比 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例如大部分牙比较厉害的蚂蚁可以吃掉小型昆虫。但就算要逃跑，一群动物一起行动也会更有效率，例如鸟的人字形飞行消耗更少能量，而邻里守望式的集体也更能保障个体间的安全。

弱者之间的联合也是一种累积智慧的方式，也就是群体智慧 —— 这已经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重合部分了。有着相同利生存和繁衍目标的生物在攸关自身利益的事宜中会使用群体智慧来做出决定。这种行为的例子包括蜂群的下一个巢须经所有探路蜂的同意。蚂蚁决定下一个巢位置的过程似乎也非常类似于此。

当然也有单独行动的弱势群体，最有意思的是新西兰本地一种叫Kakapo，不会飞的鸟，中文名叫鸮鹦鹉。在人类到达新西兰本岛之前，新西兰几乎没有哺乳动 物（除了几种蝙蝠），这就导致了像鸮鹦鹉对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拿着枪的欧洲人登陆新西兰时，他们笑傻了 —— 鸮鹦鹉甚至都不会跑，而是呆在那里不动，期待猎人没有发现它而去对别的动物下手 —— 因此它们今天几乎被杀光了。

这其实是一点读书笔记，最近对科学方面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回到话题，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 —— 天朝人有着超强的自尊，而做伤害自尊的事情是要被诅咒的，我不敢对天朝屁民是否比不上动物世界这个问题下结论，所以这个答案留在你我的心里就行了，不需言传。

但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动物世界中的这种群体优势和互联网今天的发展方向几乎完全吻合。用户创造内容是Web 2.0的重要特点，而这种内容，无论是特点，还是内容本身非常像动物群体间传播。当然，动物需要靠在一起才能传播消息，我们有互联网，坐在家里或者图书馆中就可以取得世界上最大的群体智慧数据库。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很多人每天通过协作等群体智慧，无偿义务分享自己的知识，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这本质上和动物世界通过分享信息来更好生存是一样的。

而信息的传播也是互联网的关键。这一点在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上最为明显。Twitter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群体智慧的体现：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人们听上去像是在吵架，实际 上是在讨论问题。Twitter使用者更是明显，除去政治话题之外，分享得最多的消息无非就是哪里的东西最好吃，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麻烦事，分享自己的 智慧和经验，以及使用他人智慧来解决一个可能会对广泛群体造成潜在影响的问题。更直接的例子是Twitter上曾经发出的一条消息，我暂时找不到来源了， 但大意是，当国保找某个社会人士的麻烦时，一条Twitter消息在十几分钟内就招来了十几个围观者，让试图抓住落单小鸟的国保叔叔都吃惊：“你们这究竟是什么群体啊！”

所以说这种在网上分享，传播信息的行为和人类，动物本能有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关系。很多类似于一九八四之类的反乌托邦作品中，老大哥之类的角色通常都在信息控制和性欲两个主题上做文章。《一九八四》是通过纵欲来反抗，而《美丽新世界》则是通过纵欲来使人忘却现实。两者的同时存在可不是什么巧合。

昨天是7月1日，芬兰法律正式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而在同一天，我们亲爱的党妈妈迎来了敏感词岁生日。我最不想谈的就是这种生日，生物界的一个常识是，没有生物是长生不老的（事实上有，但那是在没有被吃掉的前提下），而党这种有生日却不想有忌日的动物，很显然和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这个有点像对着火星人说中文，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我期望的是，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回顾下党妈妈61年来的关怀，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社会现象，以及对互联网乃至整个政治社会的控制，而从中思考出些什么，那么离党妈妈的忌日也就更近了一步。

当现实生活中的生活压力使得我不得不放弃一些业余活动时，互联网是我会坚守到底不放弃的部分。所以如果有一天当我从网上消失时，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我已经在生活中喘不过气来了。至于为什么不放弃互联网，有两个原因，一是每天的学习生活离不开互联网，特别是Google；二，有一些我个人的原因——你可以看作我喜欢在网上瞎写东西。我认为互联网让人们开拓了自己的眼界，网上有着无尽的知识。这年头在一个竞争力如此之强的环境下，仅仅熟悉自己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而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让自己不落后于时代的重要工具。我觉得这是和学习成绩同等重要的事情。

但很遗憾的是，无意的或者是有意的，我朝的人们开始曲解互联网的含义。说起这个的原因是最近看了部BBC的纪录片《虚拟革命》，虽然大部分知识对我来说都不陌生，但这个节目的好处在于比较系统的整理了互联网的历史和影响。如果英文没问题，我强烈建议找来看看。这一篇可以看作是观后感。

对Google的依赖是我坚定支持Google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全部。事实上我对Google本身的壮大可以说相当忧虑，互联网真正向消费者普及以来，从来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掌控网民网络生活如此多的方面，Internet Explorer曾经是个危险，但那仅仅是控制互联网标准，而我今天则是无论网上网下都逃不出Google的服务。现在Google是没有作恶，可如果有一天Google真的开始作恶了，那么所造成的后果绝对比大中华局域网要严重千万倍。

但问题是，Google的本质就决定了，只要Google按照今天的方式运行，她就不会大肆作恶，至少不能让人们知道。要了解这一点，就需要了解Google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背后原因。Google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广告。但要通过广告赚钱，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就是用户得去使用Google的服务，而能够吸引我去用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优质的搜索结果。而优质的搜索结果则和PageRank相关。

AdWords和PageRank的工作原理就不用多说了，在我这里和其他各种类型blog上发送spam的中文世界SEO大军比你我更理解Google的工作方式。

但要更深理解Google生存的基础就不能不提到互联网的特性 —— 自由和开放。互联网越开放，Google的蜘蛛能够爬到的页面就越多，搜索结果质量就越高；质量越高，越多人使用；越多人使用，吸引广告主的可能性就越高 —— 因为一是用户基数大，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广告能够更有效的匹配用户真正的需求。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Positive loop），结果是大家都受益，用户得到了免费的服务和搜索内容，Google赚了钱而且提供的搜索结果准确性越来越高，广告主通过广告销售了自己的产品。

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Google要坚持一个开放，自由的互联网了。这不是因为美帝要什么公司去散布网络霸权，而仅仅是来自于互联网的本质而已：自由，去中心化，没有一个政府或者组织能够真正有效的控制整个互联网。互联网所产生的价值又恰好来自于其自由的基础，例如Google的商业模型。Google的赢利点就来自于一个开放的互联网和对用户信息的搜集而提供匹配度更高的信息，如果失去前者，Google的搜索结果就不会如此之好，吸引不了用户；如果拿搜集到的用户信息去作恶，则不会再有人去使用他们的服务。当然，我没有忘记，在所谓“国家利益”面前，任何商业公司都有被强迫做一些事的情况，不过我记得好像只有在中国才被要求“服从国家利益”，而我小时候学的政治书上说资本家为了经济利益是可以“不顾一切”的。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政治老师错了。

而天朝只是很不幸的站在了互联网特性的对立面上。稍微思考一下，就不难得发现，我朝的大部分企业，或者把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看作一家企业，他们为何能够这样成功，一个根本原因无非就是对信息的控制，然后利用自己对这些被控制的信息的独享性来获得利益。而越要对信息进行控制，就越要依靠权力和精英政治，而权力和精英政治的要求越强烈，对信息控制的要求也就越高。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循环……只不过是负面的循环 —— 我想大部分有些网龄的老网民都会同意，江core治理下的中国互联网比今天要开放。

我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外商人的典型例子是默多克。另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所谓的“网络盗版”，如果我把电视中的节目录下来存档，甚至给我周围的朋友分享，我想没有任何一个版权恐怖份子会有兴趣来指控我。但如果我把我录下来的节目放到网上，通过BitTorrent 进行分享，那么我很可能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但内容和信息自由流动之后，没有人再能控制我们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例如电视和报纸，我们只是被动的接受一小部分精英为我们做出的选择（电视节目和新闻）。我朝的政治书上说Freedom of Choice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但事实上，Hey，谁愿意时刻被别人指挥着？当我们有选择不看官方媒体的时候，这事情就已经够严重了。而中国官媒并没有在网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无非也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互联网特性，而仅仅是简单把网络看作现实宣传阵地的延伸。

当人们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力，再加上信息散布的快速和自由化，这自然而然的对那些靠控制信息为生的政府和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 为什么百度不会倡导开放的互联网？公关费是原因之一，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手段垄断信息来源是原因之二。 但互联网在错误的人手中也将会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武器。五毛党就是利用信息传播的特性，通过互联网来反互联网。另一个例子有一群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掌控着中国重要机密的中国网民十分担心facebook上的好友会被美帝政府用来分析自己，这是没错，根据facebook的好友，压根不需要美帝来分析，我都能大概看出来你是否是gay，政治观点如何，或者你的兴趣爱好。但这整个程序至少有一定的透明度，至少你我都知道Google，Facebook都在利用这些信息获得收益，而且你有选择不用的权力。而在一个毫无透明政治而言的我朝，如果把人际关系全部放置于qq，校内之类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哪天这些东西就会被利用来对你不利 —— 这个朝廷是有前科的。

网络最初的目的就是互相交流新知识和信息的场所，至少当年科学家是如此利用网络的。其实现在也是如此，真正使用互联网的用户大多有着非常广泛的爱好，愿意接受新观点和信息 —— 在只有人民日报和换了个标题的人民日报看时，你不会有信息过载的顾虑。再去Twitter上看那些用户（做IT的，不是只说政治的那群），哪个不热爱生活？

本质上，朝廷和互联网是不兼容的。但不过网络有一点和人们的本能是不一致的：人的天性是和自己熟悉的事物或者同类呆在一起。 对于朝廷来说，互联网比较有效的作用也就在此了，你如果现实中就喜欢玩，中国有最发达的网络游戏市场之一；如果你现实生活中就爱党，网上也有大量的党员学 习材料。所以除非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异端，否则一个被控制的网络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 只要用户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互联网能够放大人们的需求和愿望，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改变。

所以要说互联网的自由特性能否能改变生活中现状，未必，因为毕竟事情要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才行，但互联网将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还抵制一家公司，当然，这个很多人都猜得到了，百度。对百度的厌恶完全出自版权问题。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说过，当百度百科宣布自己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百科全书” 时，就是我和百度彻底拜拜的那天。后来果真如此。

但我想常常在这里看我瞎唠叨的朋友都知道，我几乎从未公开说过我的这些观点，因为抵制一个对象是自己良心的选择，每个人的“容忍程度”都不一样，我也不准备强迫别人一定要站在和我一样的高度/低度上来看事情。再说当你真正对这些人发自内心的鄙视时，你根本连提都不想提起他们，成天对别人叫嚷抵制谁的，除了展现了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操”，不是顺带帮对方做了广告嘛？

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源自自身的道德和价值观，同样的，像是企业，政党之类的团体也相应的，有自己的价值观。艾未未在美国和Twitter的创始人之一Jack Dorsey对话时，Dorsey的话我就特别赞同：企业也应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良心 —— 因为企业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如果有一个人成天就想着钱，为了钱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在乎，我们会说这个人没有内涵，见财眼开 —— 我想没有什么人愿意和这种人交朋友；那么为什么当一个公司只看着钱而不讲究道德的时候，我们不仅不反对，还会说“不想在中国赚钱就滚”？

在Google开设中国网站谷歌时我就反对这种选择，在天朝的管理范围之外，虽然有GFW这种东西的存在，但至少行事自由 —— 讨好一个要脸面的极权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金钱，网站提供的服务，和原则。而且因为有雅虎的前车之鉴，用户资料的安全也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虽然宣布不会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储存用户资料，但后来Google遭受到的攻击已经证明，这远远不够。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跟一个流氓妥协，流氓只会得寸进尺而不懂满足。这件事的起因其实就这么简单，裆的黑客行为和在Google安放的内奸把Google逼急了 —— 大不了我不玩了。

谷歌的问题不在于遵守什么法律，熟悉中国言论审查制度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情没有明文规定，连下的指令，很多情况都是通过电话之类口头下达的。这种事情自己都知道是见不得人的，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来给你掩护？如果要问Google停止审查究竟违反了什么法律，我国著名相声演员秦刚也未必答得上来，除了告诉你“相关部门”的“相关法律”之外。

而当Google稍微不听话时，就发动作协，CCAV，裆的各路喉舌，高也和高也的黑客同学们来造谣，抹黑，甚至在背后用阴招对付一个商业公司。官方一面是想要Google这个牌子来显示国内互联网的“开放”，另一方面却又怕人们看到外面的世界。Google处在的是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进退两个方向都不好选择。 进，就会像温影帝所说，“让外国企业享受到中国企业的待遇”，迟早会从本质上变成另一个百度；而退吧，中国也的确是一个大市场，Google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在不断上升，放弃这块市场也确实可惜了。Google其实从来没有宣布过要离开中国，只说过要“停止审查”，而如果这种选择意味着关闭Google.cn，Google将“不得不”这样做。而现在官方喉舌宣传则继续了其一贯的优良传统，一是Google主动要退出，二是把Google.cn的关闭和访问Google.com两者混淆起来，为以后墙掉Google做好舆论准备。

实话说作为Google重度使用者，我倒是很希望Google尽快离开中国。这不是因为我没有翻墙的顾虑。试想一下，如果你发自内心地关心一个小MM，而这个小MM成天被他男朋友欺负，挨骂挨打。你是希望她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呢，还是要她“遵守家规”，“以大局为重”？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更多的是对Google的歉意。泱泱大国号称有5000年历史，一个13亿的国家却容不下一个技术，观念开放，奉行不作恶一家公司，这不是裆的责任，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网民不作为，才把别人给逼走的。

作为一家商业公司，虽然应该有自己的原则，但改变一个国家却未必是这个公司的义务，要一个公司做这种事也有点强人所难。因此走，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不管Google当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理由“让中国网民看到更多，而不是什么都看不到”是出于自身的理念还是纯商业的行为，事实已经证明这条路行不通。自己的权利要靠自己争取，中国人的事情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现在这个裆可以继续通过喉舌造谣，可以继续通过五毛说“Google不遵守‘中国法律’就滚出中国”，但不会太久的。当我们最终让那个不遵守人权，普世价值的帮派滚出地球时，我们将会真正的张开双臂，拥抱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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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Google最终的选择是撤到香港。香港的服务器现在在中国大陆访问畅通无阻，不过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就说不清楚了。

我还记得这个blog满一岁的时候，我也有一篇类似的总结。当时最大的感想是：中文网络的生存环境实在是恶劣，到处被抄袭。

实际上这一年来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就我所知，在新西兰，我是唯一一位长期通过blog这种媒体进行本地时事评论的中文blogger，而不仅仅是像这里所谓的中文“媒体”一样，翻译英文媒体的内容。让我肉痛的空间费用促使我想办法把这个blog的特点转变成一点补偿空间费用的广告之类的。不过仔细想想，还是算了，我这东西，一个三流大学生的喃喃自语，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要钱，还不如乐得让人民群众免费观赏。

blog的乐趣不仅仅是金钱，没事的时候，翻翻以前的那些东西，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两年时间并不短，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还有自己 —— 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不同意自己以前的观点了。未来更是不可预测，我是一个特没目标，而且随遇而安的人，天知道两年之后我会跑到哪里去。唯一可以预测的是，我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毕业了（前提是我能及格：））。

但我不准备靠blog为生，这里讨论的内容也和我的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因此一旦有现实压力，我第一个放弃的就是blog，就像前一个月一样。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正在考虑将这个blog的主要内容做一些更改。内容不会有太大变动，但我的目标是，减少废话，争取言简意骇。

好了，还是近一年来的访客统计：

• 与上一年比Pageview变化： + 180.5%
• 访客来源国家：中国（70.5%），美国（8.55%），新西兰（6.84%），澳大利亚（3.25%），英国（2%）。
• 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奥克兰，成都，广州。
• 大约10%的访客是通过下面5个关键词找到我这里的：高也，08宪章/宪章，温影帝，5月35日，真理部。
• 除首页之外访问最多的页面： 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坚强的（5.5%）
• 搜索引擎市场占有率（在我这里的）：Google （75.9%），百度（21.7%） …… 其他差不多忽略不计。
• IE/Firefox占有率： 70.2% / 18.9%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做了亏心事，每个人都会很自然的想着要隐瞒这些事情，实话说，我也会这样，这很正常。但问题是，比起时候费尽心思隐瞒而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不做那些亏心事呢？试图用权力和暴力来消除那些人不光彩的一面，改写历史，都已经被无数次的证明无效了，可总有人一次又一次的白费这个力气。

是的，我说的就是被非法拘禁的那几位网民，和他们所“诽谤”的那个案子。因为人还在他们手上，我有点担心网上过度的反应会对他们不利，所以我不敢说多了，可这一次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六个人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一个相对于14亿人口来说，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这六位网民是他们的儿女，父母，或者兄弟姐妹。这六个人当中也有我在Twitter上的朋友。但不管他们和你的距离有多远，有多么的不相关，可别忘了，他人今天的不幸，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如果今天不为他人呐喊，明天就没有人会来帮你。

我们厌倦了听那些过时的理由，“这是体制，无法改变”，什么是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当你对那些靠“体制”，“权力”施行罪恶的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你就相当于对这个所谓“体制”投下了赞同票。事实已经证明，仅仅是网络本身，就已经可以对现实产生直接的，正面的影响，例子不胜枚举。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简单，很有效，就是不要放弃关注这个案子，我承认在网民被捕之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案子，但感谢福建警方的提醒，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忘掉了。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妨Google 搜索一下某些关键词，看几篇文章，保持自己的关注。

如果你愿意做更多，不妨给那些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而身陷囹囫写一封信，寄张明信片，让他们知道，他们永远都不孤单。

昨天经济发展部（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公布了一份92A的修改草案。我花了点时间阅读，简单说一下。

三振出局的概念还在，但和之前的三次警告不同，新的“三振”有了更详细的概念。一名互联网用户如果被发现非法下载，第一次将会收到一份主要目的是“教育”的通知，第二次如果再犯，版权所有者可以向新成立的版权法庭申请要求用户停止侵权的命令；如果再犯第三次，版权所有者可以申请让版权法庭解决此事，并且给予用户相应的惩罚。

版权法庭的设立使得整个程序更公平了，但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强制断网依然是可能的惩罚措施之一。我一直认为自由，无限制的使用互联网应该被认为是公民通信自由的一部分，也就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除非因为犯罪被剥夺自由，否则这样的权利是不应该被剥夺的。终止互联网服务的概念在美国和欧洲均被反对，我不知道这个国家为什么有理由这样做。

除此之外，强制断网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例如共享连接的环境，例如政府部门，企业机构中，一个人的出错可能导致其他无辜的人付出代价。图书馆等提供免费网络的机构也有可能被一些人滥用，更可能被商业竞争对手所利用。

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对于版权持有者虚假申诉没有任何处理方法。这相当于鼓励版权持有者投诉，而不是先认真研究证据和法律问题，确认被侵权。

经济发展部的这份文件仍然欢迎公众通过意见书提出建议，提交意见的截止日期是8月7日。

点击看全图

如果你想让我证明这种图片的真实性，我无法证实，但至少我觉得真实性是相当高的。我不知道第一手来源，来源是Twitter。但这种格式的图片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而且每一次上面的内容都被应证属实。我的看法是门户网站中有同学在故意透漏风声，毕竟很多门户自己也不想被审查，都是被逼的。

其实这也和我的想法差不多：孙东东的前途不妙。我为什么那么“同情”他的原因就在于，他并非受人指使，也不太可能有什么很黑的后台，只是一不小心说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而已。而且更不幸的是，D正好需要一只这样的替罪羊来转移注意力，既然有人主动举手那就只好成全他了。孙东东自己也应该明白，一个敷衍的道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现在是两边都不想让他好过。

实际上衙门对民众之间的牢骚在有网络之后就管得越来越少了，毕竟人都要有发泄一个渠道，只要你不威胁D的根基，就没问题。对于D来说，在网上用语言发泄总比在现实中用行为发泄要来得好，毕竟在网上的言论更容易控制，而示威什么的有可能会扩大打击面，而且一开这个口子就会有第二次。据说这两天在北大门口都有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示威，每一天警方都有大巴去拉人（我没看到照片，是否有人可以提供两张：））。据说呼喊的口号依然集中于孔教授，但为什么要抗议他？继续深究下去就会让D很不舒服了。

使用网络进行现实生活中的示威的串联已经在全球各地证明了其强大的威力。最近在摩尔多瓦，反GCD的示威就是通过Twitter串联的，在新西兰，反版权法92A的行动也是在Twitter和blog之间进行的，造成强大民意并且最终导致政府收回法案。网络串联在我朝也不是第一次了，厦门PX就是一个好例子。但这种言论管制终究还是有一个老毛病 —— 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喜欢人们上街示威，你开头就别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不就行了？

往好处看，通过不懈的争取，屁民现在比以前已经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至少中国的blogger不太可能因为说两句话而导致生命危险（不知钱烈宪最近如何了）。这种东西是渐进的，但我感觉串联组织反动游行已经快到了D的底线，阻力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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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我朝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们真是越来神奇了，我琢磨着可能是“祖国越来越强大”的原因，在回答外国媒体时，各个外交部发言人的“底气”也是越来越足了，可以随意发言了。秦刚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例子，我想我是否应该建立一个专辑，收录一下他的优秀言论供人瞻仰。不过今天先说两个最近的，就在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生的。

问：“大赦国际”近日发表了一份各国政府执行死刑情况的报告，其中称中国去年最少执行了1700余起死刑，占全球的72%。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看来你的通讯社不仅关心经济上的统计数字，也关心司法上的统计数字。在死刑问题上，中国的有关部门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国际社会是清楚的，你的通讯社是清楚的，你本人也是清楚的。我是一名公务员,无权就中国的司法问题做出评论。

有人已经评价过了。我只补充几句，我朝官员的言论和文件中有很多逻辑问题，有欺骗性，但我有时候真的不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思维，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想出来的托词 —— 我从哪里看出来的？秦刚对“有关部门”的使用。没有人知道天朝这个最神秘的部门究竟位于何方，也许他们就存在于各级官员的口中。但问题是就算要敷衍，也得认真点吧，司法问题，那当然是司法部门的立场了，这个还用想吗。

其他逻辑混乱的地方就不细说了，例如在这个情况下，秦刚不是公务员，至少不仅仅是；而且他这段话中实际上也对记者的问题做了评论，而且还不止：“中国的有关部门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国际社会是清楚的，你的通讯社是清楚的，你本人也是清楚的。”

《一九八九》果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眼神都可能出卖你的内心：）

正题，秦刚在同一个记者会上，也回答了一个老问题：

问：据说Youtube视频网站在中国境内被屏蔽。请证实。你能否介绍中国有关互联网的法律和管理规定？

答：中国政府不害怕互联网，否则你怎么解释以下一组数字：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达3亿，居世界第一，较8 年前增长了30倍；中国的网站总数达210万，较8年前增长了138倍；博客空间超过1亿，比英国的人口还多。这些足以证明中国的互联网是充分开放的。我们鼓励积极地使用互联网，但同时也对互联网依法进行管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依法对网络进行管理，防止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有害的信息传播。在这些方面，我们也借鉴了其他一些国家的作法。我可以举一些例子。美国有联邦一级的立法，1998年《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1999年、2000年、2003年美国国会分别通过了《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法》、《反垃圾邮件法》。2001年 “9.11”事件以后，美国的《爱国者法》有关条款也有涉及互联网管理方面的内容。《爱国者法》规定，“如出现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当局无需事先征得法院的同意，即可监视电子邮件和其它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

我有时候真的感到很恐惧。为什么？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我觉得我“穿越”了，或者用我的话，我觉得我和这些政府官员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首先秦先生的言论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错误，数量大并不代表好，多五倍不等于好五倍，具体为什么我就不细说了，这是老话题。如果你能理解好五倍的问题，我想你也不会被这种无赖逻辑所骗。

其他都还是逻辑问题，我都说厌烦，不想再说了，再说就是骂人了，拿一堆反动的美帝法律来给自己做挡箭牌，背诵外国法律比美国人自己还顺口，那秦先生倒是说说封youtube是依的哪个法？每次都是同样的发言模板，他不腻，我听都听腻了。

不过这段话里有个比较新奇的观点，也就是回答的第一句，“中国政府不害怕互联网”。这就是我说的表面活得比谁都光鲜，但内心比谁都难受，用一个个的谎言去圆以前谎言，一直累积，直到崩溃的那一天为止。不过能过一天是一天，不知道秦刚自己相不相信他自己的话，至少我是感到怀疑的。

连岳说得最精准：秦刚没说错，实际上是互联网怕中国政府。我朝的衙门天不怕地不怕，与天斗其乐无穷，难道还怕你一个互联网？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我朝已经很少一味封锁那些“不喜欢的网站”了，至少不是整体封锁，而是合理的“为我所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奥运火炬传递期间，我朝P民需要上国外网站批判反动媒体，于是一夜之间那堵墙好像就像不存在一样了，而一旦批判和奥运结束了，你再试试？特别是网站上有真正“敏感内容”时。

我没有理由不怀疑youtube最近的被封也是同样的原因。至于youtube上面最近有什么，让我想想怎么用河蟹语说出：黑猫警长在雪域高原捉小牦牛，传播河蟹之道的教育影片（怎么看怎么都像动物语）。但既然外交部都称其为假造，封锁就显得没有道理了。不过这种行为和言论的不一致在我朝并不罕见，至于是心虚还是精神脆弱，我相信你有自己的见解。

但我党在互联网上的确缺了点常识。我原以为从草泥马事件之后，再笨的人都应该学会一个道理：单纯的封锁和言论审查是没有意义的。语言和互联网的确可以被完全封锁，但那需要暴力，不可能用那种“立牌坊的婊子”方式来封禁。道理很简单，脏话不能说，但我可以说“草泥马”；你禁止我说“草泥马”，那我说“槽猊蚂”，“漕逆蟆”行不行？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真的不相信这个党学不会 —— 但我在某种程度上希望我党永远不要学会，否则就太恐怖了。如果党学会了，有两条路可以走：放弃封锁，或者加强封锁。我可不认为我党会突然变得很开明，那么我们只能做更坏的打算了：现在是封锁关键词，明天我们被封锁的可能就是“关键音节”，不管你输入的究竟是什么词，只要包含“cao ni ma”或者“qi yi”的音节，一律封锁 ——思科又有钱赚了，这个课题据我所知还没人能研究出来。我只能诚挚希望不要弄到每个人一出生下来就把中指切掉的地步，因为就算把cao ni ma全部封完，文化人还可以来句清风乱翻书之类的。

笑话说完，我觉得互联网的确有理由惧怕天朝。火炬传递时的例子我已经说了。互联网控制在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内部控制的方法：在内部得到完全控制之后，互联网封锁实际上变成了对外的武器，我朝衙门手中的一张大牌。怎么解释，这有点相当于上游国家的一个三峡水电站，不放水的时候一切正常，但一旦故意决堤，五毛大军倾泻而出，虽然很多网站理论上是可以招架住，但有句话不是说么，破坏力最大的不是行为/武器本身，而是突然的改变。而且就算你紧急修筑好堤坝，五毛还是会继续向你喷口水，就像这个案例【警告：环球时报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重点不是控制（也就是堤坝本身），而是水——所以互联网的确有理由惧怕天朝。看看那些进入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哪个不是如此，这些公司可以违抗美帝政府的旨意，但到天朝立马就变得服服贴贴。在shi tao之后，我至今抵制Yahoo的一切服务，但除了表明立场而已，那有什么用呢。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我们水民，草民，屁民自身，至少不要主动被蓄洪，或者换种方式被蓄洪，等到泄洪之前把坝冲垮。

草泥马似乎也有这样的倾向。作为“十大神兽”之首，草泥马这个词有两个源头，一是三鹿事件中的“草他妈最该负责”，二是网络低俗严打，你不准我低俗，那我换个名字，讨论下动物总不低俗了吧。但“草泥马”单独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早期的故事当中，和这马一同出现的通常还有“河蟹”和“鹳狸猿”，所以草泥马究竟是什么含义，我觉得是没有异议的。

我虽然不喜欢脏话，不过看到了那个草泥马之歌（不知道为什么作者为什么把它删了）之后也不禁低俗的笑了笑，特别是在“打败了河蟹”那一段之后。但一旦形成网络暴红现象之后，这事情似乎就变了。虽然blogger之间大多还可以明确草泥马的来历，但一般网民之间就不是这样了。很多只是纯粹把它作为一句脏话的变种，而后来增加的所谓“百度十大美食”就彻底的变成了恶搞，丢掉了原本的含义；而媒体中鲜有的报道更是不敢讨论草泥马产生的真正含义，而仅仅是将其简单归类为“恶搞”。纽约时报最近的文章还引起了“爱国者”的批评，他们口中说着“草泥马”，却说人家搞政治化，居心不良。

当然，网络暴红现象中也有不“低俗”的名词，例如正龙拍虎或者躲猫猫，但我不觉得他们的影响比草泥马大。至少就我的监测来看，我QQ里的那些群几乎从未提到“躲猫猫”，但“草泥马”却是出现在了每个群当中。

我有两个问题：1、莫非有些人真的过于低俗了？2、怎么样才能不让“草泥马”这种通俗语言在传播中变成了“低俗”？还没想好：（

但别高兴得太早，最终版本的Code of Practice还没有出来，如果中间还有变化，我觉得TelstraClear有变卦的可能性。另外我还收到一个小道消息说，Telecom New Zealand的立场也不太坚定，可能也会投反对票。

TCF最近也公布了其收到的部分意见书，其中包括来自Google的。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主意，如果你有空不妨读一读。例如建议让版权持有者在投诉之前必须宣誓他的投诉是真实的，否则按刑法中虚假宣誓论处（这个比只是收他们钱要好多了）。其实这很有必要，Google的意见书中引用了一项调查报告[pdf]，Google所收到的DMCA（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侵权通知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虚假的。还有个意见书一看就是网民写的，满篇感叹号和问号，说“新西兰人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的！”

在议会方面，现在明确表态要求取消S92A的有Peter Dunne和Rodney Hide，Rodney Hide有一些影响力，毕竟他是政府那边的，但政府负责该法案的的部长，Simon Power，仍然不愿意认输，在12日的议会问答时间中，他拒绝支持工党议员所提出的取消s92a的修正案。

这场风暴的另一边，新西兰唱片业协会（RIANZ）的CEO近日在先驱报上发表了文章，强烈支持S92A。他除了批评了那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传言之外，也说这中间没有侵犯任何人权，也“不反对”有一个独立的裁判员，评判用户是否真的侵犯了版权。

总的来说现在看上去情况不错，但不要抱太大信心，27日还没到。

"Goo Goo Gai Pan", Season 16 of The Simpsons

几天前的新闻了，我想大多数人也应该已经看到过云南省委真理部副部长伍皓的优秀发言。但最近似乎没啥好说的，因此我今天又仔细看了一次那个访谈。

伍皓：以前我们面对这种公共舆论事件时，我们更多的，或者是常规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选择：
第一，我们可以采取“拖”的措拖。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网友的言论是东说西说，对网友的言论可以拖，碰到新的新闻点又转移了，这是一个策略。这是很多地方处理类似事件的方法。
第二，堵。我们宣传部门还拥有一定的指挥媒体权利，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媒体都收声
第三，删。我们把网上不利的，或者是负面的言论见一条一条删掉，这也是一种做法
第四，等。这个做法是更好的做法，因为这是司法案件，我们完全可以慢慢地等司法部门调查，按照法律的程序走下来。要把这个案子办完是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到那个时候公众的知情权无法满足。

我看到这话的第一感觉就是标题中那句话。不仅如此，这也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对真理部宣传控制手法的最好概括：拖、堵、删、等，这四字诀真是精炼又准确，比那些没文化的反动分子说得要好多了，不愧是内部人士。

但为什么伍皓同志敢这样暴露国家机密？如果你了解“共产党员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句话的来源，你应该后面其实还有半句：“……但今天我不讲”，也就是说，以李总理为代表的大多数GCD员只有在对自己和D国有利，至少无害的时候，才会暴露自己的观点。因此伍皓党员的这种直白并不是一种好现象——他真正透露的消息是，真理部的手段要大升级了。

最明显的一个新手段是把五毛党运用到现实中。在网上用五毛党冒充和误导民意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这次的躲猫猫，或者瞎子摸鱼事件则是标志着五毛党的公开化和向现实生活的侵入。几个被当地宣传部门所“选中”参与调查团的“网民”，或多或少都有不同寻常的背景，很多人本身就从事媒体业。就算他们不是五毛党，也只是故意安排，换了一个名字的媒体采访团而已。

五毛党向现实中侵入的案例不止这一个。反低俗运动中那些“义愤填膺”的“网民代表”也被人发现有“双重身份"，也证明了真理部的这种手段绝不是个例。

按照官话来说，新手段对应的是新形势，那这个新形势是什么？五美分党太多？官方的解释是：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接受《春城晚报》记者专访，对于这次大胆的尝试，伍皓认为目的在于尊重网民知情权。既然网民有了解探知的愿望，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知情权。

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方式绝不止让他们组成“调查团”这一种。媒体报道，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或者一个透明的司法程序都能够很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不一定要用这种民间调查。所以真理部副部长这种说法其实间接证实了一个事实：民众无法从其他渠道满足知情权。

而这种“调查团”的方式，一没有法律基础，例如在这次事件中什么权利都没有，要见一见当事人都被拒绝，他们看到的东西可能还没媒体多；二，调查团直接受制于当地宣传部门，人也是宣传部门选出来的，因此这次选出一个记者团，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我很难不得出这个让人不安的结论：这种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把五毛党从网络上搬到现实中的创新，全方面的冒充和搪塞民意，从未把所谓民众的“知情权”放在眼里——一个简单的例子，网民早就想探知官员收入了，他们满足了吗？

至于把五毛党搬进现实中有什么好处：

今后凡有重大事件发生，都会组成由网民和普通群众参与的网友调查委员会，增加重大事件调查的公信度。

这和创造五毛党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控制不了民意，那可以去冒充民意。我一直不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管理方式，因为你虽然可以冒充民意，但真正的民意依然在那里，只是被掩盖，等待着更强大的爆发而已。自己骗自己的后果无非是让后果更严重。

别忘了俯卧撑事件也是在云南发生的，再笨的人，出了两次大事都应该能想出对策了，只是这也太缺乏新意了（见下文评论，俯卧撑在贵州）。不过往好处想……试图冒充民意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很难控制现实中的民意，特别是非网民人群的民意了。

今天也是New Zealand Internet Blackout抗议的最后一天，我关注的几乎所有本地blog今天都参与了抗议。掐断了访客对自己网站的链接，任何访问都会重定向到有下面这个声明的页面：

（点击看全图，cc-by, Creative Freedom Foundation）

我所订阅的blog观点可以说是从极左到极右都有，他们平时几乎没有两个人会同意同一件事情，但在最近的这次互联网风波中，他们有了罕见的共识。这不仅仅是互联网的力量：）也表明了92A有多么的不受欢迎。

网络抗议的主要组织者，Creative Freedom Foundation对政府决定推迟S92A表示高兴，并且说，这次抗议展示了，互联网上的运动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现实世界。

虽然S92A是原工党政府通过的，但国家党是逃不了干系的，在法案审查时，代表国家党的Christopher Finlayson表示了强烈支持，甚至有以下言论：

The Minister [Judith Tizard] knows, and I certainly know, that we have all had approaches from various commercial entities ...

真的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