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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输出价值观了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西兰有着相当强大的草根运动传统。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家中，几次大事件几乎都是由公民不服从而引发的。原因很简单，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是无法产生出什么非常有话语权的名人的，因此，人民习惯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很多草根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甚至进了议会中的左翼政党，主要是工党，还有更左的绿党。但这些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议会之外，还会看到他们领军抗议浪潮的身影。反对者称他们为“专业抗议家”，就靠抗议吃饭；但他们却为此而自豪。

其中一个专业抗议来自绿党，每当有中国官员到访位于惠灵顿的议会大楼时，党魁总会举着一面雪山狮子旗站在门口“恭候”访客的到来。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固定项目，原来举旗帜的是Rod Donald，而在此人逝世之后，新任党魁Russel Norman把这个“传统”坚持了下去。因为议会安保的问题，只有议员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在有客来访期间靠近议会大楼（虽然如此，任何在议会内的抗议仍然需要议长批准）。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绿党每次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举着旗帜竖立在议会大楼外，而且还要常常面对成群的亲中欢迎队伍，那画面，苍凉悲壮感中，略微透出一丝傻气。

但不要误解我，不管我赞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公民，一个议员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应有的权利。就算他是傻瓜，他也有做傻瓜的权利。虽然每次中方都对这面雪山狮子旗有点看不过去，但也只是忽略掉他而已，每次抗议也非常和平。但今年不一样了。也许是国力增强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习储君今天下午到访新西兰议会时，祭出了我朝特产打伞功试图掩盖Russel Norman举的旗帜，失败之后还与之扭打，用雨伞敲击，抢走旗帜 —— 一个外国保镖在另一国的议会大楼内和议员扭打，还真是闻所未闻。也许保镖把这里也当成中国了？

当然，保护重要人物是保镖的工作，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不反对这点。但根据现场录像显示，Russel Norman没有和任何人有肢体上的激烈接触，非常听话的站在保镖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给保护对象造成什么类型的人身伤害 —— 除非储君对那面旗帜过敏。

印象中这应该是官方第一次在外国土地上使用打伞功，感谢国家，今天让新西兰人见识到了我们是如何在国内对待异议者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朝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伞兵是09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然后再运用到了类似于世博会等重要场合中。且不说几个人打着雨伞的大男人在天安门广场晃悠是个非常幼稚，有喜剧感的画面，不管是谁发明的这种打伞功，这个人的心智也绝不会多么成熟。打伞能做到什么呢？该拍照该录像的新闻记者一个不少，还顺带向全世界介绍了我们有多么喜欢打伞，成为了国际笑话。

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打伞来维护的。今天在惠灵顿的恶劣行为如果能对国家形象做出什么贡献的话，那只会是负面的贡献。新西兰警方表示已经正在调查此事。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把那位打人的保镖赶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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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更新： 因为中国方面拒绝合作，因此警方已经宣布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任何人，但表示对此事的调查将会继续。习近平的代表团将于明天离境。

特权文化

新西兰民众，特别是比较右翼的选民，常常认为有些职业的工作人员不属于“现实社会”的一部分，觉得这些人缺乏社会经验。这些职业包括老师（特别是大学老师），和公务员。虽然这种说法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职业的政治倾向通常都偏左，所以不讨人待见。但对于公务员，乃至于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政客，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说法的。虽然相对于中国的“铁饭碗”来说，一个政府职位并不和一个私有企业的职位高级多少，但两者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作人员的权利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如果你在私人企业，你想涨工资，那么你会直接找你的老板谈。虽然公务员和政客也有“老板”——“纳税人”，但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是你的老板，这情况实际上和人人都不是你的老板是差不多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出现个团体或者机构来代表纳税人。使用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政府，实际上就和自己管自己没区别。

所以一旦权力失去制约，后果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当英国的议员支出丑闻烧到新西兰时，很多民众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议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吃午餐，给女朋友的海外旅行付账，甚至是给自己买A片。最近的火烧到了工党的身上，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工党在执政九年期间，有至少三名部长的支出有不检点行为。其中一位Shane Jones当即无条件向公众道歉，而另一位部长，Chris Carter，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而被工党党魁要求回家反省 —— 这是玩笑么？还是一个家长在管教自己的小孩子？

在监管方面，我觉得新西兰做得并不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客几乎都是在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逃过媒体的眼睛，只有在实在太过分了的时候，例如要把议会特权延伸到议会之外时，才引起民众反感。而长期放纵政客则直接导致了权利意识泛滥。人都是贪图利益的，既然议会提供了一张信用卡，虽然规定说只能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但我为啥不能用它来买A片吃午饭呢？午饭是工作午餐，爱情动作片嘛……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外太寂寞了？

让我感到见怪不怪的是的是大部分政客和民众的反应，缺乏监管的根本原因因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是一个公司会计，我因为自己的信用卡过期了，或者我暂时缺点钱，因此我从公司那里“借”了点钱出来。后来我被老板发现了，我说明情况，把钱还掉之后，我是否能够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工作？

当然不能，我多半会被以欺诈，盗窃等罪名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客就可以逃脱？

这种特权文化的泛滥，已经使得甚至连民众都已经认为公众人物都可以享受额外的特权了。刚开始我还感到很惊奇，特别是老牌电视主持人Paul Holmes公开在广播节目中说前联合国秘书长是“不要脸的黑鬼”时 —— 这种情况无论是放在美国还是英国，都意味着这位主持人新闻生涯的结束，可Holmes虽然也遭到了强大压力，但却可以继续逍遥5，6年，然后十分体面的退休。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英国足协主席，申请2018世界杯的大使David Triesman，因为被小报在餐馆里录下“西班牙和俄国人试图贿赂裁判”而被迫辞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新西兰的2011橄榄球世界杯大使公开说一直球队对“darkie”的数量有名额限制，却一直拒绝辞职，甚至还得到了总理John Key的支持，认为只要他道歉了，“这事就可以了了”。

我想新西兰人应该学习一下中文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地媒体stuff今天效仿英国卫报的方式，把多达1.6万页的议员信用卡开销名目放在网上让民众有机会挖出议员的脏事。这本来是一个web 2.0的好创意，按照这个网站的每日访问数量，1.6万页并不是什么大数目，每个人看一篇，早就看完了。可问题是到了现在（15日晚上8点），也就不过被翻了四千页而已，一副小国寡民，不关我事的态度昭然显现。

又是两会季节

对我来说，两会是自春晚之后的更大的一个娱乐节目。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两会总是选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召开，但我相信，季节对人的行为是有影响的，万物复苏之际，代表也是人，心中也会开始不安起来，这可以理解，但代表可以在公开场合做出一系列颇有娱乐性的事，那么人们同样也有围观的权利。

两会的的另一个娱乐之处在于，虽然名义上这是中国的议会，但却没有什么代表有胆量去真正的，深入的讨论国是。原因众所周知。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议会人数不能过多。忘了是谁说的，议会人数一旦上千，那么这个议会只能是橡皮图章，因为这样庞大的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讨论存在 —— 当然这正是我朝最想要的。但人说话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让别人做传声筒，一次两次还行，时间久了，要么把传声筒弄成了心理变态，要么就捂不住人说话的本能。但大事又不能说，说点正事又怕触及敏感地带，除了那些有意邀功请赏的而外，代表们就只好在那些小事上标新立异了。

但人还有一个问题，再娱乐的一件事，如果年年岁岁都重复一次而没有任何新意的话，耐力再强的人都会感觉沉闷，进而看穿这场大戏背后的真实。我翻出了我去年写两会的那篇blog，个人认为，原文复制，然后把里面的笑话更新一下，基本上对每一年的两会都适用 —— 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连笑话都不用更新。

人民日报，甚至包括温影帝在内都同意这一点：

我想说说新西兰本地的事。我的专业触及很多政治，上课讨论一些政策历史，发展之类的问题时，我有好几个讲师都喜欢放一些过去的电视节目，从60年代新西兰电视开播，到这个世纪初的节目都有。看以往的电视节目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觉得广告里的人都土得掉渣，然后还可以感叹一下以前的物价是多么的便宜。

当你看那些政策制定者时，虽然没有49年前的新华日报那样虚伪，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谁在当时说了谎，谁做某件事的动机夹杂了个人因素，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可问题是，有些不太那么善良的人今天依然活跃在政坛当中，通过对历史的了解，你甚至可以大概判断出这些人今天会做些什么，但选民还是会投票给他们。选民总是最傻的么？不见得，记性差是个普遍问题，不只是中国人才有。虽然不是人人都会忘事，但能以史为鉴的那一群人，要么像这里的情况，窝在大学里当讲师，或者像国内一样，缺乏改变的权力。

说回中国国内。这里有好几个读者私下质问我为何称呼敬爱的温总理为“温影帝”，上图中的例子就能够说明问题。如果是第一次听他喊一些口号，也许我还会跟着激动一下，但连续几年都为一张张画出来的大饼而激动不已，这已经不是用记性不好可以解释的现象了。除了专业的五毛党喝彩党之外，恕我直言，不是影帝演技太好，就是真的脑袋有问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就像人们看电影电视剧一样，先不论其中人物演技的好坏，如果听到某影帝也了参与演出，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总会先看一下再说。影帝只要没有发挥严重失常，得到的评价总不会太过于负面，而那些“不知好歹”的人说了两句坏话，还有一群粉丝来主动替明星辩护。

影帝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疑问。如果中国大，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是个合理的理由，那么对于两会上发生的和影帝言论直接冲突的行为，不知如何解决？

但政治，或者心理学中最难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打破一个大家已经习惯的循环，无论中国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就算有着真正的选举，选民的投票也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党更替除了自己本身的执政失误之外，还有些其他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原因，例如哪个候选人长得更帅，或者这一方执政太久了，该换一换风景看了。

同样的，在国内，跟着潮流走，成为党这个循环的一份子，总是比逆潮而动，走一条和大众不同的道路要容易得多。除了预期效益会显著降低之外，初期投入的成本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群人，至少我感觉，当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一个团体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要支持，但反正跟着走就没错了 —— 除非外部环境变化太大，不支持的理由过于显著，到了完全无法忽视的地步。

当然，社会需要改变，改变的动力也肯定不是提无厘头议案的那些代表。但他们确实值得观察的一道风景，不是看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看他们还能蹦达多久。

民主的代价 —— 金钱方面

前段时间新西兰财政部长Bill English陷入了舆论的指责。议会有一条守则，所有来自首都惠灵顿之外的议员，在惠灵顿开会期间均有权申领住房补贴。English不是惠灵顿的议员，他的选区在南岛，因此他有权利申领这项补贴。

不过问题是，他虽然来自南岛，他在惠灵顿也有房产。在惠灵顿开会期间，他实际上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照样申领了补贴。理论上来说，这完全符合规矩，但却是非常unethical的，更何况作为财政部长，被国人期望带领国家走出经济低估，却这样揩纳税人的油，使得消息传出之后舆论一片哗然，最后他不得不退回所有已经申领的补贴。

我一直很好奇每一名议员需要花多少钱来养，但在过去，你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虽然议会公开每一名议员的工资，但除工资之外，议员还能享受各种各样的补贴。如果一名议员能够连任三届，那么他还有权利享受议会提供的退休金，大致和工作时的工资一致。

不过拜英国的政治风暴所赐，新西兰也在逐渐公开议员的各项支出。一名议员的最低工资是$131,000，不过这是基础工资，大部分议员拿的工资都比这个高，而总理的工资是$393,000。至于补贴，最近公布的议员补贴数据显示，最近的一个季度，整个议会122号人总共花掉了$200万纳税人的金钱，平均每人$16,000。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年纳税人要花大约20万纽币养活一名议员。

作为对比，全国的平均工资是$37,000。

不得不说议员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事实也是，要混上这个位置，也不容易。但他们真的值这个价么？也许有高薪养廉的道理，不过现实却并非如此。最近出现了第一个因为贪污而被送进监狱的前议员，而这位议员因为当满了三届，狱中照样享受高额退休金。另一个案例则是另一名议员，Rodney Hide，用公款请他女朋友和他一起出访。

无论是行贿，而是工资的钱，这笔经济成本总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把这笔钱合法化？其实我觉得这是值得细算的一笔账，行贿受贿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否值得让纳税人用高薪养廉。

不过养那么多人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如果你认为用120人管理400万人口的国家似乎有些浪费，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你一个。工党的一名前议员就曾经说过，他认为议会里真正在管理国家的人不会超过5，6个。剩下的人都是不知所措，一脸茫然，仿佛是在那里“卖保险”的推销员。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社会上，我们为金钱做事，而政治里的“金钱”就是权力。权力来自information（消息），而真正掌握各式消息和资料就那5个人，而且是不会和其他人分享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该废弃民主，但很明显，这还有改善的空间。如果算算独裁的代价，那更吓人，吃住有皇帝般的享受，出入有专车，所以当你要中国官员公布财产和政府支出时，他们会反问 —— 老百姓公布了没？

Sue Bradford 辞职

新西兰议会中最具色彩的人物之一，绿党的Sue Bradford今天宣布，将会在10月底辞职。根据她自己的解释，她对5月时没有竞选成为绿党党魁感到失望，她尊重党内的民主决定，但她认为是时候离开议会，回到草根政治当中了。之前我曾经写过篇blog，指出她的希望不大，更多的是生不逢时。现在社会正在向右转，而她又被选民认为是绿党中最左的一个，由她带领绿党，绝对是有害无益。

在80年代，Bradford是一名颇为有名的政治活动者，极力反对当时政府的右翼政策，多次被逮捕。在大学时代，她学习了历史，政治，中文和新闻，不过很奇怪，我似乎从来没她讲过中文。

Bradford已经连任了4届议员，不过她最著名的行为无异于提出反掌罚法案。她是一名非常两极化的人物，人们要不就是十分恨她，要不就是十分喜欢她。我觉得我是后者，她是绿党中社会政策的先锋，除了反掌罚法案之外，她帮助将青少年打工的最低工资提高到了和成人的同等水平，维护监狱母亲的抚养权。绿党从来没有进入过政府，作为一名左右两大党都不想靠近的政党议员，Bradford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般来讲，一个在野党议员的私人提案几乎不会被通过，但她提出的议案却有很高的通过率。

就此来说，我一点都不认为被冠名“极左”的绿党是一个极端党派，如果真的是极端，那么将不会得到代表多数群体的大党支持，但每次Bradford的私人提案都有大党支持，例如反掌罚法案，120人议会中只有7个人投了反对票。但选民开始反对的时候，这法案在其他政客的口中，就变成Bradford一个人的了。 我尊敬像Bradford这样坚持自己信念，为弱者说话，而不是跟着选民随风倒的政治人物。

不过，她也有失败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曾经试图将刑法中对于“强奸”的定义拓宽为 男-男/女-男 和间接的性接触。在失败之后，她第一次承认她曾经是受害者。

她的离开，标志着议会中又少了一个真正敢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