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下新法律 —— 我想在这里的天朝学子应该认真关注这个问题。比起以前的Section 92a，新修改有很多进步，但从本质上来说，两部修法的核心都是一样的 —— 假定有罪和中断用户使用网络的权利。

Google 在针对 Section 92A 提交的建议书【PDF】中就提到，她收到的数字千禧年法版权通知中，有三分之一并不真实，有高达一半的通知是一家公司针对竞争对手采取的措施。当然肯定有确实被侵犯版权的事情发生，但这种法律上的指责理应通过司法过程来确定，而不是坐着办公室里就可以大面积散布的侵犯版权通知 —— Section 92A 就是把版权通知作为侵犯版权的确凿证据。

不过新通过的Section 122MA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122MA Infringement notice as evidenc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1)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Tribunal, in relation to an infringement notice, it is presumed:

(a) that each incidence of file sharing identified in the notice constituted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owner's copyright in the work identified; and
(b) that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in the infringement notice is correct; and
(c) that the infringement notice was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2) An account holder may submit evidence that, or give reasons why, any 1 or more of the presumptions in subsection (1) do not apply with respect to any particular infringement identified in an infringement notice.
(3) If an account holder submits evidence or gives reasons a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the rights owner must satisfy the Tribunal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relevant infringement or notice, the particular presumption or presumptions are correct.

粗体部分是我加的。

这一点都不像是认真的修法，而更像是给原版的涂脂抹粉。虽然不再说版权持有者发出的通知就是对方侵犯版权的确凿证据，而只是“假设有罪（presumed）”，但这修饰并没有任何意义，用户还是会因“假设有罪”的行为受到惩罚。虽然可以在仲裁庭上挑战这种假设，但需要用户证明自己无罪，而不是让版权持有者来证明用户有罪。

更本质的问题是终止用户的互联网帐号依然是惩罚措施之一。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使得不少国家开始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这不仅保障人们在社会中的通讯权，公民自由—— 集会，言论等自由在今天的表现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看看中东就知。何况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已经电子化了，失去网络连接会严重的影响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能力。

不过关于这一点，新法退让了两处，一是只有地方法院，而不是仲裁庭才有权决定终止一个人的互联网帐号。另外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终止用户帐号的相关部分（Section 122O），不会马上生效。而是要对互联网用户“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仲裁庭和罚款无助于制止网络侵犯版权行为的发生，政府才会决定生效这一部分。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国家党政府在选举时是以“反保姆国家”为口号的，而上台之后，却不断的在制造一个更大的保姆国家 —— 前段时间的另一个修法是，以前病假三天以上才需要给雇主证明，现在一天就需要证明。让人仿佛感觉回到了上小学给老师带条子的时代。

天朝的法律学生走出校门之后会遇到“法律不是挡箭牌”的问题，我突然发现在这里其实也一样，什么无罪推论，正当法律程序之类的概念还是可以被 随意扔出窗外的。但我着实不认为新法的实用性比Section 92a有任何提高。这有点像RIAA为首的版权恐怖份子在美国大面积控告个人侵犯版权者的预演，也就是把这个过程法律明文化了 ——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的。不过新法比较好的一点是规定了赔偿上限不得超过$15,000。对于海外，特别是美帝的版权恐怖份子来讲，这点钱不痛不痒，但对于本地的艺术产业来说，这还是值点钱的。

新的修法只是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至于如何实行，还得等待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所制定的细节和施行措施。这应该会在半年内出现。到时候应会对该法律的凶猛程度有更好的认识。

P.S. 新西兰有个海盗党 （其实2009年就有了），比较悲剧的是，新西兰法律要求一个政党需要有500名“Financial Member”，也就是付费入党的党员才能注册政党，而近两年过去了，只有50人加入。我常常笑话说这是罕有的自己被自己的理想给害死的案例。如果你来自本地的话，该党的入党费最近从$10降低到了$2，给我证明我是错的吧。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新西兰议会最近发生了一次颇为喜剧的辩论。本月10日，一个关于税改的法律修订案（Taxa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Remedial Matters) Bill）在议会里进行一读前的讨论。负责这个法案的部长不在，于是就由国家党的另一位部长（广播和移民部长）Jonathan Coleman代为阅读部长的对该修订案的介绍。这位先生充分利用了议会辩论中给他的十分钟阅读部长的稿子，可问题是——他拿错了演讲稿。他阅读的是关于另一个，两年前已经通过的修改案（Taxatio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Life Assurance and Remedial Matters) Bill）。

如果想看这位部长是如何坚持阅读一份错误的演讲稿，视频在这里。

当然人人都会犯错，没有人期待议员做到完美。再说两个法案的名字和内容的确很相似，而Coleman并不负责这个法案，所以对他来说，一时没反应过来的确情有可原。可问题是，他拿着错误的稿子认认真真读了整整十分钟，不仅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拿错了演讲，连和他同一政党的议员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错误，倒是反对党一方制造了不少噪音，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从此可以看出，议员都在睡觉，没有人在仔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

英式议会法律通过前需要进行三读，的目之一是让不同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融入到法案当中，将政府的法案暴露于公众和其他议员的检查之下，而达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就是议会辩论。但西敏寺系统的问题就在于，议会的最大党也是执政党，虽然名义上有辩论存在，但辩论对最终结果通常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执政党通常已经有足够票数，可以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意见。这个税改法案也是一样，虽然部长完全在做梦读错了稿子，可一读还是顺利通过了。实际上在真正的辩论之前，每一个政党早已对辩论话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执政党并不会因为被指出错误而更改任何东西。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投票。反正大家都已经有自己的观点，辩论改变不了最终结果，那还浪费时间做什么？

相对而言，美帝在这方面的确比英国人进步很多。判断一个议会是否货真价实的另一个条件就是立法权不能被行政权干涉，否则就是民选独裁，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中国伞兵畅销海外 （截图来自TVNZ未编辑视频）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西兰有着相当强大的草根运动传统。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家中，几次大事件几乎都是由公民不服从而引发的。原因很简单，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是无法产生出什么非常有话语权的名人的，因此，人民习惯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很多草根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甚至进了议会中的左翼政党，主要是工党，还有更左的绿党。但这些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议会之外，还会看到他们领军抗议浪潮的身影。反对者称他们为“专业抗议家”，就靠抗议吃饭；但他们却为此而自豪。

其中一个专业抗议来自绿党，每当有中国官员到访位于惠灵顿的议会大楼时，党魁总会举着一面雪山狮子旗站在门口“恭候”访客的到来。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固定项目，原来举旗帜的是Rod Donald，而在此人逝世之后，新任党魁Russel Norman把这个“传统”坚持了下去。因为议会安保的问题，只有议员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在有客来访期间靠近议会大楼（虽然如此，任何在议会内的抗议仍然需要议长批准）。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绿党每次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举着旗帜竖立在议会大楼外，而且还要常常面对成群的亲中欢迎队伍，那画面，苍凉悲壮感中，略微透出一丝傻气。

但不要误解我，不管我赞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公民，一个议员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应有的权利。就算他是傻瓜，他也有做傻瓜的权利。虽然每次中方都对这面雪山狮子旗有点看不过去，但也只是忽略掉他而已，每次抗议也非常和平。但今年不一样了。也许是国力增强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习储君今天下午到访新西兰议会时，祭出了我朝特产打伞功试图掩盖Russel Norman举的旗帜，失败之后还与之扭打，用雨伞敲击，抢走旗帜 —— 一个外国保镖在另一国的议会大楼内和议员扭打，还真是闻所未闻。也许保镖把这里也当成中国了？

当然，保护重要人物是保镖的工作，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不反对这点。但根据现场录像显示，Russel Norman没有和任何人有肢体上的激烈接触，非常听话的站在保镖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给保护对象造成什么类型的人身伤害 —— 除非储君对那面旗帜过敏。

印象中这应该是官方第一次在外国土地上使用打伞功，感谢国家，今天让新西兰人见识到了我们是如何在国内对待异议者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朝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伞兵是09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然后再运用到了类似于世博会等重要场合中。且不说几个人打着雨伞的大男人在天安门广场晃悠是个非常幼稚，有喜剧感的画面，不管是谁发明的这种打伞功，这个人的心智也绝不会多么成熟。打伞能做到什么呢？该拍照该录像的新闻记者一个不少，还顺带向全世界介绍了我们有多么喜欢打伞，成为了国际笑话。

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打伞来维护的。今天在惠灵顿的恶劣行为如果能对国家形象做出什么贡献的话，那只会是负面的贡献。新西兰警方表示已经正在调查此事。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把那位打人的保镖赶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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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更新： 因为中国方面拒绝合作，因此警方已经宣布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任何人，但表示对此事的调查将会继续。习近平的代表团将于明天离境。

所以一旦权力失去制约，后果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当英国的议员支出丑闻烧到新西兰时，很多民众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议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吃午餐，给女朋友的海外旅行付账，甚至是给自己买A片。最近的火烧到了工党的身上，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工党在执政九年期间，有至少三名部长的支出有不检点行为。其中一位Shane Jones当即无条件向公众道歉，而另一位部长，Chris Carter，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而被工党党魁要求回家反省 —— 这是玩笑么？还是一个家长在管教自己的小孩子？

在监管方面，我觉得新西兰做得并不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客几乎都是在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逃过媒体的眼睛，只有在实在太过分了的时候，例如要把议会特权延伸到议会之外时，才引起民众反感。而长期放纵政客则直接导致了权利意识泛滥。人都是贪图利益的，既然议会提供了一张信用卡，虽然规定说只能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但我为啥不能用它来买A片吃午饭呢？午饭是工作午餐，爱情动作片嘛……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外太寂寞了？

让我感到见怪不怪的是的是大部分政客和民众的反应，缺乏监管的根本原因因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是一个公司会计，我因为自己的信用卡过期了，或者我暂时缺点钱，因此我从公司那里“借”了点钱出来。后来我被老板发现了，我说明情况，把钱还掉之后，我是否能够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工作？

当然不能，我多半会被以欺诈，盗窃等罪名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客就可以逃脱？

这种特权文化的泛滥，已经使得甚至连民众都已经认为公众人物都可以享受额外的特权了。刚开始我还感到很惊奇，特别是老牌电视主持人Paul Holmes公开在广播节目中说前联合国秘书长是“不要脸的黑鬼”时 —— 这种情况无论是放在美国还是英国，都意味着这位主持人新闻生涯的结束，可Holmes虽然也遭到了强大压力，但却可以继续逍遥5，6年，然后十分体面的退休。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英国足协主席，申请2018世界杯的大使David Triesman，因为被小报在餐馆里录下“西班牙和俄国人试图贿赂裁判”而被迫辞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新西兰的2011橄榄球世界杯大使公开说一直球队对“darkie”的数量有名额限制，却一直拒绝辞职，甚至还得到了总理John Key的支持，认为只要他道歉了，“这事就可以了了”。

我想新西兰人应该学习一下中文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地媒体stuff今天效仿英国卫报的方式，把多达1.6万页的议员信用卡开销名目放在网上让民众有机会挖出议员的脏事。这本来是一个web 2.0的好创意，按照这个网站的每日访问数量，1.6万页并不是什么大数目，每个人看一篇，早就看完了。可问题是到了现在（15日晚上8点），也就不过被翻了四千页而已，一副小国寡民，不关我事的态度昭然显现。

两会的的另一个娱乐之处在于，虽然名义上这是中国的议会，但却没有什么代表有胆量去真正的，深入的讨论国是。原因众所周知。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议会人数不能过多。忘了是谁说的，议会人数一旦上千，那么这个议会只能是橡皮图章，因为这样庞大的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讨论存在 —— 当然这正是我朝最想要的。但人说话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让别人做传声筒，一次两次还行，时间久了，要么把传声筒弄成了心理变态，要么就捂不住人说话的本能。但大事又不能说，说点正事又怕触及敏感地带，除了那些有意邀功请赏的而外，代表们就只好在那些小事上标新立异了。

但人还有一个问题，再娱乐的一件事，如果年年岁岁都重复一次而没有任何新意的话，耐力再强的人都会感觉沉闷，进而看穿这场大戏背后的真实。我翻出了我去年写两会的那篇blog，个人认为，原文复制，然后把里面的笑话更新一下，基本上对每一年的两会都适用 —— 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连笑话都不用更新。

人民日报，甚至包括温影帝在内都同意这一点：

影帝的回声在荡漾

我想说说新西兰本地的事。我的专业触及很多政治，上课讨论一些政策历史，发展之类的问题时，我有好几个讲师都喜欢放一些过去的电视节目，从60年代新西兰电视开播，到这个世纪初的节目都有。看以往的电视节目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觉得广告里的人都土得掉渣，然后还可以感叹一下以前的物价是多么的便宜。

当你看那些政策制定者时，虽然没有49年前的新华日报那样虚伪，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谁在当时说了谎，谁做某件事的动机夹杂了个人因素，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可问题是，有些不太那么善良的人今天依然活跃在政坛当中，通过对历史的了解，你甚至可以大概判断出这些人今天会做些什么，但选民还是会投票给他们。选民总是最傻的么？不见得，记性差是个普遍问题，不只是中国人才有。虽然不是人人都会忘事，但能以史为鉴的那一群人，要么像这里的情况，窝在大学里当讲师，或者像国内一样，缺乏改变的权力。

说回中国国内。这里有好几个读者私下质问我为何称呼敬爱的温总理为“温影帝”，上图中的例子就能够说明问题。如果是第一次听他喊一些口号，也许我还会跟着激动一下，但连续几年都为一张张画出来的大饼而激动不已，这已经不是用记性不好可以解释的现象了。除了专业的五毛党喝彩党之外，恕我直言，不是影帝演技太好，就是真的脑袋有问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就像人们看电影电视剧一样，先不论其中人物演技的好坏，如果听到某影帝也了参与演出，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总会先看一下再说。影帝只要没有发挥严重失常，得到的评价总不会太过于负面，而那些“不知好歹”的人说了两句坏话，还有一群粉丝来主动替明星辩护。

影帝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疑问。如果中国大，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是个合理的理由，那么对于两会上发生的和影帝言论直接冲突的行为，不知如何解决？

但政治，或者心理学中最难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打破一个大家已经习惯的循环，无论中国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就算有着真正的选举，选民的投票也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党更替除了自己本身的执政失误之外，还有些其他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原因，例如哪个候选人长得更帅，或者这一方执政太久了，该换一换风景看了。

同样的，在国内，跟着潮流走，成为党这个循环的一份子，总是比逆潮而动，走一条和大众不同的道路要容易得多。除了预期效益会显著降低之外，初期投入的成本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群人，至少我感觉，当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一个团体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要支持，但反正跟着走就没错了 —— 除非外部环境变化太大，不支持的理由过于显著，到了完全无法忽视的地步。

当然，社会需要改变，改变的动力也肯定不是提无厘头议案的那些代表。但他们确实值得观察的一道风景，不是看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看他们还能蹦达多久。

不过问题是，他虽然来自南岛，他在惠灵顿也有房产。在惠灵顿开会期间，他实际上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照样申领了补贴。理论上来说，这完全符合规矩，但却是非常unethical的，更何况作为财政部长，被国人期望带领国家走出经济低估，却这样揩纳税人的油，使得消息传出之后舆论一片哗然，最后他不得不退回所有已经申领的补贴。

我一直很好奇每一名议员需要花多少钱来养，但在过去，你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虽然议会公开每一名议员的工资，但除工资之外，议员还能享受各种各样的补贴。如果一名议员能够连任三届，那么他还有权利享受议会提供的退休金，大致和工作时的工资一致。

不过拜英国的政治风暴所赐，新西兰也在逐渐公开议员的各项支出。一名议员的最低工资是$131,000，不过这是基础工资，大部分议员拿的工资都比这个高，而总理的工资是$393,000。至于补贴，最近公布的议员补贴数据显示，最近的一个季度，整个议会122号人总共花掉了$200万纳税人的金钱，平均每人$16,000。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年纳税人要花大约20万纽币养活一名议员。

作为对比，全国的平均工资是$37,000。

不得不说议员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事实也是，要混上这个位置，也不容易。但他们真的值这个价么？也许有高薪养廉的道理，不过现实却并非如此。最近出现了第一个因为贪污而被送进监狱的前议员，而这位议员因为当满了三届，狱中照样享受高额退休金。另一个案例则是另一名议员，Rodney Hide，用公款请他女朋友和他一起出访。

无论是行贿，而是工资的钱，这笔经济成本总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把这笔钱合法化？其实我觉得这是值得细算的一笔账，行贿受贿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否值得让纳税人用高薪养廉。

不过养那么多人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如果你认为用120人管理400万人口的国家似乎有些浪费，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你一个。工党的一名前议员就曾经说过，他认为议会里真正在管理国家的人不会超过5，6个。剩下的人都是不知所措，一脸茫然，仿佛是在那里“卖保险”的推销员。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社会上，我们为金钱做事，而政治里的“金钱”就是权力。权力来自information（消息），而真正掌握各式消息和资料就那5个人，而且是不会和其他人分享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该废弃民主，但很明显，这还有改善的空间。如果算算独裁的代价，那更吓人，吃住有皇帝般的享受，出入有专车，所以当你要中国官员公布财产和政府支出时，他们会反问 —— 老百姓公布了没？

在80年代，Bradford是一名颇为有名的政治活动者，极力反对当时政府的右翼政策，多次被逮捕。在大学时代，她学习了历史，政治，中文和新闻，不过很奇怪，我似乎从来没她讲过中文。

Bradford已经连任了4届议员，不过她最著名的行为无异于提出反掌罚法案。她是一名非常两极化的人物，人们要不就是十分恨她，要不就是十分喜欢她。我觉得我是后者，她是绿党中社会政策的先锋，除了反掌罚法案之外，她帮助将青少年打工的最低工资提高到了和成人的同等水平，维护监狱母亲的抚养权。绿党从来没有进入过政府，作为一名左右两大党都不想靠近的政党议员，Bradford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般来讲，一个在野党议员的私人提案几乎不会被通过，但她提出的议案却有很高的通过率。

就此来说，我一点都不认为被冠名“极左”的绿党是一个极端党派，如果真的是极端，那么将不会得到代表多数群体的大党支持，但每次Bradford的私人提案都有大党支持，例如反掌罚法案，120人议会中只有7个人投了反对票。但选民开始反对的时候，这法案在其他政客的口中，就变成Bradford一个人的了。 我尊敬像Bradford这样坚持自己信念，为弱者说话，而不是跟着选民随风倒的政治人物。

不过，她也有失败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曾经试图将刑法中对于“强奸”的定义拓宽为 男-男/女-男 和间接的性接触。在失败之后，她第一次承认她曾经是受害者。

她的离开，标志着议会中又少了一个真正敢说话的人。

从我开始学习政治历史和制度以来，我对这个两会，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有一个疑问：作为天朝特色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为什么“最高权力机构”不是全职的，而只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段开会？你也许会说有常务委员会存在，但那不是理由，一年中不仅仅是三月才会发生国家大事，在其他时段，作为代表各地区选民的人大代表（理论上如此，当然，我没那么傻），为什么没有任何发言权？宪法第六十一条中有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大的条款，但你看见过临时召集的人大吗？我朝已经经历过无数紧急事件了，但我确实没看见过？

所以说两会的作用至今还处在橡皮图章阶段。而且在外人问我中国有没有议会时，我还得回答有，因为的确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其实这也就是两会的可爱之处，因为你是橡皮图章，除非你吃了豹子胆，你不会提出和敏感议题有关的提案（其实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行，如果你熟悉中国政治文化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但阳春三月把那些老头老太，娱乐和体育明星召集到北京浪费时间总得给别人弄点什么好玩的吧？可以把两会搞成游乐会，大家唱唱歌，跳跳舞，其乐融融，一团和谐。至于提案嘛，随便糊弄两下就行了。因此每年看两会提案和代表言论都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说好听点是好玩，说不好听点，两会实际上是面照妖镜，是妖魔鬼怪，砖家叫兽同时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

我现在收集了以下精彩言论，随时补充，如果你知道那些本应该代表草民民意的人还有什么精彩言论，不妨分享一下。

• 原统计局长李德水:中国根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
• 政协委员建议为男人设立节日表关爱 —— 一些人觉得这提议看上挺有道理，但是你应该看看正文。
• 林嘉祥是被网络“谋杀”的 —— 所以，所以我朝政府应该加强网络监管。
• 委员建议改称人民币为"中华元"有利国际化
• 深圳政协委员:将邓小平逝世纪念日设为感恩日 ——就差设立圣诞节了。

还有很多言论没那么幽默，只是纯粹无聊，我就不列出来了。这些委员给人的感觉，拿习储君的话来说，真的是吃饱了没事干。还有些人明显缺乏常识，除了那位把网民编造的卧槽泥马来源信以为真的高人之外，居然还有政协委员真的认为美国西点军校中挂得有雷锋的肖像。我今天有空，大概看了一遍那些提案，给人的感觉是，很多“代表”都缺乏最基础的经济知识或者常识。这倒不要紧，人人都有不懂的的东西，但你不懂你就得去搞懂呀，不懂还乱发言，那就真的是自己的问题了。

当然，代表在那里玩，草民也有玩的乐子（和国母有关）。

玩笑归玩笑，不过我对人大还是抱得有一定希望的。在理论和法规上，关于的人大的制度还是比较完善的。我常常说如果天朝宪法中的每一条都能认真实行，我朝没理由不成为一个强国。虽然全国人大还是橡皮图章，但市县两级的人大已经开始展现其威力，时有否决当地政府工作报告的事件。但我们不能等政治改革的到来，要自己去争取。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选举和党的控制力，全国人大如果没有外力去推一把的话，不可能从橡皮图章变成真正的议会。

近些年来已经有一些勇敢的人站出来独立参选，实践自己在选举法中应有的权力。虽然他们通常都会遭受轻则单位学校中领导的“劝说”，重则威胁和辱骂，但没有看到有人退缩。我一直认为，政治改变是从下至上，从小到大的。有些人你造成的改变并不大，但只要在改变，就等于在保存人们的心中希望。

第一个是绿党的Jeanette Fitzsimons，在担任了14年党魁，从金发干到白发之后，终于要退休了。我知道很多人华人不喜欢绿党，但Jeanette Fitzsimons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议员。原因很简单，她打内心里相信自己党派的信念，无论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还是议会中，无论是想法还是作为都始终如一。与此相比，大党里存在着不少政治BIAOZI，华人也有。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也不会想着给选民服务，就像某个人在进入议会前的想法一样，“哪个党派给我排的名次高我就跟谁”。

在绿党中，真正最关心环境问题的就是Jeanette Fitzsimons了。作为一个以环境保护为纲的政党，绿党推出了很多有极大争议性，而且又和环境保护无关的法案，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反掌罚法案。但这些法案没有一个是Jeanette Fitzsimons提出的，都是党内议员的个人提案。她的辞职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据说她曾经有过一个愿望，要在退休之前捞个部长职位，现在看来也不行了。

她辞去党魁之后仍然会作为议员继续留在议会，直到下届大选；不过新党魁需要在5月还是6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中选出。根据绿党的党章，两个党魁中必须要一男一女，也就是说，新的女党魁最有可能在现有的女绿党议员中选出。绿党的女议员中除了Jeanette Fitzsimons，还有下面四个

• Sue Bradford
• Sue Kedgley
• Metiria Turei
• Catherine Delahunty

最有可能的两个人选是在Sue Bradford和Metiria Turei之间。另外一个Sue没啥野心，而Catherine Delahunty是新人，还需要锻炼。这样给绿党造成了问题。可能的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反掌罚法案的提出者，另一个Metiria Turei也比前任极端。

在毛利党之前，绿党是议会中唯一一个不依靠党魁个人魅力获得选票的小政党，其基本盘已经有好几届保持在5%，雷打不动。但如果要发展，迟早都要拓宽票仓，上届选举中的得票增加，就得益于从工党逃离的选票。如果新上任的党魁把绿党带得更左，不仅不会发展，还可能损失选票。

如果非要选一个，Metiria Turei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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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前副总理和财政部长Michael Cullen了，他极有可能会在5月底政府公布财政预算前离开议会。反对派常常称他宣传他大学的历史老师，一点不懂经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的宣传中都故意隐瞒了他是“经济”历史讲师这一点。任上最值得一提的作为就是有着“The Cullen fund”之称的新西兰养老基金，也是遭受很多批评的一个基金。不过虽然右翼不愿意承认，但老实说，Michael Cullen在任上时这个基金运转还是不错的，最近出了问题，但最近谁没有出问题？

他是和Helen Clark同一届进入议会的，是议会中至今资历最深的议员（Father of the House）。不过给人感觉是个比较平庸的人，没啥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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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前总理Helen Clark了。自从从大选失利之后就辞去了党魁，转任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不再是前排议员。但让她的才能在议会后排席位中坐三年的确是个浪费，再说任何人从老大身份跌倒了一般人，感觉都会很不适应：）最近也有消息说她在竞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总干事，政府给予了全力支持。

但她的辞职会对工党造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她是Mt Albert选区议员，一旦她离开议会，该选区就需要补选议员，至于工党能不能继续赢取这个议席，还真不好说，要看Helen离开的时机。虽然这个选区从没离开过工党的手掌心，而Helen Clark在前20多年通常都是以巨大优势连任自己的席位——但那和个人魅力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而现在国家党新政府仍然处于蜜月期中，不知道何时才结束，而根据最近的民调，国家党的支持率甚至高出工党一倍。

如果Helen Clark的时机未选好，或者工党派了一个一般的人物来竞选，工党丢失这个安全议席的机会相当之大。更别说国家党也会尽全力争取这个议席，因为如果在补选中取得胜利，国家党在议会中会增加一个席位。

现任总干事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ş）的任期将会在今年8月份结束。如果Helen Clark在这个时间段离开，要工党在这个时间段赢得Mt Albert席位，可能会有点困难。

但这个权利法案有相当大的不同。因为英式西敏寺系统，没有成文的宪法，议会权力又至高无上（Parliament Sovereignty），因此理论上来说议会所通过的法案是管不了议会的，而这部权利法案理论上和其他任何一部法律没有区别，处于同级水平。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荒唐的现象，权利法案中要求总检察长审查议会通过的每一部法案，确定其是否有违反权利法案的行为（也就是“违宪”行为），但却没有权力阻止法案的通过，因为议会最大。这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大家都知道有部叫权利法案的东西，但大家都不鸟它。根据总检察长的报告，新西兰议会每年至少通过一部和权利法案有潜在冲突的法律。

所以这种议会最大的君主立宪制迟早的要改革的。权利法案唯一能发挥作用的情况是当其他法案的解读产生疑议时，最靠近权利法案精神的解释将会被采纳。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最近政府试图跳过议会委员会的一个法案，Criminal Investigations (Bodily Samples) Amendment Bill要求警方采取一些因“相关犯罪”而被逮捕的嫌疑人的DNA。现在看来，那些“相关犯罪”会包括强奸，杀人，盗窃（是的）等犯罪，但到以后会逐步扩大到所有可以导致嫌疑人进监狱的罪行，包括虐待动物和家庭暴力（你没看错）。

这一点是明确和权利法案中"no unreasonable search and seizure"向抵触的，这种DNA的收集是建立在“未来你可能还会犯罪”的怀疑之上的，根本不需要有任何事实依据。你也许会说，如果你遵纪守法，不犯罪，那担心什么——先去参考那个牧师墓碑上的那几句话。权利也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走向邪恶。是的，收集DNA会让警方办案更容易，但我相信Benjamin Franklin那句话：“Any society that would give up a little liberty to gain a little security will deserve neither and lose both.”（任何试图牺牲一点自由来换取安全的社会，最终都会两头空）。

西敏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分界并不明显。作为行政机构的政府必须有下议院（人民议院）的支持，而下议院是人民投票选出的，也就使得政府间接向人民负责。如果失去这个多数支持，则意味着政府倒台。

举个反例，美国就在英国系统上彻底的改革了旧系统，行政机关（总统）和立法机关（上下院）都是人民直选的，因此总统和其内阁无需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当然这样的日子对总统来说会难过）。

而在加拿大发生情况是，上次选举后，组成政府的保守党没有过半，需要获得其他党派支持。但由于盟友叛变，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如果12月8日的不信任投票照常举行，以哈伯为总理的政府将会倒台。

如果政府就此倒台，事件有几个发展的方向。加拿大我不熟悉，但在新西兰，根据Cabinet Manual，当任总理可以选择提前举行大选，或者让议会选出新的政府（如果这个新政府有议会多数支持）。

新西兰有一次类似的事件，不过和不信任投票无关。Robert Muldoon第三届国家党政府在反核法案中，执政党国家党中几个倒台的议员使得政府肯定会失利，使得Robert Muldoon认为这些“叛乱分子”会影响他执政的能力，因此提前大选，结果大败。

但哈伯政府要求总督暂停议会至1月底，而让政府单独运作，则似乎是一空前的举动。哈伯的几个主要理由是，1，国家正在经济危机中，需要稳定；2、对方联盟中有魁北克人党团，一个试图分裂加拿大的政党。

不过无论是什么理由，我都认为暂停议会是不正确的。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议会，没了议会（和其多数支持），政府就没有民意基础，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简单得说，这种举动和中世纪那些随意关闭召开议会的国王有什么区别？

西敏寺制度并不直接选出政府及其总理，因此中途改变政府并不是不民主的表现，因为政府必须获得半数以上议员支持，而这半数以上的议员通常代表着半数以上的选民，这样的政府当然是民主的。

不过加拿大总督米歇尔·让还是同意了总理的要求，暂停议会。这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总督的权力，她是否有权这样做？

我个人不喜欢总督这个位置，我觉得是一种过时的制度，是殖民时代的遗留产物。在英国各个殖民地独立之前，各地的总督名义上代表英国王室，但实际上是听命于英国政府的。而在这之后，总督通常由总理向王室“推荐”，然后由王室任命，实际上就是总理任命。

这不就等于总理任命国家最高元首？因此总督的权力界线一直非常模糊，理论上，他们拥有和国王同等的权力，但仍然有细微差别。英国王室已经有至少两百年未曾干涉立法/行政机构的运作，从未否决过法案；但在殖民地独立之前，代表英国王室的总督则常有依英国政府指令否决当地议会法案的事件。

在今天，总督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橡皮图章，给每个议会通过的法案盖章，然后在总理的要求下解散议会并大选。习惯上总理是负责人，总督依总理“建议”行事。

但理论上，总督和王室一样有通过Reserve Power（保留权力？）有自我行事的权力。这只是理论上的权力，英国王室已经有近两百年没有独自做出政治决定，我想总督实际上也没有了这个权力。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总督和王室一样，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一个非民选的人不应该有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力。

因此加拿大总督听从总理建议，暂停议会，在我看来，总督并没有做错什么。真正有疑问的是总理所提出的建议。

但无论如何，最有说话权的是选民。选民不会容忍那些无理和导致政治不稳定的政党，而会通过选票惩罚他们。所以这些政党在每次类似危机中，都会试图说服选民自己不是造成危机的那一方。因此西敏制一些不稳定因素虽然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但我认为很难造成长期影响，因为永远都可以选举，而选票就是政党的命。

但被惩罚的政党并不一定是试图推翻政府的政党，例如在1975年澳大利亚宪法危机中，总督要求提前进行选举，而被惩罚的政党则是执政党工党。

这事本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今年四月），不过看上去好像是谁可能因为选举而把这修正案挖出来了。修正案本身可以在这里看到，引起疑虑的条款是第92A，如果你不懂英文，大意就是要求ISP必须制定相关条例惩罚那些利用网络进行盗版行为的人，直至中断对其的网络服务。也就是在欧美国家吵了很久很久的三振出局政策。

我个人并不对此感到太担心，因为一我很少下载那些东西，二，这条法律也不太可能影响到普通网民。p2p本身并不违法，而检测p2p流量中的内容将会让ISP大出血，没有人愿意这样干，而且ISP本身并不能决定用户的下载行为是否侵犯版权。因为如果你已经拥有一首歌的物理拷贝，你再通过p2p下载一份副本是不违法的。

这条法律的意义也就在于当美国唱片业协会等版权恐怖份子抗议时，ISP有解决这种问题的相关法律。往后看就知道了，92A之后的条款几乎都在为ISP 脱责。监视用户是否侵犯版权的责任主要还是在那些版权恐怖份子身上，而你一个普通用户，只要你没有把你的盗版行为产业化，我想很难引注意。

虽然很多人说这是现任政府的“最新”罪行，但实际上一不是“最新”，二也不是现任政府一意孤行。下面是该修正案三读的投票结果：

“投王一票，让王黄一起进议会！”

当然，不用多说，后面那个Wong指的是国家党National Party的议员黄徐毓芳（Pansy Wong)。

根据去年通过的选举财务法，类似于“选民请投XXX一票”的竞选广告，是要在广告中提到的这一方的同意下才可发布的。而根据黄的说法，王的这个广告也在暗地里为她做广告，因此威胁王小选撤掉广告，否则法庭上见。

理论上这是没错。选举财务法是有些讨厌，理论上我也要声明一下上面的图片来自王小选个人网页截图，不是广告牌本身，是为介绍事件本身而合理使用，不是竞选广告。不过没多少人看我的blog，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不过黄徐毓芳还是过敏了点。王小选不是不分区议员，要在选区里投他一票，就肯定投不了黄徐毓芳的票，这样的话“这广告鼓励选民投黄一票”的逻辑就说不通了。另一方面，真正把黄徐毓芳送入议会的选票，不是因为她本人，而是因为她所在的党派。

不过我倒是同意黄的另外一个观点：“选民根据候选者的能力投票，而不是他们的皮肤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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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先驱报的这新闻是Lincoln Tan写出的。不得不说，笔太毒了，当我看到下面这一段时，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Act candidate Kenneth Wang and his billboard, which he says offers a 'two for the price of one' deal for the Botany electorate

买一送一？议员原来是卖身的……

优先党的民调一直在5%的门槛以下，而温斯顿的老窝Tauranga选区，他的民调也落后国家党参选人至少20%。这也就是说，这位干了二十多年的政坛重要人物可能终于要退场了。

如果此事真的发生，绿党极有可能成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MMP的一个重要优点，但也是一个缺点，就是小党所代表的少数人的心声有更高的重要性，但也可能造成大党为了执政而被小党绑架的局面。

绿党就是这样一种你也许需要它，但十分不希望被它绑架的党派。政治立场上属于极左，为了环保可以放弃经济发展的那种，而且更重要的，对于华人来说，这是一个在外交上支持西藏和台湾独立的党派。

上届议会，其他几个小党曾经声称，不会支持任何包括绿党在内的政府。

我并不认为绿党“反华”，因为要说反哪个国家，绿党反美国比反中国厉害多了，而且几乎是逢美必反；在西藏议题上，其实更多的是该党政治信念的一种体现，把中国换成其他什么国家，它还是会照反不误。

绿党成为king/queen-maker的几率很大程度上要参考国家党的最终得票，如果能足够过半席位，那当然是没问题；不过如果没有过半的话，John Key一定要保证国家党离半数只差5席以下——两个可能的盟友，联合未来党和行动党，照现在的民调来看，加起来不会超过5席。如果没赢够席位，John Key只能想办法争取毛利党支持——不过我认为这种组合就算成功，也不会长久。

毛利党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当时我说，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新西兰的议会中只会剩下四个党派：毛利人党，白人党，太平洋岛民党，当然，还有亚洲人党。

今年是2008年。毛利党还在议会中，而两个脱党的叛变议员成立的竟然真的就是“The Pacific Party”（太平洋党）和“The Kiwi Party”（新西兰人党，当然，Kiwi一般指新西兰白人）。看上去就差一个亚洲党了。

我对这两个党创始人的品行都抱有疑问。太平洋党的Taito Philip Field被警方以贪污罪起诉，正在审理当中；而KIWI党的Gordon Copeland不是选区议员，根本没有人选他进入议会，他的席位是通过联合未来党的招牌下得来的，选民让他上台，因为他代表了政党，而不是自己。所以当他退党时，他应该退出议会，而不是赖在那里。

两个政党都有浓厚的宗教背景，使得它们更加令人生厌。很多人讨厌海伦大姐的保姆国家（Nanny state）式的管理，说他们没有自由，但却对这些宗教政党要用教义来管理整个社会的态度没有丝毫意见。

说起这个话题的原因是，有两位华人前段时间加入了Kiwi Party参选。我一直没在blog里说这事，因为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没有希望的。

两个参选人是Simon Kan（简绍武）和Camilia Chin。我对后者一无所知，不知道其中文姓名。不过感谢Kiwi党网站的介绍（图），这人的姓应该是叫“下巴”。

下巴小姐（点击大图）

不过对于简绍武先生，很多人就不陌生了。真的是屡败屡战，我都不知道这人选过多少次地区议员，市议员了。我对这人的品性也是持怀疑态度的。常常可以看到此人在华文报章上写文章，但他写出来的东西，和他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估计简绍武也没有想过选上，也就是出来露一下脸，告诉大家“我还在这里”。我相信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如果哪天真选上了，很多人，甚至包括我手上关于他的不良事迹都会冒出来的。

总得来说，我对这两个政党是否能够进入下届议会不抱任何希望。Taito Philip Field的选区是工党传统安全席位，选民投票是找工党投，而他在选区内的名望并不高，我对他脱党之后蝉联议席的可能不抱希望。

Gordon Copeland就更不用说，赖在那里还不如早点下去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