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r's Blog Chinese

我觉得薄都督事件中最大的悲剧不是他们俩夫妇，而是乌有之乡的消失。不管我多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在网站存在期间，它的娱乐价值和给我带来的无尽欢乐都是不可否认的。随着都督被撸，下台的不仅仅是一股政治势力，乌有之乡所代表的极左思想也随之失去了靠山。但任何对中国政治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在都督倒台之前就应该同意这个观点：都督能走多远当时并不知道，但让中国回到乌有之乡所描述的那个社会中，看着可怕，但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把乌有之乡和他所代表的人群看作是某种确实存在的“危险”或是“隐忧”，而仅仅是一个无聊时看着玩儿的娱乐网站，就像这里的小众团体提出遣送所有移民一样，看着可怕，但你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会占据主流，得到实现他们理想的权力。

而中国真正的“隐忧”在哪儿？和海外反动媒体宣称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归会给天朝带回“民主观念”不同，我恰恰认为未来最大的保守势力，最维护体制的极有可能就是这群人。我在Twitter上多次说到过这个观点，但140字再乘个几倍也实在是说不清我的看法。这次和人讨论时被激励写篇长文解释，希望我能够稍微说清楚点。叙述比较口水 —— 我不想明示或者暗示我的看法是对的，这只是我还没定型的个人观点。

和几年前不同的是，留学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大城市里家境不差的学生通常都有在大学时期，至少是研究生时出国读书的机会和实力。国外的大学们当然也乐得也赚天朝人的钱。就我的经验，周围一些人在国内上的大学是我根本都没听说过的学校，成绩也一般，但有足够的钱留学和制造假材料，也能申请到相当不错的学校。至于像是瓜瓜之类有背景的二代，更是各个名校的抢手货。

当然我不是暗示说每个在外的天朝学生，包括我自己都是“为富不仁”。就算家里没钱，从天朝出国还有另一种途径：公派留学或者赢得国外的奖学金。但达到这两者中之一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国内表现或者成绩要好，个人简历上要写上一大堆“课外活动”。至于公派留学，虽然我听说政审已经是走过场了，但是要那几个签字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至少我看不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一个“普通留学生”会是一个对民主思想感兴趣，甚至带回国的留学生。我毫不怀疑留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在国外学到了真材实学，毕竟舍得花钱让自己子女在国外混日子的家长是少数。但问题之根源不是在于他们学到的知识，而是他们不会，不想去学的东西。

说几个我周围的例子好了。曾经帮人改过一份申请学校时使用的  Personal Statement。除了英文比我还烂之外，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在文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文内毫不遮掩他对权力的向往，谈到自己的“成就”都是在天朝的各个政府衙门做过事，而我认为那些真正会让学校感兴趣的工作经验被一笔带过。更喜剧的是，谈到未来理想，他说在中年之前要做上天朝某部的部长……助理。我笑话说，这不仅是喜欢权力，还很现实，知道部长位置不太可能，助理就满足了。

而前段时间在奥克兰，大学学生因政府财政预算内对学生津贴和贷款做出的限制上街游行示威。这些福利都是留学生享受不到的，但并不代表这就和留学生没有关系。这些措施必会让负担得起深入研究的学生减少，毫无疑问的意味着留学生要交更高的学费补贴学校运营。而我周围的学生不仅完全无法看到这层联系，觉得这事跟自己毫无关系，更是对在街上的学生抱着十分不屑的态度。“要考试了做这些事干嘛？”，“自己努力学习”等深得太上皇“闷声发大财”精神精髓的想法。

而将这和从留美预备学堂时期到三十多年前所谓“改革开放”前的的留学生们对比，包括49年之后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出去或者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之间思想和理想的差异，关心的话题不同，就更加明显了。现在谁要说留学的目的是为了报效祖国，不管这个“报效”指的是为共产主义还是为民主事业奋斗终身，恐怕都会被人笑话吧？

就算抱负不同，他们和之前那些留学生最重要的区别是，留美预备学堂的学生要实现他们的抱负，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努力，还常常需要现实中的斗争。除开我党的理想是否对中国有益不说，当时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留学经历。而现在的留学生学成之后，如果最后选择回国，他们不仅很少需要在现实中斗争点什么，是否还需要学习上的努力都很难说。

随着社会中财富的集中，权力也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上，留学生的父母虽然不全是这一群人，但这一群人给子女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认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并不是中国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唯一根源。看到过不止一个家里靠辛劳赚了点辛苦钱送出国的孩子，除去在国外留下的，回国的基本还是天天在人才市场晃悠，或者找到一份完全无法收回留学投入的工作。等留学更加平民化之后，这可能会更明显。极端一点，Twitter上的一个段子是：朝鲜留学的人全部空降高层，而欧美日博士找不到工作。

但一个工作只是人的最基本要求。真正的关键是，中国的未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社会，最终会留学生掌控。在经济方面已经很明显了，去任何大公司找高管，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个留过学的。政治方面，由于天朝的老人政治，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一代还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党最高层（特别是1989后我党还有一段时期对在海外的留学生持不信任感），但在中央部委层面，到中低层，海归掌权的趋势显而易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官员去买假国外学历了。

而我可不认为现在在人才市场晃悠的留学生会是这群人中的主流力量。而考虑到这群人本身就更可能是在权力和财富庇荫下长大的，他们会给中国带回什么就很明显了。

就算没啥背景的留学生真的进入了有影响力的群体，我个人是认为，一个天朝人，在大学到大学毕业附近的时间，整个人就已经基本被天朝社会定型了，“反动”的照样“反动”，不“反动”的 也很难再被“海外反华势力”所“蛊惑”。当然不是没有例外，但仔细看看周围有类似经历的人，特别是最近时兴的出国读研，你很难找到在这群人中找到在“反动”和“不反动”之间产生了转变的人，最多也就是埋怨一句“唉天朝（我党，中国人，随便怎么换）也就是那样了”。

而天朝社会今天的状态，我想也不需要我怎么多说了。二代们就不用说了，社会状态更会影响每一个人思维和他内心的各种观念。作为自认为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我把这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个人主义精神毒药（当然这只是我和一些人的偏见）。新西兰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缺少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但在天朝，这一毒药拌上伪装成爱国主义的爱党国主义，和为了转移注意力而被鼓励的物质享受，通过基础教育和上一代的言传身教塞给下一代，只能威力加倍，而这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发生在留学之前。

值得一提的一个相关现象是，中国留学生通常选择非常技术的科目，比如医科，工程和科学，或者就是留学生泛滥的各种商科。 “科学可以为民主，也可以为专制服务，但作为文科理性代表的哲学理性则必定不能与专制共存” 。美帝现在还能自慰说自由的环境才能让科学和技术不断创新，但被非自由环境所利用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威力可更大。等朝廷九长老再进化个两三代，他们用天朝政治思想和价值观武装的头脑和自由世界提供的技术知识，带领一个官民普遍视平等和尊重为无物的国家来跟整个世界打交道时，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

我不奢求他们会带回什么什么思想，看看他们每日都在新浪微博上说些什么就知道这没什么可能。最好情况是他们中间的“反动比例”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类似，或者稍微高一些。对于主流人群，除了知识，带回点啥旅游秘籍和购物攻略等人类文化中基本无害的产物，似乎更可能一些。最糟的情况是，他们带回的东西反倒可能会让中国的未来更加糟糕 —— 如果一个人被设定的目标就是买奢侈品，他去海外的时候你只可能在奢侈品店里找到他；而一个人被教育和社会设定的目标就是钱权两者，我可不认为他会带回国能达到这个目的之外的其他经验和知识。“海外反动媒体”也许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和天朝民主化的可能，但我看到的通常是本质上没啥特殊的天朝人，只不过他们的胃口需要改用美元计算（什么，你说已经开始用美元计算了？）。

我说的留学生不是在说瓜瓜同学，而是会在以后会成为各行各业精英，平凡的小瓜瓜们，一个人影响社会方向很难，但一群人更容易。但我仍然抱有希望 —— 在海外的华人毕竟是大陆华人中能看到最多的人群。只要中间有极少数人，能够被“蛊惑”，所带来的变革的都是不可估计的，毕竟社会变革并不需要太多人的坚持。

2012年愚人节作品，既然时间已过，那还是声明下。

对给澳新两国情况不太熟悉的朋友。其实下文里面提到的很多事情是确实存在或是发生过的，特别是带链接的部分。我认为愚人节最重要的含义，无外乎是提醒我们在剩下的364天内都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中。很多东西也许是事实，但对于“事实”的表达方式却有很多种 —— 就像是环球时报所擅长的一样，这也是我想要展示的。

—

（环球时报 2012年4月1日堪培拉讯）在经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之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今天宣布统一。

从澳大利亚联邦建立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统一的希望和努力。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第六条中明文宣示新西兰是澳大利亚不可分割的一个州，澳大利亚一定要统一新西兰。在一百多年来的两岸分治历史中，两岸人民的交流长期受到了严重阻碍。两岸关系在1973年回暖。时任新西兰地区领导人诺曼·柯克历史性的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澳大利亚劳动党领袖爱德华·惠特拉姆签署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澳大拉西亚共同声明》，宣布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澳大拉西亚，两岸均是澳大拉西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同时承认了两岸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分裂现实，但表示统一是两岸的终极目标和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

近年来两岸交流不断加强。自从澳大利亚解除了对新西兰苹果长达90年的进口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大陆对于新西兰出产的水果实行了多项免关税措施，让新西兰水果在澳大利亚大陆开展了市场。两岸人民方面，自从两岸大三通和自由贸易协议签署之后，每年有大量的新西兰人迁徙至澳大利亚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中。在澳新籍商人和学生为大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2011年，两岸领导人分别互访了对岸，并且在各自的立法机构 –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和新西兰“立法会”中向两岸人民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表示两岸人民的统一愿望不断高涨，统一迫在眉睫。2011年2月31日，两岸领导人，澳大利亚总理茱莉娅·吉拉德和新西兰地区领导人约翰·基在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下在堪培拉签署了《两岸和平以及统一协议》。协议设立了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宣布将会在2012年4月1日正式结束两岸171年来的分治状态。新的统一政府将会继续沿用澳大利亚联邦之名，新西兰将会保持现有名称不变加入联邦。在协议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表示，新西兰人的政治以及生活现状将会保持50年不变。新西兰将会保留自己的军队和政治制度，虽然新西兰有没有军队其实都一回事。“舞照跳，马照跑，酵母酱照吃。大陆绝对不会拿自己的Vegemite同化新西兰人的Marmite”，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和劳动党领袖吉拉德表示。协议同时设立了公共假期， 2月31日的“国家统一纪念日”。

两岸人民分别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庆祝两岸统一。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和主要城市悉尼和墨尔本，人们纷纷自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新西兰回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墨尔本居民约翰·多尔高兴地说道，“国家统一，是全体澳大拉西亚民族的共同愿望，是历届澳大利亚领导人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百年梦今朝圆，澳大拉西亚民族今天终于是一家人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西兰籍学生珍·诺玛表示，作为在大陆留学的新西兰籍学生，她在大陆第一手观察了大陆日新月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两岸统一符合澳大拉西亚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是塔斯曼海阻挡不了的。”珍同时也希望两岸人民在未来继续共同开拓美好生活，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作为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东东表示，南北统一的实现和澳大利亚代表劳动人民的执政党劳动党（又称澳大利亚工党）是分不开的。“没有伟大的领袖吉拉德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澳大利亚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人民）早都死绝了。”他表示，两岸是由于外部势力干涉才导致分裂。“英帝国主义不顾两岸同根同种的事实，在1841年悍然将新西兰从新南威尔士中分割出去，英国对两岸分治状态应该负上主要责任。”他同时表示，他相信两岸统一之后，能够在澳大利亚劳动党和其主体思想的领导下取得很好的发展。“我刚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我们，但是他们有志气，有骨气，这样的人民和社会，怎么能不繁荣？” （本报驻澳大利亚特约记者 薄馨姚）

谨以此文向长期战斗在新闻战线上的CCAV和环球时报记者致敬。祝你们节日快乐。

虽然最终的选举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也不是最坏的。先说一些值得注意的选举结果。

首先是绿党。这是新西兰实行比例代表制以来绿党第一次超越10%的门槛。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绿党在国家政治中有这样的影响力。在一些平均教育水平很高的选区，例如Wellington Central，绿党得票率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6%，只比工党少12票，这不单单是工党-绿党之间的游离票可以解释的。在这一届选举中绿党从一个左翼的，极端的小众党派向中间靠拢。这相当有可能是绿党继续成长，成为国家政治中第三股力量的前奏。我个人认为，新西兰只有两个政党有长远目光，一个是毛利党，一个就是绿党。毛利党的长远目光来自于毛利文化，并不一定能造福所有人，所以绿党的成长对整个国家没有坏处。

在选前我很期望新西兰代表1%的政党 – 行动党从国家政治中彻底消失。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不过也不错了。行动党勉强保留住了Epsom的席位，但政党票却彻底崩溃。这使得John Banks成为行动党在议会内唯一的议员。毫无疑问，这将会是行动党覆灭的前奏。当一个政党实在太小，而且又加入了政府，被民众遗忘的可能性相当大，就像是Jim Anderton退休之后就后继无人。Peter Dunne 和行动党的保质期都快到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Don Brash在选举后当即宣布辞职 —— 多么无耻的一个人，把别人的政党绑架，彻底摧毁，看到自己再也捞不到好处之后，自己潇洒一挥手就跑路了。

另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结果是Winston Peters回来了，而且还是一次相当有力的登场。近7%的得票率会使得新西兰优先党获得8-9个席位，成为议会的第四大党。我不认为Peters本身真的反移民，他只是那种和John Key一样的投机主义者罢了。目标选民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至于究竟会做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选举的结果让他很难在接下来三年的国家政治中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所以2014年他能不能留下来还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是选举夜的结果：

我觉得选举最幸运的事情是国家党没有过半。虽然国家党议席有所上升，实际算起来，政府议席（国家党+行动党+联合未来党+毛利党）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2008年选举后是58+5+1+5，而这次选举后是60+1+1+3。支持政府的议席数量其实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还没有结束。大概还有20万的“特殊投票”（Special Votes），也就是居民不在自己选区进行的投票没有计算。熟悉新西兰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一部分选票通常都倾向左翼，特别是绿党。几乎每一届的选举中绿党在清点特殊投票后的得票率都会增加，而且常常增加一个席位。在这一次选举中，绿党只要增加大约0.2%的总得票率就能从国家党那里拿走一个席位（其实优先党只需要增加0.05%，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样的话，国家党反而处于比上届议会更劣势的地位 —— 上届议会，国家党只需要行动党的支持就能过半。而如果国家党再损失一个席位，国家党则将同时需要John Banks 和 Peter Dunne。 更靠中间路线的Peter Dunne更可能阻止国家党胡来。

但最让人失望的是这次选举的投票率：除开特殊投票之外只有65%，是新西兰近百年来投票率最低的选举。所以，在John Key 高喊“有更多的新西兰人投了我们一票”时，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事实。上届国家党总共得票105万。这一次包括特殊票之后，也会大概在这个数字左右。在新西兰，高投票率对左翼有利 —— 近代投票率最高的选举是84年赶走Robert Muldoon的那次。如果这次投票率和上一届一样，结果很可能会有显著的不同。

这也是我为什么常常说，不管你的政治倾向如何，一定要投票，特别是作为天朝人来说，如果还不珍惜实践民主权利的机会，那真是不可理喻。我常常举新西兰历史上曾经有人以一票优势获胜的案例来说明投票的重要性。这次选举提供了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案例。传统的工党强势地区，也是基督城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Christchurch Central 选区，产生了新西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在选区议员票方面，工党和国家党的两位候选人得票数一模一样，打成平手。虽然清点特殊票很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无论谁赢，其优势估计都在百票之内。不知道没投票的那35%人群，特别是居住在这个选区里却没有投票的选民，会怎么想？

至于未来三年，作为非资本家的我来说，不抱太大期望。和大多数选民不同的是，我的记忆范围特别长，至少涵盖三四十年。和前几届国家党政府比较，这届政府的手段看上去很熟悉 —— 通过窒息经济的手段来压低利息，通过剥夺员工权利来降低商业成本。至于期望失业率会下降的选民，那真的是记性不好。按照“市场经济”思维，失业率高是有好处的。更多的人在竞争相同数量的职位，从而使得整体工资水平降低，而让各种老板高兴。这是上次国家党政府的手段 （找财政部的历史文件，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这次我也没看出什么不同。赶吃福利的人去找工作也是为了增加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而只有纯洁的选民会跟着宣传的大棒认为吃福利的人都是懒人。我并不反对竞争，但这种基于煽动仇恨和对立的宣传让我从心底里感到恶心。既然如此，我读完书之后也随时准备和这里说拜拜。

虽然今年的议会选举看上去已经没有多大的悬念，但在选举日同一天进行的投票还有关于新西兰选举制度的公投。公投将会询问新西兰选民是否要保留现有接近比例代表的联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MMP），或是在其他四种选举制度中挑选一种。

在80-90年代，新西兰政界也产生了一场关于选举制度的类似争论。在MMP之前，新西兰和英国一样使用选区简单多数票制度（First Past the Post, FPP）。根据法国政治学家杜瓦杰的“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任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都会造成政治环境逐渐向两党制发展。至少在新西兰，这条法则似乎是正确的。从议会建立之后，新西兰政局逐渐形成了改革党（Reforms Party）和自由党（Liberal Party）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而在工党（Labour Party）于20世纪初崛起时，这两大党派被迫联合，形成了今天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逐渐形成了工党和国家党的两党政治。从四十到六十年代间，政治版图中长期被两党占据，没有第三党或者独立议员的存在。而从60年代开始，选民对这种两党政治感到逐渐厌倦，而当选民对两党均无好感之时，却没有第三个可能的选项。政界当时最有可能的 “第三党”，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虽然全国得票率并不低，甚至在1981年的选举中赢得超过20%的选票，但因为选民分散的因素，从来没有在总数80-99席的议会中赢得两个席位以上。

和FPP相比，比例代表制使得政治力量更难控制选举结果。新西兰的政治版图传统上都二元划分为城市和乡村。用地理划分的选区制度使得工党在1978年和1981年选举中，虽然赢得了全国多数票，却在议席数量上却少于对手国家党，因此输掉了选举。新西兰在20世纪初期还有一个叫“乡村议席”（Country Quota）的政策。为了保障国家政治中的乡村地区利益，乡村选区的人口被特意设定为比城市选区人口少。该政策一直不受依靠城市选区的工党欢迎，在40年代被其取消。后来的政治评论说这很可能间接影响了选情紧凑的1946年选举结果，使得工党赢得了第四个任期。

理解了新西兰今天的选举制度是如何产生之后，评判今天这个选举制度的好坏就容易得多了。MMP解决了当初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得票比例和议席比例不 同，使得“一人一票”有了现实意义。它同时也让议会更加多元化。从政党方面来看，选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比较以前的两党政治，今天的议会中有8个政党，政治光谱的每一个部分几乎都有相应的政党在议会里代表，而议员的背景也更加多元，有更多的少数族裔议员得以进入议会。

更重要的是比例代表对权力的制约。不少评论家都认为，新西兰在1993年公投之后改换如今的选举制度，标志着民众看法两极化的80年代自由经济改革的结束。之后无论是谁执政，都再没能够获得绝对多数议席，无法推行极端政策。但历史上的改变并不是政客主动交权。政客普遍不喜欢MMP, 被广泛认为善于和小党合作的前总理Helen Clark，其实以前也非常讨厌比例代表制。按照以前的一些说法，这个改变其实是一次……事故。1987年工党总理David Lange在辩论时，看错了幕僚给他写的便条，“不小心” 宣布了公投。他马上后悔，也并未如约举行公投。可是反对党为了跟进，也宣布了相同政策。虽然后来也后悔，但政客鲜有的诚实使得承诺执行了。

但决定选举制度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这个问题，比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因为MMP本身也不是没有缺点。例如决定谁主政的权力也许并不在选民的手中。小党虽然票数不多，但却往往起到可以决定政府生死的作用，例如历史上的Winston Peters。另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是议员不用向选民，而是向自己所属的政党负责。因为一名议员没有选区也照样能够进入议会，选民对具体人选并没有最终发言权。

因此当选民做出制度改变这种重要决定之时，评判标准通常不是每个制度本身的价值，而是和当时的环境有关。在08年以前，对现有制度的 改革呼声相当之高，但其原因却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对时任政府和类似与Peters这种绑架政府的小党政客不满。而今天，新西兰人改革的欲望并不高，保留现有制度的选民总是略占多数。民调中一个更为明显的特色是，有相当高的选民对这项议题表示“不知道”，或者只知道FPP和MMP之间的差异。至于公投中的其他几个选项，似乎没几个人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新西兰选举委员会制作了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网站，包括对每一个选项的视频和图片说明。但要真正明白公投中每个选项的真正含义和差异，却不是简单看几张图就能明白的。网站上虽然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说明，但会有几个一般选民去真正的安排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认真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宣传就极有可能影响最终公投结果。在1993年的公投中，MMP仅以非常微弱的多数（54%）获得选民通过，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阵营的宣传十分成功。当时由一些大多属右翼人士组成的反MMP 宣传突出两点，一是指出议员数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使得政府更加臃肿；二是政府会更加不稳定。但在MMP运行了将近20年之后，这两者似乎都没有成立。

这次反对MMP的组织并没有继续要求回到以前的制度，而是鼓励选民投票给并立制（Supplementary member），FPP和MMP中间（但是靠FPP）的制度。执政党国家党虽然嘴上没说，但实际上支持改变。对于我来说，我不想告诉本地有选举权的华人他们应该如何投票。但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是正确的：任何一个民主制度，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超过一半的人支持，就不能凭空给他们硬造出一个绝对多数优势。

—

请注意：本文不适用于本blog使用的Creative Commons/知识共享版权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