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邦级灾难

August 15, 2010 – 2:16 pm

有网友建议说,对各种事故、自然灾难可以使用新的分级方法。除了传统的“大中小型”灾难,对于毁灭性的灾难,所谓“百年一遇”甚至更罕见的灾难,可以新建一类别,名为“兴邦级灾难”。很明显,这个分级是根据影帝温的“多难兴邦”名言产生的。影帝的话会这样被网友奚落讽刺是有原因的。其实至少就我的看法,多难兴邦这四个字一点都没错。但前提是,如果对这四个字的理解就停留在其表面,觉得哭一下,网页全部变成灰色就可以兴邦了,而不去理解多难为什么兴邦,那么不仅无益,更会让人们逐渐活在自己构建的感情中,脱离现实问题。

我们哀悼逝者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于哀悼。我常常说,就算我们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句话是事实,那么我们至少也应该达到人类本性所要求的最低水平。从生物学上来说,人类对同类的哀悼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哀悼和葬礼可以重建社会秩序和关系网,填补因为逝者而带来的阶级地位真空,防止因死亡造成群体内乱;以及对死者表示敬畏、用哀悼,埋葬尸体等方式保护还生存着的个体不受尸体带来的疫病侵袭,避免死亡再次发生。

如果把我朝人民和动物界的动物相比犯了大不敬,那我收回刚才的话,换个例子。被抹黑了近一百年的李中堂李鸿章在折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渝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后面一段话比较好理解,关 键是在前面的“殷忧启圣”。文言文不是我的长项,所以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我的理解是,殷——“多、深”,殷忧——“多忧”。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 是,太多的忧患可以激励、启发民智,出现“圣人”。当然,圣人是文言文的说法,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大概就是才德兼备,有能力、有魄力解决困难中显现出的种种问题,从而 “兴邦”。

五一二地震后,我是强烈要求国家降半旗的众多网民之一。但我今天有点后悔。如果哀悼日的意义变成了流点眼泪,增强“凝聚力”的宣传政治工具,那意义不仅全无,而且还会带来反面的危害,更是对逝者的羞辱。其实兴邦级灾难在神州大地上一点都不罕见,都不用追朔到几十年前的超级兴邦级自然灾害了,就这两年,南京大爆炸,奶粉危机,石油泄漏,全国多处的幼儿园屠杀事件,无论是哪一个,那规模都是兴邦级的。也许会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灾难的大小不是按死亡人数的多少来算的。一千条人命是命,一条生命也是生命。

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在地震后官方不得不低头,第一次为普通民众举国哀悼,下半旗致哀。在那个时刻,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让人们感觉到,这个 国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共产党的。虽然进步的来源不是自己的自觉,而是外部压力。在这之后的兴邦级灾难又有玉树地震,以及今天的甘肃舟曲。每一次都是举国哀悼,但除了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我们还做到了什么?你知道那些事件中的责任人最后下落如何了吗?“有关部门”都采取什么步骤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实话说,对于那些小型兴邦级灾难,每个人都在像比赛一样看谁遗忘得更快。在中国做官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总有一件更大型的灾难来转移注意力。泥石流之后,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追究南京大爆炸的死亡数字是否真实,奶粉导致婴儿早熟调查报告将会在今天公布。只有当灾难太过于兴邦,我们遗忘的速度才能减慢。例如我还记得五一二地震后“让灾民安居置业,考虑到了自然灾害的城市规划,更好的房屋质量”这样的诺言。不过今天发现那只是说说而已罢了,真的需要考验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又露馅了

如果说地震还有些天灾的因素,在舟曲发生的泥石流,可以说,那些同胞真的是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了经济发展,修一座小水电,往江水里倾倒一点建材或许看上去影响都不大,可如果是每个人都这么做呢?这简直是这个社会的最好诠释,每一个人的不作为,甚至是一点小恶,埋下了一颗迟早会爆炸定时炸弹。为了经济利益,多次、小量的放弃自己权益,每一次看上去都觉得一点牺牲基本无害,可以放弃。不过生命,乃至人性就是在这样不经意间一点点逝去的。

如果你是真心对舟曲死难的同胞感到悲伤,那么请你在默哀时想一想:如何才能让上千条人命的逝去有价值?如何才能阻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你,又能做些什么?

永远不要放弃问为什么。


对人名、地名和其他名词的政策

August 6, 2010 – 4:57 pm

我个人觉得我对名词,特别是敏感词的运用算是非常小心的了,学过法律之后我就开始咬文嚼字,因为我明白一个词可能会造成的差距。例如我很少用“民主”这个词做话题,也很少在正文中出现这个词。我觉得民主本身是中性词,但考虑到当下的环境,特别是爱国人士的感情,如果用“民主的=美帝的=邪恶的”这看似夸张但却很普遍的逻辑,那么我当然会考虑避免用这个词以免一不小心站错了队 —— 虽然我朝宪法、我党党章里都有这个词的存在。再说也没必要说这个,很多话题的本质并不是民主,我觉得民主的帽子太大,很多时候并不适合于描述问题根本。如果翻以前的blog,你会发现我很少很少用这个词,就算要用,几乎都是在说新西兰等位于地球上的国家的新闻。如果不可避免的要把“民主”和那个国家和政权不分的事物联系起来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叙述一个中性事实而不是在观点中运用,例如“枪和玫瑰"的专辑“中国民主”,专辑名就叫这个,那我当然不能篡改。

所以偶尔碰到几个在评论里大肆批判博主是“民猪人士”之类的,我可以非常有信心的确定这些人要么真的是五毛,看个标题就捞钱走人;要么就是……啊,我实在是不想用脑残这个词,阅读能力低下?而今天看到有位朋友对我在blog中使用的一些用词有意见,正好就此机会说明一下。写blog对于我来说本来是个休闲活动,如果翻到最初的前几页的话,可以看到我可是写得很随意的。而现在却搞得越来越正式了。这很大程度要归咎于顺民们对于媒体的理解:“媒体就是应该弘扬主旋律,个人博客就是该考虑对和谐社会的不良影响”。根据顺民精神的指引下,简单阐述一下我的对于用词的原则。

其实刚才的例子已经描述了我使用名词的政策了。如果我想要中性的表达,我会使用被大部分人认为是中性的词语。如果我不想中性描述,同理,我也会使用大部分人认为非中性的词语。在中立的情况下,我有两个政策。第一是名从主人。现实中的主人所希望的称呼,而且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这个名字,那么我通常也会使用同样的称呼。第二是使用最能反应实际情况的词。例如今天的西藏的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无论是主人喜欢的名字,还是现实,西藏都是一个自治区而不是国家;同理,我使用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或者台湾国

不过也有例外,例如译名。对于有中文名描述,可对象人物或者国家并不使用中文的,或者在文化上和中国没什么关系的,则使用最通用的中文名。所以虽然海参崴有俄文名,但考虑到用这里使用的语言是中文,阅读这篇文章的对象也大多中文为母语(之一),理所当然应该使用中文世界最熟知的名字。而对于首尔/汉城,由于对方属于中文文化圈,使用中文,而且特指了更改的对象是中文名称,那么应该使用首尔。

另外一个让我纠结了好久的例子是新西兰/纽西兰,虽然本地华人和香港,澳门社会更倾向于使用后者,我也习惯于后者,但根据最常用名的原则,包括我本人也来自内地,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采用中国大陆的译名。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故意的贬称或者褒称。这个就很容易说了,观点是我的,所以我的用词理所当然的反应了我的观点,除非我在写论文,那我会严格使用中性名词描述。当然,和写任何东西一样,观点要有论据支撑,所以这也反应了我认为文中表述的事实,或者以前某篇文章中的事实,能够作为我使用这些词的论据。所以这其实也遵守了反应现实的原则。不过差别在于反应的是我认为的事实,而这事实是否得到普遍认同,我不知道。例如“温影帝”这个词我就觉得能同时表达我的观点,和很好的反应了实际情况例如我觉得天朝忠君臣民的自大自狂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我倾向于使用“我朝”而不是“我国”(这还有考虑到把真正的国家概念和现在的这个“国家”分开);我认为温家宝同志演技一流,所以特别是在谈论其演技时,会更倾向于使用“温影帝”而不是直呼其名讳。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还是尽量遵守了用词反应客观现实的原则,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这样的现实:

  • 包括影帝等九大法老的名讳在中国网络,特别是能够提供给你我发言的论坛上,本身已经成了敏感词,会遭到审查,变成***,甚至前段时间在Google.cn搜法老的姓都会被重置。虽然我们无法据此了解知道这些名字的主人希望我们怎么称呼,但直呼其本名肯定是不行的;
  • 在国外网站上大量使用“敏感词”很容易引起GFW的注意,接下来的后果参考第一条;
  • 党政不分;

希望已经阐述清楚了。至于为什么写这个,我知道这样的争论以后肯定还会有,朝廷的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但毕竟影帝的影迷还是挺多的。


关于这个blog

August 2, 2010 – 6:01 pm

我想朋友们都已经注意到了,自从我三月从国内回来之后,这个blog的更新频率就变少了。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想这样。现在这个情况的确是我缺乏时间。因为我已经进入了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相对于前几年来说,除了平时学习的压力,还有毕业和找工作的压力。在这些问题面前,更新blog的优先性自然而然的就没有那么高了。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疏忽了这里 —— 毕竟生活,赚钱是第一位的,而我不能靠这里生活。

blog是个相当耗费时间的活动。对于那些名家而言,时间到不是很重要,因为时事,写作是他们的工作,而且有着过往的积累,下起笔来也是信手拈来。但我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我的专业和个人生活都和这个blog没太大的关系,要在这片土地上有质量的劳动,就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课外内容。其实我认为我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就算毕了业,未来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如此有时间天天耗在这里了。但我想重申的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也不太会考虑放弃这个地方的可能。我一旦坚持一件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不过没时间更新的确是个问题。我原来的想法是把这个blog变成一个group blog。不过问题在于,一是没有人响应;二,我曾经试着拉一个文章写得不错的小萝莉入伙,冲淡一下我这死板又没有层次的文风,但很可惜,人家萝莉死活不干。我甚至尝试过霸王硬上弓,结果被人家萝莉倒着欺负了一把:(于是我就打消这个想法了。因此我唯一的选择是回到我开博最初的模式,当时因为要学习英语,所以每周只能在周末更新。

但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很值得观赏,比党国写手强的地方,所以我把每位访客眼睛停留在我的文字上的每一分钟都当作一种荣幸。就按运用语言的水平来说,我的中文水平是初中未毕业 ——  这虽然我常常拿这个事实开自己的玩笑:)但这不是玩笑。我的户口本上至今写着小学文化,而且我也确实没有读完中国的初中。要是对比理论和知识水平,我就更自愧不如了。在网上晃悠了那么多年,结识了不少“厉害人物”,有年长的学者和有着丰富政治和生活阅历的知识分子,也有年轻的新一代学者。比起他们来说,我简直就什么都不是。而且这完全是我的问题,十年前在论坛里一起灌水的朋友现在都成了年轻学者了,而我……还是在灌水:(

虽然很清楚自己有几把刷子,我也在想这个blog为什么会在这些年间收到小范围的关注。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是我没有那种天朝各打五十大板,“和稀泥”式的客观,立场分明而不顾左右而言他,而不是说些什么“要看到某某集团还是有进步的”之类的废话。而要说我有啥理论基础的话,那就是诉诸常识。没有高深理论基础做后盾,我唯一能利用的就是常识了。常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通常是我们通过成长,生活得经历学习到的知识。这包括但不限于爹妈肯定比某某党亲,往松花江里倒了两千桶化学品只会使得水质变糟糕,还有就是那图 —— 真理部宣传司大胜记录司

宣传司最新研究成果

我觉得中国社会的问题更源就在于,大家似乎忘了似乎怎么做了一个正常人,而把政治因素,利益因素的影响放在种种常识和做人的基本原则之前。当然有人可以争论说这并没错,但至少我认为,如果你不顾常识,不顾自己周围的现实,就等于脱离了现实社会,而凭空虚构出,或者仅仅是依靠出一些故意改动过的伪现实基础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我不怀疑也能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这样的争辩对现实社会毫无益处,就像爱国青年可以在网上高谈理论,而且完全可以谈得句句是理,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还得面对种种在自己高谈中并不存在的问题。

在这个blog里我常常拿拿天朝统计局的数字开玩笑,也是类似的道理。无论对于什么数字,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和我周围的现实情况进行对比。当然就统计学上来说,这是非常不严谨的,但对于自己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现实,而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带来的种种幻觉。既然我以后不能常常更新这里了,把目标降到了每周博至少一篇,但我希望留给每一位朋友常识这个词。用最简单的解法才能抓住很多问题的本质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August 2, 2010 – 4:48 pm

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句话是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分抗日,七分壮大;后来就变成中流砥柱了。不过当然,我们活在当下,当人们渐渐淡忘过去的过去的事情之后,谎言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可现在的事情总无法抵赖了吧?不见得。政客的嘴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而他们最常用的工具是——数字。

前段时间国家党召开党代会,会议期间不断有工人阶级的劳苦大众在场外示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会议上,总理John Key宣布将会把雇员90天试用期的规定拓展到所有类型的公司,而不仅仅是小公司。在试用期内,雇主可以无条件开除员工。我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是稍微看了下新闻,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家党的支持者说,自从该规定实施来,78%的雇员在90天内都没有被开除,而给雇主提供了用人的信心而不用担心炒掉一个不合格的员工的复杂步骤。而在场外,工会说,这是一条不公平的法律,22%的人在此规定下丢掉了工作

如果这两个数字看上去有那么些关系的话,你没看错 —— 相加起来是100%。两个数据都来自于劳动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虽然说这个报告本身我觉得有些样本太小,偏袒雇主的问题,但报告里给出的就是这两个数字。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的一方,两方都说了实话。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就完全是谁的嗓门高的问题了。

作为总理,John Key也是一名百万富翁。在最新一期的National Businesses Review的新西兰富人榜中[PDF],他刚好进入名单。他以前做过财经服务,外汇买卖,所以我想,假设他有着非常深的数学和经济知识应该不过分,事实上,国家党当选的因素之一就是John Key“更懂经济“。

那是在当选之前。之后就不好说了。在议会上,John Key拿出了两个数据来证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缩小 —— 2005年的差距是$187.60,而今天是$160.25。可问题是,2005年时他还是在野党的一员啊?如果列出每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在2008年国家党当选之前,工党执政下的差距一直在减小,就算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2008年,这个差距是 $138。那么就是说,国家党治下两年,相对于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进步,事实上反倒退步了$22,但稍微调整一下统计数据,John Key 就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果这样比也可以的话,我觉得和欧洲人没到新西兰之前的毛利人时期对比会是个更实在的选择 —— 现在我们有电,有汽车,有飞机了,多伟大呀。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时,有两点让我着实感到惊讶。1. 这样的数学头脑也能成为百万富翁?2008年选举时,国家党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工党使得两国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我以为这是事实,可现在才发现事实正好相反。政治宣传的确是不能随意相信的。虽然相对于1999年工党上台时的水平,两国差距的确有所提高,但不过也就$20块钱而已,这额度被这位“懂经济”的总理两年之内就消耗完了。

不用多提的是,类似于这种玩弄统计数字的方法不仅仅处于这种西方国家中,我朝更甚——毕竟无论西方政客怎么玩,至少最后的数字相加还能到100%。

另外推荐一本不太好找,不过有点意思的书: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没有打对打错之分

July 22, 2010 – 9:50 pm

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陈玉莲。被打了16分钟的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说,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南京日报 via 163.com

当然,大部分看客是把这故事当冷笑话看的,这我可以理解,这事件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黑白红色革命片,片中偶尔会出现皇军和皇协军互打,皇协军把皇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场面。导演为了体现红朝伟大,一般都把这种场景处理得非常喜剧化。官夫人被打事件也有着类似的喜剧感。但我不太能够理解的问题是,媒体是怎么选择“误打”这个词的?在国外那么多年我的中文也许退步了,所以如果我说错了,请大方指出我的错误。但“误”打这样的词语所暗示的是,至少就大众舆论而言,“打”这个行为本身是没有错的,这一次是因为打到官夫人了,所以“打错人了”。但既然有打错的时候,那么当然也就应该有“打对”了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才算是“打对”了?这事不能说太细。

作为官方,在不在乎这种逻辑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枪杆子在他们手里,就算国家机器明天在你头上撒泡尿,说你活该,凭你一己之力,是绝无法改变现实的,所以逻辑漏洞再怎么严重,现实意义也不是很大。但问题在于,这两天看新闻和媒体的反应,广大屁民能够真正读出这其中逻辑问题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像是事不关己一样看热闹。反倒是地方媒体的写手更敢于指出这样的问题。

后来有消息说这位官夫人的确和访民有点联系,所以说便衣并没有“打错”。但如果仔细想想这件事,警察是打对了,还是打错了,其实并不重要。想象一下,假设陈玉莲的确是访民,就算她真有天大的冤屈,湖北警方会出来承认打错了吗?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而若她不是访民,官夫人的牌子也是正宗的,被“误打”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陈玉莲虽然有官夫人的牌子,但却没有把这块牌子挂在脖子上,而至于打对打错,是没有具体的标准,全看情况而定。我相信很多海外华人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虽然大部分天朝屁民,特别是比沿海城市落后的内地城市,还是有“崇洋媚外”倾向,对代表着富裕和金钱的洋人有种种优待,但“假洋鬼子”却很难轻易享受到这些优待,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假洋鬼子没有那块牌子 —— 白皮肤蓝眼睛。

如果是一个官僚系统,共产党的人有这样的思想,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官僚们本身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基础。但对广大天朝子民来说,这种唯权力,金钱是从的思想却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迈向丛林社会的关键一步,在道德层面上,这显现出无论我们平时怎么骂共产党,但在内心里,我们还是承认,甚至赞成我党的种种思想的。共产党法力再大再无边,教民也没也过天朝人口半数。但有了一个个的小而平凡的共产党员,我教今天才会如此的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