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文化

This blog was published on 15 June 2010 and may be out of date.

新西兰民众,特别是比较右翼的选民,常常认为有些职业的工作人员不属于“现实社会”的一部分,觉得这些人缺乏社会经验。这些职业包括老师(特别是大学老师),和公务员。虽然这种说法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职业的政治倾向通常都偏左,所以不讨人待见。但对于公务员,乃至于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政客,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说法的。虽然相对于中国的“铁饭碗”来说,一个政府职位并不和一个私有企业的职位高级多少,但两者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作人员的权利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如果你在私人企业,你想涨工资,那么你会直接找你的老板谈。虽然公务员和政客也有“老板”——“纳税人”,但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是你的老板,这情况实际上和人人都不是你的老板是差不多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出现个团体或者机构来代表纳税人。使用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政府,实际上就和自己管自己没区别。

所以一旦权力失去制约,后果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当英国的议员支出丑闻烧到新西兰时,很多民众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议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吃午餐,给女朋友的海外旅行付账,甚至是给自己买A片。最近的火烧到了工党的身上,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工党在执政九年期间,有至少三名部长的支出有不检点行为。其中一位Shane Jones当即无条件向公众道歉,而另一位部长,Chris Carter,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而被工党党魁要求回家反省 —— 这是玩笑么?还是一个家长在管教自己的小孩子?

在监管方面,我觉得新西兰做得并不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客几乎都是在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逃过媒体的眼睛,只有在实在太过分了的时候,例如要把议会特权延伸到议会之外时,才引起民众反感。而长期放纵政客则直接导致了权利意识泛滥。人都是贪图利益的,既然议会提供了一张信用卡,虽然规定说只能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但我为啥不能用它来买A片吃午饭呢?午饭是工作午餐,爱情动作片嘛……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外太寂寞了?

让我感到见怪不怪的是的是大部分政客和民众的反应,缺乏监管的根本原因因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是一个公司会计,我因为自己的信用卡过期了,或者我暂时缺点钱,因此我从公司那里“借”了点钱出来。后来我被老板发现了,我说明情况,把钱还掉之后,我是否能够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工作?

当然不能,我多半会被以欺诈,盗窃等罪名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客就可以逃脱?

这种特权文化的泛滥,已经使得甚至连民众都已经认为公众人物都可以享受额外的特权了。刚开始我还感到很惊奇,特别是老牌电视主持人Paul Holmes公开在广播节目中说前联合国秘书长是“不要脸的黑鬼”时 —— 这种情况无论是放在美国还是英国,都意味着这位主持人新闻生涯的结束,可Holmes虽然也遭到了强大压力,但却可以继续逍遥5,6年,然后十分体面的退休。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英国足协主席,申请2018世界杯的大使David Triesman,因为被小报在餐馆里录下“西班牙和俄国人试图贿赂裁判”而被迫辞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新西兰的2011橄榄球世界杯大使公开说一直球队对“darkie”的数量有名额限制,却一直拒绝辞职,甚至还得到了总理John Key的支持,认为只要他道歉了,“这事就可以了了”。

我想新西兰人应该学习一下中文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地媒体stuff今天效仿英国卫报的方式,把多达1.6万页的议员信用卡开销名目放在网上让民众有机会挖出议员的脏事。这本来是一个web 2.0的好创意,按照这个网站的每日访问数量,1.6万页并不是什么大数目,每个人看一篇,早就看完了。可问题是到了现在(15日晚上8点),也就不过被翻了四千页而已,一副小国寡民,不关我事的态度昭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