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邻居又换总理了。澳大利亚上一位成功干满一届议会任期的总理，还是2007年选举失利的霍华德。 11年的跨度已经到了那种需要认真“回想”才能记起细节的距离了。不过看热闹归看热闹，作为文化，历史以及政治体制都相近的国家，对面所能给新西兰提供的经验是其他人任何国家都无法对比的。

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政府是否拥有议会多数和政府稳定没有直接关系。

自从新西兰从1996年采取比例代表制之后，舆论中总会时不时冒出这一迷思，而稳定压倒一切的天朝裔选民总是第一个为这说法买单的。我觉得对于天朝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不需要证明的事情。宇宙真理党最伟光正的7个人都天天勾心斗角，但是“民主乱象”中的多数政党却能永远保持一致有力执政？

1993年新西兰就选举制度公投时，两大党派和工商业均反对实行比例代表制，FUD宣传策略中的重要口号之一就是导致政府不稳。不过现实经验是，从1996年到2017年21年8次选举之后，还没有一个新西兰政府因为无法控制议会多数而倒台；被党内政变推翻的总理只有一位，而且还是在比例代表制刚刚开始的1997年。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除了绿党自成一派而外，1993年之后所有在选举中赢过议席的小党，其前身都是从其他党分裂出来的议员。有些小党的前身现在看起来还相当不搭——比如行动党的起源是工党籍的财政部长和副部长。而相当一部分分裂是因为议员在某些重大议题上与党内意见相左导致的，比如说Winston Peters， Jim Anderton 和 Tariana Turia。比例代表制给了这些议员一个将重大问题付诸选民表决的机会。经过选举考验下来的小党，代表着反对观点拥有的市场足够多到赢取议席的程度。

而在简单多数制下，这种不同声音并不是说就不存在了，而是变成了党内的派系。澳洲两大主要政党均有十分分明的派系，而选民却对哪方主政没有多少发言权。政策分歧并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内斗解决。从2007年霍华德选举失利之后，澳大利亚自由党无数次的党内选举中人是换了一班又一班，但是碳排放这一争论却延绵了11年。Abbott / Turnball 之争的主要焦点就是是否支持工党政府的碳排放目标。而这一次Turnball倒台的诱因之一亦是National Energy Guarantee 中对碳排放目标的限制。

如果有一种将政策分歧交给选民表决，每一方都可以光明正大代表利益该多好？

当然新西兰的21年在历史尺度上来说很短，我并不觉得就可以得出比例代表制更好，可以鼓励政客互相合作的这种结论。不过回顾包括新西兰在内大量的现实和历史经验，要证明简单多数下并非绝对稳定却不难。

虽然依靠普通选民的记忆能力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不过还是希望下次政客再次鼓吹要回到简单多数制时，新西兰选民在选择前应该考虑历史经验，想想为什么，而不是跟着被忽悠跑。

当Dirty Politics 一书消息走漏时，不少人认为书中内容可能是斯诺登泄露的新西兰情报网络。虽然并非如此，但事实依然出乎意料。

出版后我花最快时间通读了一遍，唯一感觉并非是对书中的内容感到吃惊，而是——新西兰政界怎么可能有这么邪恶的一群人？我知道邪恶一词听上去似乎很夸张，但相信我，我找不出第二个词。为了政治和金钱私利，他人的隐私、权利、家庭到个人及国家利益和安全，都是政治棋盘上的筹码而已。一些行为，比如私自进入反对党电脑系统，和为了政治私利解密和使用机密文件，已经有触法嫌疑。

本书作者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中唯一的新西兰成员。如果还记得的话，该组织曾经公布过和中国极为相关的海外离岸账户资料。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政治观点，但作为全球披露美国情报网络的先驱者，至2002年毁掉工党政府议席过半的梦想，从没有人能成功把他打成荒谬的阴谋论者。这次他书中引用的email中倒是提到了一种中国人，这种人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这家伙让好多中国富豪的资料泄露了，中国人丢了脸之后会很暴力，也许我们应该把他的住址泄露给中国【朋友】。”

至于斯诺登对新西兰情报网络的爆料，现在看上去不得不说确实缺少实证。但还是那句话，不管人们喜不喜欢斯诺登的所作所为，从没有人能证明他无意或者有意撒谎。而我在中文广播里听到的最大笑话就是：“John Key 有道德洁癖”。

要我列出他的每条谎言和相关链接，得需要我一个星期全职投入。但斯诺登和记者Greenwald 所揭露出的最重要一点，无疑是2013年8月在通过GCSB修改法案时，John Key故意误导了全国公众，并且在当时信誓旦旦的宣称，“如果GCSB进行任何大面积监控，我就下台”。 发布会提供的不多证据显示，修改法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大面积监控合法化。而前GCSB负责人能给出的最好说法是，光是收集每个人都信息不算“surveillance”，一定要有人在读每一个人的邮件才算。

如果大部分人只关心经济问题，那么，不知有多少选民注意到，John Key 在选举辩论中，不加思考的直接把对自己不利的统计局数据称为“谎言”；或者无法回答自己政策的开销是如何算出来的；或者，将负债累累称颂为一项政绩。

不管是肮脏政治还是情报收集，有人也许会说，政治就是如此，政客的天性就是说谎。这也许是事实，但我难以理解的是，面对John Key 的笑脸，公众能如此轻松的对所有谎言照单全收。当去年GCSB法案进行讨论时，任何看过法案的人都知道这事不能再明了：原来的法律中明文禁止对新西兰人和永久居民进行任何程度的监控，而修改案将这一条保护添加各种例外。而民众却认为，这个修法不重要，相信总理就好？

不用dirty politics 一书提醒大家，已经很明显的一件事是，现任政府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改造新西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新西兰本为全世界最为进步主义的国家之一。我就不列举那些左翼分子最爱说的种种新西兰成就了，但这些成就之所以能达到，和一个公开、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分不开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能自由获取信息和参与到公众辩论中，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对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都有责任去了解，思考和参与——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新西兰都是西方国家中大选投票率名列前茅的国家，常常超过85%甚至90%。

而今天，这种政治传统正面临着危机。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事实只有一个。不过，在过去三年的public discourse中，看到的更多是美式选举策略。领袖永远是一尘不染，诚实可靠，值得信赖的人。而作为天朝人，对种种贴标签的行为更是再熟悉不过了：国家党=光明未来；工党=乱花钱；外国记者=Dotcom爪牙。虽然这些标签通常都没有附带以事实为依据的解释，但是让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不断重复这些“事实”，那当然就是真的了。加之于这种人通常都是影帝，逼真度就又提高了一级。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可能每人都有自己版本的事实。在公共领域的任何讨论，都需有事实的最大化作为前提，intelligent debate 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公共领域辩论被庸俗简化的趋势都在，但很少看到书中所介绍的那样，背后推手有意识的通过操纵、控制、误导等手段来鼓励这一点。

众多不同观点是民主常态。但是，这个社会正在逐渐遗忘的一点是，不管人们支持哪个政党，在具体到每一个单独事务上，最终做决定的，必须还是得人们自己。但是，当社会中出现“我把决定权交给某某党或者某某人，他们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这种思维定势时，最终结果都不会太好看。Homer Simpson 所来自的那个国度，“选举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我们用不着自己思考”，最终结果只能是大众普遍对政治和社会议题失去兴趣。而除了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团得利，其他所有人都将会变成输家。

作为一个小国家，重要决定交付民众是新西兰的一项长期政治传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比例代表制。当人们讨论比例代表制的种种“坏处”之时，却很少有人提及当年为什么会引入这个制度——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工党和国家党都引入了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十分极端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改造计划。而两个党做这些事之前，都没有获得社会广泛同意。新西兰人看到了一党独大的坏处，并在当年积极通过社会活动改变现实。

而这个国家的另一个传统则是，众人之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这传统可以从殖民地历史中找到。在当时，毛利人权利问题就是导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被分为两块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哪怕是在土地战争之后，毛利人也被称为“智商高于澳大利亚土著”，获得了在澳大利亚的投票权。

国家党的高支持率最早源自2004年的Orewa Speech。这是一个重要分界线，之前国家党的支持率都是在27%左右徘徊。在之后就长期保持在40%以上。对毛利人，岛民究竟是不是混吃混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大部分华人的看法。但是，一个以种族问题拉升选票的政党，无论他的得票率是5%还是45%，反华人还是反其他人，都是需要警惕的。（题外话：这一部分的故事在Hager的另一本书， The Hollow Men中重点提及）

这个道理很简单，今天为了各种原因而打种族牌，你也许会认为对你有利而强烈支持。但是，明天要是出现一群比你更有钱的人；另一个政党依样画瓢也想要提高支持率；或者仅仅是上一个目标消失，需要找新敌人，那到时候被清理的就是你。这都不需要我列证据，看看一些政党，例如保守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就知道了。

如果你是拥有选举权的华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准备在这个国家扎根安家，终老一生，你觉得为了一个星期几杯咖啡到一顿饭的钱（看你这顿饭有多贵），培养出如此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真的是你的长期利益所在吗？要知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永远胜利，你也无法保证下一个金牌影帝的政治观点就和你相同。

当然，如果你是类似于刘阳之类的卷了钱跑出来，或者纯粹是捞一把就跑的炒房客（我知道很多是洗钱的），这明显不是一个考虑范畴，反正赚到钱就好。

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的社会、一个别人过得不好自己就开心的社会，绝对不是新西兰的传统，也不应该是新西兰的未来。我为什么痛恨这种社会，原因很简单：我就来自于这样的社会。如果有华人选民有耐心看到最后一句，那么不妨再试试把所有和新西兰相关的描述换成祖国，会发现我这随便乱写的一点东西还是能读通。而我，绝不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

据说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虽然这句话的出处有疑问，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天朝人，它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在生存能力和政治觉悟上如果不能达到全球人类平均水平，也至少不能输给动物世界，否则就真的太丢脸了。

作为一个对社会学和生物学都有点知识的人，我觉得两者有着非常有着而且很紧密的联系。动物世界的行为模型可以被看作 是人类的简化版，从最简单的自然反应来说，我们和单细胞生物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一个例子是趋温性，寻找比较适合自己的温度但又不太热的地方。在太阳暴晒下，单细胞生物会往角落里钻来躲开太阳，而我们会逃到屋檐下乘凉和吃冰糕降温。当然我们也有比较高级的地方，猴子通过打架和对上级服务（挠痒痒）来确立等级关系和往上层阶级爬，而打架失败的会被猴子其他猴子鄙视，甚至是被赶出族群；而文明的人类社会则用多数决议，共识等机制来决定领导。虽然不打架了，但最后胜出的通常还是强者。

人类和动物世界间是如此的相似，很多人也用那句疑似林语堂的话来形容今天的天朝，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在两者间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是个遗憾。虽然我在两者间都不是专家，但还是忍不驻尝试一下，搏君一笑。

其实在政治觉悟上，比起动物世界来说我们真的强不了多 少。猴子通过打架来决定新一代领导核心，而天朝的三次核心转移分别是通过政变，天安门事件（还有装孙子的江）和私底下勾心斗角来完成的。虽然胡萝卜的隔代继承比较和平，但比起全球平均水平，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距离。而且用这种事实来分析我们和动物世界的差距有一个缺点。 这是基于共产党员来分析的,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员，特别是相信中国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屁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太祖毛皇帝说过，中国有至少5%的坏人，而今天相对于中国14-5亿人来说，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共产党处处都彰显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因此这类分析不具有广泛性。那么天朝人和动物世界比起来又怎么样呢？

动物世界中比较聪明的弱者（非食物链顶端，个体力量很小）它们会非常自然的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动物群。这也许是横跨大陆的野马群迁徙，或者是蜂 群。动物一点都不笨，这种集体行动会给整个族群的每一个体产生相当多的好处。一是重要信息可以更迅速的在每一个个体之间传播，而这带来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要生存，就少不了找寻食物和适合居住的栖息地。团结起来的群体可 以指派少部分个体去搜索这些东西而不用让每个个体去浪费时间重复劳动，节省了重要的能量，以及降低了发生危险没人帮忙的可能性。

但最重要的信息还是风险警告。一只单飞的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被吃掉就被吃了。但如果是一群鸟，虽然也许还是会损失那一只鸟，但却给群体的中其他 个体提供了生存优势，让它们及时了解可能的威胁，以及充足的时间来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反应不仅限于逃跑。团结在一起的弱势群体常常能够抵御，甚至战胜比 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例如大部分牙比较厉害的蚂蚁可以吃掉小型昆虫。但就算要逃跑，一群动物一起行动也会更有效率，例如鸟的人字形飞行消耗更少能量，而邻里守望式的集体也更能保障个体间的安全。

弱者之间的联合也是一种累积智慧的方式，也就是群体智慧 —— 这已经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重合部分了。有着相同利生存和繁衍目标的生物在攸关自身利益的事宜中会使用群体智慧来做出决定。这种行为的例子包括蜂群的下一个巢须经所有探路蜂的同意。蚂蚁决定下一个巢位置的过程似乎也非常类似于此。

当然也有单独行动的弱势群体，最有意思的是新西兰本地一种叫Kakapo，不会飞的鸟，中文名叫鸮鹦鹉。在人类到达新西兰本岛之前，新西兰几乎没有哺乳动 物（除了几种蝙蝠），这就导致了像鸮鹦鹉对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拿着枪的欧洲人登陆新西兰时，他们笑傻了 —— 鸮鹦鹉甚至都不会跑，而是呆在那里不动，期待猎人没有发现它而去对别的动物下手 —— 因此它们今天几乎被杀光了。

这其实是一点读书笔记，最近对科学方面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回到话题，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 —— 天朝人有着超强的自尊，而做伤害自尊的事情是要被诅咒的，我不敢对天朝屁民是否比不上动物世界这个问题下结论，所以这个答案留在你我的心里就行了，不需言传。

但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动物世界中的这种群体优势和互联网今天的发展方向几乎完全吻合。用户创造内容是Web 2.0的重要特点，而这种内容，无论是特点，还是内容本身非常像动物群体间传播。当然，动物需要靠在一起才能传播消息，我们有互联网，坐在家里或者图书馆中就可以取得世界上最大的群体智慧数据库。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很多人每天通过协作等群体智慧，无偿义务分享自己的知识，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这本质上和动物世界通过分享信息来更好生存是一样的。

而信息的传播也是互联网的关键。这一点在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上最为明显。Twitter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群体智慧的体现：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人们听上去像是在吵架，实际 上是在讨论问题。Twitter使用者更是明显，除去政治话题之外，分享得最多的消息无非就是哪里的东西最好吃，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麻烦事，分享自己的 智慧和经验，以及使用他人智慧来解决一个可能会对广泛群体造成潜在影响的问题。更直接的例子是Twitter上曾经发出的一条消息，我暂时找不到来源了， 但大意是，当国保找某个社会人士的麻烦时，一条Twitter消息在十几分钟内就招来了十几个围观者，让试图抓住落单小鸟的国保叔叔都吃惊：“你们这究竟是什么群体啊！”

所以说这种在网上分享，传播信息的行为和人类，动物本能有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关系。很多类似于一九八四之类的反乌托邦作品中，老大哥之类的角色通常都在信息控制和性欲两个主题上做文章。《一九八四》是通过纵欲来反抗，而《美丽新世界》则是通过纵欲来使人忘却现实。两者的同时存在可不是什么巧合。

昨天是7月1日，芬兰法律正式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而在同一天，我们亲爱的党妈妈迎来了敏感词岁生日。我最不想谈的就是这种生日，生物界的一个常识是，没有生物是长生不老的（事实上有，但那是在没有被吃掉的前提下），而党这种有生日却不想有忌日的动物，很显然和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这个有点像对着火星人说中文，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我期望的是，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回顾下党妈妈61年来的关怀，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社会现象，以及对互联网乃至整个政治社会的控制，而从中思考出些什么，那么离党妈妈的忌日也就更近了一步。

对我来说，两会是自春晚之后的更大的一个娱乐节目。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两会总是选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召开，但我相信，季节对人的行为是有影响的，万物复苏之际，代表也是人，心中也会开始不安起来，这可以理解，但代表可以在公开场合做出一系列颇有娱乐性的事，那么人们同样也有围观的权利。

两会的的另一个娱乐之处在于，虽然名义上这是中国的议会，但却没有什么代表有胆量去真正的，深入的讨论国是。原因众所周知。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议会人数不能过多。忘了是谁说的，议会人数一旦上千，那么这个议会只能是橡皮图章，因为这样庞大的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讨论存在 —— 当然这正是我朝最想要的。但人说话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让别人做传声筒，一次两次还行，时间久了，要么把传声筒弄成了心理变态，要么就捂不住人说话的本能。但大事又不能说，说点正事又怕触及敏感地带，除了那些有意邀功请赏的而外，代表们就只好在那些小事上标新立异了。

但人还有一个问题，再娱乐的一件事，如果年年岁岁都重复一次而没有任何新意的话，耐力再强的人都会感觉沉闷，进而看穿这场大戏背后的真实。我翻出了我去年写两会的那篇blog，个人认为，原文复制，然后把里面的笑话更新一下，基本上对每一年的两会都适用 —— 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连笑话都不用更新。

人民日报，甚至包括温影帝在内都同意这一点：

我想说说新西兰本地的事。我的专业触及很多政治，上课讨论一些政策历史，发展之类的问题时，我有好几个讲师都喜欢放一些过去的电视节目，从60年代新西兰电视开播，到这个世纪初的节目都有。看以往的电视节目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觉得广告里的人都土得掉渣，然后还可以感叹一下以前的物价是多么的便宜。

当你看那些政策制定者时，虽然没有49年前的新华日报那样虚伪，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谁在当时说了谎，谁做某件事的动机夹杂了个人因素，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可问题是，有些不太那么善良的人今天依然活跃在政坛当中，通过对历史的了解，你甚至可以大概判断出这些人今天会做些什么，但选民还是会投票给他们。选民总是最傻的么？不见得，记性差是个普遍问题，不只是中国人才有。虽然不是人人都会忘事，但能以史为鉴的那一群人，要么像这里的情况，窝在大学里当讲师，或者像国内一样，缺乏改变的权力。

说回中国国内。这里有好几个读者私下质问我为何称呼敬爱的温总理为“温影帝”，上图中的例子就能够说明问题。如果是第一次听他喊一些口号，也许我还会跟着激动一下，但连续几年都为一张张画出来的大饼而激动不已，这已经不是用记性不好可以解释的现象了。除了专业的五毛党喝彩党之外，恕我直言，不是影帝演技太好，就是真的脑袋有问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就像人们看电影电视剧一样，先不论其中人物演技的好坏，如果听到某影帝也了参与演出，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总会先看一下再说。影帝只要没有发挥严重失常，得到的评价总不会太过于负面，而那些“不知好歹”的人说了两句坏话，还有一群粉丝来主动替明星辩护。

影帝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疑问。如果中国大，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是个合理的理由，那么对于两会上发生的和影帝言论直接冲突的行为，不知如何解决？

但政治，或者心理学中最难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打破一个大家已经习惯的循环，无论中国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就算有着真正的选举，选民的投票也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党更替除了自己本身的执政失误之外，还有些其他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原因，例如哪个候选人长得更帅，或者这一方执政太久了，该换一换风景看了。

同样的，在国内，跟着潮流走，成为党这个循环的一份子，总是比逆潮而动，走一条和大众不同的道路要容易得多。除了预期效益会显著降低之外，初期投入的成本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群人，至少我感觉，当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一个团体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要支持，但反正跟着走就没错了 —— 除非外部环境变化太大，不支持的理由过于显著，到了完全无法忽视的地步。

当然，社会需要改变，改变的动力也肯定不是提无厘头议案的那些代表。但他们确实值得观察的一道风景，不是看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看他们还能蹦达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