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还有一周不到，大学生涯的所有课程就结束了。虽然收尾还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的精力还不少，但想想真是可怕，我还记得我在这里发出第一篇blog的时候，那是大概6年前，今天却要毕业了，岁月如梭啊。blog的魅力似乎已经开始褪色。忍不住诱惑，在新浪和网易两个地方开设了微博，转发在Twitter的内容。虽然不太可能，但如果真有人想念我的唠叨，欢迎收听。

新西兰全国地方选举已经在10月10日结束。当时我并没有时间评论奥克兰的情况，现在新闻的时效性也已经过了，再说英文评论比我强百倍，所以再说也无用。不过有条新闻倒是很值得一提。最近在各种网站上闲逛找工作，在南岛Mackenzie District 地区政府的网站上找到了下面这个招聘前台的广告：

Receptionist – As a result of our receptionist being successfully elected as Mayor, we require a new Receptionist for our Fairlie office…

Mayor这个词语之前的句子我都很熟悉，很多公司招前台接待的原因无非就是以前的那个晋升了。前台接待通常都是一个公司中地位最低的职业，虽然薪资是最少的，但要求的能力却不少，能随机应变，交流能力强，什么知识都要知道一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台通常是进入一个公司的敲门砖，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很多人做此类职业的时候，早已对今后的路途做好了打算，而绝不会只想呆在这个位置不想前进。但“因为我们的前台成功当选为新一任市长”，这种广告词和火箭式的窜升我还真是从没听说。严格来说我听说过，但那是王洪文，天朝案例不能算正常案例。

第一次看到Mackenzie District这个名字，以地理知识自豪的我也挠头了。这个地区在南岛基督城西边，新西兰最高峰库克山就座落于该地区。不过重点是，地区面积七千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不到四千。所以可以想象的是，像这种类似于村庄的地方，地方选举基本上就是选邻居了，选来选去总有一个你认识，或者至少有点联系的人。

在这前提下，前台职位的优势就显而易见了。这位名为Claire Barlow的前台在市长选举中击败了现任的两名地区议员，也就是她的老板。但选票总数其实很少，只有不到800张。可以想象的是，她在这位置上工作了那么几年，这800票背后的主人没准她都认识，至少接过这800人的电话，或者帮助解决过问题。一个四千人的地区需要大概10名议员来管理，但联系这10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经过这位前台。

其实政治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的职业了。如果要申请参加选举，找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签名凑够提名人数，再交点钱就可以报名了。连申请一般工作必须的个人简历都不用准备。这里的政客背景五花八门；而大学里学政治专业的人，却通常都不会去做政客（再次强调，天朝例外）。像新西兰这种地方政府架构，一个市长是傻瓜还是某行业的博士都无所谓。市长可以很活跃很积极，也可以只投票然后就下班了，而城市还是会正常运转。因为政客的工作不是执行自己的理想，而是选民的。当然，傻瓜都知道如果不按自己地区选民的意愿投票，下一个选举周期自己就要失业了。这种大多数选民决定事务的方法有好处，不过当然，坏处也不少。

但我的朋友，虽然这是个小选举，但政务官的本质不就应该是如此么？政务官应该是一个其管辖范围内大多选民都认识，有联系，有公信力，你有好感并且可以相信的人。虽然人口增长可能冲淡了政务官的本质，政党的存在更让政客们搞不清楚该向谁负责，但基本的元素依然是一样的。像是在大城市，因为人口基数的原因，政客能做到的就是和尽量多的人聊十分钟，但有人统计过，像在奥克兰40万人的城市，如果认真做，你依然可以通过面对面对话涵盖大约10%的人口。 对于政客，人们需要的是信任和亲切感，当然最后还有通过投票过程将这种感觉合法化。而最不需要的是 ……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觉得政客，还有一些有着统治阶级思想的人民，反过来抱怨人民难管，狡猾，不能信任。这种主次颠倒的荒诞变成了真理，确实是一没有人需要的奇观。

我没有敌人 ……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 刘晓波在2009年被判11年徒刑前的最后陈述。

自从上一次的胡佳落选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像这种诺贝尔奖的评选就显现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几乎人人都知道天朝今天负责加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拖鞋和袜子，也有很多人知道政府是如何对待自己国民的，但很少有潜在诺贝尔奖被提名人可以作为一个有象征性的符号，在国际上享有声望。当然这一是因为国内的新闻管制，导致一些人为自己人民的自由为之奋斗二三十年也无人所知，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不说，市场推销技能在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而中国人普遍缺乏这个技能。

其实这一次我也没有对刘晓波，二十年前“刘黑手”抱太大期望，就连刘晓波的夫人刘霞女士都说，她只准备了刘晓波没得奖的发言，却没有准备刘晓波获奖的发言。平心而论，凭对世界的贡献的来说，候选人名单中比刘晓波强者无可计数。如果按这点来评选，根据互联网在全球各地争取人权，自由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觉得Tim Berners-Lee，万维网发明者，才是真正受之无愧的候选人。如果没有他的发明，和他对维护互联网自由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压根就不会有Twitter，也不会有中国今天的网络维权运动。

但将和平奖颁给中国，却有着其特殊的意义。评选委员会Thorbjørn Jagland在宣布获奖人时的发言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批评存在，也应该容忍批评。中国今天有着历史上无双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力量也意味着中国将面对更大的责任。中国是多个人权公约的签约国却没有做到承诺，而“我们相信，人权和和平联系紧密，人权是诺贝尔遗嘱中对和平奖的要求，推动‘世界、国家之间友爱（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刘晓波在异议分子中坚持和平，非暴力，理性，甚至还不反对保留共产党大框架下争取改革的立场，让他完全符合和平奖的描述，而不像六十年一贯坚持其红卫兵风格的外交部所说：“对和平奖的亵渎”。不过感谢祖宗，至少这次他们没说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对于我来说，他和二十年前的坦克人王维林一样，同样是中国人今天早已失去的勇气，不屈和良知的象征。就算按爱国贼，爱国份子的价值观来评判，刘也毫无疑问是位优秀中国人。比起爱国贼们在海外“爱国”，刘晓波就算身陷囹圄，也拒绝了“保外就医”，而宁愿选择坐穿牢底。

不过不能忘记的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本人，而这，才是这个奖最关键，和在某种意义上，喜剧的部分。Jagland说，“中国国内和海外争取中国人权的广泛运动一直在进行，而刘晓波，因为当局对他的判决，成为了中国人权运动最重要的象征” ——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去年的重判，也许今天的授奖就不会发生，而把刘晓波作为第一个中国国籍（实际是第二个，但达赖喇嘛持有难民旅行证），无疑是给了共产党二十年来最响亮的一记耳光。平日老是嚷嚷没有中国人得诺贝尔，而今天给了，我们的党又叶公好龙，不敢认了。这对于国际社会认清这个党的本质很有好处。

不知道天天号称要政改却因为08宪章把刘晓波关进监狱的衙门，和衙门首脑温影帝今天在想什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讨厌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别理他，但对于一个用言论都可以推翻的虚弱政权，这显然不是选择，甚至之前还多番警告挪威政府不要授奖刘晓波，却不自知这种行为只能起到反作用。诺贝尔评委会对中国人权运动的肯定，在短期之内肯定会对中国人之福祉有帮助，至少给了很多并不知道刘晓波，或者已经在物欲横流中忘记他名字的人一个提醒。他的获奖，无疑让很多人知道了原本只是小范围知识份子宣言，08宪章的存在。

但从长期来看，这个奖只是一个开始。他对刘晓波的处境会有帮助，但对其他有家有国不能回，或者因为维权或者人权而被关进监狱里的中国人来说，这称不上任何好消息。对于流亡国外的人来说，他们风险不大，就像那个国际奇闻 —— 作为中国通缉犯的吾尔开希，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自首均被拒绝，不知道世界上还能从哪里找到这种奇闻。但对于坚持在中国国内的自由不屈者，情况就难说了。凭衙门六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只会更加凶狠，斩草除根，以免出现刘晓波第二。我不敢想象以后的情况。

刘晓波的获奖，无论是对于官方，还是民间来说，都是一个契机。对于民间来说，这是让世界看到中国民间一直以来的不懈努力和赢取更多支持的最好机会，而对于官方，也是展现自己改革诚意的契机。如果真的有诚意政改，就请先从释放和停止迫害刘晓波、胡佳、高智晟、赵连海、黄琦、谭作人、陈光诚和其他异议和维权人士开始。

但我没有刘晓波那样的境界。就在宣布刘晓波获奖之后，又有不少人因为聚餐吃饭庆祝而被逮捕，至今没有消息。这样的政府和他的首脑，叫影帝，那是表扬。

PS: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已经获得“GFW-中国政府推荐的好网站”认证，为了庆祝，特此提供评委会颁奖发言视频本地下载（mp4,12.4mb），为传播消息、保留历史时刻作出自己一份微不足道贡献。

已经进入大学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了，实在是很忙，常常会忘了这里，还请见谅。另外嘛，现在无论有什么话想说，我能找到一个小萝莉说了，所以表达欲就减少了。不知道多少人能够理解这点：）我依然在Twitter上活跃，有事，或者需要交流可以在那里找我。

不过，最近看到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本地电影院快要下线了，家人想去看，还是抽空跟着去看了一次电影。我原本就不喜欢这样的东西，看电影送卫生纸，别人吃个爆米花都要被鄙视，这一听就不是正常人，而是平日中的那些道德勒索犯、爱国贼所喜欢看的电影，不过还好，电影院就我们两三个人，相当于专场电影，吃爆米花谁都管不了我。

不过我不想说这个，我想说的是最近在南岛基督城（Christchurch，或者按非常不信达雅的译法，克赖斯特彻奇）的地震。新西兰是地震多发国，这两年地震不断，这个博客里也提过很多大地震，但从来没有一次地震这样靠近一个大城市。按天朝标准，基督城最多是个大县，不过在新西兰，是第二大城市。这样的地震对全国经济，救灾能力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预计损失在新西兰年GDP的2%以上。

这次地震有很多颠覆我观念的地方。最值得一提的是强震发生的时段。作为天朝子民，我们的“常识”是晚上，特别是凌晨发生的地震，几乎肯定要比白天大家都没睡觉时的伤亡要高得多，“家“这个词的脆弱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了一个很难颠覆的常识。所以当我听到很多人庆幸地震发生在凌晨死点，而不是下午四点，可以理解我有多惊奇了。事实上大多数住宅都比较新（根据新西兰“新”的标准，我的意思是五六十年内），依照的建筑标准更严格，而且大多是木框架结构，所以抗震能力更强。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家是最安全的地方，至少就我，很少看到整体倒塌的住宅。电视中的一个画面很有意思，一户居民发现一个小断裂带正好从自己家中经过，房子跟着地势隆起来，却依然完整并未倒塌。

相对于住宅，倒塌严重的是那些比较古老，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大多处于市区中心的商业建筑和教堂之类的社区建筑，这些建筑晚上通常不会有人住。它们大多是砖瓦结构，一震就导致砖头乱飞，烟囱倒塌。如果是白天，很明显会对行人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不过对我天朝人，特别是还居住在天朝的子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如此低的伤亡率更让震撼了，以至于让很多人嘲笑说新西兰地震是对天朝“很不友好”的一次地震，零伤亡（其实有一个人因心脏病发身亡），新西兰自己不能多难兴邦就算了，而且还让天朝情何以堪，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居心。这个问题让我朝的五毛们伤透了脑筋，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大多是臆测，并不准确。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无所谓，拿到钱就行了。

媒体将这次地震和海地地震对比，两次地震无论是震级还是震中离人口聚集区的距离都差不多，可造成的伤亡水平差别巨大，当然更好的建筑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零伤亡，房屋倒塌都很少，近4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400人的房屋不再安全，需要临时居所。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低伤亡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内。新西兰有个昵称叫Godzone，上帝自己的国家，当然不会让大事发生在这里，事实上这个国家的运气也的确是好。一是地震发生的时间救了很多人的命；二是主震前四秒发生了一次五级的小震，相对于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强余震来说，这个地震对那些居住在砖瓦房内的居民非常重要，就因为多了这几秒，刚好唤醒了正在床上熟睡的人们，接着大震来临，正好逃走，然后发现自己的床已经被压在倒塌的砖头之下了。

如果震中处于市区下方，那么我对这个国家不抱任何信心。甚至连大众都不否认这点，民防部曾经和电视台合拍过一个低成本电影，假设1855年在惠灵顿的地震发生在今天，有人会因为一个星期内等不到救援而饿死，医药短缺让糖尿病人丧生，而这个国家必须得依赖澳大利亚的援助。当然电影有些艺术化，但民防部平日的宣传也是着重于自保，希望民众们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能至少独立坚持三天。

如果有五毛兄弟因为我这些资料得了领导的赏，我要求一半分成，二毛五也是钱，是不是？玩笑归玩笑，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给历史一个完整的图片，不夸大任何一面，不然你和共产党的真理部有啥区别呢？

这就说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这电影离事实根本不能再遥远了，稍微考虑一下都站不住脚。一个小孩子，在如此大灾之后，脑袋还没反应过来呢，能恨自己的妈32年，这显然是我朝的老毛病，用成人意志意淫孩子的想法。当然我不否认灾难中的很多悲欢离合都人催人泪下的能力，但为什么个人的遭遇能获得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 它是真的，至少也应该有事实基础，例如很多电影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因为是真人真事，才可能符合一般人生活的常识，更能产生共鸣。

不过“事实”当然是不能拍的，这词都快成为天朝敏感词大辞典的最新成员了。人掉眼泪很正常，可如果连为谁掉眼泪都不知道，还要通过发卫生纸的途径来强迫别人一起掉眼泪，我坚持对这种人“道德勒索犯”的评价。更别用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事件的一面 —— 还有隐藏的另一面不为众人所知。我推荐一部叫《掩埋》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在youtube上有完整版本（当然，需要翻墙）。当了解了个人悲剧所处的大背景下，再来考虑这些小说和电影是否依然感动，依然有价值，更为合理一些。

32年之后，经济发展了，可社会显然没有随之前进，甚至倒退。三十二年前的个人悲剧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丝毫没有减少，而且更有一种上瘾的趋势 —— 眼泪多么能够创造“凝聚力”，以至于开始鼓励大家流泪，而让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为谁流泪则不再重要，至于能否让人们不再流泪，更不在很多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对于我来说，这种集体的心灵麻木比任何地震都要悲剧，任何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将会不可避免的重复历史。

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句话是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分抗日，七分壮大；后来就变成中流砥柱了。不过当然，我们活在当下，当人们渐渐淡忘过去的过去的事情之后，谎言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可现在的事情总无法抵赖了吧？不见得。政客的嘴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而他们最常用的工具是——数字。

前段时间国家党召开党代会，会议期间不断有工人阶级的劳苦大众在场外示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会议上，总理John Key宣布将会把雇员90天试用期的规定拓展到所有类型的公司，而不仅仅是小公司。在试用期内，雇主可以无条件开除员工。我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是稍微看了下新闻，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家党的支持者说，自从该规定实施来，78%的雇员在90天内都没有被开除，而给雇主提供了用人的信心而不用担心炒掉一个不合格的员工的复杂步骤。而在场外，工会说，这是一条不公平的法律，22%的人在此规定下丢掉了工作。

如果这两个数字看上去有那么些关系的话，你没看错 —— 相加起来是100%。两个数据都来自于劳动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虽然说这个报告本身我觉得有些样本太小，偏袒雇主的问题，但报告里给出的就是这两个数字。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的一方，两方都说了实话。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就完全是谁的嗓门高的问题了。

作为总理，John Key也是一名百万富翁。在最新一期的National Businesses Review的新西兰富人榜中[PDF]，他刚好进入名单。他以前做过财经服务，外汇买卖，所以我想，假设他有着非常深的数学和经济知识应该不过分，事实上，国家党当选的因素之一就是John Key“更懂经济“。

那是在当选之前。之后就不好说了。在议会上，John Key拿出了两个数据来证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缩小 —— 2005年的差距是$187.60，而今天是$160.25。可问题是，2005年时他还是在野党的一员啊？如果列出每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在2008年国家党当选之前，工党执政下的差距一直在减小，就算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2008年，这个差距是 $138。那么就是说，国家党治下两年，相对于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进步，事实上反倒退步了$22，但稍微调整一下统计数据，John Key 就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果这样比也可以的话，我觉得和欧洲人没到新西兰之前的毛利人时期对比会是个更实在的选择 —— 现在我们有电，有汽车，有飞机了，多伟大呀。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时，有两点让我着实感到惊讶。1. 这样的数学头脑也能成为百万富翁？2008年选举时，国家党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工党使得两国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我以为这是事实，可现在才发现事实正好相反。政治宣传的确是不能随意相信的。虽然相对于1999年工党上台时的水平，两国差距的确有所提高，但不过也就$20块钱而已，这额度被这位“懂经济”的总理两年之内就消耗完了。

不用多提的是，类似于这种玩弄统计数字的方法不仅仅处于这种西方国家中，我朝更甚——毕竟无论西方政客怎么玩，至少最后的数字相加还能到100%。

另外推荐一本不太好找，不过有点意思的书：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陈玉莲。被打了16分钟的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说，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南京日报 via 163.com）

当然，大部分看客是把这故事当冷笑话看的，这我可以理解，这事件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黑白红色革命片，片中偶尔会出现皇军和皇协军互打，皇协军把皇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场面。导演为了体现红朝伟大，一般都把这种场景处理得非常喜剧化。官夫人被打事件也有着类似的喜剧感。但我不太能够理解的问题是，媒体是怎么选择“误打”这个词的？在国外那么多年我的中文也许退步了，所以如果我说错了，请大方指出我的错误。但“误”打这样的词语所暗示的是，至少就大众舆论而言，“打”这个行为本身是没有错的，这一次是因为打到官夫人了，所以“打错人了”。但既然有打错的时候，那么当然也就应该有“打对”了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才算是“打对”了？这事不能说太细。

作为官方，在不在乎这种逻辑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枪杆子在他们手里，就算国家机器明天在你头上撒泡尿，说你活该，凭你一己之力，是绝无法改变现实的，所以逻辑漏洞再怎么严重，现实意义也不是很大。但问题在于，这两天看新闻和媒体的反应，广大屁民能够真正读出这其中逻辑问题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像是事不关己一样看热闹。反倒是地方媒体的写手更敢于指出这样的问题。

后来有消息说这位官夫人的确和访民有点联系，所以说便衣并没有“打错”。但如果仔细想想这件事，警察是打对了，还是打错了，其实并不重要。想象一下，假设陈玉莲的确是访民，就算她真有天大的冤屈，湖北警方会出来承认打错了吗？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而若她不是访民，官夫人的牌子也是正宗的，被“误打”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陈玉莲虽然有官夫人的牌子，但却没有把这块牌子挂在脖子上，而至于打对打错，是没有具体的标准，全看情况而定。我相信很多海外华人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虽然大部分天朝屁民，特别是比沿海城市落后的内地城市，还是有“崇洋媚外”倾向，对代表着富裕和金钱的洋人有种种优待，但“假洋鬼子”却很难轻易享受到这些优待，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假洋鬼子没有那块牌子 —— 白皮肤蓝眼睛。

如果是一个官僚系统，共产党的人有这样的思想，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官僚们本身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基础。但对广大天朝子民来说，这种唯权力，金钱是从的思想却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迈向丛林社会的关键一步，在道德层面上，这显现出无论我们平时怎么骂共产党，但在内心里，我们还是承认，甚至赞成我党的种种思想的。共产党法力再大再无边，教民也没也过天朝人口半数。但有了一个个的小而平凡的共产党员，我教今天才会如此的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