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句话是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分抗日,七分壮大;后来就变成中流砥柱了。不过当然,我们活在当下,当人们渐渐淡忘过去的过去的事情之后,谎言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可现在的事情总无法抵赖了吧?不见得。政客的嘴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而他们最常用的工具是——数字。

前段时间国家党召开党代会,会议期间不断有工人阶级的劳苦大众在场外示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会议上,总理John Key宣布将会把雇员90天试用期的规定拓展到所有类型的公司,而不仅仅是小公司。在试用期内,雇主可以无条件开除员工。我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是稍微看了下新闻,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家党的支持者说,自从该规定实施来,78%的雇员在90天内都没有被开除,而给雇主提供了用人的信心而不用担心炒掉一个不合格的员工的复杂步骤。而在场外,工会说,这是一条不公平的法律,22%的人在此规定下丢掉了工作

如果这两个数字看上去有那么些关系的话,你没看错 —— 相加起来是100%。两个数据都来自于劳动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虽然说这个报告本身我觉得有些样本太小,偏袒雇主的问题,但报告里给出的就是这两个数字。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的一方,两方都说了实话。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就完全是谁的嗓门高的问题了。

作为总理,John Key也是一名百万富翁。在最新一期的National Businesses Review的新西兰富人榜中[PDF],他刚好进入名单。他以前做过财经服务,外汇买卖,所以我想,假设他有着非常深的数学和经济知识应该不过分,事实上,国家党当选的因素之一就是John Key“更懂经济“。

那是在当选之前。之后就不好说了。在议会上,John Key拿出了两个数据来证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缩小 —— 2005年的差距是$187.60,而今天是$160.25。可问题是,2005年时他还是在野党的一员啊?如果列出每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在2008年国家党当选之前,工党执政下的差距一直在减小,就算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2008年,这个差距是 $138。那么就是说,国家党治下两年,相对于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进步,事实上反倒退步了$22,但稍微调整一下统计数据,John Key 就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果这样比也可以的话,我觉得和欧洲人没到新西兰之前的毛利人时期对比会是个更实在的选择 —— 现在我们有电,有汽车,有飞机了,多伟大呀。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时,有两点让我着实感到惊讶。1. 这样的数学头脑也能成为百万富翁?2008年选举时,国家党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工党使得两国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我以为这是事实,可现在才发现事实正好相反。政治宣传的确是不能随意相信的。虽然相对于1999年工党上台时的水平,两国差距的确有所提高,但不过也就$20块钱而已,这额度被这位“懂经济”的总理两年之内就消耗完了。

不用多提的是,类似于这种玩弄统计数字的方法不仅仅处于这种西方国家中,我朝更甚——毕竟无论西方政客怎么玩,至少最后的数字相加还能到100%。

另外推荐一本不太好找,不过有点意思的书: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没有打对打错之分

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陈玉莲。被打了16分钟的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说,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南京日报 via 163.com

当然,大部分看客是把这故事当冷笑话看的,这我可以理解,这事件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黑白红色革命片,片中偶尔会出现皇军和皇协军互打,皇协军把皇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场面。导演为了体现红朝伟大,一般都把这种场景处理得非常喜剧化。官夫人被打事件也有着类似的喜剧感。但我不太能够理解的问题是,媒体是怎么选择“误打”这个词的?在国外那么多年我的中文也许退步了,所以如果我说错了,请大方指出我的错误。但“误”打这样的词语所暗示的是,至少就大众舆论而言,“打”这个行为本身是没有错的,这一次是因为打到官夫人了,所以“打错人了”。但既然有打错的时候,那么当然也就应该有“打对”了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才算是“打对”了?这事不能说太细。

作为官方,在不在乎这种逻辑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枪杆子在他们手里,就算国家机器明天在你头上撒泡尿,说你活该,凭你一己之力,是绝无法改变现实的,所以逻辑漏洞再怎么严重,现实意义也不是很大。但问题在于,这两天看新闻和媒体的反应,广大屁民能够真正读出这其中逻辑问题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像是事不关己一样看热闹。反倒是地方媒体的写手更敢于指出这样的问题。

后来有消息说这位官夫人的确和访民有点联系,所以说便衣并没有“打错”。但如果仔细想想这件事,警察是打对了,还是打错了,其实并不重要。想象一下,假设陈玉莲的确是访民,就算她真有天大的冤屈,湖北警方会出来承认打错了吗?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而若她不是访民,官夫人的牌子也是正宗的,被“误打”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陈玉莲虽然有官夫人的牌子,但却没有把这块牌子挂在脖子上,而至于打对打错,是没有具体的标准,全看情况而定。我相信很多海外华人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虽然大部分天朝屁民,特别是比沿海城市落后的内地城市,还是有“崇洋媚外”倾向,对代表着富裕和金钱的洋人有种种优待,但“假洋鬼子”却很难轻易享受到这些优待,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假洋鬼子没有那块牌子 —— 白皮肤蓝眼睛。

如果是一个官僚系统,共产党的人有这样的思想,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官僚们本身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基础。但对广大天朝子民来说,这种唯权力,金钱是从的思想却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迈向丛林社会的关键一步,在道德层面上,这显现出无论我们平时怎么骂共产党,但在内心里,我们还是承认,甚至赞成我党的种种思想的。共产党法力再大再无边,教民也没也过天朝人口半数。但有了一个个的小而平凡的共产党员,我教今天才会如此的有市场。

不讨党爱的奇技淫巧

当类微博服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国内的门户网站时,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新浪微博会是一个相当和谐的地方。新浪之前有独立的,类似于饭否这样的微博网站,但由于势单力薄,业务单一,又没有强大的靠山支持,因此审查力度往往不够。它们通常只能依靠于自动的关键词过滤,可这样做的效率可以说是忽略不计 —— 通假字,象形字,拆字法等技巧几乎早已成了天朝新时代网民的必备技能。而一旦把朝廷惹毛了,整个网站就会消失,而且一点回来的可能性都没有。而门户网站似乎会有足够的实力来进行严格的审查,而且政治层面来说,和朝廷沟通时的话语权也要强一些,因此存活的可能性要高很多。

但事实都证明我们把技术问题想得太政治化了。在和谐话题上,不仅是新浪,其他类似于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的微博甚至比墙外的Twitter还要劲爆。在这之前,Twitter是墙内网民的一个主要消息来源,而之后甚至有倒转的趋势。至少就我看到的,很多段子,小道消息是从国内的微博传到了Twitter上。

朝廷突然发现,自己对于web 1.0网站使用的审查手段不管用了 —— 当一个人可以在分秒之内发出一条信息,似乎任何审查手段都不管用了。互联网,和网络技术都是中立的,并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因此任何人,或者团体都可以加以利用。朝廷过去控制互联网之所以那么成功,原因就在于此。单纯使用封堵等强制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时代早已成为了过去,利用互联网快速传播的特性,朝廷可以从媒体,到民意渠道,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因为政治力量的介入,官方媒体和五毛党的声音往往能够至少在表面上盖过真实的声音。不仅封堵了不喜欢听的语言,还顺带宣传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而最近天朝各大微博服务的被整治就可以看作是朝廷对这新奇玩意儿的不适应。当然,五毛党和官方媒体渗入微博很简单,但问题是,微博的传播不是靠朝廷用政治力量逼迫用户去转载官文就可以实现的。五毛党在微博上叫得再欢,可问题如果没有人关注,效果不仅等于0,而且还是个负数。Twitter上就曾经出现过不少此类一个人自言自语乱叫的五毛党,看上去喜感十足,而宣传效果——负面。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的微博一夜间都变成了”测试版”,这实际上是朝廷对网络上各种奇技淫巧的一贯政策:如果找不到将它利用起来为己用的方法,宁愿选择拒绝,至少大幅限制这个新技术。如果朝廷最终选择了后者,那么用“测试版”故障之类的理由来蒙骗网民就再好不过了。把微博放进了中国市场也许就像是二十年前被“跨越长城,走向世界”的口号所迷惑,一不小心把互联网放进了中国了一样,给朝廷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后悔。但现在,朝廷终于反应过来了,当年自弃“长城”,因此今天就要重新修一堵更高更厚的长城。

更让人担忧的是,朝廷似乎已经开始摸到门道了。140字除了牢骚,要完整的传播一个消息,则需要外链。而好几个微博服务已经开始控制外链,要么大幅限制,要么只允许使用白名单甚至微博服务商自己的短链接网址。特别是后者,对于控制整个微博是事半功倍的,因为这相当于把防火长城植入到了微博中,而且还更严重 —— 防火长城并不影响墙内用户传播链接,有能力的用户可以再自己翻墙。而微博的链接被掐断,则意味着链接在墙内的重要传播方式之一也被掐断了。若没有链接,微博就纯粹是一个聊天杂谈的地方。

而在另一方面,朝廷对微博本身的利用到达了一个新境界。和作家余杰谈话的国保通过Twitter在内的渠道研究了“学习对象”十年,自称比“比任何人都了解他”。而今天发生了更可怕的一幕,刘沙沙,也是一位有名的人物,被Twitter上一个疑似是国保冒充的帐号所欺骗,被钓鱼然后以地痞手段殴打(如果有国内访客对此感到吃惊,这可不是第一次了)。虽然在微博中要建立一个高信任度的帐号,然后以此作恶的成本可以说相当之高 —— 因为信任度的建立需要时间,但博客,微博客中有意无意间透露出的自己的观点,性格,甚至是私人信息,乃至对这个媒介的过度信任,都完全能被不怀好意的人用来对付自己。

但就长期来说,最终在互联网上取得话语权的还会是民意而不会被政治控制。互联网所赐予给朝廷和民意的力量是一样的,如果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政治完全不占优势,而且还会受到民意的强大挑战 —— 互联网提供给了民意一个原来只有统治者才有的发声渠道。另外因为互联网上没有一个发布命令的中心,习惯于集权的政府显得特别不适应。虽然说朝廷在这方面的表现不错,但本质上,他们还在拿对付传统媒体的方法应对互联网。这有点像前几年的开博潮,明星,公司,政府都开设了自己的blog —— 听上去很时髦,可上面放的还是没有血肉的新闻稿。朝廷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可以封堵,也可以用自己的宣传盖过去,但终究要面对一个致命伤:党的宣传本质就决定了,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哪种技巧说话,最终目的就是要把黑的说成白的。而这最终都是会失败的 —— 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些人,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人,却无法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唐骏和整个中国的道德危机

我原来以为唐骏的事情将会很快结束 —— 因为这事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野鸡大学文凭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不然唐博士也就不会连毕业论文都拿不出了。而且不论野鸡大学本身是不是存在,在美国多个州, 只是使用如此文凭就已经构成了伪造文书罪。若是在求职时作假,例如像唐博士那样声称拥有自己并没有的学历,那更是犯罪行为,在新西兰,就 曾经有人因此而坐牢。可现在这种情况着实让我惊讶,一个公开说谎且不承认的人,不仅没有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反而还有不少人支持。这不是什么需要 大学生才懂的高深道理,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教过孩子不能说谎。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是非问题了。

但我相信很多父母也教过,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点小动作,只要不太过分,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世界上没一个社会是可以纯洁得人人都按照规则办事,大家都 友好待人,因此我不反对这种教育,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防人的最好方法就是了解别人可能会黑你的方法。但我们和这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使得自己变坏的现象有 着本质的区别。唐博士的主要辩护依据之一就是他有能力,所以作假说谎都是可以原谅的。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唯利是图的社会中,这种论点看上去很合理,但换句话阐述这个论据后的本质:人人都可以以任何手段达到成功,那还会有那么多人为唐博士辩护么?

还是会有,不过就不会使用这个论据了,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是不对的。不过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改造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游戏规则已经延续两三代人了,大家,特别是“比较成功”的那一群,或多或少的都有点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大家的背后都有着巨大的,而且是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风险。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会自然而然的让和自己利益攸关的群体承受同样的压力。为什么?政治,经济,社会用的都是同样的游戏规则,政治上来说,木子月月鸟的日记就是搅屎棍 让大家都粘点屎,保证在大家的有生之年内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经济上最好的例子就是次贷危机,为了规避风险保证持续的收益,只能把泡沫越吹越大;社会,特别是道德上也是如此,大家都不干净,背后都有点屎,整个社会就动态平衡了。看看西 太平洋大学的校友录,就知道为什么唐博士绝对不能垮 —— 更别提习储君的学历了。

但这种平衡的可怕之处在于,虽然大家所承受的风险差不多,但承受风险的能力可是不同的,这能力也不是无限的,所以总有人会先承受不住。因此无论是政客或者“成功人士”的小秘密,还是经济泡沫,就像谎言一样,需要维护成本。唐博士就遇到了说谎说不圆的问题,毕竟说谎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而无论是经济泡沫,还是道德危机,同理,也是要从某个地方开始垮的。而连锁效应所带来的后果就不仅仅是自己原本承受的那点风险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就 在如此,大家,特别是所谓“精英”,都或多或少的背了点良心债,谁都承受不起风险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就像小平同志所说一样,“让下代人解决问题”,当然,后面还有半句 —— 直到崩溃了为止。

但要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是否会经历一次道德崩溃,还真不好说。因为崩溃的前提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还存在和有效,例如经济的基本原理,政治上的互相竞争,或者社会中的基本道德。经济是不用说,市场经济几乎是自然规律,政治力量可以控制,但很难消灭市场规律。不过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两者就不好说了。因为 没有反对党的存在也就没有政治所需要的竞争,这导致我朝的领导们似乎越来越接近一种攻守同盟式的妥协,形成利益集团,大家都各自悄悄的把自己屎消化干净, 让大家都相安无事。而从社会方面来说,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和良心的存在,变成了纯粹的丛林社会,那么人们所承受的风险就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什么崩溃了。

虽然在国外,但也非常不希望看到中国社会落到这种境界,这毕竟是我的国家。要找到为什么中国社会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这样的地步,罪魁祸首其实并不难 发现 —— 既然为了维稳,“社会和谐”而说谎、造谣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为了个人利益说谎,看上去也的确是没什么不妥。如果这个例子还不够,这一点在唐博士的名言中最为明显:

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 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不知道你看到这句话时想到了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形容我党的那句名言:杀一个人是犯罪,杀上百万人,最多就是个错误。唐博士这句话简直就是这句名言 在社会道德中的翻版,还更进了一步,这压根就不是错误,而是种“能力”。

从经济角度来说,唐骏的事业已经崩溃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可一点不傻,他们知道让一个不诚实的人来掌控自己的企业会有多大的经济风险,就算中国社会今 天的状态让这一点无所谓,用唐骏这个人而给整个企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会被商人所接受的。在这一点上面,唐骏除了自己,谁也怪不了。做出一个行为的潜 在效益总是会伴随着相应的风险。唐博士既然选择通过作假得到额外的好处,这行为本身就已经表示他愿意承担由此带来巨大风险。没被发现是幸运,但一旦被发 现,那有什么好说的呢, bad luck。

但更大的崩溃还在后面。

动物世界里都找不到的弱智?

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点击可以看到故事的结尾。

据说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虽然这句话的出处有疑问,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天朝人,它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在生存能力和政治觉悟上如果不能达到全球人类平均水平,也至少不能输给动物世界,否则就真的太丢脸了。

作为一个对社会学和生物学都有点知识的人,我觉得两者有着非常有着而且很紧密的联系。动物世界的行为模型可以被看作 是人类的简化版,从最简单的自然反应来说,我们和单细胞生物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一个例子是趋温性,寻找比较适合自己的温度但又不太热的地方。在太阳暴晒下,单细胞生物会往角落里钻来躲开太阳,而我们会逃到屋檐下乘凉和吃冰糕降温。当然我们也有比较高级的地方,猴子通过打架和对上级服务(挠痒痒)来确立等级关系和往上层阶级爬,而打架失败的会被猴子其他猴子鄙视,甚至是被赶出族群;而文明的人类社会则用多数决议,共识等机制来决定领导。虽然不打架了,但最后胜出的通常还是强者。

人类和动物世界间是如此的相似,很多人也用那句疑似林语堂的话来形容今天的天朝,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在两者间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是个遗憾。虽然我在两者间都不是专家,但还是忍不驻尝试一下,搏君一笑。

其实在政治觉悟上,比起动物世界来说我们真的强不了多 少。猴子通过打架来决定新一代领导核心,而天朝的三次核心转移分别是通过政变,天安门事件(还有装孙子的江)和私底下勾心斗角来完成的。虽然胡萝卜的隔代继承比较和平,但比起全球平均水平,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距离。而且用这种事实来分析我们和动物世界的差距有一个缺点。 这是基于共产党员来分析的,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员,特别是相信中国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屁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太祖毛皇帝说过,中国有至少5%的坏人,而今天相对于中国14-5亿人来说,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共产党处处都彰显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因此这类分析不具有广泛性。那么天朝人和动物世界比起来又怎么样呢?

动物世界中比较聪明的弱者(非食物链顶端,个体力量很小)它们会非常自然的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动物群。这也许是横跨大陆的野马群迁徙,或者是蜂 群。动物一点都不笨,这种集体行动会给整个族群的每一个体产生相当多的好处。一是重要信息可以更迅速的在每一个个体之间传播,而这带来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要生存,就少不了找寻食物和适合居住的栖息地。团结起来的群体可 以指派少部分个体去搜索这些东西而不用让每个个体去浪费时间重复劳动,节省了重要的能量,以及降低了发生危险没人帮忙的可能性。

但最重要的信息还是风险警告。一只单飞的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被吃掉就被吃了。但如果是一群鸟,虽然也许还是会损失那一只鸟,但却给群体的中其他 个体提供了生存优势,让它们及时了解可能的威胁,以及充足的时间来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反应不仅限于逃跑。团结在一起的弱势群体常常能够抵御,甚至战胜比 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例如大部分牙比较厉害的蚂蚁可以吃掉小型昆虫。但就算要逃跑,一群动物一起行动也会更有效率,例如鸟的人字形飞行消耗更少能量,而邻里守望式的集体也更能保障个体间的安全。

弱者之间的联合也是一种累积智慧的方式,也就是群体智慧 —— 这已经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重合部分了。有着相同利生存和繁衍目标的生物在攸关自身利益的事宜中会使用群体智慧来做出决定。这种行为的例子包括蜂群的下一个巢须经所有探路蜂的同意。蚂蚁决定下一个巢位置的过程似乎也非常类似于此。

当然也有单独行动的弱势群体,最有意思的是新西兰本地一种叫Kakapo,不会飞的鸟,中文名叫鸮鹦鹉。在人类到达新西兰本岛之前,新西兰几乎没有哺乳动 物(除了几种蝙蝠),这就导致了像鸮鹦鹉对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拿着枪的欧洲人登陆新西兰时,他们笑傻了 —— 鸮鹦鹉甚至都不会跑,而是呆在那里不动,期待猎人没有发现它而去对别的动物下手 —— 因此它们今天几乎被杀光了。

这其实是一点读书笔记,最近对科学方面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回到话题,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 —— 天朝人有着超强的自尊,而做伤害自尊的事情是要被诅咒的,我不敢对天朝屁民是否比不上动物世界这个问题下结论,所以这个答案留在你我的心里就行了,不需言传。

但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动物世界中的这种群体优势和互联网今天的发展方向几乎完全吻合。用户创造内容是Web 2.0的重要特点,而这种内容,无论是特点,还是内容本身非常像动物群体间传播。当然,动物需要靠在一起才能传播消息,我们有互联网,坐在家里或者图书馆中就可以取得世界上最大的群体智慧数据库。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很多人每天通过协作等群体智慧,无偿义务分享自己的知识,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这本质上和动物世界通过分享信息来更好生存是一样的。

而信息的传播也是互联网的关键。这一点在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上最为明显。Twitter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群体智慧的体现: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人们听上去像是在吵架,实际 上是在讨论问题。Twitter使用者更是明显,除去政治话题之外,分享得最多的消息无非就是哪里的东西最好吃,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麻烦事,分享自己的 智慧和经验,以及使用他人智慧来解决一个可能会对广泛群体造成潜在影响的问题。更直接的例子是Twitter上曾经发出的一条消息,我暂时找不到来源了, 但大意是,当国保找某个社会人士的麻烦时,一条Twitter消息在十几分钟内就招来了十几个围观者,让试图抓住落单小鸟的国保叔叔都吃惊:“你们这究竟是什么群体啊!”

所以说这种在网上分享,传播信息的行为和人类,动物本能有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关系。很多类似于一九八四之类的反乌托邦作品中,老大哥之类的角色通常都在信息控制和性欲两个主题上做文章。《一九八四》是通过纵欲来反抗,而《美丽新世界》则是通过纵欲来使人忘却现实。两者的同时存在可不是什么巧合。

昨天是7月1日,芬兰法律正式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而在同一天,我们亲爱的党妈妈迎来了敏感词岁生日。我最不想谈的就是这种生日,生物界的一个常识是,没有生物是长生不老的(事实上有,但那是在没有被吃掉的前提下),而党这种有生日却不想有忌日的动物,很显然和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这个有点像对着火星人说中文,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我期望的是,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回顾下党妈妈61年来的关怀,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社会现象,以及对互联网乃至整个政治社会的控制,而从中思考出些什么,那么离党妈妈的忌日也就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