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09

昨天的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上刊登了一篇对在狱中的薛乃印的专访。如果你还关心此事的话，这篇专访是一个了解不同说法的好机会。专访的前半部分在这里，后半部分在这里（网站做得很差），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当然，我不能全文转载在这里，要尊重版权，不过在访谈中有这么一段我觉得值得分享一下：

记者：你对刘安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薛：我对她是又爱又恨，我爱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记者：你为什么恨她，因为她在感情上背叛你？
薛：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她对员警撒谎。当时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所有的悲剧都是从那一件小事引起的。
记者：那是一件什么事？
薛：我们有次吵架，我失手把手机扔了她，她鼻子出血，就跑到邻居家去报警。这么一点小事，中国人天天都发生的，结果员警就把我关了两个星期。她还跟员警说我老打她，其实就那一回，我也不是故意的。新西兰就是对女人保护的太过分。本来我们两口子吵架，没什么大事。
记者：你认为这是悲剧的根源？
薛：是，后来的一切都是那一件事引起的。
记者：你认为她爱你吗？
薛：我们有一段时间过得很好。但是在后来发生了那些事以后，我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是，薛乃印对待刘安安的确是有问题的，让我对薛的同情又减少了一分。

虽然他说真正伤害她的情况其实就那一次，但他对家庭暴力的看法：“这么一点小事，中国人天天都发生的”，让我感到十分心寒。家庭暴力在新西兰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也有些研究，按常理来说，那些没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次暴力都不会使用，而那些真正会使用暴力的，就绝对不止一次。有些女性期望对方的暴力行为只是偶尔为之，但几乎每一位这样想的女性最后都体验到了更深刻的教训。

对薛乃印的量刑将会在9月进行。他在专访中已经表示铁定会上诉。

我一直没有说这个事，因为民族问题的复杂程度绝对不是我可以说清楚的。特别是民族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常常是非理性的，虽然听上去很暴力，可实际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用理性的语言来对付非理性，还不如直接用拳头说话来的有用（实际上这更靠近民族主义者的思维）。但无论怎么说，逝去的人们是无辜的，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

新疆和西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其人口，在西藏，藏族依然是主体民族，但在新疆，由于几十年来的移民和经济开发政策，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了新疆。当你身处在乌鲁木齐时，你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和中国其他省会城市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任何“海外”的“反动组织”都无法像达赖一样叫汉人撤退，因为人们没有地方退 —— 有些汉人家庭在新疆已经是第三代或者更久了，新疆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要往哪里撤？这种现象在西方的殖民国家，例如新西兰，其实也存在，毛利人无论再怎么说“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家园”，但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和平共处。

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开放政策并没有惠及其他民族，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所得到的利益并不相等 —— 虽然政府政策的本意可能的确不是如此。但沿海地区的发达，甚至新疆内部之间维汉两族之间的经济差异，自然而然的会让其他民族累积更多的怨恨。但这样的发展不均现象是你（当然我假设你是汉族），或者我造成的吗？很显然不是，我们也没有说话权。有句话说，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容易，但恨一个身边的人却是最容易的。 当我们拿周围的人发泄不满时，背后的问题被忽略了 —— 我们其实都被关在同一个牢笼里，真正造成民族间矛盾的那个祸首却依然在逍遥中。

一个明显的例子举是禁止封斋，特别是禁止官方部门和政府相关的维族人士封斋。这条消息的来源是“反动网站”，国内的读者打不开，但我相信这报道是基本属实的，因为这样的蠢事共党干了绝对不止一次，另一个比较有名的蠢事是在西藏阻止藏民焚烧自己的皮草。

这给其他民族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 如果他们想在政治方面获得自己的影响力，就不得不被强迫在民族信仰和习惯上做出一定程度上的牺牲。

其实我相信共产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本意并不坏，但由于这个党的本质，我党和宗教，信仰，民族这些问题天生就是不兼容的。一个坚信无神论的党，他只能理解到物 质层面的东西，对于种族和信仰问题，他只懂，也只能用物质层面的观点来解读，这件事究竟是“利我”还是“不利我” —— 鸡同鸭讲当然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民族信仰和习惯是用多少钱，考试加多少分都换不回来的。

但民族政策的关键在于公平和公正，而不是用政策偏袒一方，否则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其他民族认为是被施舍，而且造成了对主体民族的依赖，敢怒不敢言；而汉族也迁怒于少数民族，认为他们获得不应得的特权，造成了不公平。

我说这话可能很多人不爱听，但我觉得汉族对其他民族这种居高临下的做法，是发自内心，有民族性存在的。在新疆对于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歧视，例如同工不同酬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在一些城市被提醒要当心维族小孩偷东西时，却很少有人去认真追究这些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城市偷东西。

在国内，我会认为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单一民族的环境下，认识不到其他民族的存在，或者是他们只出现于书本之上，因此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无知。这也就是为什么爱国愤青最爱用“你是不是中国人，不是就不要用汉字！”这种话的原因。可就在海外，当自己都成了少数民族，但很多人心态依然还是“犯我强汉者必诛”。网上那个笑话：“1、我反对种族歧视；2、我讨厌黑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

其实这种事情说来很简单，在国外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份子，我要的很简单：平等对待，平等机会。而我绝不会要施舍和怜悯。

这两天我看了一些关于北大新闻系学生自杀的消息和评论，我正好知道一位来自那个新闻系的blogger，所以关注了一下。至于新闻本身，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我不是很熟悉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过媒体和自杀倒是我一直想闲聊的一个问题。

新西兰的自杀率【PDF】非常之高（万分之一点三左右），和中国处于差不多同一个水平，但新西兰对于媒体报道自杀问题限制又是最严格的，在一般的新闻中，你几乎看不到对于自杀的报道，除非自杀的人是明星，或者自杀的行为和重大犯罪有关。不过实际操作中，前者很多，但后者非常罕见。

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决定媒体是否有权报道自杀的官员是谁，我也是学习之后才知道的 —— 是验尸官。根据验尸官法（the Coroners Act 2006），是否把一起死亡事件的细节“释放”（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授权”）给媒体报道，最终决定权在验尸官的手上。媒体在没有验尸官的许可下，只能报道死者姓名，职业和地址，而其他资料必须依据验尸官提供的证据，否则连“自杀”这一基本事实都不能公之于众。

这种严格限制有很多原因。第一是个人隐私，这个是个相当严肃的问题 —— 无论你怎么说，要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无论自杀者的想法是什么，但他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虽然可惜，但自杀终归还是个人的选择，而就算是逝者，也应享有隐私权。因此，要把这种个人选择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成为可以报道的新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个原因逻辑我不太明白，维护这条限制的人说，限制报道自杀案件可以降低自杀率。我想这一点已经不攻自破了，新西兰的自杀率在OECD国家中排名前三，而且就我的观察来看，这种限制导致了一半民众对自杀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基本认识。因为新闻里没有，万分之一的比例虽然在自杀问题上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的机率还是很低的，这直接导致了这个社会几乎很少有人谈论自杀，大家都瞒着不说，导致真正想轻生的人无法公开寻求帮助。

不过无论是什么限制，有一条是一直受保护的 —— public interest，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在半个世纪前，单独的自杀也许是死者个人的选择，但现在，当自杀已经变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之后，这就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了，至少我认为公开自杀问题有利于公众利益。

在中国，这个情况更加复杂了。不仅有“正常”的自杀，还有“躲猫猫”式的“自杀”，自杀案件的报道又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让官员隐瞒细节，那么意味着我们也许放过了一个本应该坐在监狱里，却坐在主席台上的人 —— 但中间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中间牵涉到了犯罪问题，那当然，全面的公开报道有助于推进社会正义，但万一不是呢？万一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呢？或者只是某个机构或者组织很爱面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做错什么。

问题的关键在于界限，什么是公众该知道的，什么是个人隐私，而又让来谁决定这些问题？交给验尸官来决定肯定不是一个好主意，验尸官的专业知识可以决定死者的死因是否是“自己造成的”，但绝对没有判断死者是否会引起公众兴趣这种专业知识。

让我们来看另一种情况 —— 验尸官是验尸的，包括自杀者。但自杀者不是人人都能成功的，还有一种人叫“自杀未遂者”。因为其不用经过验尸官的……（手下？），因此媒体对自杀未遂事件的报道没有限制。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自杀未遂者很难称得上是公众利益而必须要作为新闻播出，但今年初Tony Veitch，TV ONE体育主持人的自杀未遂报道给了我们一个窗口。Veitch曾被多次报道试图自杀，包括吃安眠药和憋在车里灌汽车废气。一些人认为，这种大面积，头条报道产生了两个问题：

1. Veitch当时因为攻击前女朋友而被起诉，其自杀行为的公开造成了一些人的同情。
2. Veitch 作为一名知名人物，他的行为可能会起到“带头作用”。

我不同意第二条，但第一条是确实存在的。媒体在报道自杀问题上是否可以信任，我持相当的怀疑态度。Veitch作为一名知名人物，在案件高潮期，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是头条新闻，而大面积报道他的自杀，媒体的动机也许就是抢新闻而已。

我认为报道自杀不会引起模仿者，但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则会，所以把决定报道的权利全交给媒体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很难证实，因为通常没几个自杀者会在遗书里写下“我是看了某某媒体报道”才自杀的。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不仅是证明报道会导致模仿者，而是要找出什么样的报道会导致模仿者的出现。

但无论如何，对现在这种报道限制的开禁是有利于公众利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公众有知情权。虽然不负责任的报道很可能会导致模仿者，但反过来，负责任的报道则应能起到相反的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