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Thames-Coromandel 地区的市长拒绝在新西兰地方政府就共同应对环境变化的宣言上签字。至于原因,市长Sandra Goudie 说宣言充满政治色彩,地方政府不应该在没有估算未来财政负担前乱签字。舆论中孤独的支持意见,大概就是著名政治打手“纳税人联盟”了。
这一决定看似相当奇特 —— 该地区所有主要城镇都临海, 例如Thames 和Whitianga ,很多建筑几乎与海平面等高。如果拒绝签字是负责任,不乱花钱的表现,那么同一个地方政府批准在洪水线下建设养老院,或者在高风险地区投入纳税人资金翻修设施,大概也是为纳税人减负而考虑的。
当然,如果考虑了市长大人的政治立场,这个决定看着就正常很多了。
都说人类的一个重大弱点是无法想象时间尺度过长的问题。不过就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而言,这并不需要水晶球才能预见未来。绝对意义的海平面上升也许在短时间内难以直接感知,但新西兰的房子随便都有至少50年的寿命 —— 对于50年前的房子,它们的未来,不就正好是今天嘛。有了房子作为坐标和价值参考,海水的相对位置就容易理解多了。
如果一位普通岛民在Paraparaumu这样的地方拥有一座海景房,大概都会难以理解自己的房子为什么会有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的危险。海岸离自己有几十米的距离,中间隔着沙丘和道路,哪怕是在暴风期间,海水也从来没有靠近过自己的房产。
2012年,当地地方政府在更新城市规划规章时,在新规划草案中标明了未来可能被淹没的地区,限制在该区域内进行建设。而屋主们的普遍反应是政府吃饱了没事干,就知道影响我的房价。能住海景房的屋主通常都挺有钱,大家组织起来将地方政府告上法庭。经过四年纠纷之后,当地政府无法承受民众和媒体压力,新一任地方议员上任后撤回了没有完全生效的新规划。在媒体采访中,地方政府直言他们的财力和能力受限,无法单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政府支持。
其他处在受影响早期的地方政府或多或少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另一个比较知名的案例是基督城,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居民的首要考虑当然还是自己那栋房子的价格,不断要求政府在土地信息中改变措辞 ,降低可能带来的负面观感。在持续的法律威胁中,地方政府只能就范。
如果海水已经到达上图中这样的程度了,政府遇到的压力通常就会小很多。在Kapiti Coast 没能通过的限制措施,在Whakatane 当地政府的新规划政策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在2017年通过的规划方案中,对2100年内可能被海水侵蚀的影响的范围限制了新的住宅开发。虽然这些住宅现在并不需要保护措施,规划也限制了修建防波墙等手段。信号是很明确的 - 当海水继续靠近时,正确做法是撤离,而不是试图和大自然对抗。
而在海水进一步靠近之后,房主所要面临的问题就不是房价受影响,而是自己还有没有房子住了。在Hastings District 的Clifton Road,这一排最早在1920-30年代建设的房屋在当时离海岸线还有一段距离。但在今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需要搬迁的地步了。 当恶劣天气侵袭时,海水已经可以直接到达后院。当然,当地民众在这个时候就会认为保护他们的财产,修筑防波堤是地方政府当然的责任。至于是否应该撤离 —— 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为什么要撤离?
而当这一排房子修建时,海岸线可不是如此的: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技术讨论,所以我刻意避免了“气候变暖”之类的词语。但哪怕住在这些海景房里的岛民认为气候变暖是一个为了多收税的阴谋,对Coastal Erosion/海岸侵蚀的研究可是远早于任何绿色政治。无论气候如何,海岸线本身就在进行周期性移动。如上文中提到的Ohope 案例,一代人就可以看到海岸线的变化[pdf]。
新西兰议会环境专员曾经在2015年发布过一份报告[pdf],统计了位于高风险海岸线的建筑数量,得出的结论是若要彻底重建,花费将不少于107亿纽币。而受影响最大的,常常是像Thames-Coromandel 之类人口稀少,但主要聚居点都在海岸线上的地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当地居民的地税。当面对这种规模的问题时,它们是肯定无法负担财政风险的。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是,以阴谋论,政府臃肿之类的理由拒绝为自己造成的成本买单,并不意味这个成本就不存在了,只是转嫁给了别人而已。作为无产阶级loser,当我领福利的时候被告知我应该自食其力对自己负责。那么别人的海景房被海水侵蚀,或者像Thames 类似的地方政府拒绝承认事实,依然以经济发展之名让人们在高风险地区开发时,政府,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一名纳税人是否应该为这些行为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