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政治宣传 – 简例

今天一则新闻提到了广告标准局(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裁决国家党一则facebook广告涉嫌部分误导[pdf]。广告声称工党政府上台以来每星期生活成本了上涨了$100,并且列出了每一项上涨名目和具体数字。

具体裁决就不复述了。不过广告中列的名目挺有意思也简单易懂—— 用来做“如何阅读政治宣传”教材的例子倒是挺适合。作为吃货,我详细研究了下这一条:

过去一年,奥克兰,惠灵顿和旦尼丁家庭若要满足基本的健康食物需求,他们每周食品开销最多上升了$21” (basic healthy food costs for a family of four in Auckland, Wellington and Dunedin increased by up to $21 a week over the past year. )。

广告内容源自于党魁在今年6月21日的一则新闻稿。新闻稿中提到这一数据的来源是奥塔哥大学每年的食品价格调查(Food Cost Survey)。简单来说调查的并非实际开销,而是算出不同性别和年龄阶段人群的营养需求,并使用超市商品价格计算满足这一需求所需的开销。调查全文没有公开版,但具体数据和调查方法均在网上可查。

国家党新闻稿中引用的$21即来自于该调查中奥克兰食品价格过去一年的涨幅。国家党将价格上涨归咎于“政府新政策和规章限制“,但并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一条。不过在向广告标准局提供的证据中,国家党引用了一则声称最低工资上涨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的媒体分析

要证伪这一点十分简单 —— 查阅调查原文即可知调查数据来源是学生营养师在每年3月第一个星期一所记录的各地超市食品价格。而由于国家党并没有指出是哪条政策导致上涨,我就只有猜了:

问题在哪儿应该很明显了。

当然这一宣传还有很多小问题。比如说食品价格调查其实还涵盖了另一个城市:基督城。至于为什么没被国家党提及——当然是因为2018年基督城家庭的食品价格下降了$3。我是否可以把这归功于政府的英明决策?

国家党引用的那篇报道中还提到,国际油价,房地产和房租价格均会对零售商品,包括食品价格造成甚至更大的影响。

或者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个在一年中单一个时间点进行的抽样调查,是否比其他指标,比如说消费者物价指数,更适合衡量食品价格走势?又或者3月份调查时是否有任何天灾影响了食品价格

当然我得声明的是,我不是在说某某党坏或者某某党好。作为反对党,“反对”本身就是它的工作之一。我也不是天真的外(球)宾,觉得地球上存在不会撒谎的政客这一生物。我也并没有对食品价格究竟有没有上涨做出任何结论。

我想说的是,政客每天都在说谎,平均水平的民众也不可能像这样仔细研究政客说过的每一句话。但我相信包括新闻、科研、公共政策等很多行业的专业训练中都应该有一条 —— 当你要把别人的信息或者研究成果拿来作为自己理论、行为或结论的基础时,你至少应该理解这一信息的来源和产生方式。别人说谎是别人的事,但是自己的行为却是自己负责的。

而不管你是正要投票的选民,还是正在嘲笑白左、圣母或者西方民主乱象的厉害国居民,你是否真正审视过影响自己理论的信息是怎么来的?

当然故意误导受众并不是一件难事。比如说使用同一价格调查但是将时间范围扩大到2009年,得出的结论也许会完全不一样:短暂的上升下跌好像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 —— 而且国家党执政时的2012 – 13 年价格更高。

当然我得声明2013年和之前灰色处理的那部分,由于当时的调查方法不一样,14年之后的数据不能直接和之前对比。骗人总是不好的对吧?

澳大利亚政局和新西兰经验

邻居又换总理了。澳大利亚上一位成功干满一届议会任期的总理,还是2007年选举失利的霍华德。 11年的跨度已经到了那种需要认真“回想”才能记起细节的距离了。不过看热闹归看热闹,作为文化,历史以及政治体制都相近的国家,对面所能给新西兰提供的经验是其他人任何国家都无法对比的。

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政府是否拥有议会多数和政府稳定没有直接关系。

自从新西兰从1996年采取比例代表制之后,舆论中总会时不时冒出这一迷思,而稳定压倒一切的天朝裔选民总是第一个为这说法买单的。我觉得对于天朝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不需要证明的事情。宇宙真理党最伟光正的7个人都天天勾心斗角,但是“民主乱象”中的多数政党却能永远保持一致有力执政?

1993年新西兰就选举制度公投时,两大党派和工商业均反对实行比例代表制,FUD宣传策略中的重要口号之一就是导致政府不稳。不过现实经验是,从1996年到2017年21年8次选举之后,还没有一个新西兰政府因为无法控制议会多数而倒台;被党内政变推翻的总理只有一位,而且还是在比例代表制刚刚开始的1997年。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除了绿党自成一派而外,1993年之后所有在选举中赢过议席的小党,其前身都是从其他党分裂出来的议员。有些小党的前身现在看起来还相当不搭——比如行动党的起源是工党籍的财政部长和副部长。而相当一部分分裂是因为议员在某些重大议题上与党内意见相左导致的,比如说Winston Peters, Jim AndertonTariana Turia。比例代表制给了这些议员一个将重大问题付诸选民表决的机会。经过选举考验下来的小党,代表着反对观点拥有的市场足够多到赢取议席的程度。

而在简单多数制下,这种不同声音并不是说就不存在了,而是变成了党内的派系。澳洲两大主要政党均有十分分明的派系,而选民却对哪方主政没有多少发言权。政策分歧并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内斗解决。从2007年霍华德选举失利之后,澳大利亚自由党无数次的党内选举中人是换了一班又一班,但是碳排放这一争论却延绵了11年。Abbott / Turnball 之争的主要焦点就是是否支持工党政府的碳排放目标。而这一次Turnball倒台的诱因之一亦是National Energy Guarantee 中对碳排放目标的限制

如果有一种将政策分歧交给选民表决,每一方都可以光明正大代表利益该多好?

当然新西兰的21年在历史尺度上来说很短,我并不觉得就可以得出比例代表制更好,可以鼓励政客互相合作的这种结论。不过回顾包括新西兰在内大量的现实历史经验,要证明简单多数下并非绝对稳定却不难。

虽然依靠普通选民的记忆能力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不过还是希望下次政客再次鼓吹要回到简单多数制时,新西兰选民在选择前应该考虑历史经验,想想为什么,而不是跟着被忽悠跑。

重新开张

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想重新开始写blog。主要动力之一是新西兰的新闻并没有可靠的中文来源,要么是满篇错误的翻译文章,要么是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张口即来的胡话,或者就是洗稿然后冒充原创。至于我为什么辨别得出洗稿——岛国“中文媒体”不止一次洗到过我在媒体上的稿件或者维基百科中的贡献。

而最终使我克服懒癌,开始维修blog旧址的动力是Twitter 限制第三方app 使用API

稍微上点年纪的老同志们应该还记得Google Reader 关闭前的互联网是怎么样的。Google 代表着开放, Twitter 是”Free speech wing of the free speech party“。每个人对阅读的控制及观点的表达有着极大的控制权。当然审查永远都在,但一出事总还有自己带着数据库或者订阅名单跑路的可能性。

而现在,有多少人的微信“公众号”被和谐之后就不知道该干嘛了?

我概念中的自由从来都不只是财政自由。奴役你的不仅是金钱:买房、健身、出国旅游、买书、有事就发朋友圈、到处贴着二维码求关注、提醒别人不要乱说话 ,你确定这些都是你自由意志下的产物么。

维修这里时曾被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我能想出最简单的回答还是 —— 人需要拉粑粑。 当你拉粑粑的动力不来自生理需求,而是点击率或者打赏时,也许就是在提醒你该换坑了。

网站维修还要继续之外,我不认为我有时间能够像不用学习的学生时代一样每日一篇。现在的计划是不会给自己设置话题或者时间限制,并且尽量保持blog 的短小 —— 虽然自说自话,但是废话太多自己也会厌烦的。

2014新西兰大选 – 一点随笔

Dirty Politics 一书消息走漏时,不少人认为书中内容可能是斯诺登泄露的新西兰情报网络。虽然并非如此,但事实依然出乎意料。

出版后我花最快时间通读了一遍,唯一感觉并非是对书中的内容感到吃惊,而是——新西兰政界怎么可能有这么邪恶的一群人?我知道邪恶一词听上去似乎很夸张,但相信我,我找不出第二个词。为了政治和金钱私利,他人的隐私、权利、家庭到个人及国家利益和安全,都是政治棋盘上的筹码而已。一些行为,比如私自进入反对党电脑系统,和为了政治私利解密和使用机密文件,已经有触法嫌疑。

本书作者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中唯一的新西兰成员。如果还记得的话,该组织曾经公布过和中国极为相关的海外离岸账户资料。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政治观点,但作为全球披露美国情报网络的先驱者至2002年毁掉工党政府议席过半的梦想,从没有人能成功把他打成荒谬的阴谋论者。这次他书中引用的email中倒是提到了一种中国人,这种人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这家伙让好多中国富豪的资料泄露了,中国人丢了脸之后会很暴力,也许我们应该把他的住址泄露给中国【朋友】。”

至于斯诺登对新西兰情报网络的爆料,现在看上去不得不说确实缺少实证。但还是那句话,不管人们喜不喜欢斯诺登的所作所为,从没有人能证明他无意或者有意撒谎。而我在中文广播里听到的最大笑话就是:“John Key 有道德洁癖”。

要我列出他的每条谎言和相关链接,得需要我一个星期全职投入。但斯诺登和记者Greenwald 所揭露出的最重要一点,无疑是2013年8月在通过GCSB修改法案时,John Key故意误导了全国公众,并且在当时信誓旦旦的宣称,“如果GCSB进行任何大面积监控,我就下台”。 发布会提供的不多证据显示,修改法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大面积监控合法化。而前GCSB负责人能给出的最好说法是,光是收集每个人都信息不算“surveillance”,一定要有人在读每一个人的邮件才算。

如果大部分人只关心经济问题,那么,不知有多少选民注意到,John Key 在选举辩论中,不加思考的直接把对自己不利的统计局数据称为“谎言”;或者无法回答自己政策的开销是如何算出来的;或者,将负债累累称颂为一项政绩

不管是肮脏政治还是情报收集,有人也许会说,政治就是如此,政客的天性就是说谎。这也许是事实,但我难以理解的是,面对John Key 的笑脸,公众能如此轻松的对所有谎言照单全收。当去年GCSB法案进行讨论时,任何看过法案的人都知道这事不能再明了:原来的法律中明文禁止对新西兰人和永久居民进行任何程度的监控,而修改案将这一条保护添加各种例外。而民众却认为,这个修法不重要,相信总理就好?

不用dirty politics 一书提醒大家,已经很明显的一件事是,现任政府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改造新西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新西兰本为全世界最为进步主义的国家之一。我就不列举那些左翼分子最爱说的种种新西兰成就了,但这些成就之所以能达到,和一个公开、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分不开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能自由获取信息和参与到公众辩论中,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对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都有责任去了解,思考和参与——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新西兰都是西方国家中大选投票率名列前茅的国家,常常超过85%甚至90%

而今天,这种政治传统正面临着危机。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事实只有一个。不过,在过去三年的public discourse中,看到的更多是美式选举策略。领袖永远是一尘不染,诚实可靠,值得信赖的人。而作为天朝人,对种种贴标签的行为更是再熟悉不过了:国家党=光明未来;工党=乱花钱外国记者=Dotcom爪牙。虽然这些标签通常都没有附带以事实为依据的解释,但是让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不断重复这些“事实”,那当然就是真的了。加之于这种人通常都是影帝,逼真度就又提高了一级。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可能每人都有自己版本的事实。在公共领域的任何讨论,都需有事实的最大化作为前提,intelligent debate 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公共领域辩论被庸俗简化的趋势都在,但很少看到书中所介绍的那样,背后推手有意识的通过操纵、控制、误导等手段来鼓励这一点。

众多不同观点是民主常态。但是,这个社会正在逐渐遗忘的一点是,不管人们支持哪个政党,在具体到每一个单独事务上,最终做决定的,必须还是得人们自己。但是,当社会中出现“我把决定权交给某某党或者某某人,他们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这种思维定势时,最终结果都不会太好看。Homer Simpson 所来自的那个国度,“选举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我们用不着自己思考”,最终结果只能是大众普遍对政治和社会议题失去兴趣。而除了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团得利,其他所有人都将会变成输家。

作为一个小国家,重要决定交付民众是新西兰的一项长期政治传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比例代表制。当人们讨论比例代表制的种种“坏处”之时,却很少有人提及当年为什么会引入这个制度——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工党和国家党都引入了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十分极端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改造计划。而两个党做这些事之前,都没有获得社会广泛同意。新西兰人看到了一党独大的坏处,并在当年积极通过社会活动改变现实

而这个国家的另一个传统则是,众人之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这传统可以从殖民地历史中找到。在当时,毛利人权利问题就是导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被分为两块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哪怕是在土地战争之后,毛利人也被称为“智商高于澳大利亚土著”,获得了在澳大利亚的投票权。

国家党的高支持率最早源自2004年的Orewa Speech。这是一个重要分界线,之前国家党的支持率都是在27%左右徘徊。在之后就长期保持在40%以上。对毛利人,岛民究竟是不是混吃混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大部分华人的看法。但是,一个以种族问题拉升选票的政党,无论他的得票率是5%还是45%,反华人还是反其他人,都是需要警惕的。(题外话:这一部分的故事在Hager的另一本书, The Hollow Men中重点提及)

这个道理很简单,今天为了各种原因而打种族牌,你也许会认为对你有利而强烈支持。但是,明天要是出现一群比你更有钱的人;另一个政党依样画瓢也想要提高支持率;或者仅仅是上一个目标消失,需要找新敌人,那到时候被清理的就是你。这都不需要我列证据,看看一些政党,例如保守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就知道了。

如果你是拥有选举权的华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准备在这个国家扎根安家,终老一生,你觉得为了一个星期几杯咖啡到一顿饭的钱(看你这顿饭有多贵),培养出如此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真的是你的长期利益所在吗?要知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永远胜利,你也无法保证下一个金牌影帝的政治观点就和你相同。

当然,如果你是类似于刘阳之类的卷了钱跑出来,或者纯粹是捞一把就跑的炒房客(我知道很多是洗钱的),这明显不是一个考虑范畴,反正赚到钱就好。

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的社会、一个别人过得不好自己就开心的社会,绝对不是新西兰的传统,也不应该是新西兰的未来。我为什么痛恨这种社会,原因很简单:我就来自于这样的社会。如果有华人选民有耐心看到最后一句,那么不妨再试试把所有和新西兰相关的描述换成祖国,会发现我这随便乱写的一点东西还是能读通。而我,绝不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

政治勇气就是做正确之事

原文于澳大利亚选举后刊登在中国一综合杂志。 本文不适用于blog 使用的 Creative Commons 版权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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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陆克文的亲切感十有八九源于他的普通话能力和“中国通”名声。而对澳洲人来说,“中国”也是陆克文在政界被永远联系起来的词语,只是民众对此联系的表现方式稍有不同。

澳洲人对橄榄球的热爱众所周知,不过在极少播新闻频道而非橄榄球比赛的酒吧中,据说有酒客会玩一种游戏:每次陆克文说出 “China”这个词,大家就得互相干一杯。他演讲一次没准就能让人能喝得找不着北。

从最初注重中国市场需求,到这次选举前逆流提出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产需求所驱动的经济繁荣即将结束,陆克文展现出他也确是对两国经济都有相当认识的中国通,而非像反对党党魁阿博特一样试图继续依靠不可再生资源作为经济驱动力。

执政六年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也并非没有成绩。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的教育、医疗、残疾人保险计划等社会政策改革、以及对“偷走的一代”等历史问题的正式道歉,每一政策都有影响一代人的潜力。更不用说工党还带领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的西方经济体。

但头条新闻却常被内斗所淹没,成为了工党最大且依然在持续的灾难。

工党内有正式的左右翼组织。在和英国类似的第三道路经济改革之后,右翼一直自认为是主流,并除了左翼的吉拉德之外,一直是工党总理人选来源。但无论谁主政,工党的“票箱毒药”其实一直都在:碳税,矿产税,难民问题。所以与其说内斗是政治路线之争,不如说是政治压力下的选秀,两院的工党议员在低民调导致的恐慌中试图找到一位能赢最多议席的人(翻译:最能帮助我保住议席的人)。陆克文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有点骄傲的宣布没有内阁部长丢了议席。

但议员能否保住个人议席无关大局。赢得选举的首要条件是一个团队要有持续和一致的声音,而恐慌之中大家却都反其道而行之。和一般执政党内斗不同的是,工党面对的任务不仅是说服民众自身团队依然团结。陆克文总共导致三次党魁投票,这意味着说服民众的艰巨任务不仅要重复三次,长期的不稳定让党无法发出一致声音,在内耗中不断透支民意,却无人有勇气彻底做个了断,直接将任何胜选希望消灭。

陆克文在选举夜承认败选,宣布不再竞选工党党魁,但唯独没提退出议会。这与其让人们松了一口气,倒不如说让更多人担心。大部分选民都还记得陆克文第一次下台时的类似承诺,更不会忘记之后发生的种种事件。可以预见,只要陆克文还在议会内,历史就会被民众和政治对手不断提起。

当英国首相梅杰带领保守党遭遇一个世纪未有之惨败时,留下了“当大幕落下,就是离开舞台之时”之名言。政治勇气就是做正确之事。而政客和政治家之区别在于,后者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大幕落下却心有不甘之时,亦有勇气选择做正确之事。而当你和“罪魁祸首” ,“不稳定因素”等标签永久联系在一起时,纵有千万委屈和未竟雄心,这时的一个正确决定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意义。

在最后一次党魁选举时,吉拉德和陆克文两人都同意了“谁输就退出议会”的条件。吉拉德输了看似这场很有勇气的豪赌,但命运其实早已注定。无人认为工党会赢,更没人会认为前任总理能在反对党议席上安坐数年,然后期待选民将一位过去的输家重新扶上宝座。工党只需要一个人,不是两个人留守到大幕落下的最后一刻体面退场,并没有安排其他任务。

大量评论家认为工党政府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就是执政时的内斗大戏,他们并不正确。但只有这场大戏的演员正式退场之后,无论是陆克文还是工党,才有可能彻底挥别这段历史,重新开始。做最后这一个正确决定,现在还不算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