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在新西兰，从100多万人的大城市，到两万人的小城市；从白人占90%，到一半人口是毛利人的社区，我都曾经居住过。但无论是作为城市中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像素，还是小村中随处可见熟人的街道，虽然有些地区会有治安问题，但自己的肤色通常不是影响安全感的原因之一。

我无法用自己的体验代表穆斯林，但至少我交流过的大部分新西兰人，肤色，文化或语言并不是决定他们如何对待一个人的因素。给每一个人“fair go” 的机会，平等主义所主导的新西兰传统价值观虽然正在逐渐被侵蚀，但依然保留在社会的集体意识中。

针对基督城清真寺的恐怖袭击发生后，不少新西兰人沉浸在“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这里”的震惊当中，甚至政客都表示新西兰失去了她的“innocence“。

可问题是，新西兰从来就没有过可以用来声称其纯真无暇的资本。任何一个新西兰人都不应该自我欺骗。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在这个国家一直存在，并且逐渐地在媒体，政界中被正常化。 遥远的“殖民者罪行”先放一边，新西兰最近这几年就有不少令人不安的例子。

2017年选举后，新西兰诞生了首位难民出生的国会议员 Golriz Ghahraman。作为“难民”，“穆斯林”和“白左”的集大成者，她在社交网络上毫无疑问地遭到了持续不断的攻击。媒体，其他政党是否明确表示反对这种行径？不，不过她作为人权律师，居然在联合国法庭中给被指控种族灭绝的被告辩护过，她一定也是支持大屠杀的。

2018年，加拿大两名著名右翼份子准备在奥克兰举办演讲。该活动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奥克兰市政府拒绝出租其场地。新西兰政党，媒体和民众是如何反应的？宣称新西兰政府封杀了他们，拒绝他们入境，损害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哪怕这一切根本就没有计划过，更没有发生过 —— 外交部长也明确表示没有拒绝签证的理由。当然，这个时候，也就不提作为业主的奥克兰市政府，是否拥有拒绝做生意的自由了。

同年，新西兰毛利裔导演Taika Waititi 在采访中说新西兰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至于媒体和民众反应， 一新闻网站的编辑表示，网民对新闻的评论，只有10%适合在网站上刊登。

又或者造成巨大争议的联合国《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作为一份没有约束力的框架性文件，在基督城的国会议员口中，变成了一份会让国境洞开，决不能签署的文件。是否支持签署这样一份文件本身并不是问题，在新西兰公众讨论中产生的巨量假消息，甚至政客也为了自己目的而鼓励，或者默认这些误解，才是问题根源。

在恐怖袭击发生后，反对党悄悄撤下了反对签署协议的请愿。至于为什么 —— 现在是悼念逝者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谈政治呢？

稍微远一点，现任工党联合政府，和上一任国家党政府，正在逐步解决和各个毛利部落的历史问题，就新西兰政府历史上违反怀唐义条约的行为，包括新西兰土地战争，没收土地等行为进行道歉和赔偿。赔偿范围通常都包括现金和归还属于部落的历史土地。另一方面，在现实中难以重新私有化的土地，在谅解书中国常常通过政府名义归还土地，部落将土地赠与新西兰公众的方式保持公众对土地的拥有权。

撇开众多质疑利益输送，养懒人，送钱给部落浪费之类的质疑之外，你也许会认为，海外天朝人整天都在提“殖民者”的原罪，他们对终结历史恩怨和经济赔偿不说赞同，至少也不会反对。当然，岛国天朝人的普遍观点如此可预见，我也就不用再重复了。

对上面这些问题，我并没有答案或者解决方案，我也并不是想说谁好谁坏。 但一个必须要提出的问题是，新西兰的媒体和社会并没有真正认真地看待它们，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来审视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些事件，看各路”媒体“和”专家“所说的”新西兰的种族关系不算差“，”新西兰很和平“之类的评论，着实有一种莫名的悲伤感。

哪怕是在新西兰本国，基督城的种族主义，“光头党”的绝对数量和密度，在本地人口中也是众所周知的。在2004年基督城市长竞选中，极右翼可以拿到2%的选票。 源自基督城的National Front ，近年来的活动也有向惠灵顿和奥克兰蔓延的趋势。

新西兰人口中的“innocence”，本质上指的是对极端主义以及种族主义有意或者是基于无知的回避。新西兰人”she’ll be alright”的文化延续到了这一议题上，直接表现是就是大家都知道事情对错，但谁也不谈racism。这顶“大帽子”一戴，讨论就会变成不要过度夸张事件，新西兰没那么可怕，或者“政治正确”坏。

我也不喜欢用racism 这个词。在我看来，这个词就像是一种“nuclear option”，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随便给人安上去，只能导致这个词语所附带的严重性在语言中丢失，让种族主义在口语中正常化。这样明显对任何讨论都没有帮助。

但相反地，对这个词语的回避，同样也会造成真正种族主义等歧视行为在社会中被逐渐正常化。哪怕是承认各种极端言论在民主社会中也有言论自由，也不应该只强调言论自由，而回避对言论本身的评论。一味回避，同样只会不断让社会对那些本不该出现的煽动性言论和行为习以为常。

长期以来，新西兰的政界，媒体和整个社会都没有非常认真地看待极端主义这一问题，和自己行为所可以造成的影响。从工党的“华人姓名”事件，到国家党的“两个华人大于两个印度人”，政客张嘴前，明显没有考虑自己对社会的影响。

我也一直说，新西兰媒体专业性的缺失，正在逐渐变成对民主社会的威胁。重要社会议题被娱乐化，基本的事实和原则问题变成了“正反交锋”，没有正确答案的“争议性问题”，这些无不都在每次一小步地逐渐将社会带至错误的方向。

但至少在今天，在不考虑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再给我一次选择，我还是会说新西兰所带来的安全感远大于美国或者可以“深夜撸串”的天朝。 安全感并不来自于满街的警察，自卫的权力，或者严酷的刑罚 —— 相反，这些条件会让很多新西兰人觉得没有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在不需要这些条件的前提下，我也可以放心在街上行走，在网上发言以及参与社会并作出贡献。这才是国家的价值之所在。

如果基督城的悲剧能够给新西兰带来哪怕一丁点的好处，那么我希望这次恐怖袭击至少能够让新西兰社会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讨论，找寻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底线，并且坚定直面及捍卫这一底线的决心。

Kia Kaha, Aotearoa.

今天一则新闻提到了广告标准局（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裁决国家党一则facebook广告涉嫌部分误导[pdf]。广告声称工党政府上台以来每星期生活成本了上涨了$100，并且列出了每一项上涨名目和具体数字。

具体裁决就不复述了。不过广告中列的名目挺有意思也简单易懂—— 用来做“如何阅读政治宣传”教材的例子倒是挺适合。作为吃货，我详细研究了下这一条：

“过去一年，奥克兰，惠灵顿和旦尼丁家庭若要满足基本的健康食物需求，他们每周食品开销最多上升了$21” （basic healthy food costs for a family of four in Auckland, Wellington and Dunedin increased by up to $21 a week over the past year. )。

广告内容源自于党魁在今年6月21日的一则新闻稿。新闻稿中提到这一数据的来源是奥塔哥大学每年的食品价格调查（Food Cost Survey）。简单来说调查的并非实际开销，而是算出不同性别和年龄阶段人群的营养需求，并使用超市商品价格计算满足这一需求所需的开销。调查全文没有公开版，但具体数据和调查方法均在网上可查。

国家党新闻稿中引用的$21即来自于该调查中奥克兰食品价格过去一年的涨幅。国家党将价格上涨归咎于“政府新政策和规章限制“，但并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一条。不过在向广告标准局提供的证据中，国家党引用了一则声称最低工资上涨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的媒体分析。

要证伪这一点十分简单 —— 查阅调查原文即可知调查数据来源是学生营养师在每年3月第一个星期一所记录的各地超市食品价格。而由于国家党并没有指出是哪条政策导致上涨，我就只有猜了：

• 最低工资上涨（2018年4月1日起）
• 奥克兰燃油税（2018年7月1日起）
• 取消国家党的减税 （原本应从2018年4月1日起开始实行）；
• 提高技术移民门槛（国家党首先开始，移民局只在2018年年初按各行业中间工资进行过调整）；
• 汇率 (2017 年3月时兑美元为0.70左右，2018年同期食品价格调查时在0.72左右）

问题在哪儿应该很明显了。

当然这一宣传还有很多小问题。比如说食品价格调查其实还涵盖了另一个城市：基督城。至于为什么没被国家党提及——当然是因为2018年基督城家庭的食品价格下降了$3。我是否可以把这归功于政府的英明决策？

国家党引用的那篇报道中还提到，国际油价，房地产和房租价格均会对零售商品，包括食品价格造成甚至更大的影响。

或者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个在一年中单一个时间点进行的抽样调查，是否比其他指标，比如说消费者物价指数，更适合衡量食品价格走势？又或者3月份调查时是否有任何天灾影响了食品价格？

当然我得声明的是，我不是在说某某党坏或者某某党好。作为反对党，“反对”本身就是它的工作之一。我也不是天真的外（球）宾，觉得地球上存在不会撒谎的政客这一生物。我也并没有对食品价格究竟有没有上涨做出任何结论。

我想说的是，政客每天都在说谎，平均水平的民众也不可能像这样仔细研究政客说过的每一句话。但我相信包括新闻、科研、公共政策等很多行业的专业训练中都应该有一条 —— 当你要把别人的信息或者研究成果拿来作为自己理论、行为或结论的基础时，你至少应该理解这一信息的来源和产生方式。别人说谎是别人的事，但是自己的行为却是自己负责的。

而不管你是正要投票的选民，还是正在嘲笑白左、圣母或者西方民主乱象的厉害国居民，你是否真正审视过影响自己理论的信息是怎么来的？

当然故意误导受众并不是一件难事。比如说使用同一价格调查但是将时间范围扩大到2009年，得出的结论也许会完全不一样：短暂的上升下跌好像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 —— 而且国家党执政时的2012 – 13 年价格更高。

当然我得声明2013年和之前灰色处理的那部分，由于当时的调查方法不一样，14年之后的数据不能直接和之前对比。骗人总是不好的对吧？

当Dirty Politics 一书消息走漏时，不少人认为书中内容可能是斯诺登泄露的新西兰情报网络。虽然并非如此，但事实依然出乎意料。

出版后我花最快时间通读了一遍，唯一感觉并非是对书中的内容感到吃惊，而是——新西兰政界怎么可能有这么邪恶的一群人？我知道邪恶一词听上去似乎很夸张，但相信我，我找不出第二个词。为了政治和金钱私利，他人的隐私、权利、家庭到个人及国家利益和安全，都是政治棋盘上的筹码而已。一些行为，比如私自进入反对党电脑系统，和为了政治私利解密和使用机密文件，已经有触法嫌疑。

本书作者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中唯一的新西兰成员。如果还记得的话，该组织曾经公布过和中国极为相关的海外离岸账户资料。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政治观点，但作为全球披露美国情报网络的先驱者，至2002年毁掉工党政府议席过半的梦想，从没有人能成功把他打成荒谬的阴谋论者。这次他书中引用的email中倒是提到了一种中国人，这种人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这家伙让好多中国富豪的资料泄露了，中国人丢了脸之后会很暴力，也许我们应该把他的住址泄露给中国【朋友】。”

至于斯诺登对新西兰情报网络的爆料，现在看上去不得不说确实缺少实证。但还是那句话，不管人们喜不喜欢斯诺登的所作所为，从没有人能证明他无意或者有意撒谎。而我在中文广播里听到的最大笑话就是：“John Key 有道德洁癖”。

要我列出他的每条谎言和相关链接，得需要我一个星期全职投入。但斯诺登和记者Greenwald 所揭露出的最重要一点，无疑是2013年8月在通过GCSB修改法案时，John Key故意误导了全国公众，并且在当时信誓旦旦的宣称，“如果GCSB进行任何大面积监控，我就下台”。 发布会提供的不多证据显示，修改法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大面积监控合法化。而前GCSB负责人能给出的最好说法是，光是收集每个人都信息不算“surveillance”，一定要有人在读每一个人的邮件才算。

如果大部分人只关心经济问题，那么，不知有多少选民注意到，John Key 在选举辩论中，不加思考的直接把对自己不利的统计局数据称为“谎言”；或者无法回答自己政策的开销是如何算出来的；或者，将负债累累称颂为一项政绩。

不管是肮脏政治还是情报收集，有人也许会说，政治就是如此，政客的天性就是说谎。这也许是事实，但我难以理解的是，面对John Key 的笑脸，公众能如此轻松的对所有谎言照单全收。当去年GCSB法案进行讨论时，任何看过法案的人都知道这事不能再明了：原来的法律中明文禁止对新西兰人和永久居民进行任何程度的监控，而修改案将这一条保护添加各种例外。而民众却认为，这个修法不重要，相信总理就好？

不用dirty politics 一书提醒大家，已经很明显的一件事是，现任政府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改造新西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新西兰本为全世界最为进步主义的国家之一。我就不列举那些左翼分子最爱说的种种新西兰成就了，但这些成就之所以能达到，和一个公开、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分不开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能自由获取信息和参与到公众辩论中，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对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都有责任去了解，思考和参与——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新西兰都是西方国家中大选投票率名列前茅的国家，常常超过85%甚至90%。

而今天，这种政治传统正面临着危机。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事实只有一个。不过，在过去三年的public discourse中，看到的更多是美式选举策略。领袖永远是一尘不染，诚实可靠，值得信赖的人。而作为天朝人，对种种贴标签的行为更是再熟悉不过了：国家党=光明未来；工党=乱花钱；外国记者=Dotcom爪牙。虽然这些标签通常都没有附带以事实为依据的解释，但是让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不断重复这些“事实”，那当然就是真的了。加之于这种人通常都是影帝，逼真度就又提高了一级。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可能每人都有自己版本的事实。在公共领域的任何讨论，都需有事实的最大化作为前提，intelligent debate 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公共领域辩论被庸俗简化的趋势都在，但很少看到书中所介绍的那样，背后推手有意识的通过操纵、控制、误导等手段来鼓励这一点。

众多不同观点是民主常态。但是，这个社会正在逐渐遗忘的一点是，不管人们支持哪个政党，在具体到每一个单独事务上，最终做决定的，必须还是得人们自己。但是，当社会中出现“我把决定权交给某某党或者某某人，他们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这种思维定势时，最终结果都不会太好看。Homer Simpson 所来自的那个国度，“选举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我们用不着自己思考”，最终结果只能是大众普遍对政治和社会议题失去兴趣。而除了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团得利，其他所有人都将会变成输家。

作为一个小国家，重要决定交付民众是新西兰的一项长期政治传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比例代表制。当人们讨论比例代表制的种种“坏处”之时，却很少有人提及当年为什么会引入这个制度——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工党和国家党都引入了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十分极端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改造计划。而两个党做这些事之前，都没有获得社会广泛同意。新西兰人看到了一党独大的坏处，并在当年积极通过社会活动改变现实。

而这个国家的另一个传统则是，众人之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这传统可以从殖民地历史中找到。在当时，毛利人权利问题就是导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被分为两块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哪怕是在土地战争之后，毛利人也被称为“智商高于澳大利亚土著”，获得了在澳大利亚的投票权。

国家党的高支持率最早源自2004年的Orewa Speech。这是一个重要分界线，之前国家党的支持率都是在27%左右徘徊。在之后就长期保持在40%以上。对毛利人，岛民究竟是不是混吃混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大部分华人的看法。但是，一个以种族问题拉升选票的政党，无论他的得票率是5%还是45%，反华人还是反其他人，都是需要警惕的。（题外话：这一部分的故事在Hager的另一本书， The Hollow Men中重点提及）

这个道理很简单，今天为了各种原因而打种族牌，你也许会认为对你有利而强烈支持。但是，明天要是出现一群比你更有钱的人；另一个政党依样画瓢也想要提高支持率；或者仅仅是上一个目标消失，需要找新敌人，那到时候被清理的就是你。这都不需要我列证据，看看一些政党，例如保守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就知道了。

如果你是拥有选举权的华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准备在这个国家扎根安家，终老一生，你觉得为了一个星期几杯咖啡到一顿饭的钱（看你这顿饭有多贵），培养出如此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真的是你的长期利益所在吗？要知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永远胜利，你也无法保证下一个金牌影帝的政治观点就和你相同。

当然，如果你是类似于刘阳之类的卷了钱跑出来，或者纯粹是捞一把就跑的炒房客（我知道很多是洗钱的），这明显不是一个考虑范畴，反正赚到钱就好。

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的社会、一个别人过得不好自己就开心的社会，绝对不是新西兰的传统，也不应该是新西兰的未来。我为什么痛恨这种社会，原因很简单：我就来自于这样的社会。如果有华人选民有耐心看到最后一句，那么不妨再试试把所有和新西兰相关的描述换成祖国，会发现我这随便乱写的一点东西还是能读通。而我，绝不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

我觉得薄都督事件中最大的悲剧不是他们俩夫妇，而是乌有之乡的消失。不管我多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在网站存在期间，它的娱乐价值和给我带来的无尽欢乐都是不可否认的。随着都督被撸，下台的不仅仅是一股政治势力，乌有之乡所代表的极左思想也随之失去了靠山。但任何对中国政治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在都督倒台之前就应该同意这个观点：都督能走多远当时并不知道，但让中国回到乌有之乡所描述的那个社会中，看着可怕，但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把乌有之乡和他所代表的人群看作是某种确实存在的“危险”或是“隐忧”，而仅仅是一个无聊时看着玩儿的娱乐网站，就像这里的小众团体提出遣送所有移民一样，看着可怕，但你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会占据主流，得到实现他们理想的权力。

而中国真正的“隐忧”在哪儿？和海外反动媒体宣称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归会给天朝带回“民主观念”不同，我恰恰认为未来最大的保守势力，最维护体制的极有可能就是这群人。我在Twitter上多次说到过这个观点，但140字再乘个几倍也实在是说不清我的看法。这次和人讨论时被激励写篇长文解释，希望我能够稍微说清楚点。叙述比较口水 —— 我不想明示或者暗示我的看法是对的，这只是我还没定型的个人观点。

和几年前不同的是，留学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大城市里家境不差的学生通常都有在大学时期，至少是研究生时出国读书的机会和实力。国外的大学们当然也乐得也赚天朝人的钱。就我的经验，周围一些人在国内上的大学是我根本都没听说过的学校，成绩也一般，但有足够的钱留学和制造假材料，也能申请到相当不错的学校。至于像是瓜瓜之类有背景的二代，更是各个名校的抢手货。

当然我不是暗示说每个在外的天朝学生，包括我自己都是“为富不仁”。就算家里没钱，从天朝出国还有另一种途径：公派留学或者赢得国外的奖学金。但达到这两者中之一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国内表现或者成绩要好，个人简历上要写上一大堆“课外活动”。至于公派留学，虽然我听说政审已经是走过场了，但是要那几个签字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至少我看不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一个“普通留学生”会是一个对民主思想感兴趣，甚至带回国的留学生。我毫不怀疑留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在国外学到了真材实学，毕竟舍得花钱让自己子女在国外混日子的家长是少数。但问题之根源不是在于他们学到的知识，而是他们不会，不想去学的东西。

说几个我周围的例子好了。曾经帮人改过一份申请学校时使用的  Personal Statement。除了英文比我还烂之外，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在文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文内毫不遮掩他对权力的向往，谈到自己的“成就”都是在天朝的各个政府衙门做过事，而我认为那些真正会让学校感兴趣的工作经验被一笔带过。更喜剧的是，谈到未来理想，他说在中年之前要做上天朝某部的部长……助理。我笑话说，这不仅是喜欢权力，还很现实，知道部长位置不太可能，助理就满足了。

而前段时间在奥克兰，大学学生因政府财政预算内对学生津贴和贷款做出的限制上街游行示威。这些福利都是留学生享受不到的，但并不代表这就和留学生没有关系。这些措施必会让负担得起深入研究的学生减少，毫无疑问的意味着留学生要交更高的学费补贴学校运营。而我周围的学生不仅完全无法看到这层联系，觉得这事跟自己毫无关系，更是对在街上的学生抱着十分不屑的态度。“要考试了做这些事干嘛？”，“自己努力学习”等深得太上皇“闷声发大财”精神精髓的想法。

而将这和从留美预备学堂时期到三十多年前所谓“改革开放”前的的留学生们对比，包括49年之后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出去或者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之间思想和理想的差异，关心的话题不同，就更加明显了。现在谁要说留学的目的是为了报效祖国，不管这个“报效”指的是为共产主义还是为民主事业奋斗终身，恐怕都会被人笑话吧？

就算抱负不同，他们和之前那些留学生最重要的区别是，留美预备学堂的学生要实现他们的抱负，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努力，还常常需要现实中的斗争。除开我党的理想是否对中国有益不说，当时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留学经历。而现在的留学生学成之后，如果最后选择回国，他们不仅很少需要在现实中斗争点什么，是否还需要学习上的努力都很难说。

随着社会中财富的集中，权力也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上，留学生的父母虽然不全是这一群人，但这一群人给子女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认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并不是中国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唯一根源。看到过不止一个家里靠辛劳赚了点辛苦钱送出国的孩子，除去在国外留下的，回国的基本还是天天在人才市场晃悠，或者找到一份完全无法收回留学投入的工作。等留学更加平民化之后，这可能会更明显。极端一点，Twitter上的一个段子是：朝鲜留学的人全部空降高层，而欧美日博士找不到工作。

但一个工作只是人的最基本要求。真正的关键是，中国的未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社会，最终会留学生掌控。在经济方面已经很明显了，去任何大公司找高管，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个留过学的。政治方面，由于天朝的老人政治，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一代还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党最高层（特别是1989后我党还有一段时期对在海外的留学生持不信任感），但在中央部委层面，到中低层，海归掌权的趋势显而易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官员去买假国外学历了。

而我可不认为现在在人才市场晃悠的留学生会是这群人中的主流力量。而考虑到这群人本身就更可能是在权力和财富庇荫下长大的，他们会给中国带回什么就很明显了。

就算没啥背景的留学生真的进入了有影响力的群体，我个人是认为，一个天朝人，在大学到大学毕业附近的时间，整个人就已经基本被天朝社会定型了，“反动”的照样“反动”，不“反动”的 也很难再被“海外反华势力”所“蛊惑”。当然不是没有例外，但仔细看看周围有类似经历的人，特别是最近时兴的出国读研，你很难找到在这群人中找到在“反动”和“不反动”之间产生了转变的人，最多也就是埋怨一句“唉天朝（我党，中国人，随便怎么换）也就是那样了”。

而天朝社会今天的状态，我想也不需要我怎么多说了。二代们就不用说了，社会状态更会影响每一个人思维和他内心的各种观念。作为自认为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我把这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个人主义精神毒药（当然这只是我和一些人的偏见）。新西兰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缺少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但在天朝，这一毒药拌上伪装成爱国主义的爱党国主义，和为了转移注意力而被鼓励的物质享受，通过基础教育和上一代的言传身教塞给下一代，只能威力加倍，而这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发生在留学之前。

值得一提的一个相关现象是，中国留学生通常选择非常技术的科目，比如医科，工程和科学，或者就是留学生泛滥的各种商科。 “科学可以为民主，也可以为专制服务，但作为文科理性代表的哲学理性则必定不能与专制共存” 。美帝现在还能自慰说自由的环境才能让科学和技术不断创新，但被非自由环境所利用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威力可更大。等朝廷九长老再进化个两三代，他们用天朝政治思想和价值观武装的头脑和自由世界提供的技术知识，带领一个官民普遍视平等和尊重为无物的国家来跟整个世界打交道时，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

我不奢求他们会带回什么什么思想，看看他们每日都在新浪微博上说些什么就知道这没什么可能。最好情况是他们中间的“反动比例”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类似，或者稍微高一些。对于主流人群，除了知识，带回点啥旅游秘籍和购物攻略等人类文化中基本无害的产物，似乎更可能一些。最糟的情况是，他们带回的东西反倒可能会让中国的未来更加糟糕 —— 如果一个人被设定的目标就是买奢侈品，他去海外的时候你只可能在奢侈品店里找到他；而一个人被教育和社会设定的目标就是钱权两者，我可不认为他会带回国能达到这个目的之外的其他经验和知识。“海外反动媒体”也许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和天朝民主化的可能，但我看到的通常是本质上没啥特殊的天朝人，只不过他们的胃口需要改用美元计算（什么，你说已经开始用美元计算了？）。

我说的留学生不是在说瓜瓜同学，而是会在以后会成为各行各业精英，平凡的小瓜瓜们，一个人影响社会方向很难，但一群人更容易。但我仍然抱有希望 —— 在海外的华人毕竟是大陆华人中能看到最多的人群。只要中间有极少数人，能够被“蛊惑”，所带来的变革的都是不可估计的，毕竟社会变革并不需要太多人的坚持。

虽然最终的选举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也不是最坏的。先说一些值得注意的选举结果。

首先是绿党。这是新西兰实行比例代表制以来绿党第一次超越10%的门槛。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绿党在国家政治中有这样的影响力。在一些平均教育水平很高的选区，例如Wellington Central，绿党得票率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6%，只比工党少12票，这不单单是工党-绿党之间的游离票可以解释的。在这一届选举中绿党从一个左翼的，极端的小众党派向中间靠拢。这相当有可能是绿党继续成长，成为国家政治中第三股力量的前奏。我个人认为，新西兰只有两个政党有长远目光，一个是毛利党，一个就是绿党。毛利党的长远目光来自于毛利文化，并不一定能造福所有人，所以绿党的成长对整个国家没有坏处。

在选前我很期望新西兰代表1%的政党 – 行动党从国家政治中彻底消失。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不过也不错了。行动党勉强保留住了Epsom的席位，但政党票却彻底崩溃。这使得John Banks成为行动党在议会内唯一的议员。毫无疑问，这将会是行动党覆灭的前奏。当一个政党实在太小，而且又加入了政府，被民众遗忘的可能性相当大，就像是Jim Anderton退休之后就后继无人。Peter Dunne 和行动党的保质期都快到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Don Brash在选举后当即宣布辞职 —— 多么无耻的一个人，把别人的政党绑架，彻底摧毁，看到自己再也捞不到好处之后，自己潇洒一挥手就跑路了。

另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结果是Winston Peters回来了，而且还是一次相当有力的登场。近7%的得票率会使得新西兰优先党获得8-9个席位，成为议会的第四大党。我不认为Peters本身真的反移民，他只是那种和John Key一样的投机主义者罢了。目标选民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至于究竟会做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选举的结果让他很难在接下来三年的国家政治中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所以2014年他能不能留下来还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是选举夜的结果：

 

我觉得选举最幸运的事情是国家党没有过半。虽然国家党议席有所上升，实际算起来，政府议席（国家党+行动党+联合未来党+毛利党）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2008年选举后是58+5+1+5，而这次选举后是60+1+1+3。支持政府的议席数量其实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还没有结束。大概还有20万的“特殊投票”（Special Votes），也就是居民不在自己选区进行的投票没有计算。熟悉新西兰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一部分选票通常都倾向左翼，特别是绿党。几乎每一届的选举中绿党在清点特殊投票后的得票率都会增加，而且常常增加一个席位。在这一次选举中，绿党只要增加大约0.2%的总得票率就能从国家党那里拿走一个席位（其实优先党只需要增加0.05%，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样的话，国家党反而处于比上届议会更劣势的地位 —— 上届议会，国家党只需要行动党的支持就能过半。而如果国家党再损失一个席位，国家党则将同时需要John Banks 和 Peter Dunne。 更靠中间路线的Peter Dunne更可能阻止国家党胡来。

但最让人失望的是这次选举的投票率：除开特殊投票之外只有65%，是新西兰近百年来投票率最低的选举。所以，在John Key 高喊“有更多的新西兰人投了我们一票”时，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事实。上届国家党总共得票105万。这一次包括特殊票之后，也会大概在这个数字左右。在新西兰，高投票率对左翼有利 —— 近代投票率最高的选举是84年赶走Robert Muldoon的那次。如果这次投票率和上一届一样，结果很可能会有显著的不同。

这也是我为什么常常说，不管你的政治倾向如何，一定要投票，特别是作为天朝人来说，如果还不珍惜实践民主权利的机会，那真是不可理喻。我常常举新西兰历史上曾经有人以一票优势获胜的案例来说明投票的重要性。这次选举提供了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案例。传统的工党强势地区，也是基督城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Christchurch Central 选区，产生了新西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在选区议员票方面，工党和国家党的两位候选人得票数一模一样，打成平手。虽然清点特殊票很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无论谁赢，其优势估计都在百票之内。不知道没投票的那35%人群，特别是居住在这个选区里却没有投票的选民，会怎么想？

至于未来三年，作为非资本家的我来说，不抱太大期望。和大多数选民不同的是，我的记忆范围特别长，至少涵盖三四十年。和前几届国家党政府比较，这届政府的手段看上去很熟悉 —— 通过窒息经济的手段来压低利息，通过剥夺员工权利来降低商业成本。至于期望失业率会下降的选民，那真的是记性不好。按照“市场经济”思维，失业率高是有好处的。更多的人在竞争相同数量的职位，从而使得整体工资水平降低，而让各种老板高兴。这是上次国家党政府的手段 （找财政部的历史文件，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这次我也没看出什么不同。赶吃福利的人去找工作也是为了增加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而只有纯洁的选民会跟着宣传的大棒认为吃福利的人都是懒人。我并不反对竞争，但这种基于煽动仇恨和对立的宣传让我从心底里感到恶心。既然如此，我读完书之后也随时准备和这里说拜拜。

虽然今年的议会选举看上去已经没有多大的悬念，但在选举日同一天进行的投票还有关于新西兰选举制度的公投。公投将会询问新西兰选民是否要保留现有接近比例代表的联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MMP），或是在其他四种选举制度中挑选一种。

在80-90年代，新西兰政界也产生了一场关于选举制度的类似争论。在MMP之前，新西兰和英国一样使用选区简单多数票制度（First Past the Post, FPP）。根据法国政治学家杜瓦杰的“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任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都会造成政治环境逐渐向两党制发展。至少在新西兰，这条法则似乎是正确的。从议会建立之后，新西兰政局逐渐形成了改革党（Reforms Party）和自由党（Liberal Party）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而在工党（Labour Party）于20世纪初崛起时，这两大党派被迫联合，形成了今天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逐渐形成了工党和国家党的两党政治。从四十到六十年代间，政治版图中长期被两党占据，没有第三党或者独立议员的存在。而从60年代开始，选民对这种两党政治感到逐渐厌倦，而当选民对两党均无好感之时，却没有第三个可能的选项。政界当时最有可能的 “第三党”，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虽然全国得票率并不低，甚至在1981年的选举中赢得超过20%的选票，但因为选民分散的因素，从来没有在总数80-99席的议会中赢得两个席位以上。

和FPP相比，比例代表制使得政治力量更难控制选举结果。新西兰的政治版图传统上都二元划分为城市和乡村。用地理划分的选区制度使得工党在1978年和1981年选举中，虽然赢得了全国多数票，却在议席数量上却少于对手国家党，因此输掉了选举。新西兰在20世纪初期还有一个叫“乡村议席”（Country Quota）的政策。为了保障国家政治中的乡村地区利益，乡村选区的人口被特意设定为比城市选区人口少。该政策一直不受依靠城市选区的工党欢迎，在40年代被其取消。后来的政治评论说这很可能间接影响了选情紧凑的1946年选举结果，使得工党赢得了第四个任期。

理解了新西兰今天的选举制度是如何产生之后，评判今天这个选举制度的好坏就容易得多了。MMP解决了当初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得票比例和议席比例不 同，使得“一人一票”有了现实意义。它同时也让议会更加多元化。从政党方面来看，选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比较以前的两党政治，今天的议会中有8个政党，政治光谱的每一个部分几乎都有相应的政党在议会里代表，而议员的背景也更加多元，有更多的少数族裔议员得以进入议会。

更重要的是比例代表对权力的制约。不少评论家都认为，新西兰在1993年公投之后改换如今的选举制度，标志着民众看法两极化的80年代自由经济改革的结束。之后无论是谁执政，都再没能够获得绝对多数议席，无法推行极端政策。但历史上的改变并不是政客主动交权。政客普遍不喜欢MMP, 被广泛认为善于和小党合作的前总理Helen Clark，其实以前也非常讨厌比例代表制。按照以前的一些说法，这个改变其实是一次……事故。1987年工党总理David Lange在辩论时，看错了幕僚给他写的便条，“不小心” 宣布了公投。他马上后悔，也并未如约举行公投。可是反对党为了跟进，也宣布了相同政策。虽然后来也后悔，但政客鲜有的诚实使得承诺执行了。

但决定选举制度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这个问题，比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因为MMP本身也不是没有缺点。例如决定谁主政的权力也许并不在选民的手中。小党虽然票数不多，但却往往起到可以决定政府生死的作用，例如历史上的Winston Peters。另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是议员不用向选民，而是向自己所属的政党负责。因为一名议员没有选区也照样能够进入议会，选民对具体人选并没有最终发言权。

因此当选民做出制度改变这种重要决定之时，评判标准通常不是每个制度本身的价值，而是和当时的环境有关。在08年以前，对现有制度的 改革呼声相当之高，但其原因却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对时任政府和类似与Peters这种绑架政府的小党政客不满。而今天，新西兰人改革的欲望并不高，保留现有制度的选民总是略占多数。民调中一个更为明显的特色是，有相当高的选民对这项议题表示“不知道”，或者只知道FPP和MMP之间的差异。至于公投中的其他几个选项，似乎没几个人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新西兰选举委员会制作了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网站，包括对每一个选项的视频和图片说明。但要真正明白公投中每个选项的真正含义和差异，却不是简单看几张图就能明白的。网站上虽然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说明，但会有几个一般选民去真正的安排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认真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宣传就极有可能影响最终公投结果。在1993年的公投中，MMP仅以非常微弱的多数（54%）获得选民通过，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阵营的宣传十分成功。当时由一些大多属右翼人士组成的反MMP 宣传突出两点，一是指出议员数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使得政府更加臃肿；二是政府会更加不稳定。但在MMP运行了将近20年之后，这两者似乎都没有成立。

这次反对MMP的组织并没有继续要求回到以前的制度，而是鼓励选民投票给并立制（Supplementary member），FPP和MMP中间（但是靠FPP）的制度。执政党国家党虽然嘴上没说，但实际上支持改变。对于我来说，我不想告诉本地有选举权的华人他们应该如何投票。但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是正确的：任何一个民主制度，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超过一半的人支持，就不能凭空给他们硬造出一个绝对多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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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周末，电视台正式播出了新西兰各大政党的选举宣传（Openning Statement）。我想我也应该开始谈论今年的大选了。我原以为今年的大选结果早已决定。但工党昨天首播的选举宣言给了很多人眼前一新的感觉。虽然我不认为工党能够成功翻盘，但这部播出之后即在各种社交网站受到广泛赞扬的20分钟短片至少说明了他们不会放弃努力，直接放弃今年的选举。在该短片于电视台播出之后，预测市场iPredict中工党赢得大选的机会显著上升（当然，还是很低）。

如果你并不熟悉这个国家的历史，那么我强烈推荐你看看该短片，特别是开始5分钟回顾历史的那一段。如果除去片中工党的角度，这是新西兰历史很好的浓缩版；如果从宣传的角度来说，这也是相当聪明的一段宣传。虽然表面上是在讲历史，但更重要的是把那些真正想说的观点悄悄的塞给了选民 —— 很多重点只是一笔带过。例如工党怎么在赢得多数选票的情况下输掉了1978年和1981年的选举（MMP比例代表制的重要性），1951年码头工人抗议 （工会的重要性），8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变卖国有资产）等等。以史为鉴，至少我认为任何一个稍微有思考能力的选民在看到这段历史回顾之后，他们至少会重新思考这个国家和现今政府的道路是否需要修正。如果工党接下来20多天用这样的智慧进行竞选活动，我不觉得工党完全没有希望。

反对党从2008年选举后开始的颓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任总理John Key的个人魅力。其实从上一次选举中，国家党的策略就相当的清晰：John Key是一个给民众看的门面，把他描画为一个走“中间路线”的“普通人”。可接下来的三年已经证明了，这个门面并不代表整个政党真的想做的那些东西。国家党在接下来的三年执政中延续了这样的政策，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负面消息，满带笑容John Key出来挥下手就能让大部分选民忘掉真正重要的事实。今年选举的宣传广告延续了这一策略：看完国家党20分钟的短片，会给人一种这是John Key个人宣传的印象。只是这次的包装有点失败，鼓掌的声音太假，观众问的问题是安排好了的就算了，有些问题还显得相当弱智。

我十分厌恶这种策略。为什么？因为作为天朝人，我对这种虚伪的笑脸并不陌生：我们有自己的温影帝，而且他的演技不仅比新西兰的这位影帝更强，还更自然。温影帝会做菜，打太极，打棒球，非常入戏；而新西兰这位影帝的演技却实在是没有到家，就像是看一部制作低劣的电影，但最重要的区别是，人们会被强迫看这场电影很多年。

就像丘吉尔所说，如果你到路上随便找几个选民聊天，你就能找到反对民主制度的最好理由。选民喜欢沉迷在表面假象中。国家党依靠John Key的形象将自己打扮为“全新的政党“，而把反对党描述为老旧不堪的即将散架的机器。看上去很真，不过很多人不会看到的是政府部长中不知有多少和反对党一样老，在议会里的时间超过了20年。对于任何一个西敏寺制政体的国家，总理只是一个门面，内阁才是真正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机构。

新西兰人也许不知道“影帝”这个词，但开始清醒的选民也给这个国家的影帝定了性：“the smiling assassin”，“smile and wave Prime Minister”。工党今年的选举策略也很明显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也并没有选择和John Key的演技直接交锋，而是努力把选民的关注引向政策和价值区别而不是个人魅力，像在那短片中，制作者很聪明的把新西兰人所珍惜的那些价值：社会公平，人人都有工作，减少贫富差距等和政党本身联系在一起。而且据我所知，这是工党第一次这样如此公开的承认自己在80年代新自由经济改革是个错误。

1957年的工党政府因为征收烟酒税，只延续了一届就被选下台。短片评论说这个观点在当时过于超前从而导致失败。这也是我对于这次工党让人眼前一新的选举策略的看法。但不仅在新西兰国内，国际社会的“占领”活动也证明了未来的政治走向应该会更重视政策的重要性，而不是今天依靠美元和各种货币包装的个人魅力。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选举策略会在今年真的成功，但在选民长期把关注力放在党魁一个人身上之后，这种改变虽然不会马上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但其长远影响却可能比我们现在看到更为深刻。

但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虽然我一直立场偏左，我从来没有投过工党一票。但若工党真的能够像这段短片所宣示的一样，重新回到自己的历史根源和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社会公平，独立自主，追求真正的经济繁荣而不是一个GDP数字，那么我这一票已经决定了。

我不懂这方面的技术，但我可以确定天灾最多就是诱因，要让那么多层的防撞保护失效，只能是人祸。

但我想说的是，不论是地震，还是动车，我们总是追求着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尽管有些人以政治心态看待所有问题，但我对遇难名单是追求毫无任何政治动机的。遇难者不是一个统计数字，他们曾经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生活和那些也许微不足道的快乐和悲伤在这片土地上确实地存在过。纪念他们曾经的存在，就是纪念他们的逝去。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名字，我才 有机会在人人网找到了已知在高铁中遇难的两位大学生，花了点时间逐页看完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琐碎记录，想象着他们曾经渺小和平淡的快乐。

这是一 个错误的举动。现在他们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每天都不能阻止自己想念他们，而最不能忘怀的是那位陆同学。 我并不认识他，我想如果以前有过见面的机会，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不会太过投机。我不喜欢篮球，而且要是我以前看到他的种种观点，我通常会认为和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好说的。但看到下面这一条时，任何可能的不屑都会转化成愤怒，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愤怒。

其实不管政治观点如何，如果大家都静下心来了解对方的意见，其实会发现基本上没有人会过去的“社会发展”或者“经济发展”持有多大的异议 —— 至少我读过的媒体和了解的网民都承认这一点，不论他们“反华”与否。 很多人真正在谈论的不是社会有没有发展，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这样的“发展”付出了代价，收入是否大于支出？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为了发展，所失去的那些东西，不管是自然环境，安全风险，还是道德，我们要如何给这些概念定价？

中国的铁路系统在刘志军的大跃进时期的确获得了“发展”，也很少有人会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但是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这种大跃进是有隐患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和媒体指出技术可以买来，但安全不能买来。“安全”，作为一个同样的无形概念，在你 不需要它，不重视它的时候，它可以说是毫无价值可言；而一旦人们需要它时。它又是无价的。但我们的喉舌却有着独特的回答，在牛皮没破之前，他们的言论诡异而又无耻，发生之后，“自主产权”突然就变成“与日本合作”的列车了。

为什么讨论和确定“支出” 的准确价值那么重要，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们为了所谓“发展”而付出的那些比“发展”得到的收益还多的话，这整件事就不能称之为“发展”了，而你知道某个团体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加之中 国过去的发展成果通常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支出却很难，把支出项目的估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疑就是整个宣传机器的重要目标。于是就有了诸如《环球时报》之类的无良媒体。而它，在这事件中达到了自己道德良心水准的最低点。

我一直认为是“环境影响个人行为”，而不是相反。作为城市规划的学生，我各种通过设计环境，不管是物理上的建筑环境，或者是政策以及舆论环境来影响个人行为的招数。我从不哀叹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失去的良心和道德，为了发展，或者更简单的说，为了钱而可以不顾一切的做法，因为归根到底人的行为是环境影响的，而谁控制 环境，或者对环境有着最大的影响？有时候很厌倦谈论中国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什么事件，我会发现这些事件的本质最后都能追朔到某个黑帮身上，或者在他们身上 找到类似的行为。所以实在是很容易厌倦。

我们生活的环境，无论是教育还是媒体，对我们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影响都是深远而又通常只存于潜意识中的。其实就算你，或者我在海外，要是认真注意下自己的 思维过程，会发现对无论是任何事得出的第一个结论，通常还是通过党的思维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我们可以很快的的自我否定并且继续思考下去。至于在海外的人为 什么会好一些，我个人的理论是能收到的信息更多，会改变思维方式。这并不是我被什么“反华媒体”愚弄。上twitter看一看，无论是什么事件，我们第一 时间关注的通常还是类似于日人民报之类的官方消息渠道。

也是因此我对互联网在中国的流行报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互联网能够极大的拓宽人们可以接触到的信息范围。如果任其自由发展，结果终将朝着黑帮不利的那个方向 发展。但他们对互联网严加控制，当我看到下一代人重复着春夏之交风波之后，上一代中国人学到的“发展才是一切”，“管好自己，不问时事”，“你为什么只看 黑暗面？”之类的言语时，就直到他们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

为什么陆同学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我没有通过此事认识他，那么我会直接忽略掉这些话。因为我认为，对待任何认为事不关己可高高挂起，把任何 “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当作“谣言”，任何只看进步不看代价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那些人遭遇到的不公降临到他们身上。这让他们意识到如果自己认为别人遭遇到的不公和自己无关，在 他遭到不幸时别人也是同样想法，就是最好的一课。

但陆同学所付出的代价太让人悲伤了，死在自己认为的那个“发展中的社会”，而且在这个社会的眼中，身后事还没有尽快恢复通车重要，这种黑色到极点幽默一点都不好笑，我更希望这种黑色幽默永远不要再次发生。挖坑埋车，埋车前发现幸存者，隐瞒死亡人数（线索太多，仅举1, 2两例），甚至原因还没查明，就让下一班动车在同样的路径上踏着尸骨未寒的乘客们滚滚前进，难道这些还不够让我们停下来，反思下我们失去的那些东西？

很多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并不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至少对我来说，我不忍心看到任何民族，任何观点，任何阶层的同胞被当作燃料，投入这列滚滚向前的火车中。因为坐在这列火车上，愧疚和不安会时刻笼罩着我。我们本应阻止很多可以避免的悲剧，就像高速铁路的隐患众人皆知，我们的舆论却仍然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可惜陆同学在自己做了柴火为这个经济增加动力之前，看上去也没明白“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这不是人们的错，就像生在任何国家都不足够成为一种“错误”一样真正的错在于那些从不给人们完整信息，独立思考的那些人和团体。

而谁在控制舆论环境，谁在灌输思想，谁阻断了他们思想的自由，我就诅咒谁。因此要是哪天老天开眼，让环球时报的笔杆子也去做了柴火，你可以尽情的鄙视我，但我绝不会有一丝怜悯，我只会开怀大笑，庆祝这些出卖良心的动物如愿以偿，成为了“必须的自我折磨”一部分。

但真相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依靠上天，或者别人的施舍。而对于我来说，虽然我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微不足道，但这一次，为了你，陆同学，这个国家没有对得起你的信任，希望我们能够补上。

翁帆的爷爷杨振宁说民主和科学关系不大。这种言论我不想怎么批评了，老而不死是为贼，你是打不赢贼的。我只是有点想向党举报杨爷爷诋毁我们祖国。我们明明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还想说说科学和民主的关系。外行写这个标题有点大，但我一直对科学与民主，甚至于人的本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他们的特点其实是很类似。

科学方法的核心不外乎就三点：假设，实验，结论。先提出理论，然后用实验来证实理论是否正确。最后交由科学社区同行评议，经受住考验之后成为新的知识。民 主社会的选举像极了这个过程：各个有不同理论的政党提出各自见解。通过竞争获得实验的机会，之后在由选民评议这条路是否正确。

但我还想更进一步，我觉得这种科学方法的三步过程更像是迄今为止能够形容人类学习的最好模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只能用外行人的话来说。大家都见 过小孩，特别是还不会说话只会爬的婴幼儿。他们特别喜欢乱动东西，无论哪里有什么声音都会好奇的望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吸收的过程，更是一个假设和实验的过程 —— 这个玩具是做什么的？那人说的是什么意思，之后会做什么？没有人教我们轮子要圆的才能跑，镜子里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火不能用手碰；但我们还是从小就知道。因为我们通过实验知道镜子里的那个人跟着我动了，甚至还有把手放在火上的感觉，甚至还有同行评议 —— 妈妈的责骂。这也是一种推理，实验，和得出结论的过程。

所以科学是不需要什么前提的，只有浅显与深入之分。对知识的探索不分时间和地点 —— 但会受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多人知道牛顿被苹果砸脑袋的事，但很少被人了解的是，牛顿被砸是因为伦敦处于混乱时期，正流行黑死病，他逃到了乡下（当然，这个 故事本身很可能就是牛顿编的）。战争时期的科学研究也并未停止，当然，因为当时的需求，研究对象当然也就不同。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原子弹。它是个杀人武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一项科学成就，并且也进行了和平利用。

当然，集权国家也可以有科学，但对照下科学方法的三个步骤，马上就能看出科学方法的每一个步骤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和独裁与舆论控制有关。 一个最简单而又明显的反面例子就是遗传学的李森科。当一个社会被一种“主义”所侵占的时候，政治，乃至所需要的结论也就只有一个，这立刻就缩小了科学家可以进行假设的范围。试验结果和假设能否对上都没有关系，因为结论是可控的 —— 通过政治手段强迫别人承认。

这在今天的天朝还是很类似，虽然手段可能不同，但还是可以通过控制拨款或者政治压力的方式来控制科学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三峡的研究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另外你是否注意到神舟七号很少谈到在舱内舱外进行的“科学”任务，或者把卫星作为一项科学任务？

而科学，到底是什么？当爱国群众提起我朝的“科技发展”时，神舟七号和三峡总是会在例子名单里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有科技在内的工程，不是科学。事实上，如前文所言，我觉得三峡反倒是一个科学在天朝内失败的例子。

Science，或者拉丁语Scientia，原本的意思是“知识”。科学和工程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探索知识，一个是运用知识。工程并不完全依靠科学，有些东西是可以完全依靠经验的。而科学，并不能直接给你一座三峡大坝。

一个比较公认的理论是中国人在工科方面比较强。论文的量虽然是已经烂了，但在引用率上，中国的工科论文水平确实是比较高的。但这一首先并不完全科学，而是科技或者工程；二理科也并不是科学的全部。

我觉得中国的科研水平还是能很好的反应当下的社会情况。科学不一定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工程科目部分需要。你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和强大的国力是修不起三峡的。但是工程只是三峡这种项目的一部分，而当科学不能满足政治需求的时候，那些不愿看到也不愿承认的悲剧就发生了。

在人文科学这方面就更别说了，天朝的记录你我是都很了解的。远的文革什么的就不谈了，从常凯申到毛少将，还需要我证明民主与科学的关系吗？

三年前的悲伤与眼泪，至今不能忘怀。看着自己熟悉的城镇在汶川大地震成为一片废墟，再坚硬的心，都会为之动容。在学校强忍着眼泪看完了《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一文。 我没有那样的文学造诣，但幸运的是，我有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环境，不像南方都市报处于的那个环境，虽然真正想说的已经很明显了，但毕竟不敢直言。

对于我来说，三年前的今天，所带来的重要意义是它完全改变了社会对80后这一代的观感。他们不仅会玩，不遵传统，而且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感。那是决定这代人性格的标志性时刻。  不仅如此，伤痛之后带来的是整个公民社会的崛起，使得这已经事实上成为了国家记忆。

但这个记忆理应是完整的，未经审查的。那才是真实的。当他们今天让我们感恩，感谢党的时候；我铭记的是废墟下再也无法苏醒的学生。他们说会调查，会有一个结果，却把要求调查的那个人判了五年。他们说不会遗忘每一条生命，而那个让冰冷的统计数字有了姓名的人，却被他们给弄丢了。就算今天是纪念日，如果你来自中国国内的话，无妨试试上面的链接还能打开多少个？ 不知道那些影帝的影迷们，还要说什么 。

我常常说人类的哀悼是有进化意义的，在没有医药知识的过去，哀悼和埋葬是唯一可以阻止疫病侵袭，造成更多死亡的方式。这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任何的政 治目的，而是为了自己和你所爱的人。 天灾无情，但人祸可以避免。你永远都不知道大自然下一分钟会给你带来什么。在大自然前谈论与己无关或者“运气”，无异于是在摸彩票 —— 基督城就是最好的例子，同一灾难完全可以短时间在同一地点发生两次。如果天灾突然发生，你是否有把握，你或者你的孩子头上的屋顶不会造成人祸？经济条件也许会让你我住在最好的房子里，上最好的学校，但天灾可不会正好挑你在家里，你在空地的时间中来找你。或者你的同胞呢？

追求真相更理应是铭记逝者的一部分。学生是一个一个的名字，每个人有自己的家庭，故事和人生。他们不是一个数字，也不是一个个体。所以当我们在宣称 “不忘”他们之时，我们的“不忘”不是八万多的那个数字，而是每一个学生就此被突然打断的平凡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逝去的真正原因，这究竟是不是对生命的无谓浪费。

三年来总会不断的在心里问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答案。艾未未和谭作人，当然还有更多，例如震后统计名单的无名志愿者，所作的比我们更进了一步，当面 问出这个问题，甚至身体力行试图找出我们所渴望的答案。 为了告慰死者，告慰还生着，痛苦挣扎甚至已经放弃的家长，他们像宣传上要求的那样拒绝遗忘，不过他们同时也忘了去遗忘那些他们希望被遗忘的东西,因而失去了 自己的自由。他们赋予今天这个纪念日更新的意义 —— 对事实，对真相的追求，才会让八万人，特别是那5212位学生的名字永存于世，不会随着人们的老去而消失。

今天不是古代，要从历史中抹去一件事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更别论每个朝代都会有始有终，在其苟延之时还能将历史的一部分从历史书上删除，但被删除的那部分却会一直在你我的心里。那段记忆和历史，完整的，未经审查的，会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