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三年前的悲伤与眼泪，至今不能忘怀。看着自己熟悉的城镇在汶川大地震成为一片废墟，再坚硬的心，都会为之动容。在学校强忍着眼泪看完了《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一文。 我没有那样的文学造诣，但幸运的是，我有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环境，不像南方都市报处于的那个环境，虽然真正想说的已经很明显了，但毕竟不敢直言。

对于我来说，三年前的今天，所带来的重要意义是它完全改变了社会对80后这一代的观感。他们不仅会玩，不遵传统，而且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感。那是决定这代人性格的标志性时刻。  不仅如此，伤痛之后带来的是整个公民社会的崛起，使得这已经事实上成为了国家记忆。

但这个记忆理应是完整的，未经审查的。那才是真实的。当他们今天让我们感恩，感谢党的时候；我铭记的是废墟下再也无法苏醒的学生。他们说会调查，会有一个结果，却把要求调查的那个人判了五年。他们说不会遗忘每一条生命，而那个让冰冷的统计数字有了姓名的人，却被他们给弄丢了。就算今天是纪念日，如果你来自中国国内的话，无妨试试上面的链接还能打开多少个？ 不知道那些影帝的影迷们，还要说什么 。

我常常说人类的哀悼是有进化意义的，在没有医药知识的过去，哀悼和埋葬是唯一可以阻止疫病侵袭，造成更多死亡的方式。这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任何的政 治目的，而是为了自己和你所爱的人。 天灾无情，但人祸可以避免。你永远都不知道大自然下一分钟会给你带来什么。在大自然前谈论与己无关或者“运气”，无异于是在摸彩票 —— 基督城就是最好的例子，同一灾难完全可以短时间在同一地点发生两次。如果天灾突然发生，你是否有把握，你或者你的孩子头上的屋顶不会造成人祸？经济条件也许会让你我住在最好的房子里，上最好的学校，但天灾可不会正好挑你在家里，你在空地的时间中来找你。或者你的同胞呢？

追求真相更理应是铭记逝者的一部分。学生是一个一个的名字，每个人有自己的家庭，故事和人生。他们不是一个数字，也不是一个个体。所以当我们在宣称 “不忘”他们之时，我们的“不忘”不是八万多的那个数字，而是每一个学生就此被突然打断的平凡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逝去的真正原因，这究竟是不是对生命的无谓浪费。

三年来总会不断的在心里问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答案。艾未未和谭作人，当然还有更多，例如震后统计名单的无名志愿者，所作的比我们更进了一步，当面 问出这个问题，甚至身体力行试图找出我们所渴望的答案。 为了告慰死者，告慰还生着，痛苦挣扎甚至已经放弃的家长，他们像宣传上要求的那样拒绝遗忘，不过他们同时也忘了去遗忘那些他们希望被遗忘的东西,因而失去了 自己的自由。他们赋予今天这个纪念日更新的意义 —— 对事实，对真相的追求，才会让八万人，特别是那5212位学生的名字永存于世，不会随着人们的老去而消失。

今天不是古代，要从历史中抹去一件事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更别论每个朝代都会有始有终，在其苟延之时还能将历史的一部分从历史书上删除，但被删除的那部分却会一直在你我的心里。那段记忆和历史，完整的，未经审查的，会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本周议会通过了替代饱受批评版权法Section 92A（本blog以前对此有深入讨论，请自行搜索）的替代法案，Copyright (Infringing File Sharing) Amendment Bill（最终修改）。 在法案通过之后，新西兰的互联网社区再次发起了Blackout活动，把自己的Twitter, facebook换成全黑图片。

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下新法律 —— 我想在这里的天朝学子应该认真关注这个问题。比起以前的Section 92a，新修改有很多进步，但从本质上来说，两部修法的核心都是一样的 —— 假定有罪和中断用户使用网络的权利。

Google 在针对 Section 92A 提交的建议书【PDF】中就提到，她收到的数字千禧年法版权通知中，有三分之一并不真实，有高达一半的通知是一家公司针对竞争对手采取的措施。当然肯定有确实被侵犯版权的事情发生，但这种法律上的指责理应通过司法过程来确定，而不是坐着办公室里就可以大面积散布的侵犯版权通知 —— Section 92A 就是把版权通知作为侵犯版权的确凿证据。

不过新通过的Section 122MA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122MA Infringement notice as evidenc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1)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Tribunal, in relation to an infringement notice, it is presumed:

(a) that each incidence of file sharing identified in the notice constituted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owner’s copyright in the work identified; and
(b) that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in the infringement notice is correct; and
(c) that the infringement notice was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2) An account holder may submit evidence that, or give reasons why, any 1 or more of the presumptions in subsection (1) do not apply with respect to any particular infringement identified in an infringement notice.
(3) If an account holder submits evidence or gives reasons a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the rights owner must satisfy the Tribunal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relevant infringement or notice, the particular presumption or presumptions are correct.

粗体部分是我加的。

这一点都不像是认真的修法，而更像是给原版的涂脂抹粉。虽然不再说版权持有者发出的通知就是对方侵犯版权的确凿证据，而只是“假设有罪（presumed）”，但这修饰并没有任何意义，用户还是会因“假设有罪”的行为受到惩罚。虽然可以在仲裁庭上挑战这种假设，但需要用户证明自己无罪，而不是让版权持有者来证明用户有罪。

更本质的问题是终止用户的互联网帐号依然是惩罚措施之一。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使得不少国家开始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这不仅保障人们在社会中的通讯权，公民自由—— 集会，言论等自由在今天的表现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看看中东就知。何况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已经电子化了，失去网络连接会严重的影响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能力。

不过关于这一点，新法退让了两处，一是只有地方法院，而不是仲裁庭才有权决定终止一个人的互联网帐号。另外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终止用户帐号的相关部分（Section 122O），不会马上生效。而是要对互联网用户“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仲裁庭和罚款无助于制止网络侵犯版权行为的发生，政府才会决定生效这一部分。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国家党政府在选举时是以“反保姆国家”为口号的，而上台之后，却不断的在制造一个更大的保姆国家 —— 前段时间的另一个修法是，以前病假三天以上才需要给雇主证明，现在一天就需要证明。让人仿佛感觉回到了上小学给老师带条子的时代。

天朝的法律学生走出校门之后会遇到“法律不是挡箭牌”的问题，我突然发现在这里其实也一样，什么无罪推论，正当法律程序之类的概念还是可以被 随意扔出窗外的。但我着实不认为新法的实用性比Section 92a有任何提高。这有点像RIAA为首的版权恐怖份子在美国大面积控告个人侵犯版权者的预演，也就是把这个过程法律明文化了 ——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的。不过新法比较好的一点是规定了赔偿上限不得超过$15,000。对于海外，特别是美帝的版权恐怖份子来讲，这点钱不痛不痒，但对于本地的艺术产业来说，这还是值点钱的。

新的修法只是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至于如何实行，还得等待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所制定的细节和施行措施。这应该会在半年内出现。到时候应会对该法律的凶猛程度有更好的认识。

P.S. 新西兰有个海盗党 （其实2009年就有了），比较悲剧的是，新西兰法律要求一个政党需要有500名“Financial Member”，也就是付费入党的党员才能注册政党，而近两年过去了，只有50人加入。我常常笑话说这是罕有的自己被自己的理想给害死的案例。如果你来自本地的话，该党的入党费最近从$10降低到了$2，给我证明我是错的吧。

新西兰最大的通讯社，也是唯一一个有实体而不是仅在网上存在的“通讯社”，New Zealand Press Association/新西兰报联社因为业务关系，几乎已经肯定将会在运行132年后关闭。这可能将会使得新西兰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国家通讯社的国家，又在倒退的路上前进了一步。

有段时间对新西兰的媒体很感兴趣，印象最深的就是NZPA。NZPA的运作方式和美联社类似，都是合作型通讯社。通讯社由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所拥有，各个加入报社向通讯社提供新闻，也从新闻社获取其他地区的新闻。不过有点不同的，这个交换是强制的，一家报社买新闻的同时也必须贡献出自己的资源。

当你考虑到这个国家的现实情况时，这样的制度其实是相当合适的。地广人稀，没有足够的市场支撑一个可以覆盖全国所有地方的媒体或者通讯社 —— 再说这个小国家也没有那么多新闻可以报。新西兰国营的电视台刚开播时，和BBC一样在不同地区播出本地化的新闻报道。不过后来就发现这完全没意义。因此直接利用每个地区已有的媒体资源向其他地区共享就是最好的选择，NZPA一百多年来就是沿着这种模式发展的。

不过时代变了。以前每个地区的主要报纸，包括奥克兰的New Zealand Herald, 惠灵顿的The Dominion，基督城的The Press都是本地不同企业拥有的，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市场，没有太多利益冲突。市场化之后外资进入，地方媒体逐渐被外资并购，合并。媒体市场最后就只剩下两家外资Fairfax和APN独大了。这听上去不是问题，但这两家在海外就是竞争对手，而在新西兰，却要在NZPA这张桌子上被迫“互利互惠”，这显然会让他们不高兴。

最早表现出不舒服的是Fairfax。当竞争对手APN侵入原本是自己垄断的周日报刊市场时，他终于不干了，威胁要整个退出NZPA ——如果Fairfax带着近一半的报纸退出，毫无疑问NZPA就会垮台。最后找到的折中方案是，不再强制要求各大加入报社共享资源，而是将NZPA改造为独立采编新闻的通讯社。依靠两大外资的继续支持，NZPA继续生存了5年。但由于资源有限，NZPA只能将有限的人力集中于大城市中，那些小地方的新闻在报章上出现的频率就减少了，因为两大集团只会和自己的地方报纸分享新闻。人们逐渐的被限制在了自己的地域和阅读范围内，而不知这之外发生的事情。

虽然互联网缓解了地方新闻的缺失，不过这也是可能是压垮NZPA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次据说还是因为Fairfax决意要退出，导致通讯社在经济上不可能再继续下去。而背后的原因非常有可能是不希望自家的资源通过NZPA出现在了对方网站上。

我不是媒体专家，为什么要花点篇幅介绍一下这个几乎不重要的小国家中发生的媒体战，其实这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新西兰媒体市场小，但小才能更方便的作为一个缩影来观察。这里生产的媒体人员并非业余（我知道来自本地的朋友也许不会同意我的说法，是因为这些专业人员很多都去国外了）。这个国家曾经是西方经济自由化的试验田，在其他国家通常都很成功，但在这个国家，很多行业却以悲剧收场 —— 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以前政府必须在电信和邮政中间放弃其一，结果这个国家非常悲剧的完全放弃了电信行业。

当然我们也并不喜欢天朝今天的媒体行业状态，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完全市场化？不见得。在NZPA即将结束的消息公布之后，Fairfax旗下的报纸几乎没有对此事进行任何报道，只在网站上有一篇很显然是文宣的“通稿”，至于内容，你也想象得到的。

通讯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未加工新闻（raw news），通过各个媒体的加工之后再出现在报章上让我们阅读。因为这一点，通讯社并不会一味追求眼球，而是做到事无巨细。NZPA是媒唯一一家提供议会中每项法案细节的媒体，媒体通告大众的功能也在这里显现。只不过当NZPA留下这个真空之后，不知完全逐利的商业媒体是否会填补这个空虚。

如果本地的同学对此感兴趣的话，我对这个话题的很多了解，包括这篇blog里的大部分叙述来自己这本书：Word War: How 125 years of newspaper co-operation was consigned to history。

这些不是“反动媒体”的宣传，也不是我被反动媒体“洗了脑” 。就不算以前被失踪然后又出现的了，现在还下落不明或者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关的人中就有我在个人层面认识的朋友。他们就和你我一样是白天工作晚上爱玩的人，不是成天就谈政治的神经病，更不是什么收了美帝钱的“民主人士”，他们的甚至论调还相当不同 —— 例如郭卫东 @daxa ，失踪之前几乎天天都反对茉莉花这个活动，可还是逃不掉这样的遭遇。很显然，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你的观点。更甚者，有推友因为一句话就消失不见，最后被劳教一年。

而昨天被消失的，则是艾未未。

实话说我完全没有艺术细胞，也不太懂艺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没有怎么关注他 。但我一直坚信草根运动，自下而上的努力才终究会带来变革。  他给我带来的最大震撼就是地震后的公民调查行动 —— 这完全是我想象中的草根活动，但这不是由那些“民主人士”所发动的，也不是那些在海外急不可待的声称自己是茉莉花发起人的那些“民主党”发起的，而是一名艺术家。  有生以来我这个艺术盲第一次感觉放佛领会到了艺术的一点门道 —— 艺术来源于生活，真实和个人经历。

前段时间还有一名被消失，然后被拘捕的冉云飞。长得像大字不识的匪徒，文章却十分了得。当然文章写得好的多了去了，但有“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种韧性和耐力的作者可不是随处可见的。 更了解他之后，发现他也不是一些人口中只谈政治的精神病。对生活，家人的热爱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上的。

郭卫东是有过一面之缘的推友。虽然年龄比我整整大十二岁，可谈起话来相当投机。为人激情，有正义感， 对比起那些一边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一边高喊万岁的房奴、蜗居、环球时报读者，我反倒在类似于郭卫东这样的百姓中看到了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当坚信自己的命运会掌握自己手里之后，对很多事物的态度都会由此改变。

我很想列出所有消失或者被塞进监狱的推友，可在心里打草稿，列了十几个我知道的名字之后，才发现这实在是太多了，需要专门功夫才能统计名字。  我想上面这三个名字可以说是个很好的概览 —— 只是还差一个律师，我想不起我对哪位律师熟悉到了可以评价的地步，就不妄议了。

看着这些人的名字，我在想他们的共同之处在哪儿。“都是反动分子”这种帽子显然不能乱戴，“被消失者”所覆盖的行业，和他们的主要“事迹”远远超过下这种结论的人的想象。从环保主义者到艾滋病活动家，从艺术家到作家，从作家到只是喜欢在网上发言的普通职员，几乎都包含在内。那么为什么他们都会有相同的遭遇？

他们不是因为自己才被失踪，被判刑的。 当然他们是因为自己的言论而遭遇麻烦，但他们的言论却都不是为了自己。   这个和看到自己房子要被拆了才抱着煤气罐坐房顶，或者只是上网呼吁的人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我想不用再多说我们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也就是对同类的关心和照顾，这种爱是进化论无法完全解释的。我相信很难碰到否认这一点的人，但如何表达这一点却有很大的区别。偷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能够很好的解释“爱国”和“爱国主义”两者间区别  —— “连活着同胞的苦痛都漠不关心，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

曾经有个段子说，我党每一次在修理良心犯时走漏了消息都会造成几百万美元的损失 —— 得用这个价钱去把自己的形象补回来。  他们很明显是知道一个正常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态是长得什么样的，也试图在各种各样的宣传中努力描写这个画面，现实却往往相反。这种精神分裂是自上而下的 —— 至少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德智体美劳”，但如果人人都以此行事，镰刀斧头帮还怎么各个击破从而苟延残喘？

但就算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明白，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别人也会是这样想的。就像不是先有国家才有人，人权必定高于主权一样，人良心的存在早于政权的出现，也必定不会被暴力所扼杀。这些被失踪的朋友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据。不管他们今天究竟身处何方，只要我还能在报纸，网页，和网友间的谈话中看到这些名字，就证明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人性中美好一面并没有消失，并且在继续成长。

Manifest Destiny 这个名字是用来形容美帝历史上的一段扩张时期（19世纪中叶）。现在回去读这段历史，让人感觉和天朝的今天有些神似，但又有一些关键不同。例如美帝当年的天命意识是建立在宗教，但更多的是政治制度（民主这玩意儿在当时还非常的新，所以这种自豪和今天的自豪并不一样）之上的。今天的天朝，实际上早已抛弃了当年的韬光养晦政策，不仅是官方，就连是一般民众，也或多或少有着一种类似的“使命感”，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也好，这背后都是一回事，就是要“强大”，虽然很少人愿意具体定义这个强大是什么。

但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使命感背后的基础，或者说，缺乏基础。共产主义？别笑话了，现在天朝正走在共产主义的路上吗？宗教？今天的宗教是钱，实际上，我们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在的国度，推销的似乎就是这种理念。

说起这个是因为看了最近胡七七访美和之前的宣传片。大政治我没兴趣，但看电视还是很喜欢的，而宣传片就特别有喜感，例如人物篇里众多的绿卡拥有者和美国人（以及美国人的爹妈）。而角度篇里讲到我朝是个平等，包容，多元的社会，和例如“民工子女有了自己的学校”之类的例子时，我都笑不出了 —— 笑话讲多了就不好笑了，当然，除非我们都生活在新闻联播里。

宣传片也自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中国人的今天的“自信”来自何方？GDP，文化还是“每个人的努力“？当然，不管如何，历史已经验证了，当有一群人认为自己不是人，而是神，或者更多情况是神或者某种主义的代表时，接下来的事情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宣传片自身没有给出答案，但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首先世界上除了我朝，我还真想不起第二个国家给外国人民播放政治宣传片，宣扬这个国家的伟光正，以此期望于改变自身的“形象”。想想美帝，甚至是新西兰，人们也许连这个国家的旅游宣传广告都没看过，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形容词。而“形象片”这个名字背后的逻辑就是: 形象是可以用钱买来的。

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PR，但那仅仅是其中一项。以前就有个笑话说，每当我朝关掉一个政治异议者时，朝廷需要砸掉千万美元的广告才能挽回形象损失。至于刘晓波那把空椅子造成的损失，如今还无法估量，可以预见的是，包括奥巴马，每一次和外藩会见时，这这个问题总是会不可避免的被提及。

更有意思的是宣传片的用词。 人物篇的官方翻译是“让世界（沉醉/热血沸腾/you name it）的中国人”，这听上去更像是给国内受众，而不是给国外受众的宣传片。就不说一个一般美国民众认识多少“让世界沉醉的陌生人”，能这样代表世界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件有点好笑的事情。就算真的是让世界沉醉了，这句话好像也不是应该由你的口中说出。

而角度片还稍微正常点，用民众脸打官腔，竭尽全力的解释我朝和世界为什么不同，这种差异的合理性。一方面在阐述我朝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又非常的渴望世界认同这种差异 —— 所以一着急就把整个世界也给代表了。我们在国内受到的教育是我们特殊，因而我们成功。但越来越明显的是，朝廷和这部宣传片更需要传达的信息恰恰相反：我们成功了，所以我们的特殊是合理的。但要达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大家对“成功‘的看法并不相同，朝廷也许认为自己很成功，但洋人可能就不这样认为。

这就再次涉及到了输出价值观的问题。可问题是，我们不能直接向洋人灌输”钱就是一切（或者至少是一切的前提）”，所以就需要一个包装。实话说我不了解孔子学院的运作情况，所以就不下结论了。但在其他方面，例如孔子和平奖，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门口的那座孔子巨像，无一不显露出今天那些决策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庸俗的理解，或者是完全没有意识。中国曾经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学说，可不管是什么场合，他们总是塞个孔子上去就觉得很自豪了。至于几十年前我们对孔子都做了什么，那是秘密。如果今天的自信来源于这种对自身文化的理解，那只会以悲剧告终。

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今天朝廷和人们的自信、特殊感，使命感是从哪里来的？Well，说起来也奇怪，这实际上更像是来源于一种不自信而导致的不安。在Twitter上看到一个据称是凤凰卫视对胡七七访美的评论：“农民企业家进城挨宰”。虽然有点损，但却形容得很传神，也很准确。有了资本，想和城里人平起平坐，但不仅城里人看得出，自己也知道自己还缺了很多钱之外的东西。但问题是，一旦有了钱，很多人就没有学习的动力了。

权力可以阻挡住肉体，但无法控制人心。

有时候我是非常努力的试图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我是始终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例如新版和尚打伞——在天安门广场上打伞遮镜头，和那些朝廷“不太喜欢”的人，受到的被强力胶堵锁眼，24小时盯梢，还有前几天掐电话，掐网络，甚至掐电等种种待遇。我常常想，下这些命令的人和执行者，他们不会觉得这些行为有多么幼稚、无聊且无用么？

但我知道的是，做出哪些看上去很无厘头的行为的，显然不仅仅出现在了中层，而是至上而下的。例如刘晓波的和平奖颁奖典礼前就出现了一些很诡异的事。一是姜瑜号称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中方观点。全球的国家加国际组织加起来不下六千，姜瑜给不出名单，也不说受邀名单中只有1/3不到的大使没有参加，却画蛇添足的添了一句：“我们敢公开地、明确地在这个地方宣布这个数字，当然有实实在在的根据。不是什么人自认为掌握着舆论工具，跳得高，叫得欢，谁就掌握世界的公理！”。我还没见过有这么文艺而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囧境。

在颁奖前一天，大量国内异议人士，甚至还有些我觉得根本算不上异议人士的，纷纷报告自己的电话网络被掐断，甚至是强制送往郊区“被旅游”。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当全世界都将目光集中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时，我们的朝廷却作出这些行为，岂不是主动给美帝提供了子弹？至于那个荒唐至闹剧的孔子和平奖，不仅伤害了自己，还让连爷爷躺着也中了一枪。这种损友不利己的事，很难想象是一群有健全智商的人可以做出的行为。

当然，延续我上篇blog的观点，朝廷和长老能到达今天的这个位置，这本身就是对他们能力的证明。那么究竟是那里，让我们的这个朝廷显得如此的特殊？经济。

维基泄密透露出的众多不是秘密的秘密，如果能在中国问题上告诉我们什么，那么其中一点肯定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政府只是敢怒不敢言，并不是真正的友好。最佳的例子就是陆克文了。一个做人的常识是钱不是人生唯一追求，钱也买不来朋友；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也是如此。不过朝廷，和占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的想法似乎的确与此相反。这应该是中国最迫切希望出口的“价值观”了，对于朝廷来说，这可以让它逃脱其在人权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可以让他们已经撑得不行的肚子再多撑那么一点点 —— 我很难理解那些吃饭，吃饱饭，和吃饱饭之后还要继续吃的这群人内心是如何想的的。但国际社会似乎并不领情，或者像陆克文一般，当着一面背着一面；或者就是表面屈服于经济压力下。经济压力可以迫使一个国家做一些事，但永远都无法交到真正的朋友。

经济和政治有联系，但一者并不能完全替代另一者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乎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当然，我也只能想那些不需深度的问题：）），因为国内大学的马列课都会告诉学生经济决定政治。虽然我并不同意，而觉得相反才是对的，但无论如何，这中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政治和经济是配套的。而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解读，都可以得出“经济和政治两者之间不能脱节”这一结论。而看看神州各种各样神奇的事件和“奇迹”在不断发生，真正到社会中阶层中间走走，很容易让我得出政治已经脱节，危机正在发酵的结论。

而刘晓波等追求的改革，才是通过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从而真正让中国持续稳定的道路。就像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Thorbjørn Jagland在颁奖典礼上所说【PDF】，“在社会上不少人忙于数钞票时 … 我们将此奖颁发给刘晓波，以此来支持为全人类利益奋斗的人们。刘晓波的观点（如果被执行），只会让中国更强大”。

而当朝廷阻止刘晓波甚至他的所有亲友出国领奖时，它已经主动和历史上最臭名昭彰的纳粹站在了同一个队伍里，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同类。在Jagland的致辞中，我很惊讶的听到像伊朗，种族歧视下的南非、苏联这类国家在有人获奖时，都至少允许了获奖者的家属来领奖，伊朗大使甚至并不忌讳参加典礼。而这一次奥斯陆的空椅子，则是这个政权对国际社会普遍价值的一次断然拒绝。相对于Jagland认为“今日的及其改革肩负着未来人类发展的希望”，我实在是看不到这种可能性，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觉得穿着新衣的皇帝绑架了自己的国民，建立出了一个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唯物主义国度。

当官方指责对方是冷战思维时，我觉得更冷战思维的似乎是另一方才是。诺委会的发言充满了对中国这个大国的期望，和经济发展的赞美；刘晓波明言“我没有敌人”，拒绝让仇恨、敌人意识腐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只有一个伟光正像被踩到的尾巴一样，要么说“别有用心”，要么就是像姜瑜一样，脱下外衣，尽显一副流氓嘴脸。人们好像忘了，作为向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投票同意的国家之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约国，这个大国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这些人权的普遍性，而不是什么“西方价值观”。而挑动民族情绪，和非敌即友的二分法，如Jagland所说，历史上的例子很多，但最后受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那张空椅子也有着正面的象征意义。缺席的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政权，但无论刘晓波在不在那里，那张椅子所承载的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强权可以阻止那张椅子的主人坐上去，但人心是关不住的，更是不可能用钱收买的 —— 公道自在人心。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可以在外媒上砸出一点点所谓的“软实力”，但这把空椅子前，这些金钱攻势显得有多么的无力。让我再重复一次姜瑜的名言：

不是什么人自认为掌握着舆论工具，跳得高，叫得欢，谁就掌握世界的公理！

家人预计要在圣诞时回国。说到回国，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排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突然有些想法，所以放在这里供愿意翻墙来这里或者订阅了博客的朋友一笑。

至少对于我来说，每次回到祖国怀抱，还没回过神来，通常都是一幕长长无秩序的队伍提醒我，我确实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例如去年落地，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充交通卡坐地铁，当然，我还没回过神，还像国外一样离窗口前那名顾客2米远的距离静候，周围的人似乎都当我不存在纷纷跃到前面，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了。无论是从我的常识，还是经济学常识来讲，对于排队中的某些现象我都无法理解。例如两个人之间保持的距离可以逼近到一个食指的距离 —— 除非你有脸直接挤到我前面，你无论离我多远，这并不影响你的利益呀？机场前的排队也类似，先上后上影响似乎并不大，那个座位你已经预订了，而且无论先后，都是要等人上完之后才能走。行李也许无法放到一个方便的位置，但就多走几步路看上去也不是什么严重的利益损害。

我知道这是一个被“海归”和“假洋鬼子”说烂了的话题，不管是国内亲戚朋友，还是国外假洋鬼子，通常把这归咎于素质问题，“中国人素质低，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这个观点对我来说至少有两点无法接受，一，这很显然政治不正确，我预期只有“西方反华势力”之流才会那么爽快的侮辱中国人的素质；二，无论你怎么比，中国人的素质和西方人相比，很多方面并不低。在有大量华人居民的西方国家，华人受教育程度通常在不同种族间名列前茅。就算是中国的教育，在科学，技术等理科常识和基础方面，通常也比对应年龄的西方人高出一大截。要说起道德教育，我朝就更是世界领先了，什么八荣八耻，文明市民，大中小学生行为规范之类的，国外哪里有这么系统，长期的思想品德教育？

否定这个疑问很简单，要问任何一个人不排队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不是低素质，除开各种各样的理由，我相信很少人会在内心里承认这不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不是如此，这也肯定不是素质的问题。

另一种常常听到的解释是“中国人多资源少，以前过物资短缺的穷日子，所以抢习惯了”等文化或者习惯论。这看上去挺有道理，在国外也有类似例子，例如在奥克兰等公车就无需像英国人那样乖乖在bus stop那个牌子下排成一列。而是公车停到哪里，离那里最近的人就先上。毕竟使用者不多，不需要抢，而且排队可能反而会降低效率。

可这实际上也经不起推敲。首先现在很多物资并不稀缺了，去抢没有意义，而真正去抢的人省下的那点时间能创造出多少效益我是持怀疑态度；而且很多地方，例如医院和银行，虽然一个排号也是稀缺资源，但绝大数人却依然很听话的排队（作为穷学生，我在国内几乎什么队都排过，所以我知道VIP窗口和后门之类的，不过那是另话）。

事实上我们绝对不是不懂如何排队，或者没那个素质。例如在帝都北京，无论是公交还是地铁这种有限资源，需要抢位置或者等下一班的服务，相对于全国其他城市而言，可以说是相当不错。这不仅仅是帝都人民素质高，北京作为我朝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有大量外来人口。我知道的在北京的朋友或者网友，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北京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屈指可数，大多数人都是“移民”。说他们都是北京人素质高的结果显然有点勉强。

当然进步的原因很明显：奥运。一是有大量突然出现的红袖章监督你；二这毕竟是中国人，虽然实际上是朝廷的面子，贫民窟可以修建围墙或者加层皮让它看上去更美好，可人却无法戴个面具横行在公共场合。实际上在国外也是如此，至少这里华人的思维是如果看见哪个华人做了一些低素质的事情，心里通常都是怕他给整个族群抹黑，于是我们就陷入了精神分裂，在国外被环境同化，再国内又迅速转变角色。至于这个是恢复原貌还是再次被同化就不说了。

我觉得这和我们的一种习性有关： 无论做什么事，这件事必须要是有某种“意义”的。这个“意义”的定义并不准确会随时变化，但通常和钱有关。例如上学的意义是找到好工作，工作的意义是赚钱；而写blog 在我的长辈看来就是没有意义的 —— 写文章是免费劳动，也对对口专业无帮助，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排队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解释。没其他条件的影响下，不排队省下的时间和心理满足感可以被认为是经济意义（虽然无秩序的活动会降低每一个人的效益，但重点是心理上的效益）；而一旦有一个比经济利益更高的意义出现，例如中国人的颜面，那么选择当然也就不同。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和先后秩序，和内心的价值观息息相关。可以从医院和银行里获得的东西都很重要，如果不排队则会被拒绝服务，这样似乎就很好理解了。

至少我认为这个顺序这能很好反应当今中国社会需要排队，用不了VIP窗口的那一群人的价值观取向。本质上中国人的素质绝对不低，但只是高素质这个东西在社会中的价值太低了。有很多东西的价值可以高于事物的本质，例如在网上充满政治口水的论坛和blog也随处可见类似的情况 —— 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说“民主能当饭吃吗/共产党让我们吃饱了饭”，而能真正用实打实的用数字等硬证据，逻辑来认真探讨问题本质并且就此发表观点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别看我，我知道我完全算不上:)。网上那么多政治口水文，我觉得很多还不如胡紫薇姐姐的那句话有价值。

以前读书看到福柯的理论，说学校教育的东西会进入我们的潜意识，反应统治者的愿望，例如要求按时上下学所以我们以后也会按时上下班；从小就受“爱国主义教育”，长大后我们看到美帝做坏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打倒美帝”。几十年前是如此，只不过现在有一个比学习更强大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至于这是为什么，其实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常常说，这个国家的很多问题和现实完全可以用几句话甚至是一句话归结，但问题是，这句话说出来就是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