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在不同人的眼里，爱这个词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于我来说，无论是亲情的爱，还是爱情的那个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要我对着一个人说“我爱你”，就是让我把脸憋红，深呼吸了多少口都可能没办法说出来。唯一的折中方案是，我把三个字写下来，然后通过寄信，短信之类的方式发出去。虽然可能还是要挣扎很久，但闭上眼，狠心按下发送键，这事其实也就那么结束了。

先不论这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有一个事实是要先明确的。我为什么说不出来，也许是因为我胆小，或者我口吃，不爱这个人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你没法确定我真的就不爱这个人。

真正的原因，其实换个角度想就很简单。如果你在中国国内接受的教育，我相信至少和我同龄的朋友都有从小就会被训练说“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山河”这一类词句，我们在说这一类词句的时候，谁会脸红甚至是言语困难的？多半都不会。写到这里我想起儿时听到的“啊，我爱你，祖国！”之类的诗歌朗诵，而且还是从同龄人的口中出来的。叫我今天重复这些话，我不仅说不出，而且还会浑身起鸡皮疙瘩甚至呕吐，但为什么小孩就可以？就像是叫未成年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一样，他们压根就不懂共产主义，或者爱是什么东西，所以更不可能谈得上什么真情实感，是真的爱，还是假的爱。一件事剥离了真情实感，而只是机械性的学习和重复，那当然就念得出来了。

但小孩也并不是完全不懂，只是不能用“爱”这个词。问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小学都不行，这年头的孩子很早熟:)）喜不喜欢自己的妈，正常的都会答“喜欢”。进一步下去问他们为啥喜欢自己的母亲，答案无外乎就是“她给我做好吃的”，买东西啊之类的。

把祖国比作母亲这种比喻我并不反对，但有一点是先要明确的。祖国母亲不是母亲，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母亲的爱是无私的，因为一是有血缘关系，二，有长辈和晚辈间的因素掺杂其中，孩子18岁之前，这份爱，同样的，也伴随着责任。不管自己的孩子多么的不争气，犯了什么错，可在母亲眼里，他或者她还是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真的干了什么坏事，也许会被赶出家门，但要说完全不再关心这样 的孩子，没有几个母亲能做到。

虽然我们把祖国称作“母亲”，但两者间不应该有这种长晚辈，要孝敬长辈的关系。我有时候被爱国青年指责没有“集体荣誉感”，“没有大家哪来小家”，但事实其实想一想不难明白，就纯粹的政治概念来说，脱离国家的人还是人，最多就是无国籍人士罢了；但一个没有人的国家，那么就不是国家了 —— 人民是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

而且“祖国”这个名词有个问题。这和西方一些政客口中“上帝”一词类似，上帝也许希望人们去做，或者不要做一件事，这些也许都是事实。但问题是，因为谁也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想让我那样做，于是就不断的有现实中的人来试图做上帝的代言人，而这些人通常怀有个人目的，动机不纯。祖国也有同样的问题，表达对男女朋友的爱，除了说几句话，还可以送点礼品，为对方做点事啊什么的。可你到哪里去给祖国母亲送盒巧克力呢？既然那盒巧克力无人签收，就会有例如于再清，或者敏感词之类的团体来冒名签收。

但因为毕竟是冒名顶替的，不可能有对等的爱，因此就有了类似于那样的言论。当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运动员是通过国家财政培养的，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于局长的要求的那样把国家放在第一位。首先这种培养的动机只是利益上的交换，没有道义上的约束，那么我感谢你只是出于礼貌，不感谢你，也是我的自由，你是否还对我进行投资也是你的自由。再说国家的钱哪里来的？人民创造的。国家的股东还没说话呢，一些很想做祖国代言人的人就等不及了。

周洋更像是说实话，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个小孩，他也只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生命受之父母，父母不仅给吃的，还教怎么做人，不感谢父母那该感谢谁？我是母亲的奶养大的，不是国家的奶养大的。我想例如赵连海之类的父母今天提起国家的奶更是有深切的感触 —— 你给我奶吃我都不敢吃。从时间先后顺序来说，于局长才是应该感谢周的父母，感谢他们为国家养育了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没错，没有政府的支持，周洋可能没有这样的成绩（其实也说不清楚），但没有周的父母，那谁去给你赚脸面？

这国家是什么东西，我想了许久还真是想不明白。这东西肯定不是母亲，没有母亲只有在儿子比赛拿了第一才认这个儿子，第二就不认了。至于女朋友，就更不可能了，真的女朋友听你天天对人家说“我爱你”也会烦的，而这个不明物体不仅喜欢听你说你爱她，为她奉献青春，而且还要要求你从小到大一次次不断的重复。实话说，这倒是有点像一个恐惧随时都会被抛弃的怨妇，时刻要求对方说出各种各样的誓言来给自己一点不稳定的安全感。而真正爱的对象，不用说，我想大家都会去做，再说我也说不出来是不是：）

其实我扯淡了那么多，真正想说的就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不断的谈论祖国之类的话题时，唯一反应出的问题无非就是我们之间没人把这个“祖国”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比自己更高等，无法触及却又能改变自己命运，需要时刻膜拜的一种神仙。虽然我说这话有点不适当，但真正要感谢祖国的方法很简单  —— 做好你自己，因为这个国家是由每一个人，包括你组成的。当这个国家的公民活得有尊严，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人时，这个国家根本不用可以去感谢，因为人们每天幸福的生活本身，就是在对国家致敬。

对我来说，两会是自春晚之后的更大的一个娱乐节目。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两会总是选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召开，但我相信，季节对人的行为是有影响的，万物复苏之际，代表也是人，心中也会开始不安起来，这可以理解，但代表可以在公开场合做出一系列颇有娱乐性的事，那么人们同样也有围观的权利。

两会的的另一个娱乐之处在于，虽然名义上这是中国的议会，但却没有什么代表有胆量去真正的，深入的讨论国是。原因众所周知。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议会人数不能过多。忘了是谁说的，议会人数一旦上千，那么这个议会只能是橡皮图章，因为这样庞大的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讨论存在 —— 当然这正是我朝最想要的。但人说话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让别人做传声筒，一次两次还行，时间久了，要么把传声筒弄成了心理变态，要么就捂不住人说话的本能。但大事又不能说，说点正事又怕触及敏感地带，除了那些有意邀功请赏的而外，代表们就只好在那些小事上标新立异了。

但人还有一个问题，再娱乐的一件事，如果年年岁岁都重复一次而没有任何新意的话，耐力再强的人都会感觉沉闷，进而看穿这场大戏背后的真实。我翻出了我去年写两会的那篇blog，个人认为，原文复制，然后把里面的笑话更新一下，基本上对每一年的两会都适用 —— 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连笑话都不用更新。

人民日报，甚至包括温影帝在内都同意这一点：

我想说说新西兰本地的事。我的专业触及很多政治，上课讨论一些政策历史，发展之类的问题时，我有好几个讲师都喜欢放一些过去的电视节目，从60年代新西兰电视开播，到这个世纪初的节目都有。看以往的电视节目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觉得广告里的人都土得掉渣，然后还可以感叹一下以前的物价是多么的便宜。

当你看那些政策制定者时，虽然没有49年前的新华日报那样虚伪，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谁在当时说了谎，谁做某件事的动机夹杂了个人因素，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可问题是，有些不太那么善良的人今天依然活跃在政坛当中，通过对历史的了解，你甚至可以大概判断出这些人今天会做些什么，但选民还是会投票给他们。选民总是最傻的么？不见得，记性差是个普遍问题，不只是中国人才有。虽然不是人人都会忘事，但能以史为鉴的那一群人，要么像这里的情况，窝在大学里当讲师，或者像国内一样，缺乏改变的权力。

说回中国国内。这里有好几个读者私下质问我为何称呼敬爱的温总理为“温影帝”，上图中的例子就能够说明问题。如果是第一次听他喊一些口号，也许我还会跟着激动一下，但连续几年都为一张张画出来的大饼而激动不已，这已经不是用记性不好可以解释的现象了。除了专业的五毛党喝彩党之外，恕我直言，不是影帝演技太好，就是真的脑袋有问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就像人们看电影电视剧一样，先不论其中人物演技的好坏，如果听到某影帝也了参与演出，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总会先看一下再说。影帝只要没有发挥严重失常，得到的评价总不会太过于负面，而那些“不知好歹”的人说了两句坏话，还有一群粉丝来主动替明星辩护。

影帝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疑问。如果中国大，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是个合理的理由，那么对于两会上发生的和影帝言论直接冲突的行为，不知如何解决？

但政治，或者心理学中最难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打破一个大家已经习惯的循环，无论中国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就算有着真正的选举，选民的投票也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党更替除了自己本身的执政失误之外，还有些其他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原因，例如哪个候选人长得更帅，或者这一方执政太久了，该换一换风景看了。

同样的，在国内，跟着潮流走，成为党这个循环的一份子，总是比逆潮而动，走一条和大众不同的道路要容易得多。除了预期效益会显著降低之外，初期投入的成本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群人，至少我感觉，当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一个团体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要支持，但反正跟着走就没错了 —— 除非外部环境变化太大，不支持的理由过于显著，到了完全无法忽视的地步。

当然，社会需要改变，改变的动力也肯定不是提无厘头议案的那些代表。但他们确实值得观察的一道风景，不是看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看他们还能蹦达多久。

“民主化”这个词实际上有倾向性的，但由于上一篇我用的词是“东欧剧变”，这回换个角度，这下两边都扯平了。

作为整体宣传策略的一部分，我朝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种种手段包括夸大事实，只报坏消息都是公开的秘密。就像那个笑话所说，如果一个人的新闻来源只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觉得河蟹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全世界都羡慕和嫉妒我们。

那么政治制度的不同，是否真的能改变一切？从东欧的二十年中我们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就东欧民主化20年对该地区多个国家的民众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查（摘要、全文pdf）。中英文媒体都对这个调查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当然，如果你看中国国内媒体，标题就告诉了你这些新闻是不值得一看的：柏林墙倒塌20周年 中国模式见优 —— 人家又没调查中国，这些媒体还真要脸借别人的名字塞入自己的私货。

不过报告中出现了中国这个字眼。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三国民众对中国的影响的看法，和1991年并没有太大区别。在1991年，30%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而三个国家中唯一对中国好感大于不安的俄罗斯（37%），20年来对中国的支持率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是担忧的人们反而从5%增加到了29%。

总的来说，20年之后的今天，东欧国家的民众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多党制）的热情都有不同程度的消退。这份报告只是没有偏向性的调查，并没有给出可能的原因。不过看看图中的调查结果，最容易识别的可能原因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了。东欧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有类似的改变。

地区差异

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支持率最低的乌克兰是个值得一提的例子。乌克兰近些年政局不稳（我怀疑也影响了这份报告的结果），但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反感并没有反应在选票上面。近些年来乌克兰共产党的选举结果一直不佳，通常只能排到议会中的第五或者第六大党。而乌克兰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地区党虽然被认为是亲俄左派政党，但这种支持很大程度上来自基于种族的支持，而不是政治形态。地区党只在俄罗斯人聚居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有很高的支持率。

另一个值得说说的例子是东德，这个对去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支持率减少程度是最少的。地缘政治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在两德统一之前，西德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而东德在社会统一党的领导下，经济濒临崩溃。统一之后西德的经济实力拉动了东德的发展，在柏林，政府对东柏林进行了大量投资 —— 虽然是同一个城市，但两边的基础设施差异巨大，因此不得不投入。

但需要特别区分的是，影响人们对政治体制观感的因素，我认为不完全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个体可以得到的经济利益——这两者有联系，但不完全等同，看看天朝就知道了。这是一相当主观的评价，而且会因为基准不同而受到影响。从一穷二白的贫民窟出来的人，有饭吃就会觉得得到了天大的利益。例如在东德，对生活水平满意的人在20年来暴涨28个百分点，但在西德，这项评价反而是下降的。

民主的问题

无论如何，每一个参加民调的国家，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提高，但有两个趋势值得一提。一是人群的差异，越年轻的人越支持民主，生活得也越开心，而最不开心的老年人。老年人的看得多知道谁更好，还是怀念过去？这个不好评价。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教育程度上，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容易对生活感到满意。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的两极化。这一点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最为明显，对生活满意的人增多，而认为现在的情况比共产主义下更糟糕的受访者也更多了。这样的两极出现在了收入高低的人群，和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之间。但这种两极化的基础并不完全是贫富差异，两个国家都有更多的受访者不赞同贫富差距在扩大 —— 那问题在哪里？

经济为大？

经济发展和民主常常被认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这份报告中也反应出了这一点，像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国家，高达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更重要，而不是良好的民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政权可以像党国那样，可以完全靠经济发展来维持统治合法性。经济发展很重要，但这不是民众的唯一的追求。在俄罗斯，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比经济更重要，但却有高达七成的受访者支持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概念：公平，独立的司法系统。

一个人虽然并不一定用非常政治化的语言去表态支持“西式”民主，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的方方面面是确实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对独立司法系统的向往，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要归于该国严重的贪污和政府腐败问题。民众在遇到社会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去寻求改变，而不管选择的道路是“民主”还是“专制”。

对统治者来说，有两条路 ——要么去切实解决问题，要么想法让民众对现状感到幸福，至少不要去关心现状。

我朝土产的“西方阴谋论”中有一点是，环境问题是西方用来牵制我朝的借口，这些西方国家也污染过自己的土地，凭什么今天对我们指手画脚？（请参考《中国不高兴》）这样的逻辑根本不值一驳，所以我也不花篇幅了，如果我不幸拥有不懂合理逻辑的读者，这里有个简单的解释 —— 大约3000年前，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地球是方的（当然，有一小撮希腊人通过地球在月球上的阴影判断出了正确答案）。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觉得谁正确，谁是疯子？如果是今天，你会嘲笑当时的人们不懂发射一艘宇宙飞船到地球外看看么？

另一个类似的话题是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一样，裆国的宣传常常用“经济发展”作为理由来开脱， 可我真正觉得很悲哀的是，还真有不少人像那句据传说是林语堂的话（有争议）一样，“本身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思维”。不管这句话是谁说的，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思维水平绝对是连动物世界都找不到的。

每次遇到为裆国开脱的爱国青年时（其实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理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谁在任上就支持谁），我会让他们翻古籍，学习一下有史以来，无论是哪部史籍，当形容社会和谐繁荣，人民幸福时，使用的词语是“金银满地”，还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古籍对于环境保护的记录并不是很丰富，不过作为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也可以说，中国很多城市今天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唐朝那时候并没有多大的提高，甚至还不如。唐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达到百万的城市 —— 把这个发展规模放到当时的西方，也许早就瘟疫，疾病泛滥了。

但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另一种疾病：社会瘟疫。最近在湖北发生的捞尸事件，特别是那张照片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总结了这个概念。

第一是万物皆有价，不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还是另一位同胞死后的尊严，这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为了钱，上海的执法部门可以利用这个社会中仅存的一点良心来进行欺诈行为，而这张照片中的船家则是做到了极致：“活人不救，只捞尸体”，而手上的遗体仿佛变成了一坨猪肉，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

第二，从图上可以勉强看出来，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当时在现场的船家不止一家，而且那几位下水救人的大学生当时还活着。虽然他们是否参与了救援还有疑问，但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有一个船家愿意免费打捞，事情都不会变成后来新闻上的那样。我无法推估其他船家的想法，是没有捞到，还是不敢打搅的同行的生意。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大家默认了今天的社会，开始自扫门前雪，而不是主动去改变。

第三，政府的缺位。那张照片上根本没有看到政府人员的存在，据新闻报道说，官方的打捞船事后才到达现场，而且根本不屑于打捞，而是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这些船家。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我想我期望他们能够当场制止这种敲诈就只能说是奢望了。收的税是越来越多，可却不断的把其社会责任转嫁给民间。根据报道说，当地政府早就知道那江段是意外高发区，也知道江上这群秃鹫的的存在，但却依然是什么都不做。

但当我设想如果我自己在现场时，我却找不到理由去责怪这位船家。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如果我有条件和能力，我会去救，但我可能还不如那群大学生 —— 我不会游泳，所以是不会跳下去的。如果是图上的那种讨价还价的状态，我也许会鼓起勇气去抢回遗体（前提是我会游泳），但周围群众和其他船家冷漠的眼神非常有可能打消我这个念头。

那究竟是谁的错？我责怪某党。

众所周知的是，在今天，朝廷的统治合法性，完全基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换作你，或者我在台上，如果我的动机是赖在台上不走，那么我也会尽全力宣传我在 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尽量不提，或者贬低其他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 请参考CCAV和新华社。这样的宣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无论再怎么贬低环境和社会问题，当这些东西开始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时，除了一小撮可以用脚或 者用“看不见的手”投票的有钱人之外，大部分人会发现他们手上的所谓经济繁荣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是毫无用处的。但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不幸碰上这种事的并不多，只要在媒体中压掉这些消息不发，那么社会还是和谐的。

但比这远有危害力的副作用是，共党的宣传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中重金钱，轻道德的这种现象。这个党怕口袋里没钱，城市破烂而被国际上的邻居看不起，却丝毫不在意Alexa全球排名前十的网站有四个在中国无法访问，缺乏公民和社会自由等问题对自己脸面的影响。而很多人也变成了和共党同样的统治者思维，开始笑贫不笑娼。

也因为此，我认为在政治改革之前，这种社会风气是不会改变的。

但与此同时，我也怪我们大部分人。

邪恶的猖狂，完全是因为好人的不作为 —— 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也应当看看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当时在现场的人，只要一半的人扔给那船家一句脏话，最后的结果都也许会不一样。

如果你和我一样，在新西兰的某个地方，可千万不要认为国家的好处你可以占完，坏处可以躲掉。瘟疫和病毒一样，可是不认你是谁，有多少钱的。我知道很多人在国内都有关系有钱，但这些人得意识到一个现实：就算你家庭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一个弱肉强食，缺乏道德的社会中，总会有人比你更有钱，更有权——除非你是胡皇帝。信访办主任上访，医学教授被人医死，只要你还和你的祖国有联系，你能保证你或者你的亲人可以逃脱？

我并不是很熟悉新疆，对这位叫热比娅的人也不如达赖熟悉。作为一个懒人，我有个习惯，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事，否则如果我要花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到达一地，我就对其没有兴趣了。不过正好，昨天晚上热比娅在奥克兰的演讲离我很近，晚饭之后散步过去听听她说了什么。

这次访问是新西兰绿党和大赦国际合作邀请的，和政府无关。据我的理解，今天她虽然会在惠灵顿会见一些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但那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在昨天晚上的演讲上，只出现了绿党的一名议员Keith Locke和大赦国际的负责人。这两位一直使用“新疆自治区”这个词而不是“东土耳其斯坦”，据大赦国际的负责人说，大赦国际支持良心犯，但不介入主权争议。

我不太想对这事本身发表意见，顺手牵走了一份她的演讲稿，因此我仅把我认为本博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原话翻译一遍，并不代表我反对或者赞同她的说法。

• 只有共产党真正尊重和遵守宪法和自治区法律，东土耳其斯坦才可能有和谐社会。
• 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民族关系已经降到了近几十年的最低点。重返和平和稳定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中国政府承认新疆现在有严重的问题。
• 如果我们能从新疆和西藏的骚乱中学到什么，那么就是中国政府没有解决非汉族民族不断被边缘化的好方法了 —— 除了无休止的镇压。
• 我已经准备好了和中国政府讨论如何解决过去60年来在（少数民族）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如何进行政治改革。
• 现在是中国政府进行改革，解决其失败政策问题的时候了。这不仅仅是对于东土耳其斯坦和新疆来说，而是整个中国。中国应该开始接受人权，自由和民主，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受尊敬的成员。维吾尔族，藏族，汉族和在中国的其他民族被共产党政府压迫太久了，现在是抚平伤口与互相和解的时候了。

那些受的什么歧视之类的我就懒得翻了，例如招工只招汉族之类的。

后面的问答时间中我比较感兴趣的两个问题都有人问了。一是她对“东土耳其斯坦”这个词的看法，她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本民族对自己家园的历史名称 —— 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这方面的同学或者维族人证实一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另一个当然是她究竟想要追求什么，独立还是自治？她的回答是，“self-determination”，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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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想说的是爱国青年和我党的配合。虽然我以前就知道一些，不过昨晚亲眼所见，还是有些感想。

我党有个很不好的趋势，裆越不喜欢谁，谁就越红。我倒不认为这是外国人傻（那种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对方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人才是要么和党一样居心不良，要么智商有问题），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习惯， 例如如果发现一个网站被GFW封锁，或者被Google提示是敏感词，我想很多人都会翻墙，好奇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敏感。

其实热比娅原本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相信很多人在7月的那次事件之前更不太可能了解“世维会”是什么。她和她的那个纪录片，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党主动去捧红的 —— 谁说中国人需要诺贝尔奖？我们自己就颁发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GFW’s Web Choice Award 和 Chinese Government Recommended Award。

这种现象的产生，用一句闽南话说，和我党的鸭霸习气是分不开的。当恶霸并不是没有用，但作用只限于自己的地盘内。在自己的地盘外，至少也要装模作样一下，装作自己是客人吧？明明没有决定权，却还要像小孩一样大耍脾气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昨天晚上的演讲原本是在奥克兰大学的一间教室，大学因为压力被迫取消了活动 —— 后来主持人才发现，若不是换了新场地，奥克兰大学的教室根本就装不下那么多人。

不过我觉得我党捧谁谁红这种现象，很大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爱国青年的随地吐痰。自己倒是爽了，“爱国”了，可现实意义除了能够在朋友面前吹嘘两下，或者像那些做得更绝的，给自己捞点好处，对事情本身只有坏处。昨天晚上目测最多只有300人在场，对于新西兰大众来说，这完全是小众聚会，能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不弄点抗 议之类的东西出来，英文媒体我觉得就不会像对待达赖喇嘛那样产生多大的兴趣。

首先是这些人对言论自由的幼稚理解，言论自由不是在一个正式场合上撒泼，大吼大叫，打断别人说话的理由，以言论自由做挡箭牌真的只有让人觉得这群人极度无知。不过主持演讲的Keith Locke我觉得还是做得比较公道的，问答时间把第一个问题给了在吼叫的那几个。

这就到了第二个问题，这些人在国外上大学，难道就培养不出一点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问的那几个问题，少数民族受优惠啊什么的，很明显就是官方常用的论据和观点，不管这些论据究竟对不对，对方是出来混的，难道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学生们自以为“无可辩驳”的问题？其中有个学生说热比娅在给新西兰人洗脑，其实看这些人问的问题，就知道真正被洗脑的人是谁了。

昨天晚上电视一台对此的报道中，有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 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说，但没有人在听的“讨论”。至于这种讨论能帮谁，就不用说了。

昨天通过学校内网的电视信号看了国庆阅兵式，BBC只是间断的转播了一下，只有CCAV和凤凰卫视是全程直播。不过问题是，后两者的解说，一个像中文版的朝鲜中央电视台，另一个显得很不和谐，甚至挑明了说阅兵就是“警告美国不要干涉内政”的 —— 这不是公开和党国唱反调？

阅兵本身我觉得表现平平。要说是娱乐，那太严肃了点；要说是威慑某个国家，我觉得威慑能力还不如《变形金刚》和《红色警戒》系列游戏对真理部的威慑力大。实话说，美国人对我们党究竟有多少家当，肯定比我们普通人要熟悉得多。所以那些杀人武器都是给谁看的，我就不说了。

如果就极权主义的美感来说，党国的阅兵怎么都比不上希特勒的阅兵，那个看了才是叫人血脉喷张  —— 不过换个角度来说，比不上希特勒，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党国的萝莉控倒是溢于言表的，每次出现女兵时，镜头总是非常适时的给了城楼上喜笑颜开的领导人。这可不是我的阴暗心理，每一个和我谈论阅兵式的朋友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几乎都是第一个讨论的话题。

对中国人来说，六十年是一个轮回，一甲子，是一个值得回顾的时刻。当然我不准备把党国的六十年重新彻底回顾一次，那是史学家的事情，我只能简单说说。几乎每个人，包括“反党份子”在内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在近些年在经济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100年前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 但问题是，和几十年前比，这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发生了倒退？我倒是希望有人指出一个来。

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就有点像阅兵式中的台湾花车 —— 竖立着台北101大楼。那是不是经济发展的象征？当然是。但那是不是共产党修的？和党压根一点关系都没有。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但那是共产党的成绩？不见得，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无论是谁在领导，就不能出点成绩？更别说改革开放之间，中国浪费了多少时间和人命。所谓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更像是把掐住你脖子三十年的那双手给拿走了而已。嗯，没错，这其实也叫“开放”。

政治方面就是老话了。六十年来，这个党左中右三个阵营的典型错误全部都犯过，却还在“伟大，光荣，正确”的赖在台上 —— 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第二个政党有这样的脸皮。苏联那个也许有，可已经没有机会认错了。

在89年那次“春夏之交的风波”之后，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倒着往回走，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一年不如一年。当我们吃不饱饭的时候，党说“吃不饱饭谈什么言论自由”；现在中国人人都能吃饱饭了，理由又变成了“你吃饱了饭还不满足？”。国庆本来是这个国家每一个人民的节日，可在“生日”前夕，却被党把嘴巴给塞上了。一个所谓“人民”共和国，却要极不信任人民，丢失了握菜刀的权力，甚至连“人民共和国”的生日都要人们在家里度过，比起20-30年前，我的确看不到什么进步。

阅兵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倒不是胡 core的淫笑，而是大学生方阵。其中的82面首都高校旗帜，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代。如果要算我的话，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我们和老一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宽敞明亮的学习环境，我们有无与伦比的民族自豪感，有足够的知识，其中很多人甚至是中西兼通，可却唯独少了一样东西 —— 20年前，在同样的广场，也有着同样的旗帜。我丝毫不否认二十年后的这群学生比二十年前的那一群更爱国， 那在经济发展的环境下，很多人却逐渐忘记了做人的原则和理想，更别说争取自己理想的抱负和勇气了。

如果你仔细看，那一群“爱国”爱得非常厉害，穿红戴紫，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很“爱国”的人；平时也是“毁国”毁得最厉害的那一群。我周围也不乏这样的人物，洋人说一句批评的话，就跳得八丈高要和人家拼命；可自己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想到过国家的颜面了。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而且复杂的国家（或者简单的来说，按柏杨的说法，酱缸），别说是外国学者了，就连是中国人也很难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看懂这个国家。她有上亿中产阶级人口，享受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优势 —— 如果你是坐在舒适的家中，用着自己的电脑看着这篇文章，我相信你也是一员；但在同样的国家中，同样也有上亿人口的每日生活水平不足2美元。这个国家不少人民正在非常快乐、幸福的生活着，知足常乐；但还是在同样的国家中，有一群家长正在承受着地震中、奶粉事件中丧失亲人的痛苦却还要继续遭到政府打压，无处申冤；同样的，还有那么一群人为了自己的良心而遭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你，我，他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要读懂这个国家，就不能瞎子摸象。

一部分人的开心和庆祝并不能代表所有人，同样的，一个成功国家的应该人们天天开心。在假日的时候，无妨问一问自己，假日过后，自己是否依然开心？如果是，我祝贺你，但我希望你，作为国家的主人，请尽自己的一份力，在平日生活中，让那些并不开心的中国人也能分享到你的欢乐。

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