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

最近有点不敢说话。地震后，回首一看，我发现这两年在这个blog上发表的各式乌鸦言论，还真有不少都成了现实。例如在去年9月基督城地震时，我大概说了那么一句：

如果震中处于市区下方，那么我对这个国家不抱任何信心。

自己有什么水平不是关键，关键要有自知之明。这一点上面新西兰还是很好，第一时间就放国外的救援队进入基督城，特别是兄弟国家澳大利亚。

但中西观念的不同之处，还是有很多让我不满的地方。例如几个倒塌的主要建筑，包括完全倒塌的基督城电视台大楼，都是被封锁起来了的不允许民众进去。当然，这是为了民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着想。但如果是在中国，中国人那么多，男女老幼齐上阵用人力都能给他搬完 —— 反正如果真来了余震那也就认命了。但基督城作为第二大城市，人也不少啊。例如大学学生最近就被组织起来，不过不是抬砖头，而是清理各家各户的废墟。这完全没有理由，那些低危险度的倒塌建筑物完全可以让民众自发去搜救。

当然我不是彻底怀疑制度。一个好制度遇到的短期困难会很严重，但长期而言，确会比冒进者更为平稳向前的发展。不过规矩是规矩，有时候该冒的风险是值得去冒的。

发这个主要是报一声平安。最近有不少国内朋友询问我的安全 —— 基督城离奥克兰有近千公里远，地震时我都毫无感觉，就别提什么安危了。虽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新西兰是个小国家，但还没那么小：）

但小国家有个好处是，人际关系网络紧密。不管是这个国家的什么人，没准就是你朋友的朋友，所以若要有个什么事也会比较齐心。如果有本地的朋友在读这里，我建议大家都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不一定是要向红十字会捐钱。你可以捐出你不再需要的有线电话座机 —— 在灾区不通电的情况下这会有很大的帮助；或者如果家里有空余的床位，可以提供给逃离基督城，需要一个临时安身之处的人们。

判断一个议会是否是货真价实，不是橡皮图章的条件之一就是看这个议会中是否有真正的讨论。如果议会过于庞大，有效的辩论就很难发生；而议会相对于人口基数又过小，那么又很容易形成集体独裁。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新西兰议会最近发生了一次颇为喜剧的辩论。本月10日，一个关于税改的法律修订案（Taxa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Remedial Matters) Bill）在议会里进行一读前的讨论。负责这个法案的部长不在，于是就由国家党的另一位部长（广播和移民部长）Jonathan Coleman代为阅读部长的对该修订案的介绍。这位先生充分利用了议会辩论中给他的十分钟阅读部长的稿子，可问题是——他拿错了演讲稿。他阅读的是关于另一个，两年前已经通过的修改案（Taxatio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Life Assurance and Remedial Matters) Bill）。

如果想看这位部长是如何坚持阅读一份错误的演讲稿，视频在这里。

当然人人都会犯错，没有人期待议员做到完美。再说两个法案的名字和内容的确很相似，而Coleman并不负责这个法案，所以对他来说，一时没反应过来的确情有可原。可问题是，他拿着错误的稿子认认真真读了整整十分钟，不仅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拿错了演讲，连和他同一政党的议员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错误，倒是反对党一方制造了不少噪音，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从此可以看出，议员都在睡觉，没有人在仔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

英式议会法律通过前需要进行三读，的目之一是让不同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融入到法案当中，将政府的法案暴露于公众和其他议员的检查之下，而达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就是议会辩论。但西敏寺系统的问题就在于，议会的最大党也是执政党，虽然名义上有辩论存在，但辩论对最终结果通常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执政党通常已经有足够票数，可以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意见。这个税改法案也是一样，虽然部长完全在做梦读错了稿子，可一读还是顺利通过了。实际上在真正的辩论之前，每一个政党早已对辩论话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执政党并不会因为被指出错误而更改任何东西。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投票。反正大家都已经有自己的观点，辩论改变不了最终结果，那还浪费时间做什么？

相对而言，美帝在这方面的确比英国人进步很多。判断一个议会是否货真价实的另一个条件就是立法权不能被行政权干涉，否则就是民选独裁，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还有一周不到，大学生涯的所有课程就结束了。虽然收尾还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的精力还不少，但想想真是可怕，我还记得我在这里发出第一篇blog的时候，那是大概6年前，今天却要毕业了，岁月如梭啊。blog的魅力似乎已经开始褪色。忍不住诱惑，在新浪和网易两个地方开设了微博，转发在Twitter的内容。虽然不太可能，但如果真有人想念我的唠叨，欢迎收听。

新西兰全国地方选举已经在10月10日结束。当时我并没有时间评论奥克兰的情况，现在新闻的时效性也已经过了，再说英文评论比我强百倍，所以再说也无用。不过有条新闻倒是很值得一提。最近在各种网站上闲逛找工作，在南岛Mackenzie District 地区政府的网站上找到了下面这个招聘前台的广告：

Receptionist – As a result of our receptionist being successfully elected as Mayor, we require a new Receptionist for our Fairlie office…

Mayor这个词语之前的句子我都很熟悉，很多公司招前台接待的原因无非就是以前的那个晋升了。前台接待通常都是一个公司中地位最低的职业，虽然薪资是最少的，但要求的能力却不少，能随机应变，交流能力强，什么知识都要知道一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台通常是进入一个公司的敲门砖，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很多人做此类职业的时候，早已对今后的路途做好了打算，而绝不会只想呆在这个位置不想前进。但“因为我们的前台成功当选为新一任市长”，这种广告词和火箭式的窜升我还真是从没听说。严格来说我听说过，但那是王洪文，天朝案例不能算正常案例。

第一次看到Mackenzie District这个名字，以地理知识自豪的我也挠头了。这个地区在南岛基督城西边，新西兰最高峰库克山就座落于该地区。不过重点是，地区面积七千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不到四千。所以可以想象的是，像这种类似于村庄的地方，地方选举基本上就是选邻居了，选来选去总有一个你认识，或者至少有点联系的人。

在这前提下，前台职位的优势就显而易见了。这位名为Claire Barlow的前台在市长选举中击败了现任的两名地区议员，也就是她的老板。但选票总数其实很少，只有不到800张。可以想象的是，她在这位置上工作了那么几年，这800票背后的主人没准她都认识，至少接过这800人的电话，或者帮助解决过问题。一个四千人的地区需要大概10名议员来管理，但联系这10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经过这位前台。

其实政治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的职业了。如果要申请参加选举，找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签名凑够提名人数，再交点钱就可以报名了。连申请一般工作必须的个人简历都不用准备。这里的政客背景五花八门；而大学里学政治专业的人，却通常都不会去做政客（再次强调，天朝例外）。像新西兰这种地方政府架构，一个市长是傻瓜还是某行业的博士都无所谓。市长可以很活跃很积极，也可以只投票然后就下班了，而城市还是会正常运转。因为政客的工作不是执行自己的理想，而是选民的。当然，傻瓜都知道如果不按自己地区选民的意愿投票，下一个选举周期自己就要失业了。这种大多数选民决定事务的方法有好处，不过当然，坏处也不少。

但我的朋友，虽然这是个小选举，但政务官的本质不就应该是如此么？政务官应该是一个其管辖范围内大多选民都认识，有联系，有公信力，你有好感并且可以相信的人。虽然人口增长可能冲淡了政务官的本质，政党的存在更让政客们搞不清楚该向谁负责，但基本的元素依然是一样的。像是在大城市，因为人口基数的原因，政客能做到的就是和尽量多的人聊十分钟，但有人统计过，像在奥克兰40万人的城市，如果认真做，你依然可以通过面对面对话涵盖大约10%的人口。 对于政客，人们需要的是信任和亲切感，当然最后还有通过投票过程将这种感觉合法化。而最不需要的是 ……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觉得政客，还有一些有着统治阶级思想的人民，反过来抱怨人民难管，狡猾，不能信任。这种主次颠倒的荒诞变成了真理，确实是一没有人需要的奇观。

已经进入大学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了，实在是很忙，常常会忘了这里，还请见谅。另外嘛，现在无论有什么话想说，我能找到一个小萝莉说了，所以表达欲就减少了。不知道多少人能够理解这点：）我依然在Twitter上活跃，有事，或者需要交流可以在那里找我。

不过，最近看到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本地电影院快要下线了，家人想去看，还是抽空跟着去看了一次电影。我原本就不喜欢这样的东西，看电影送卫生纸，别人吃个爆米花都要被鄙视，这一听就不是正常人，而是平日中的那些道德勒索犯、爱国贼所喜欢看的电影，不过还好，电影院就我们两三个人，相当于专场电影，吃爆米花谁都管不了我。

不过我不想说这个，我想说的是最近在南岛基督城（Christchurch，或者按非常不信达雅的译法，克赖斯特彻奇）的地震。新西兰是地震多发国，这两年地震不断，这个博客里也提过很多大地震，但从来没有一次地震这样靠近一个大城市。按天朝标准，基督城最多是个大县，不过在新西兰，是第二大城市。这样的地震对全国经济，救灾能力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预计损失在新西兰年GDP的2%以上。

这次地震有很多颠覆我观念的地方。最值得一提的是强震发生的时段。作为天朝子民，我们的“常识”是晚上，特别是凌晨发生的地震，几乎肯定要比白天大家都没睡觉时的伤亡要高得多，“家“这个词的脆弱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了一个很难颠覆的常识。所以当我听到很多人庆幸地震发生在凌晨死点，而不是下午四点，可以理解我有多惊奇了。事实上大多数住宅都比较新（根据新西兰“新”的标准，我的意思是五六十年内），依照的建筑标准更严格，而且大多是木框架结构，所以抗震能力更强。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家是最安全的地方，至少就我，很少看到整体倒塌的住宅。电视中的一个画面很有意思，一户居民发现一个小断裂带正好从自己家中经过，房子跟着地势隆起来，却依然完整并未倒塌。

相对于住宅，倒塌严重的是那些比较古老，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大多处于市区中心的商业建筑和教堂之类的社区建筑，这些建筑晚上通常不会有人住。它们大多是砖瓦结构，一震就导致砖头乱飞，烟囱倒塌。如果是白天，很明显会对行人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不过对我天朝人，特别是还居住在天朝的子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如此低的伤亡率更让震撼了，以至于让很多人嘲笑说新西兰地震是对天朝“很不友好”的一次地震，零伤亡（其实有一个人因心脏病发身亡），新西兰自己不能多难兴邦就算了，而且还让天朝情何以堪，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居心。这个问题让我朝的五毛们伤透了脑筋，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大多是臆测，并不准确。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无所谓，拿到钱就行了。

媒体将这次地震和海地地震对比，两次地震无论是震级还是震中离人口聚集区的距离都差不多，可造成的伤亡水平差别巨大，当然更好的建筑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零伤亡，房屋倒塌都很少，近4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400人的房屋不再安全，需要临时居所。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低伤亡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内。新西兰有个昵称叫Godzone，上帝自己的国家，当然不会让大事发生在这里，事实上这个国家的运气也的确是好。一是地震发生的时间救了很多人的命；二是主震前四秒发生了一次五级的小震，相对于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强余震来说，这个地震对那些居住在砖瓦房内的居民非常重要，就因为多了这几秒，刚好唤醒了正在床上熟睡的人们，接着大震来临，正好逃走，然后发现自己的床已经被压在倒塌的砖头之下了。

如果震中处于市区下方，那么我对这个国家不抱任何信心。甚至连大众都不否认这点，民防部曾经和电视台合拍过一个低成本电影，假设1855年在惠灵顿的地震发生在今天，有人会因为一个星期内等不到救援而饿死，医药短缺让糖尿病人丧生，而这个国家必须得依赖澳大利亚的援助。当然电影有些艺术化，但民防部平日的宣传也是着重于自保，希望民众们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能至少独立坚持三天。

如果有五毛兄弟因为我这些资料得了领导的赏，我要求一半分成，二毛五也是钱，是不是？玩笑归玩笑，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给历史一个完整的图片，不夸大任何一面，不然你和共产党的真理部有啥区别呢？

这就说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这电影离事实根本不能再遥远了，稍微考虑一下都站不住脚。一个小孩子，在如此大灾之后，脑袋还没反应过来呢，能恨自己的妈32年，这显然是我朝的老毛病，用成人意志意淫孩子的想法。当然我不否认灾难中的很多悲欢离合都人催人泪下的能力，但为什么个人的遭遇能获得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 它是真的，至少也应该有事实基础，例如很多电影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因为是真人真事，才可能符合一般人生活的常识，更能产生共鸣。

不过“事实”当然是不能拍的，这词都快成为天朝敏感词大辞典的最新成员了。人掉眼泪很正常，可如果连为谁掉眼泪都不知道，还要通过发卫生纸的途径来强迫别人一起掉眼泪，我坚持对这种人“道德勒索犯”的评价。更别用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事件的一面 —— 还有隐藏的另一面不为众人所知。我推荐一部叫《掩埋》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在youtube上有完整版本（当然，需要翻墙）。当了解了个人悲剧所处的大背景下，再来考虑这些小说和电影是否依然感动，依然有价值，更为合理一些。

32年之后，经济发展了，可社会显然没有随之前进，甚至倒退。三十二年前的个人悲剧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丝毫没有减少，而且更有一种上瘾的趋势 —— 眼泪多么能够创造“凝聚力”，以至于开始鼓励大家流泪，而让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为谁流泪则不再重要，至于能否让人们不再流泪，更不在很多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对于我来说，这种集体的心灵麻木比任何地震都要悲剧，任何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将会不可避免的重复历史。

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句话是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分抗日，七分壮大；后来就变成中流砥柱了。不过当然，我们活在当下，当人们渐渐淡忘过去的过去的事情之后，谎言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可现在的事情总无法抵赖了吧？不见得。政客的嘴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而他们最常用的工具是——数字。

前段时间国家党召开党代会，会议期间不断有工人阶级的劳苦大众在场外示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会议上，总理John Key宣布将会把雇员90天试用期的规定拓展到所有类型的公司，而不仅仅是小公司。在试用期内，雇主可以无条件开除员工。我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是稍微看了下新闻，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家党的支持者说，自从该规定实施来，78%的雇员在90天内都没有被开除，而给雇主提供了用人的信心而不用担心炒掉一个不合格的员工的复杂步骤。而在场外，工会说，这是一条不公平的法律，22%的人在此规定下丢掉了工作。

如果这两个数字看上去有那么些关系的话，你没看错 —— 相加起来是100%。两个数据都来自于劳动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虽然说这个报告本身我觉得有些样本太小，偏袒雇主的问题，但报告里给出的就是这两个数字。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的一方，两方都说了实话。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就完全是谁的嗓门高的问题了。

作为总理，John Key也是一名百万富翁。在最新一期的National Businesses Review的新西兰富人榜中[PDF]，他刚好进入名单。他以前做过财经服务，外汇买卖，所以我想，假设他有着非常深的数学和经济知识应该不过分，事实上，国家党当选的因素之一就是John Key“更懂经济“。

那是在当选之前。之后就不好说了。在议会上，John Key拿出了两个数据来证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缩小 —— 2005年的差距是$187.60，而今天是$160.25。可问题是，2005年时他还是在野党的一员啊？如果列出每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在2008年国家党当选之前，工党执政下的差距一直在减小，就算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2008年，这个差距是 $138。那么就是说，国家党治下两年，相对于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进步，事实上反倒退步了$22，但稍微调整一下统计数据，John Key 就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果这样比也可以的话，我觉得和欧洲人没到新西兰之前的毛利人时期对比会是个更实在的选择 —— 现在我们有电，有汽车，有飞机了，多伟大呀。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时，有两点让我着实感到惊讶。1. 这样的数学头脑也能成为百万富翁？2008年选举时，国家党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工党使得两国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我以为这是事实，可现在才发现事实正好相反。政治宣传的确是不能随意相信的。虽然相对于1999年工党上台时的水平，两国差距的确有所提高，但不过也就$20块钱而已，这额度被这位“懂经济”的总理两年之内就消耗完了。

不用多提的是，类似于这种玩弄统计数字的方法不仅仅处于这种西方国家中，我朝更甚——毕竟无论西方政客怎么玩，至少最后的数字相加还能到100%。

另外推荐一本不太好找，不过有点意思的书：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新西兰是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如此乐意实施排污交易计划（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的国家之一。原因有很多，一是国民本来就就比较崇尚自然和绿色；二，国家的几大经济支柱，包括农业和旅游业，均和新西兰的绿色形象息息相关。而且作为一名知道底细的地理学生，这个国家本来一点都不绿色，有些地方甚至还比不过类似于中国这种如果把火电站改成投票站，第二天就能举行大选的地方。但有时候形象和现实总会有那么点差距，而且人云亦云之后，事实还会被扫到地毯下不为人所知。

从7月1日开始，排污交易计划正式在于民生相关的主要行业，特别是能源和交通方面开始实施。排放交易本身是什么我就不赘述了，维基百科有背景知识。新西兰是西方世界中少数有此类计划的国家（其余大部分国家均属于欧盟单一排放计划下），因此世界再一次的把这个小国作为了一个新概念的实验地。

新西兰的排污交易计划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相关法案经历了两个版本（2008版/2009版），反应了从左翼到右翼政府的换届。国家党政府于2009年上台之后设置委员会审查之前版本的法案，据此提出了不少修改[pdf]，因此还未实践就已经修改过了。最明显的例子国家和每个行业的总排放量限制被撤销了，也就是说，只要付钱，愿意排放多少都无所谓 —— 政府将会无限量对市场供应每单位$25的排放权。

总排放量的设置并不单单只是为了避免国家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指标，而是将被过去认为是免费商品的大气污染权市场化，从而给商业和污染者经济动机来降低排量。而对于一个喜欢市场经济的右翼政府来说，这种做法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它违反了市场供应规律。谁都知道一个简单的经济供需原理 —— 作为商品的污染权供应量越大，相应的价格也就会降低，以至于降低对每个个体的奖励/损失价值。无限量的供应只会导致排放权的实际价值无限接近于0。当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每个行业仍然需要从市场上，或者从政府购买排放权，但这样的成本可以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供应商总是处在一个更强势的地位，而且无限量的供应使得各个行业完全没有通过降低排放而在价格上取胜的动机 —— 大家都排放，除了消费者多付钱之外，各个部门的竞争对手仍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实际操作中，这实际上就把用来调节国家排污量的市场调节机制变成了一种排污税，只要交钱，谁都可以往空气里排污。这听起来非常像工党的通过大帽子的掩护来捞钱的做法，但却是实实在在来自于国家党。而更为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政府实际上捞不到一分钱。 政府对每个行业都有行业平均值60%-90%的免费排污量提供，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不需要排污行业实际负担一分钱的交易，政府还提供补助。换句话说，政府补贴的排放量将会通过纳税人的腰包付出，而剩下的部分还是由纳税人，也就是消费者通过上涨的消费品价格补贴。这不仅仅是排污税了，而是消费者通过支付排污税向各个行业进行大范围的补贴。

新西兰的最大排污行业，农业，更被允许延后五年加入交易计划，这进一步降低了计划的控制排污能力。作为新西兰主要产业，农民拥有十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从长期商业上来看，短暂的逃避只能导致未来面临更严重的挑战。农业非常依靠出口，而新西兰处在一个天高地远的位置，出口商品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长距离运输，如果外国人在购买商品时把碳排放量当作认真考虑的因素之一，像农业这样的出口依赖部门很容易崩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内的连锁反应。

毫不意外的，除了执政党，没有人，甚至包括两个极端：根本不相信全球变暖存在的行动党，和环境保护狂热份子绿党会支持这种计划。这更不受广大的民众欢迎。排污交易计划将会直接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在新西兰，运输几乎都是通过烧油来完成的，运输业成本的上涨，将会 直接导致所有消费商品价格的上扬。我已经收到电力公司的信说价格会上涨3%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环境保护的确要付出些许代价，而且大部分民众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 但这样的代价所换回的是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要怪谁呢？国家党08年选举时很诚实，明确指出上台之后会修改排污交易计划。

虽然放假了，但我最近还是在blog上偷懒了。原因很简单 —— 看球。 虽然我不过是一名伪球迷，但是在全球最受关注的体育比赛的感召下，还是熬夜看了好几场球。特别是作为一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小国，新西兰在时隔28年之后凭借澳大利亚让出大洋洲冠军，替补守门员扑出关键点球等一系列低概率事件再次打入了世界杯，当然更不能错过 —— 天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看到第二次。

足球不是新西兰的传统运动，在国内也不受关注，免费电视频道只转播11场比赛，因此要看球的人也没得选择，只能看鱼腩队比赛。新西兰只有25名专业足球运动员，毫不夸张的说，这个国家会踢足球的，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球员，不管是70后还是90后，基本上全去南非了。这样一只球队，谁都会以为它是鱼腩，我在Twitter和聊天中都笑话新西兰人纯粹是去打酱油的，不被灌进十个球已属大幸。以前看该队的赛事，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这球队无组织、无纪律、无个人能力，有那么点像没头苍蝇，撞进去是纯属运气，撞不进去则是命。实际上这次世界杯的队伍也大概如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高。不过一个好处是，看这样的球队没有压力，因为无论是什么结果，你都可以接受。

可连这个国家自己都没料到，这支球队会以三战不败的成绩，力压卫冕冠军男模队，昂首回家。在结束最后一场的比赛之后，总理John Key甚至说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要让队员们在国内享受“冠军般”的待遇。

为什么一个伪球迷要说这个——因为你能在这支球队上看到这个国家振奋人心的国家性格 。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在不少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眼里，新西兰几乎是一无是处。简单的一个例子，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都是从国外向天朝国内带电子商品，而我们正好相反，是从国内往这里带。经济不行，地理位置偏远，除了羊比人多和空气好两大优势，要问我这国家有啥优势，我还真想不出来。

但这并不妨碍你学习到一些自己不具有的性格，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一无是处的。新西兰的国家性格源自于一战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组成联合军团（ANZAC）参与欧洲战场 —— 虽然战事本事输得很惨，但两国独立国家意识就此形成，而士兵们在绝望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乐观，坚持下来，则成了至今仍在纪念的“ANZAC Spirit”。除开政治不谈，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所拥有的勇气一直是我的榜样。从在草地树林中狂奔的青少年，到为了自己理想而坚持的成年人，甚至为了国家信念而不惜和美国顶撞（虽然我认为从政府层面看，这国家开始有唯利是图的倾向了）；这和事事瞻前顾后，屈服于“现实”的“屁民性格”，完全是两个极端。

但这种勇气也不是像主体思想队那样没头没脑的乱撞，在比赛之前，新西兰人普遍处于嘲笑状态，当时看各个网站，和个人blog对本国队伍的寄语是 —— “好好玩就行了”；“如果实在太难，赶紧跑吧”。实际上球队自己都清楚自己的水平，但知道自己没技术，就加倍努力，新西兰人的拼抢确是最狠的。在和男模队的比赛中完全被压着打却只被进了个点球，完全靠着后卫前赴后继不断堵枪眼和替补守门员的努力。体育不就应该是这样？有技术的拼技术，没技术的，只要尽全力，也就对得起自己了。虽然因实力所限未能晋级，但却赢得了尊重，可以非常体面的退场。

至于又没实力而只依靠奇巧淫技，仰望星空来生存的人们，就不要怪别人嘲笑了。我指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国足，百度，和影帝温。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西兰有着相当强大的草根运动传统。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家中，几次大事件几乎都是由公民不服从而引发的。原因很简单，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是无法产生出什么非常有话语权的名人的，因此，人民习惯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很多草根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甚至进了议会中的左翼政党，主要是工党，还有更左的绿党。但这些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议会之外，还会看到他们领军抗议浪潮的身影。反对者称他们为“专业抗议家”，就靠抗议吃饭；但他们却为此而自豪。

其中一个专业抗议来自绿党，每当有中国官员到访位于惠灵顿的议会大楼时，党魁总会举着一面雪山狮子旗站在门口“恭候”访客的到来。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固定项目，原来举旗帜的是Rod Donald，而在此人逝世之后，新任党魁Russel Norman把这个“传统”坚持了下去。因为议会安保的问题，只有议员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在有客来访期间靠近议会大楼（虽然如此，任何在议会内的抗议仍然需要议长批准）。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绿党每次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举着旗帜竖立在议会大楼外，而且还要常常面对成群的亲中欢迎队伍，那画面，苍凉悲壮感中，略微透出一丝傻气。

但不要误解我，不管我赞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公民，一个议员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应有的权利。就算他是傻瓜，他也有做傻瓜的权利。虽然每次中方都对这面雪山狮子旗有点看不过去，但也只是忽略掉他而已，每次抗议也非常和平。但今年不一样了。也许是国力增强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习储君今天下午到访新西兰议会时，祭出了我朝特产打伞功试图掩盖Russel Norman举的旗帜，失败之后还与之扭打，用雨伞敲击，抢走旗帜 —— 一个外国保镖在另一国的议会大楼内和议员扭打，还真是闻所未闻。也许保镖把这里也当成中国了？

当然，保护重要人物是保镖的工作，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不反对这点。但根据现场录像显示，Russel Norman没有和任何人有肢体上的激烈接触，非常听话的站在保镖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给保护对象造成什么类型的人身伤害 —— 除非储君对那面旗帜过敏。

印象中这应该是官方第一次在外国土地上使用打伞功，感谢国家，今天让新西兰人见识到了我们是如何在国内对待异议者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朝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伞兵是09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然后再运用到了类似于世博会等重要场合中。且不说几个人打着雨伞的大男人在天安门广场晃悠是个非常幼稚，有喜剧感的画面，不管是谁发明的这种打伞功，这个人的心智也绝不会多么成熟。打伞能做到什么呢？该拍照该录像的新闻记者一个不少，还顺带向全世界介绍了我们有多么喜欢打伞，成为了国际笑话。

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打伞来维护的。今天在惠灵顿的恶劣行为如果能对国家形象做出什么贡献的话，那只会是负面的贡献。新西兰警方表示已经正在调查此事。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把那位打人的保镖赶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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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更新： 因为中国方面拒绝合作，因此警方已经宣布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任何人，但表示对此事的调查将会继续。习近平的代表团将于明天离境。

新西兰民众，特别是比较右翼的选民，常常认为有些职业的工作人员不属于“现实社会”的一部分，觉得这些人缺乏社会经验。这些职业包括老师（特别是大学老师），和公务员。虽然这种说法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职业的政治倾向通常都偏左，所以不讨人待见。但对于公务员，乃至于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政客，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说法的。虽然相对于中国的“铁饭碗”来说，一个政府职位并不和一个私有企业的职位高级多少，但两者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作人员的权利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如果你在私人企业，你想涨工资，那么你会直接找你的老板谈。虽然公务员和政客也有“老板”——“纳税人”，但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是你的老板，这情况实际上和人人都不是你的老板是差不多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出现个团体或者机构来代表纳税人。使用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政府，实际上就和自己管自己没区别。

所以一旦权力失去制约，后果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当英国的议员支出丑闻烧到新西兰时，很多民众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议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吃午餐，给女朋友的海外旅行付账，甚至是给自己买A片。最近的火烧到了工党的身上，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工党在执政九年期间，有至少三名部长的支出有不检点行为。其中一位Shane Jones当即无条件向公众道歉，而另一位部长，Chris Carter，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而被工党党魁要求回家反省 —— 这是玩笑么？还是一个家长在管教自己的小孩子？

在监管方面，我觉得新西兰做得并不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客几乎都是在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逃过媒体的眼睛，只有在实在太过分了的时候，例如要把议会特权延伸到议会之外时，才引起民众反感。而长期放纵政客则直接导致了权利意识泛滥。人都是贪图利益的，既然议会提供了一张信用卡，虽然规定说只能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但我为啥不能用它来买A片吃午饭呢？午饭是工作午餐，爱情动作片嘛……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外太寂寞了？

让我感到见怪不怪的是的是大部分政客和民众的反应，缺乏监管的根本原因因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是一个公司会计，我因为自己的信用卡过期了，或者我暂时缺点钱，因此我从公司那里“借”了点钱出来。后来我被老板发现了，我说明情况，把钱还掉之后，我是否能够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工作？

当然不能，我多半会被以欺诈，盗窃等罪名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客就可以逃脱？

这种特权文化的泛滥，已经使得甚至连民众都已经认为公众人物都可以享受额外的特权了。刚开始我还感到很惊奇，特别是老牌电视主持人Paul Holmes公开在广播节目中说前联合国秘书长是“不要脸的黑鬼”时 —— 这种情况无论是放在美国还是英国，都意味着这位主持人新闻生涯的结束，可Holmes虽然也遭到了强大压力，但却可以继续逍遥5，6年，然后十分体面的退休。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英国足协主席，申请2018世界杯的大使David Triesman，因为被小报在餐馆里录下“西班牙和俄国人试图贿赂裁判”而被迫辞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新西兰的2011橄榄球世界杯大使公开说一直球队对“darkie”的数量有名额限制，却一直拒绝辞职，甚至还得到了总理John Key的支持，认为只要他道歉了，“这事就可以了了”。

我想新西兰人应该学习一下中文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地媒体stuff今天效仿英国卫报的方式，把多达1.6万页的议员信用卡开销名目放在网上让民众有机会挖出议员的脏事。这本来是一个web 2.0的好创意，按照这个网站的每日访问数量，1.6万页并不是什么大数目，每个人看一篇，早就看完了。可问题是到了现在（15日晚上8点），也就不过被翻了四千页而已，一副小国寡民，不关我事的态度昭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