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西兰有着相当强大的草根运动传统。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家中，几次大事件几乎都是由公民不服从而引发的。原因很简单，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是无法产生出什么非常有话语权的名人的，因此，人民习惯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很多草根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甚至进了议会中的左翼政党，主要是工党，还有更左的绿党。但这些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议会之外，还会看到他们领军抗议浪潮的身影。反对者称他们为“专业抗议家”，就靠抗议吃饭；但他们却为此而自豪。

其中一个专业抗议来自绿党，每当有中国官员到访位于惠灵顿的议会大楼时，党魁总会举着一面雪山狮子旗站在门口“恭候”访客的到来。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固定项目，原来举旗帜的是Rod Donald，而在此人逝世之后，新任党魁Russel Norman把这个“传统”坚持了下去。因为议会安保的问题，只有议员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在有客来访期间靠近议会大楼（虽然如此，任何在议会内的抗议仍然需要议长批准）。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绿党每次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举着旗帜竖立在议会大楼外，而且还要常常面对成群的亲中欢迎队伍，那画面，苍凉悲壮感中，略微透出一丝傻气。

但不要误解我，不管我赞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公民，一个议员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应有的权利。就算他是傻瓜，他也有做傻瓜的权利。虽然每次中方都对这面雪山狮子旗有点看不过去，但也只是忽略掉他而已，每次抗议也非常和平。但今年不一样了。也许是国力增强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习储君今天下午到访新西兰议会时，祭出了我朝特产打伞功试图掩盖Russel Norman举的旗帜，失败之后还与之扭打，用雨伞敲击，抢走旗帜 —— 一个外国保镖在另一国的议会大楼内和议员扭打，还真是闻所未闻。也许保镖把这里也当成中国了？

当然，保护重要人物是保镖的工作，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不反对这点。但根据现场录像显示，Russel Norman没有和任何人有肢体上的激烈接触，非常听话的站在保镖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给保护对象造成什么类型的人身伤害 —— 除非储君对那面旗帜过敏。

印象中这应该是官方第一次在外国土地上使用打伞功，感谢国家，今天让新西兰人见识到了我们是如何在国内对待异议者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朝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伞兵是09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然后再运用到了类似于世博会等重要场合中。且不说几个人打着雨伞的大男人在天安门广场晃悠是个非常幼稚，有喜剧感的画面，不管是谁发明的这种打伞功，这个人的心智也绝不会多么成熟。打伞能做到什么呢？该拍照该录像的新闻记者一个不少，还顺带向全世界介绍了我们有多么喜欢打伞，成为了国际笑话。

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打伞来维护的。今天在惠灵顿的恶劣行为如果能对国家形象做出什么贡献的话，那只会是负面的贡献。新西兰警方表示已经正在调查此事。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把那位打人的保镖赶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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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更新： 因为中国方面拒绝合作，因此警方已经宣布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任何人，但表示对此事的调查将会继续。习近平的代表团将于明天离境。

新西兰民众，特别是比较右翼的选民，常常认为有些职业的工作人员不属于“现实社会”的一部分，觉得这些人缺乏社会经验。这些职业包括老师（特别是大学老师），和公务员。虽然这种说法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职业的政治倾向通常都偏左，所以不讨人待见。但对于公务员，乃至于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政客，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说法的。虽然相对于中国的“铁饭碗”来说，一个政府职位并不和一个私有企业的职位高级多少，但两者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作人员的权利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如果你在私人企业，你想涨工资，那么你会直接找你的老板谈。虽然公务员和政客也有“老板”——“纳税人”，但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是你的老板，这情况实际上和人人都不是你的老板是差不多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出现个团体或者机构来代表纳税人。使用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政府，实际上就和自己管自己没区别。

所以一旦权力失去制约，后果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当英国的议员支出丑闻烧到新西兰时，很多民众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议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吃午餐，给女朋友的海外旅行付账，甚至是给自己买A片。最近的火烧到了工党的身上，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工党在执政九年期间，有至少三名部长的支出有不检点行为。其中一位Shane Jones当即无条件向公众道歉，而另一位部长，Chris Carter，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而被工党党魁要求回家反省 —— 这是玩笑么？还是一个家长在管教自己的小孩子？

在监管方面，我觉得新西兰做得并不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客几乎都是在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逃过媒体的眼睛，只有在实在太过分了的时候，例如要把议会特权延伸到议会之外时，才引起民众反感。而长期放纵政客则直接导致了权利意识泛滥。人都是贪图利益的，既然议会提供了一张信用卡，虽然规定说只能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但我为啥不能用它来买A片吃午饭呢？午饭是工作午餐，爱情动作片嘛……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外太寂寞了？

让我感到见怪不怪的是的是大部分政客和民众的反应，缺乏监管的根本原因因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是一个公司会计，我因为自己的信用卡过期了，或者我暂时缺点钱，因此我从公司那里“借”了点钱出来。后来我被老板发现了，我说明情况，把钱还掉之后，我是否能够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工作？

当然不能，我多半会被以欺诈，盗窃等罪名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客就可以逃脱？

这种特权文化的泛滥，已经使得甚至连民众都已经认为公众人物都可以享受额外的特权了。刚开始我还感到很惊奇，特别是老牌电视主持人Paul Holmes公开在广播节目中说前联合国秘书长是“不要脸的黑鬼”时 —— 这种情况无论是放在美国还是英国，都意味着这位主持人新闻生涯的结束，可Holmes虽然也遭到了强大压力，但却可以继续逍遥5，6年，然后十分体面的退休。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英国足协主席，申请2018世界杯的大使David Triesman，因为被小报在餐馆里录下“西班牙和俄国人试图贿赂裁判”而被迫辞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新西兰的2011橄榄球世界杯大使公开说一直球队对“darkie”的数量有名额限制，却一直拒绝辞职，甚至还得到了总理John Key的支持，认为只要他道歉了，“这事就可以了了”。

我想新西兰人应该学习一下中文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地媒体stuff今天效仿英国卫报的方式，把多达1.6万页的议员信用卡开销名目放在网上让民众有机会挖出议员的脏事。这本来是一个web 2.0的好创意，按照这个网站的每日访问数量，1.6万页并不是什么大数目，每个人看一篇，早就看完了。可问题是到了现在（15日晚上8点），也就不过被翻了四千页而已，一副小国寡民，不关我事的态度昭然显现。

前段时间新西兰财政部长Bill English陷入了舆论的指责。议会有一条守则，所有来自首都惠灵顿之外的议员，在惠灵顿开会期间均有权申领住房补贴。English不是惠灵顿的议员，他的选区在南岛，因此他有权利申领这项补贴。

不过问题是，他虽然来自南岛，他在惠灵顿也有房产。在惠灵顿开会期间，他实际上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照样申领了补贴。理论上来说，这完全符合规矩，但却是非常unethical的，更何况作为财政部长，被国人期望带领国家走出经济低估，却这样揩纳税人的油，使得消息传出之后舆论一片哗然，最后他不得不退回所有已经申领的补贴。

我一直很好奇每一名议员需要花多少钱来养，但在过去，你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虽然议会公开每一名议员的工资，但除工资之外，议员还能享受各种各样的补贴。如果一名议员能够连任三届，那么他还有权利享受议会提供的退休金，大致和工作时的工资一致。

不过拜英国的政治风暴所赐，新西兰也在逐渐公开议员的各项支出。一名议员的最低工资是$131,000，不过这是基础工资，大部分议员拿的工资都比这个高，而总理的工资是$393,000。至于补贴，最近公布的议员补贴数据显示，最近的一个季度，整个议会122号人总共花掉了$200万纳税人的金钱，平均每人$16,000。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年纳税人要花大约20万纽币养活一名议员。

作为对比，全国的平均工资是$37,000。

不得不说议员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事实也是，要混上这个位置，也不容易。但他们真的值这个价么？也许有高薪养廉的道理，不过现实却并非如此。最近出现了第一个因为贪污而被送进监狱的前议员，而这位议员因为当满了三届，狱中照样享受高额退休金。另一个案例则是另一名议员，Rodney Hide，用公款请他女朋友和他一起出访。

无论是行贿，而是工资的钱，这笔经济成本总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把这笔钱合法化？其实我觉得这是值得细算的一笔账，行贿受贿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否值得让纳税人用高薪养廉。

不过养那么多人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如果你认为用120人管理400万人口的国家似乎有些浪费，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你一个。工党的一名前议员就曾经说过，他认为议会里真正在管理国家的人不会超过5，6个。剩下的人都是不知所措，一脸茫然，仿佛是在那里“卖保险”的推销员。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社会上，我们为金钱做事，而政治里的“金钱”就是权力。权力来自information（消息），而真正掌握各式消息和资料就那5个人，而且是不会和其他人分享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该废弃民主，但很明显，这还有改善的空间。如果算算独裁的代价，那更吓人，吃住有皇帝般的享受，出入有专车，所以当你要中国官员公布财产和政府支出时，他们会反问 —— 老百姓公布了没？

新西兰统计局发布了第一次社会普查报告（New Zealand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8），这个新闻在很多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不过媒体并没有告诉你全部。在统计局的新闻稿中称“86%的新西兰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不过阅读一下整个报告，还是有些有趣的地方。

较好的经济条件会提高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有点废话）。43.7%高收入家庭（$70,000+）对生活非常满意，而最低收入的满意度只有32.2%。高收入家庭也更加有安全感，更容易感到幸福。

不过有一项内容和收入无关 —— 歧视。无论收入高低，都有10%的受访者在过去的一年中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歧视。受歧视程度有轻微的地域差异，奥克兰和北岛丰盛湾地区的受访者最容易受到歧视，而我印象中比较排斥外人的南岛，歧视水平反而较少。我猜测应该是因为奥克兰地区非白人人口比较多的原因，在报告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亚裔受访者声称在过去一年中受到了某种歧视，而欧裔只有7.9%。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并不是真的就是歧视，特别是根据我对某些华人的理解。同理，我知道欧裔人士所受到的“歧视”，有时候只是因为他们无法打入某个种族群体的小圈子。我一般倾向于把这项调查看作和“安全感”类似，一个非常主观的项目，但可以反映大致的趋势。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虽然只有1/3的人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每日需要，但他们的幸福感，相对于高收入家庭，并没有降低太多。我想这是天朝值得学习的一个方面，虽然报告没有分析这个现象，但从报告中的一个项目可以看出来：在每个收入段都有97%左右的受访者相信，如果他们遇到了严重困难，总会有自己家庭外的某个人来帮助自己。低收入家庭虽然收入不高，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和社会脱节，形成独立的小家庭。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是学历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你也许还记得我前段时间提到过的那份高等教育报告，看上去新西兰的社会也印证了这一点。20%的人口有大学本科或者以上学历，他们更健康，收入更高，更容易感到幸福。不过有一个例外 —— 他们对生活更挑剔，他们更容易对自己家庭的房屋状况和周遭环境感到不满。知道得越多越不开心？：）

这份报告可以在这里看到。

今天绿党议员Keith Locke（又是他）一份私人提案被抽中，将会在议会中进行讨论和投票。这份提案可以在绿党的网站上看到。简单的来说，如果该提案通过，那么全国将会进行两次公投，第一次决定是否应该保留君主制，如果一半以上的人赞同，那么第二次投票将会决定如何选出国家首脑，现在的议案有两种选择，75%的议员选出，或者是通过选举产生。但无论是哪种选项，这位国家首脑的权力和今天的王室依然是一样的，不会有实权。

君主制在新西兰一直是一个……话题？不能说是热门的话题，但大家都忘不了。主要的政客，包括两任总理，都公开表示过新西兰将会不可避免的走向共和制，彻底抛弃英国王室，但这些政客在时间表上也是惊人的一致 —— “但现在不是时间”，不敢主动提出这类议案。这个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是选票毒药，不会受到老一辈人的欢迎。

不过另一个原因也是公众对君主制问题上还暂时没有达成一致。对于一个和英国有密切联系，很多人还称英国为“家”的地方，侍奉英国王室代表着同母国的牢固联系，这一联系不是可以轻易打破的。我的同学也进行过一次模拟公投，大约3/4的人赞成保留英国王室。本地出生的同学只占到了一半左右，所以君主制还是很有市场的，而不仅仅只是对那些和英国有联系的人们。

我对这个议题无所谓，但如果要投票，我还是倾向于保留英国王室，原因很简单：如果这个国家完全独立，和谁都不沾亲带故，那这个国家多半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国家。另一个问题是怀当义条约，如果英国王室消失，那么毛利人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将会变得非常不明确，造成宪法危机。Locke的提案是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把毛利人和英国王室的关系变成毛利人和总统的关系，英国王室的义务转给了总统。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总统代表国家，把一个民族单独列出来和国家对立，我不觉得这个方法会行得通。

我也不认为这次的提案能够三读通过，现在的条件还没成熟。不过这份议案却是有好处的，它可以重新打开人们对于该话题的讨论，以至于最终到达那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并不是很熟悉新疆，对这位叫热比娅的人也不如达赖熟悉。作为一个懒人，我有个习惯，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事，否则如果我要花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到达一地，我就对其没有兴趣了。不过正好，昨天晚上热比娅在奥克兰的演讲离我很近，晚饭之后散步过去听听她说了什么。

这次访问是新西兰绿党和大赦国际合作邀请的，和政府无关。据我的理解，今天她虽然会在惠灵顿会见一些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但那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在昨天晚上的演讲上，只出现了绿党的一名议员Keith Locke和大赦国际的负责人。这两位一直使用“新疆自治区”这个词而不是“东土耳其斯坦”，据大赦国际的负责人说，大赦国际支持良心犯，但不介入主权争议。

我不太想对这事本身发表意见，顺手牵走了一份她的演讲稿，因此我仅把我认为本博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原话翻译一遍，并不代表我反对或者赞同她的说法。

• 只有共产党真正尊重和遵守宪法和自治区法律，东土耳其斯坦才可能有和谐社会。
• 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民族关系已经降到了近几十年的最低点。重返和平和稳定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中国政府承认新疆现在有严重的问题。
• 如果我们能从新疆和西藏的骚乱中学到什么，那么就是中国政府没有解决非汉族民族不断被边缘化的好方法了 —— 除了无休止的镇压。
• 我已经准备好了和中国政府讨论如何解决过去60年来在（少数民族）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如何进行政治改革。
• 现在是中国政府进行改革，解决其失败政策问题的时候了。这不仅仅是对于东土耳其斯坦和新疆来说，而是整个中国。中国应该开始接受人权，自由和民主，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受尊敬的成员。维吾尔族，藏族，汉族和在中国的其他民族被共产党政府压迫太久了，现在是抚平伤口与互相和解的时候了。

那些受的什么歧视之类的我就懒得翻了，例如招工只招汉族之类的。

后面的问答时间中我比较感兴趣的两个问题都有人问了。一是她对“东土耳其斯坦”这个词的看法，她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本民族对自己家园的历史名称 —— 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这方面的同学或者维族人证实一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另一个当然是她究竟想要追求什么，独立还是自治？她的回答是，“self-determination”，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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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想说的是爱国青年和我党的配合。虽然我以前就知道一些，不过昨晚亲眼所见，还是有些感想。

我党有个很不好的趋势，裆越不喜欢谁，谁就越红。我倒不认为这是外国人傻（那种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对方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人才是要么和党一样居心不良，要么智商有问题），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习惯， 例如如果发现一个网站被GFW封锁，或者被Google提示是敏感词，我想很多人都会翻墙，好奇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敏感。

其实热比娅原本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相信很多人在7月的那次事件之前更不太可能了解“世维会”是什么。她和她的那个纪录片，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党主动去捧红的 —— 谁说中国人需要诺贝尔奖？我们自己就颁发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GFW’s Web Choice Award 和 Chinese Government Recommended Award。

这种现象的产生，用一句闽南话说，和我党的鸭霸习气是分不开的。当恶霸并不是没有用，但作用只限于自己的地盘内。在自己的地盘外，至少也要装模作样一下，装作自己是客人吧？明明没有决定权，却还要像小孩一样大耍脾气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昨天晚上的演讲原本是在奥克兰大学的一间教室，大学因为压力被迫取消了活动 —— 后来主持人才发现，若不是换了新场地，奥克兰大学的教室根本就装不下那么多人。

不过我觉得我党捧谁谁红这种现象，很大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爱国青年的随地吐痰。自己倒是爽了，“爱国”了，可现实意义除了能够在朋友面前吹嘘两下，或者像那些做得更绝的，给自己捞点好处，对事情本身只有坏处。昨天晚上目测最多只有300人在场，对于新西兰大众来说，这完全是小众聚会，能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不弄点抗 议之类的东西出来，英文媒体我觉得就不会像对待达赖喇嘛那样产生多大的兴趣。

首先是这些人对言论自由的幼稚理解，言论自由不是在一个正式场合上撒泼，大吼大叫，打断别人说话的理由，以言论自由做挡箭牌真的只有让人觉得这群人极度无知。不过主持演讲的Keith Locke我觉得还是做得比较公道的，问答时间把第一个问题给了在吼叫的那几个。

这就到了第二个问题，这些人在国外上大学，难道就培养不出一点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问的那几个问题，少数民族受优惠啊什么的，很明显就是官方常用的论据和观点，不管这些论据究竟对不对，对方是出来混的，难道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学生们自以为“无可辩驳”的问题？其中有个学生说热比娅在给新西兰人洗脑，其实看这些人问的问题，就知道真正被洗脑的人是谁了。

昨天晚上电视一台对此的报道中，有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 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说，但没有人在听的“讨论”。至于这种讨论能帮谁，就不用说了。

虽然是本地的概念，不过我想这个blog的读者也许会感兴趣，所以说说。

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每一个部落都一定会有一个类似于议事堂的东西（Marae，直接翻译就叫大房子）。要完全解释清楚很不容易，因为中文没有对应翻译。但Marae更像是部落的中心，不仅是议事，成员间的社交，未成年人的教育，甚至睡觉都在里面。如果是部落外的要来造访，通常的规矩是必须在门外等着，要在部落表示欢迎之后才能进入Marae，进行一个相当正式的欢迎仪式（Powhiri）之后才可以随意交流。

大部分毛利部落在这方面都有一个传统：女人不能坐在第一排，只能坐在男人的后面（特别是在两方对坐的情况下）。在一些更严格的部落里，女人甚至没有发言权。这条规矩有多么严格？最近20年中新西兰出了两个女总理，甚至在一段时间中国家三权的最高领导都是女人，可这条规矩还是让前总理Helen Clark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再次参加类似的活动，甚至把她给气哭了。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规矩听上去是标准的歧视女性。但毛利人却有另外的看法，我听一位女性的解释是，这样的规定恰恰是因为女人是受保护的对象。因为在以前，部落并不知道访客的真正来意，如果在交谈中一言不合打起来了，可以确保最先被牺牲掉的是男人（囧），而负责部落繁衍的女人有更大的存活机会。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也许并不是对方的本意。但现在是文明社会，不随便乱动手了，这条规矩还有必要保留吗？

最近和一群同学去Marae看望一位同学，她的儿子去世，遗体在Marae内接受瞻仰。由于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懂毛利语，所以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不过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主人特地安排了两个懂毛利语的女性坐在第一排做翻译，似乎对这规矩完全不在意。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这条规矩似乎正在瓦解，在长期接待游客的地方这种规矩据说瓦解得更快。

但在毛利人与政府的交流中，强硬派则要求必须按照毛利人的传统行事。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传统对毛利人有多么多么重要，不能作出一点点让步 —— 我一直认为毛利人比较包容，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但独立文化的重要性就在于此，特别是弱者来说 —— 这彰显“我”和“你”的不同，你现在进入了我的地盘，我不是你的附庸。

但是不是有这样想法的族群就一定是在策划“独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