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tosia

我原来以为唐骏的事情将会很快结束 —— 因为这事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野鸡大学文凭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不然唐博士也就不会连毕业论文都拿不出了。而且不论野鸡大学本身是不是存在，在美国多个州， 只是使用如此文凭就已经构成了伪造文书罪。若是在求职时作假，例如像唐博士那样声称拥有自己并没有的学历，那更是犯罪行为，在新西兰，就 曾经有人因此而坐牢。可现在这种情况着实让我惊讶，一个公开说谎且不承认的人，不仅没有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反而还有不少人支持。这不是什么需要 大学生才懂的高深道理，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教过孩子不能说谎。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是非问题了。

但我相信很多父母也教过，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点小动作，只要不太过分，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世界上没一个社会是可以纯洁得人人都按照规则办事，大家都 友好待人，因此我不反对这种教育，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防人的最好方法就是了解别人可能会黑你的方法。但我们和这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使得自己变坏的现象有 着本质的区别。唐博士的主要辩护依据之一就是他有能力，所以作假说谎都是可以原谅的。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唯利是图的社会中，这种论点看上去很合理，但换句话阐述这个论据后的本质：人人都可以以任何手段达到成功，那还会有那么多人为唐博士辩护么？

还是会有，不过就不会使用这个论据了，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是不对的。不过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改造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游戏规则已经延续两三代人了，大家，特别是“比较成功”的那一群，或多或少的都有点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大家的背后都有着巨大的，而且是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风险。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会自然而然的让和自己利益攸关的群体承受同样的压力。为什么？政治，经济，社会用的都是同样的游戏规则，政治上来说，木子月月鸟的日记就是搅屎棍 让大家都粘点屎，保证在大家的有生之年内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经济上最好的例子就是次贷危机，为了规避风险保证持续的收益，只能把泡沫越吹越大；社会，特别是道德上也是如此，大家都不干净，背后都有点屎，整个社会就动态平衡了。看看西 太平洋大学的校友录，就知道为什么唐博士绝对不能垮 —— 更别提习储君的学历了。

但这种平衡的可怕之处在于，虽然大家所承受的风险差不多，但承受风险的能力可是不同的，这能力也不是无限的，所以总有人会先承受不住。因此无论是政客或者“成功人士”的小秘密，还是经济泡沫，就像谎言一样，需要维护成本。唐博士就遇到了说谎说不圆的问题，毕竟说谎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而无论是经济泡沫，还是道德危机，同理，也是要从某个地方开始垮的。而连锁效应所带来的后果就不仅仅是自己原本承受的那点风险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就 在如此，大家，特别是所谓“精英”，都或多或少的背了点良心债，谁都承受不起风险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就像小平同志所说一样，“让下代人解决问题”，当然，后面还有半句 —— 直到崩溃了为止。

但要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是否会经历一次道德崩溃，还真不好说。因为崩溃的前提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还存在和有效，例如经济的基本原理，政治上的互相竞争，或者社会中的基本道德。经济是不用说，市场经济几乎是自然规律，政治力量可以控制，但很难消灭市场规律。不过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两者就不好说了。因为 没有反对党的存在也就没有政治所需要的竞争，这导致我朝的领导们似乎越来越接近一种攻守同盟式的妥协，形成利益集团，大家都各自悄悄的把自己屎消化干净， 让大家都相安无事。而从社会方面来说，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和良心的存在，变成了纯粹的丛林社会，那么人们所承受的风险就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什么崩溃了。

虽然在国外，但也非常不希望看到中国社会落到这种境界，这毕竟是我的国家。要找到为什么中国社会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这样的地步，罪魁祸首其实并不难 发现 —— 既然为了维稳，“社会和谐”而说谎、造谣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为了个人利益说谎，看上去也的确是没什么不妥。如果这个例子还不够，这一点在唐博士的名言中最为明显：

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 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不知道你看到这句话时想到了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形容我党的那句名言：杀一个人是犯罪，杀上百万人，最多就是个错误。唐博士这句话简直就是这句名言 在社会道德中的翻版，还更进了一步，这压根就不是错误，而是种“能力”。

从经济角度来说，唐骏的事业已经崩溃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可一点不傻，他们知道让一个不诚实的人来掌控自己的企业会有多大的经济风险，就算中国社会今 天的状态让这一点无所谓，用唐骏这个人而给整个企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会被商人所接受的。在这一点上面，唐骏除了自己，谁也怪不了。做出一个行为的潜 在效益总是会伴随着相应的风险。唐博士既然选择通过作假得到额外的好处，这行为本身就已经表示他愿意承担由此带来巨大风险。没被发现是幸运，但一旦被发 现，那有什么好说的呢， bad luck。

但更大的崩溃还在后面。

据说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虽然这句话的出处有疑问，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天朝人，它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在生存能力和政治觉悟上如果不能达到全球人类平均水平，也至少不能输给动物世界，否则就真的太丢脸了。

作为一个对社会学和生物学都有点知识的人，我觉得两者有着非常有着而且很紧密的联系。动物世界的行为模型可以被看作 是人类的简化版，从最简单的自然反应来说，我们和单细胞生物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一个例子是趋温性，寻找比较适合自己的温度但又不太热的地方。在太阳暴晒下，单细胞生物会往角落里钻来躲开太阳，而我们会逃到屋檐下乘凉和吃冰糕降温。当然我们也有比较高级的地方，猴子通过打架和对上级服务（挠痒痒）来确立等级关系和往上层阶级爬，而打架失败的会被猴子其他猴子鄙视，甚至是被赶出族群；而文明的人类社会则用多数决议，共识等机制来决定领导。虽然不打架了，但最后胜出的通常还是强者。

人类和动物世界间是如此的相似，很多人也用那句疑似林语堂的话来形容今天的天朝，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在两者间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是个遗憾。虽然我在两者间都不是专家，但还是忍不驻尝试一下，搏君一笑。

其实在政治觉悟上，比起动物世界来说我们真的强不了多 少。猴子通过打架来决定新一代领导核心，而天朝的三次核心转移分别是通过政变，天安门事件（还有装孙子的江）和私底下勾心斗角来完成的。虽然胡萝卜的隔代继承比较和平，但比起全球平均水平，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距离。而且用这种事实来分析我们和动物世界的差距有一个缺点。 这是基于共产党员来分析的,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员，特别是相信中国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屁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太祖毛皇帝说过，中国有至少5%的坏人，而今天相对于中国14-5亿人来说，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共产党处处都彰显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因此这类分析不具有广泛性。那么天朝人和动物世界比起来又怎么样呢？

动物世界中比较聪明的弱者（非食物链顶端，个体力量很小）它们会非常自然的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动物群。这也许是横跨大陆的野马群迁徙，或者是蜂 群。动物一点都不笨，这种集体行动会给整个族群的每一个体产生相当多的好处。一是重要信息可以更迅速的在每一个个体之间传播，而这带来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要生存，就少不了找寻食物和适合居住的栖息地。团结起来的群体可 以指派少部分个体去搜索这些东西而不用让每个个体去浪费时间重复劳动，节省了重要的能量，以及降低了发生危险没人帮忙的可能性。

但最重要的信息还是风险警告。一只单飞的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被吃掉就被吃了。但如果是一群鸟，虽然也许还是会损失那一只鸟，但却给群体的中其他 个体提供了生存优势，让它们及时了解可能的威胁，以及充足的时间来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反应不仅限于逃跑。团结在一起的弱势群体常常能够抵御，甚至战胜比 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例如大部分牙比较厉害的蚂蚁可以吃掉小型昆虫。但就算要逃跑，一群动物一起行动也会更有效率，例如鸟的人字形飞行消耗更少能量，而邻里守望式的集体也更能保障个体间的安全。

弱者之间的联合也是一种累积智慧的方式，也就是群体智慧 —— 这已经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重合部分了。有着相同利生存和繁衍目标的生物在攸关自身利益的事宜中会使用群体智慧来做出决定。这种行为的例子包括蜂群的下一个巢须经所有探路蜂的同意。蚂蚁决定下一个巢位置的过程似乎也非常类似于此。

当然也有单独行动的弱势群体，最有意思的是新西兰本地一种叫Kakapo，不会飞的鸟，中文名叫鸮鹦鹉。在人类到达新西兰本岛之前，新西兰几乎没有哺乳动 物（除了几种蝙蝠），这就导致了像鸮鹦鹉对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拿着枪的欧洲人登陆新西兰时，他们笑傻了 —— 鸮鹦鹉甚至都不会跑，而是呆在那里不动，期待猎人没有发现它而去对别的动物下手 —— 因此它们今天几乎被杀光了。

这其实是一点读书笔记，最近对科学方面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回到话题，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 —— 天朝人有着超强的自尊，而做伤害自尊的事情是要被诅咒的，我不敢对天朝屁民是否比不上动物世界这个问题下结论，所以这个答案留在你我的心里就行了，不需言传。

但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动物世界中的这种群体优势和互联网今天的发展方向几乎完全吻合。用户创造内容是Web 2.0的重要特点，而这种内容，无论是特点，还是内容本身非常像动物群体间传播。当然，动物需要靠在一起才能传播消息，我们有互联网，坐在家里或者图书馆中就可以取得世界上最大的群体智慧数据库。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很多人每天通过协作等群体智慧，无偿义务分享自己的知识，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这本质上和动物世界通过分享信息来更好生存是一样的。

而信息的传播也是互联网的关键。这一点在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上最为明显。Twitter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群体智慧的体现：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人们听上去像是在吵架，实际 上是在讨论问题。Twitter使用者更是明显，除去政治话题之外，分享得最多的消息无非就是哪里的东西最好吃，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麻烦事，分享自己的 智慧和经验，以及使用他人智慧来解决一个可能会对广泛群体造成潜在影响的问题。更直接的例子是Twitter上曾经发出的一条消息，我暂时找不到来源了， 但大意是，当国保找某个社会人士的麻烦时，一条Twitter消息在十几分钟内就招来了十几个围观者，让试图抓住落单小鸟的国保叔叔都吃惊：“你们这究竟是什么群体啊！”

所以说这种在网上分享，传播信息的行为和人类，动物本能有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关系。很多类似于一九八四之类的反乌托邦作品中，老大哥之类的角色通常都在信息控制和性欲两个主题上做文章。《一九八四》是通过纵欲来反抗，而《美丽新世界》则是通过纵欲来使人忘却现实。两者的同时存在可不是什么巧合。

昨天是7月1日，芬兰法律正式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而在同一天，我们亲爱的党妈妈迎来了敏感词岁生日。我最不想谈的就是这种生日，生物界的一个常识是，没有生物是长生不老的（事实上有，但那是在没有被吃掉的前提下），而党这种有生日却不想有忌日的动物，很显然和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这个有点像对着火星人说中文，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我期望的是，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回顾下党妈妈61年来的关怀，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社会现象，以及对互联网乃至整个政治社会的控制，而从中思考出些什么，那么离党妈妈的忌日也就更近了一步。

新西兰是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如此乐意实施排污交易计划（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的国家之一。原因有很多，一是国民本来就就比较崇尚自然和绿色；二，国家的几大经济支柱，包括农业和旅游业，均和新西兰的绿色形象息息相关。而且作为一名知道底细的地理学生，这个国家本来一点都不绿色，有些地方甚至还比不过类似于中国这种如果把火电站改成投票站，第二天就能举行大选的地方。但有时候形象和现实总会有那么点差距，而且人云亦云之后，事实还会被扫到地毯下不为人所知。

从7月1日开始，排污交易计划正式在于民生相关的主要行业，特别是能源和交通方面开始实施。排放交易本身是什么我就不赘述了，维基百科有背景知识。新西兰是西方世界中少数有此类计划的国家（其余大部分国家均属于欧盟单一排放计划下），因此世界再一次的把这个小国作为了一个新概念的实验地。

新西兰的排污交易计划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相关法案经历了两个版本（2008版/2009版），反应了从左翼到右翼政府的换届。国家党政府于2009年上台之后设置委员会审查之前版本的法案，据此提出了不少修改[pdf]，因此还未实践就已经修改过了。最明显的例子国家和每个行业的总排放量限制被撤销了，也就是说，只要付钱，愿意排放多少都无所谓 —— 政府将会无限量对市场供应每单位$25的排放权。

总排放量的设置并不单单只是为了避免国家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指标，而是将被过去认为是免费商品的大气污染权市场化，从而给商业和污染者经济动机来降低排量。而对于一个喜欢市场经济的右翼政府来说，这种做法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它违反了市场供应规律。谁都知道一个简单的经济供需原理 —— 作为商品的污染权供应量越大，相应的价格也就会降低，以至于降低对每个个体的奖励/损失价值。无限量的供应只会导致排放权的实际价值无限接近于0。当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每个行业仍然需要从市场上，或者从政府购买排放权，但这样的成本可以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供应商总是处在一个更强势的地位，而且无限量的供应使得各个行业完全没有通过降低排放而在价格上取胜的动机 —— 大家都排放，除了消费者多付钱之外，各个部门的竞争对手仍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实际操作中，这实际上就把用来调节国家排污量的市场调节机制变成了一种排污税，只要交钱，谁都可以往空气里排污。这听起来非常像工党的通过大帽子的掩护来捞钱的做法，但却是实实在在来自于国家党。而更为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政府实际上捞不到一分钱。 政府对每个行业都有行业平均值60%-90%的免费排污量提供，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不需要排污行业实际负担一分钱的交易，政府还提供补助。换句话说，政府补贴的排放量将会通过纳税人的腰包付出，而剩下的部分还是由纳税人，也就是消费者通过上涨的消费品价格补贴。这不仅仅是排污税了，而是消费者通过支付排污税向各个行业进行大范围的补贴。

新西兰的最大排污行业，农业，更被允许延后五年加入交易计划，这进一步降低了计划的控制排污能力。作为新西兰主要产业，农民拥有十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从长期商业上来看，短暂的逃避只能导致未来面临更严重的挑战。农业非常依靠出口，而新西兰处在一个天高地远的位置，出口商品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长距离运输，如果外国人在购买商品时把碳排放量当作认真考虑的因素之一，像农业这样的出口依赖部门很容易崩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内的连锁反应。

毫不意外的，除了执政党，没有人，甚至包括两个极端：根本不相信全球变暖存在的行动党，和环境保护狂热份子绿党会支持这种计划。这更不受广大的民众欢迎。排污交易计划将会直接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在新西兰，运输几乎都是通过烧油来完成的，运输业成本的上涨，将会 直接导致所有消费商品价格的上扬。我已经收到电力公司的信说价格会上涨3%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环境保护的确要付出些许代价，而且大部分民众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 但这样的代价所换回的是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要怪谁呢？国家党08年选举时很诚实，明确指出上台之后会修改排污交易计划。

最近看球看傻了，真是不知道写啥了，随便乱涂一篇。

女伪球迷通常专注于像男模队内的型男，而作为一名雄性的伪球迷，世界杯也在政治方面提供了很多乐趣。在洪都拉斯，政府为了让大家看世界杯而宣布全国放假；可同样的提议在新西兰却被迅速否决，当然，更不用说还有一堆国家根本就没这种想法。如果去仔细研究这些反应，将会反应出每个国家更深层次的差异，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放假不放假的问题。

说起政治，三十二只球队里有谁会被朝鲜主体思想队更能勾起人兴趣的呢？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朝鲜提供给了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一个回到过去的可能，让我们看看40年，或者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或者，更甚一步，让今天的天朝人有点心理安慰，知道有人给我们垫底。当然，我没有活那么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人知道 —— 当“朝鲜队输球就要挖煤”这种谣言掀起之时，各大网站都出现了一群………你知道是什么人在拼命辟谣。虽然这事肯定是谣言，但谣言真的是空穴来风么？如果说把“朝鲜队”换成“新西兰队”或者“美国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相信这种谣言。

作为一个极权、独裁统治的极端例子，政治已经渗入了朝鲜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朝，不管我党再怎么不济，人们至少现在还有逃避的自由，“不谈国是”的奢侈 —— 虽然我并不喜欢犬儒。而政治已经找上了每一名朝鲜人，包括体育。朝鲜人一开始就没开始把足球当足球踢，而是作为了一种工具，一种展示“主体思想”伟大之处的政治工具。既然自己已经先把体育政治化了，被别人政治化也就一点都不稀奇了。

用政治挂帅体育竞赛。先不说这样对不对，但有一个小问题，体育竞赛就像打仗，没有常胜将军。你可以在比赛前大叫自己的目标是夺冠，但现实是，不管是多么美丽的愿望总不能每次都实现，毕竟现实生活不能用作弊器保证自己每次都胜利。所以政治挂帅体育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一些政权可以用一次胜利来偷换概念，证明某些体制或者人物、团体的伟大，那么碰到失败时，就会有不好解释的问题了，就像要怎么去解释那个0：7的比分一样 —— 掐断直播，然后就像柳京饭店一样，虽然它一直在那里不会消失，但还是“让我们再也不要谈论这件事了”，而领袖和主体思想还是一样伟大。

不过对比下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类政权试图政治化体育的尝试中，朝鲜的这种行为其实还不算严重，也就是说说而已，徒增笑料罢了。柏林奥运会之后，希特勒的答案是机枪和大炮；近一点还有69年的足球战争。在这一点上，我要表扬一下我朝，输个球，被外夷政治化奥运会，刘翔退场，或者被韩国人在比赛场上戏弄了一下，最多就是全国吵得不可开交，也并没有没有动手 —— 谁说中国人没有民主素养。

虽然大家，包括我在内口头上都不喜欢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但很多人真正想说的是：“不要把体育和我不喜欢的政治混为一谈”。我在几年前还是非常天真的认为体育就是纯粹的体育。但在自己真正研究过历史，和看到一些漫天都是红色却不见奥林匹克旗的“支持奥运集会”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化体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你不利用起来，别人也会利用起来。你也许只是抱着纯粹的心态简单去参与体育运动，但在另一个政权的宣传下，你参与的行为本身就会产生另外的解读。

卑鄙下流的帝国主义宣传台BBC在南非世界杯期间播放了一套名为”Have you Heard From Johannesburg?“的纪录片，记录南非人民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试图政治化南非世界杯。该纪录片有一部分讲述的就是全球抵制任何和南非的体育往来。由于种族隔离政策渗入了体育运动，南非的体育队伍几乎都是全白或者全黑皮肤的。当年的南非白人甚至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而看到新西兰毛利人的橄榄球队把南非打垮，而新西兰人还不断欢呼时，南非人被彻底的恶心到了 —— 我们的同胞居然为有色人种欢呼。

因为这个政治原因，非洲国家切断了和南非的所有体育来往。封锁虽然不能直接迫使一个国家政治改革，但给普通民众造成的震撼却是非一般的。当热爱橄榄球的南非人准备打开电视，看自己队伍比赛时，却看到了一群立场坚定的抗议者占领了球场，抗议一个自己觉得是“很合理”的政策，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自我反思，为什么我们在国外如此不受欢迎？

对南非的体育封锁也曾经延烧到了新西兰身上。因为“体育和政治应该分开”，两国之间的橄榄球队一直有交流。这直接导致了蒙特利尔奥运会被整个非洲所抵制，因为国际奥委会不愿意禁止新西兰参赛。当不少新西兰人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也惊呆了。不少人开始原本坚持体育交流的人也开始怀疑新西兰是否做对了。而在南非解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橄榄球队访问两国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人群中不乏当年上街游行，喊队员们回家的那些抗议者。而在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移至南非举办，当年种族隔离的象征，南非橄榄球队成为了国家，民族认同的象征。那年南非夺冠，而颁奖的是曼德拉。

说南非和朝鲜两个政治体育的故事，无非就是想说一个道理：运动员和体育本身是无法被政治化的 。 体育本身只会是体育，只可能成为政治的受害者（例如朝鲜队要夺冠）或者受益者（例如南非在体育的推动下走向民族团结）。既然体育无法脱离政治，那顺着这个方向让两者皆收益则成了最好的选择。

而体育封锁对南非之所以成功，离不开两个原因，一全国崇尚体育；二，南非不是什么在经济，政治方面特别重要的国家，对其他国家来说，封锁所导致的风险不是那么大。至于朝鲜，他们没有直接杀向南非的原因也不一定是他们不想，只是没那个能力而已。那么，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期待万夷来朝的强大政权，可以强有力的单方面宣称“体育不能政治化”，你是要选择支持它呢，还是选择支持它？

虽然放假了，但我最近还是在blog上偷懒了。原因很简单 —— 看球。 虽然我不过是一名伪球迷，但是在全球最受关注的体育比赛的感召下，还是熬夜看了好几场球。特别是作为一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小国，新西兰在时隔28年之后凭借澳大利亚让出大洋洲冠军，替补守门员扑出关键点球等一系列低概率事件再次打入了世界杯，当然更不能错过 —— 天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看到第二次。

足球不是新西兰的传统运动，在国内也不受关注，免费电视频道只转播11场比赛，因此要看球的人也没得选择，只能看鱼腩队比赛。新西兰只有25名专业足球运动员，毫不夸张的说，这个国家会踢足球的，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球员，不管是70后还是90后，基本上全去南非了。这样一只球队，谁都会以为它是鱼腩，我在Twitter和聊天中都笑话新西兰人纯粹是去打酱油的，不被灌进十个球已属大幸。以前看该队的赛事，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这球队无组织、无纪律、无个人能力，有那么点像没头苍蝇，撞进去是纯属运气，撞不进去则是命。实际上这次世界杯的队伍也大概如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高。不过一个好处是，看这样的球队没有压力，因为无论是什么结果，你都可以接受。

可连这个国家自己都没料到，这支球队会以三战不败的成绩，力压卫冕冠军男模队，昂首回家。在结束最后一场的比赛之后，总理John Key甚至说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要让队员们在国内享受“冠军般”的待遇。

为什么一个伪球迷要说这个——因为你能在这支球队上看到这个国家振奋人心的国家性格 。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在不少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眼里，新西兰几乎是一无是处。简单的一个例子，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都是从国外向天朝国内带电子商品，而我们正好相反，是从国内往这里带。经济不行，地理位置偏远，除了羊比人多和空气好两大优势，要问我这国家有啥优势，我还真想不出来。

但这并不妨碍你学习到一些自己不具有的性格，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一无是处的。新西兰的国家性格源自于一战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组成联合军团（ANZAC）参与欧洲战场 —— 虽然战事本事输得很惨，但两国独立国家意识就此形成，而士兵们在绝望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乐观，坚持下来，则成了至今仍在纪念的“ANZAC Spirit”。除开政治不谈，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所拥有的勇气一直是我的榜样。从在草地树林中狂奔的青少年，到为了自己理想而坚持的成年人，甚至为了国家信念而不惜和美国顶撞（虽然我认为从政府层面看，这国家开始有唯利是图的倾向了）；这和事事瞻前顾后，屈服于“现实”的“屁民性格”，完全是两个极端。

但这种勇气也不是像主体思想队那样没头没脑的乱撞，在比赛之前，新西兰人普遍处于嘲笑状态，当时看各个网站，和个人blog对本国队伍的寄语是 —— “好好玩就行了”；“如果实在太难，赶紧跑吧”。实际上球队自己都清楚自己的水平，但知道自己没技术，就加倍努力，新西兰人的拼抢确是最狠的。在和男模队的比赛中完全被压着打却只被进了个点球，完全靠着后卫前赴后继不断堵枪眼和替补守门员的努力。体育不就应该是这样？有技术的拼技术，没技术的，只要尽全力，也就对得起自己了。虽然因实力所限未能晋级，但却赢得了尊重，可以非常体面的退场。

至于又没实力而只依靠奇巧淫技，仰望星空来生存的人们，就不要怪别人嘲笑了。我指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国足，百度，和影帝温。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西兰有着相当强大的草根运动传统。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家中，几次大事件几乎都是由公民不服从而引发的。原因很简单，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是无法产生出什么非常有话语权的名人的，因此，人民习惯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很多草根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甚至进了议会中的左翼政党，主要是工党，还有更左的绿党。但这些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议会之外，还会看到他们领军抗议浪潮的身影。反对者称他们为“专业抗议家”，就靠抗议吃饭；但他们却为此而自豪。

其中一个专业抗议来自绿党，每当有中国官员到访位于惠灵顿的议会大楼时，党魁总会举着一面雪山狮子旗站在门口“恭候”访客的到来。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固定项目，原来举旗帜的是Rod Donald，而在此人逝世之后，新任党魁Russel Norman把这个“传统”坚持了下去。因为议会安保的问题，只有议员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在有客来访期间靠近议会大楼（虽然如此，任何在议会内的抗议仍然需要议长批准）。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绿党每次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举着旗帜竖立在议会大楼外，而且还要常常面对成群的亲中欢迎队伍，那画面，苍凉悲壮感中，略微透出一丝傻气。

但不要误解我，不管我赞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公民，一个议员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应有的权利。就算他是傻瓜，他也有做傻瓜的权利。虽然每次中方都对这面雪山狮子旗有点看不过去，但也只是忽略掉他而已，每次抗议也非常和平。但今年不一样了。也许是国力增强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习储君今天下午到访新西兰议会时，祭出了我朝特产打伞功试图掩盖Russel Norman举的旗帜，失败之后还与之扭打，用雨伞敲击，抢走旗帜 —— 一个外国保镖在另一国的议会大楼内和议员扭打，还真是闻所未闻。也许保镖把这里也当成中国了？

当然，保护重要人物是保镖的工作，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不反对这点。但根据现场录像显示，Russel Norman没有和任何人有肢体上的激烈接触，非常听话的站在保镖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给保护对象造成什么类型的人身伤害 —— 除非储君对那面旗帜过敏。

印象中这应该是官方第一次在外国土地上使用打伞功，感谢国家，今天让新西兰人见识到了我们是如何在国内对待异议者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朝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伞兵是09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然后再运用到了类似于世博会等重要场合中。且不说几个人打着雨伞的大男人在天安门广场晃悠是个非常幼稚，有喜剧感的画面，不管是谁发明的这种打伞功，这个人的心智也绝不会多么成熟。打伞能做到什么呢？该拍照该录像的新闻记者一个不少，还顺带向全世界介绍了我们有多么喜欢打伞，成为了国际笑话。

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打伞来维护的。今天在惠灵顿的恶劣行为如果能对国家形象做出什么贡献的话，那只会是负面的贡献。新西兰警方表示已经正在调查此事。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把那位打人的保镖赶出国境。

—

18/6 更新： 因为中国方面拒绝合作，因此警方已经宣布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任何人，但表示对此事的调查将会继续。习近平的代表团将于明天离境。

新西兰民众，特别是比较右翼的选民，常常认为有些职业的工作人员不属于“现实社会”的一部分，觉得这些人缺乏社会经验。这些职业包括老师（特别是大学老师），和公务员。虽然这种说法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职业的政治倾向通常都偏左，所以不讨人待见。但对于公务员，乃至于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政客，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说法的。虽然相对于中国的“铁饭碗”来说，一个政府职位并不和一个私有企业的职位高级多少，但两者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作人员的权利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如果你在私人企业，你想涨工资，那么你会直接找你的老板谈。虽然公务员和政客也有“老板”——“纳税人”，但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是你的老板，这情况实际上和人人都不是你的老板是差不多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出现个团体或者机构来代表纳税人。使用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政府，实际上就和自己管自己没区别。

所以一旦权力失去制约，后果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当英国的议员支出丑闻烧到新西兰时，很多民众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议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吃午餐，给女朋友的海外旅行付账，甚至是给自己买A片。最近的火烧到了工党的身上，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工党在执政九年期间，有至少三名部长的支出有不检点行为。其中一位Shane Jones当即无条件向公众道歉，而另一位部长，Chris Carter，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而被工党党魁要求回家反省 —— 这是玩笑么？还是一个家长在管教自己的小孩子？

在监管方面，我觉得新西兰做得并不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客几乎都是在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逃过媒体的眼睛，只有在实在太过分了的时候，例如要把议会特权延伸到议会之外时，才引起民众反感。而长期放纵政客则直接导致了权利意识泛滥。人都是贪图利益的，既然议会提供了一张信用卡，虽然规定说只能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但我为啥不能用它来买A片吃午饭呢？午饭是工作午餐，爱情动作片嘛……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外太寂寞了？

让我感到见怪不怪的是的是大部分政客和民众的反应，缺乏监管的根本原因因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是一个公司会计，我因为自己的信用卡过期了，或者我暂时缺点钱，因此我从公司那里“借”了点钱出来。后来我被老板发现了，我说明情况，把钱还掉之后，我是否能够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工作？

当然不能，我多半会被以欺诈，盗窃等罪名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客就可以逃脱？

这种特权文化的泛滥，已经使得甚至连民众都已经认为公众人物都可以享受额外的特权了。刚开始我还感到很惊奇，特别是老牌电视主持人Paul Holmes公开在广播节目中说前联合国秘书长是“不要脸的黑鬼”时 —— 这种情况无论是放在美国还是英国，都意味着这位主持人新闻生涯的结束，可Holmes虽然也遭到了强大压力，但却可以继续逍遥5，6年，然后十分体面的退休。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英国足协主席，申请2018世界杯的大使David Triesman，因为被小报在餐馆里录下“西班牙和俄国人试图贿赂裁判”而被迫辞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新西兰的2011橄榄球世界杯大使公开说一直球队对“darkie”的数量有名额限制，却一直拒绝辞职，甚至还得到了总理John Key的支持，认为只要他道歉了，“这事就可以了了”。

我想新西兰人应该学习一下中文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地媒体stuff今天效仿英国卫报的方式，把多达1.6万页的议员信用卡开销名目放在网上让民众有机会挖出议员的脏事。这本来是一个web 2.0的好创意，按照这个网站的每日访问数量，1.6万页并不是什么大数目，每个人看一篇，早就看完了。可问题是到了现在（15日晚上8点），也就不过被翻了四千页而已，一副小国寡民，不关我事的态度昭然显现。

有句话说，如果只看新闻联播，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中，公仆日以继夜的为人民的福祉操劳着，而社会一派和谐，道不拾遗。可如果你整天看Twitter之类的社会媒体，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没救了，到处都是阴暗和邪恶，真理永远得不到伸张。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只能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你会选择谁？这个问题很真实，如果你来自国内，你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GFW已经替你做好选择了。不过还是假设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你会选谁？

说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最近接二连三的校园屠杀案，好像是被人为集中在一起发生的。其实不止是这一次，如果你注意一下中国社会的现象，不仅仅是犯罪，但我暂时想不出一个好的例子：（它们通常都是井喷式的突然爆发，而不是平均分布在一个时间段上。警方并没有类似的交代，不过媒体报道的作用至少看上去是提醒了更多找不到债主的人一个可能的发泄方式。在针对可能会诱发效仿者的新闻事件中，媒体应该用何种方式应对，新闻联播和Twitter给了我们两种不同的道路。

新闻联播式的审查背后是由一种“无知即力量”的逻辑引导的。当然，客观上，种种社会问题，包括新闻联播更需要审查“群体事件”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对于群体事件来说，消息的传播几乎是挡不住的。一个罪案通常只会涉及几个人，阻碍消息传播的努力还可以理解；可当一个城市的人都上街了，谁还觉得消息可以掩盖住，那就是幼稚了。

但为什么真理部还会这么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在其他地方诱发类似事件的发生。至于这样做究竟有没有效果，你我的眼睛都看到了，就不用多说了。

其实无论是屠童案还是群体事件，一个需要明确的常识是，它们的根源不是孩子在那里所以就有人要去杀他们。真正的根源在于，就像自杀问题一样，并不是媒体的报道让人感到抑郁才自杀；而是有那么一群人原来就想自杀，媒体只是提醒了这些人某种自杀的方式或者让他们效仿某个名人而已。在新西兰，媒体对自杀有关的新闻有着相当严格的自我审查，而新西兰今天是西方国家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同样的，一个要报复社会的人，是不会傻到不知如何报复社会的。如果新闻报道没有提醒他们校园里这个非常轻松的报复手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报复了。这个社会不缺乏弱势群体，一个简单的例子 —— 除了学生，砍敬老院里的老年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报复措施。很难想象当一个人都提着刀跑到路上了，还愁找不到谁砍么？新闻审查只是审查掉了一个可能的报复手段，却无法审查掉人们的报复动机。整个审查行为的唯一后果可能就只是让另一群人倒霉而已 ——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后果了。

那么Twitter和类似的网络媒体呢？无论是事实还是谣言全部公之余众，人们自由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信息，和新闻联播比起来，这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世界。

编辑审查的缺乏代表着这样的环境中发出的消息是没有经过任何审查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有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些“消息”。但故事的后半截是，一个开放的传播网络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至少我的观察是如此，一条假消息的传播范围可能会非常之广，但广泛的传播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有能力去证实消息的真伪。

而最重要的差异则在于对消息尺度的控制，在新闻联播里，这是由某个敏感词控制的；但在网络媒体中，尺度的控制则完全交到了你，我每一个人的手中。你可以选择添油加醋，散布制作原子弹的方法，也可以选择做网上的CCAV。但很多事实的确是残酷又直接的，这个有点像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其实生活在matrix里，周围的一切其实都是假的，你能接受吗？自由选择的能力在这个前提下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让每一个选项都显得更加极端。因为人们更习惯于呆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正因如此，人们也更喜欢选择和自己观点类似的消息。要证明这点很简单，随便拉一个有完全翻墙能力却不愿意翻墙的中国大学生，他们告诉你的理由或多或少都会包括这一点。

其实这个选择题的本质是：“新闻的目的是什么？”朝廷媒体给出的答案是：好消息让生活更甜蜜，媒体作为一种工具，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而在此前提下，民众牺牲一些知情权可以说是合理的；而Twitter之类的网络媒体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事实，只有将事实处于阳光下，社会才能进步。你选择谁？这里提供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