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

前段时间新西兰财政部长Bill English陷入了舆论的指责。议会有一条守则，所有来自首都惠灵顿之外的议员，在惠灵顿开会期间均有权申领住房补贴。English不是惠灵顿的议员，他的选区在南岛，因此他有权利申领这项补贴。

不过问题是，他虽然来自南岛，他在惠灵顿也有房产。在惠灵顿开会期间，他实际上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照样申领了补贴。理论上来说，这完全符合规矩，但却是非常unethical的，更何况作为财政部长，被国人期望带领国家走出经济低估，却这样揩纳税人的油，使得消息传出之后舆论一片哗然，最后他不得不退回所有已经申领的补贴。

我一直很好奇每一名议员需要花多少钱来养，但在过去，你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虽然议会公开每一名议员的工资，但除工资之外，议员还能享受各种各样的补贴。如果一名议员能够连任三届，那么他还有权利享受议会提供的退休金，大致和工作时的工资一致。

不过拜英国的政治风暴所赐，新西兰也在逐渐公开议员的各项支出。一名议员的最低工资是$131,000，不过这是基础工资，大部分议员拿的工资都比这个高，而总理的工资是$393,000。至于补贴，最近公布的议员补贴数据显示，最近的一个季度，整个议会122号人总共花掉了$200万纳税人的金钱，平均每人$16,000。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年纳税人要花大约20万纽币养活一名议员。

作为对比，全国的平均工资是$37,000。

不得不说议员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事实也是，要混上这个位置，也不容易。但他们真的值这个价么？也许有高薪养廉的道理，不过现实却并非如此。最近出现了第一个因为贪污而被送进监狱的前议员，而这位议员因为当满了三届，狱中照样享受高额退休金。另一个案例则是另一名议员，Rodney Hide，用公款请他女朋友和他一起出访。

无论是行贿，而是工资的钱，这笔经济成本总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把这笔钱合法化？其实我觉得这是值得细算的一笔账，行贿受贿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否值得让纳税人用高薪养廉。

不过养那么多人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如果你认为用120人管理400万人口的国家似乎有些浪费，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你一个。工党的一名前议员就曾经说过，他认为议会里真正在管理国家的人不会超过5，6个。剩下的人都是不知所措，一脸茫然，仿佛是在那里“卖保险”的推销员。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社会上，我们为金钱做事，而政治里的“金钱”就是权力。权力来自information（消息），而真正掌握各式消息和资料就那5个人，而且是不会和其他人分享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该废弃民主，但很明显，这还有改善的空间。如果算算独裁的代价，那更吓人，吃住有皇帝般的享受，出入有专车，所以当你要中国官员公布财产和政府支出时，他们会反问 —— 老百姓公布了没？

新西兰统计局发布了第一次社会普查报告（New Zealand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8），这个新闻在很多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不过媒体并没有告诉你全部。在统计局的新闻稿中称“86%的新西兰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不过阅读一下整个报告，还是有些有趣的地方。

较好的经济条件会提高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有点废话）。43.7%高收入家庭（$70,000+）对生活非常满意，而最低收入的满意度只有32.2%。高收入家庭也更加有安全感，更容易感到幸福。

不过有一项内容和收入无关 —— 歧视。无论收入高低，都有10%的受访者在过去的一年中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歧视。受歧视程度有轻微的地域差异，奥克兰和北岛丰盛湾地区的受访者最容易受到歧视，而我印象中比较排斥外人的南岛，歧视水平反而较少。我猜测应该是因为奥克兰地区非白人人口比较多的原因，在报告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亚裔受访者声称在过去一年中受到了某种歧视，而欧裔只有7.9%。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并不是真的就是歧视，特别是根据我对某些华人的理解。同理，我知道欧裔人士所受到的“歧视”，有时候只是因为他们无法打入某个种族群体的小圈子。我一般倾向于把这项调查看作和“安全感”类似，一个非常主观的项目，但可以反映大致的趋势。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虽然只有1/3的人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每日需要，但他们的幸福感，相对于高收入家庭，并没有降低太多。我想这是天朝值得学习的一个方面，虽然报告没有分析这个现象，但从报告中的一个项目可以看出来：在每个收入段都有97%左右的受访者相信，如果他们遇到了严重困难，总会有自己家庭外的某个人来帮助自己。低收入家庭虽然收入不高，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和社会脱节，形成独立的小家庭。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是学历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你也许还记得我前段时间提到过的那份高等教育报告，看上去新西兰的社会也印证了这一点。20%的人口有大学本科或者以上学历，他们更健康，收入更高，更容易感到幸福。不过有一个例外 —— 他们对生活更挑剔，他们更容易对自己家庭的房屋状况和周遭环境感到不满。知道得越多越不开心？：）

这份报告可以在这里看到。

今天绿党议员Keith Locke（又是他）一份私人提案被抽中，将会在议会中进行讨论和投票。这份提案可以在绿党的网站上看到。简单的来说，如果该提案通过，那么全国将会进行两次公投，第一次决定是否应该保留君主制，如果一半以上的人赞同，那么第二次投票将会决定如何选出国家首脑，现在的议案有两种选择，75%的议员选出，或者是通过选举产生。但无论是哪种选项，这位国家首脑的权力和今天的王室依然是一样的，不会有实权。

君主制在新西兰一直是一个……话题？不能说是热门的话题，但大家都忘不了。主要的政客，包括两任总理，都公开表示过新西兰将会不可避免的走向共和制，彻底抛弃英国王室，但这些政客在时间表上也是惊人的一致 —— “但现在不是时间”，不敢主动提出这类议案。这个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是选票毒药，不会受到老一辈人的欢迎。

不过另一个原因也是公众对君主制问题上还暂时没有达成一致。对于一个和英国有密切联系，很多人还称英国为“家”的地方，侍奉英国王室代表着同母国的牢固联系，这一联系不是可以轻易打破的。我的同学也进行过一次模拟公投，大约3/4的人赞成保留英国王室。本地出生的同学只占到了一半左右，所以君主制还是很有市场的，而不仅仅只是对那些和英国有联系的人们。

我对这个议题无所谓，但如果要投票，我还是倾向于保留英国王室，原因很简单：如果这个国家完全独立，和谁都不沾亲带故，那这个国家多半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国家。另一个问题是怀当义条约，如果英国王室消失，那么毛利人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将会变得非常不明确，造成宪法危机。Locke的提案是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把毛利人和英国王室的关系变成毛利人和总统的关系，英国王室的义务转给了总统。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总统代表国家，把一个民族单独列出来和国家对立，我不觉得这个方法会行得通。

我也不认为这次的提案能够三读通过，现在的条件还没成熟。不过这份议案却是有好处的，它可以重新打开人们对于该话题的讨论，以至于最终到达那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并不是很熟悉新疆，对这位叫热比娅的人也不如达赖熟悉。作为一个懒人，我有个习惯，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事，否则如果我要花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到达一地，我就对其没有兴趣了。不过正好，昨天晚上热比娅在奥克兰的演讲离我很近，晚饭之后散步过去听听她说了什么。

这次访问是新西兰绿党和大赦国际合作邀请的，和政府无关。据我的理解，今天她虽然会在惠灵顿会见一些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但那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在昨天晚上的演讲上，只出现了绿党的一名议员Keith Locke和大赦国际的负责人。这两位一直使用“新疆自治区”这个词而不是“东土耳其斯坦”，据大赦国际的负责人说，大赦国际支持良心犯，但不介入主权争议。

我不太想对这事本身发表意见，顺手牵走了一份她的演讲稿，因此我仅把我认为本博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原话翻译一遍，并不代表我反对或者赞同她的说法。

• 只有共产党真正尊重和遵守宪法和自治区法律，东土耳其斯坦才可能有和谐社会。
• 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民族关系已经降到了近几十年的最低点。重返和平和稳定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中国政府承认新疆现在有严重的问题。
• 如果我们能从新疆和西藏的骚乱中学到什么，那么就是中国政府没有解决非汉族民族不断被边缘化的好方法了 —— 除了无休止的镇压。
• 我已经准备好了和中国政府讨论如何解决过去60年来在（少数民族）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如何进行政治改革。
• 现在是中国政府进行改革，解决其失败政策问题的时候了。这不仅仅是对于东土耳其斯坦和新疆来说，而是整个中国。中国应该开始接受人权，自由和民主，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受尊敬的成员。维吾尔族，藏族，汉族和在中国的其他民族被共产党政府压迫太久了，现在是抚平伤口与互相和解的时候了。

那些受的什么歧视之类的我就懒得翻了，例如招工只招汉族之类的。

后面的问答时间中我比较感兴趣的两个问题都有人问了。一是她对“东土耳其斯坦”这个词的看法，她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本民族对自己家园的历史名称 —— 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这方面的同学或者维族人证实一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另一个当然是她究竟想要追求什么，独立还是自治？她的回答是，“self-determination”，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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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想说的是爱国青年和我党的配合。虽然我以前就知道一些，不过昨晚亲眼所见，还是有些感想。

我党有个很不好的趋势，裆越不喜欢谁，谁就越红。我倒不认为这是外国人傻（那种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对方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人才是要么和党一样居心不良，要么智商有问题），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习惯， 例如如果发现一个网站被GFW封锁，或者被Google提示是敏感词，我想很多人都会翻墙，好奇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敏感。

其实热比娅原本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相信很多人在7月的那次事件之前更不太可能了解“世维会”是什么。她和她的那个纪录片，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党主动去捧红的 —— 谁说中国人需要诺贝尔奖？我们自己就颁发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GFW’s Web Choice Award 和 Chinese Government Recommended Award。

这种现象的产生，用一句闽南话说，和我党的鸭霸习气是分不开的。当恶霸并不是没有用，但作用只限于自己的地盘内。在自己的地盘外，至少也要装模作样一下，装作自己是客人吧？明明没有决定权，却还要像小孩一样大耍脾气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昨天晚上的演讲原本是在奥克兰大学的一间教室，大学因为压力被迫取消了活动 —— 后来主持人才发现，若不是换了新场地，奥克兰大学的教室根本就装不下那么多人。

不过我觉得我党捧谁谁红这种现象，很大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爱国青年的随地吐痰。自己倒是爽了，“爱国”了，可现实意义除了能够在朋友面前吹嘘两下，或者像那些做得更绝的，给自己捞点好处，对事情本身只有坏处。昨天晚上目测最多只有300人在场，对于新西兰大众来说，这完全是小众聚会，能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不弄点抗 议之类的东西出来，英文媒体我觉得就不会像对待达赖喇嘛那样产生多大的兴趣。

首先是这些人对言论自由的幼稚理解，言论自由不是在一个正式场合上撒泼，大吼大叫，打断别人说话的理由，以言论自由做挡箭牌真的只有让人觉得这群人极度无知。不过主持演讲的Keith Locke我觉得还是做得比较公道的，问答时间把第一个问题给了在吼叫的那几个。

这就到了第二个问题，这些人在国外上大学，难道就培养不出一点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问的那几个问题，少数民族受优惠啊什么的，很明显就是官方常用的论据和观点，不管这些论据究竟对不对，对方是出来混的，难道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学生们自以为“无可辩驳”的问题？其中有个学生说热比娅在给新西兰人洗脑，其实看这些人问的问题，就知道真正被洗脑的人是谁了。

昨天晚上电视一台对此的报道中，有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 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说，但没有人在听的“讨论”。至于这种讨论能帮谁，就不用说了。

虽然是本地的概念，不过我想这个blog的读者也许会感兴趣，所以说说。

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每一个部落都一定会有一个类似于议事堂的东西（Marae，直接翻译就叫大房子）。要完全解释清楚很不容易，因为中文没有对应翻译。但Marae更像是部落的中心，不仅是议事，成员间的社交，未成年人的教育，甚至睡觉都在里面。如果是部落外的要来造访，通常的规矩是必须在门外等着，要在部落表示欢迎之后才能进入Marae，进行一个相当正式的欢迎仪式（Powhiri）之后才可以随意交流。

大部分毛利部落在这方面都有一个传统：女人不能坐在第一排，只能坐在男人的后面（特别是在两方对坐的情况下）。在一些更严格的部落里，女人甚至没有发言权。这条规矩有多么严格？最近20年中新西兰出了两个女总理，甚至在一段时间中国家三权的最高领导都是女人，可这条规矩还是让前总理Helen Clark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再次参加类似的活动，甚至把她给气哭了。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规矩听上去是标准的歧视女性。但毛利人却有另外的看法，我听一位女性的解释是，这样的规定恰恰是因为女人是受保护的对象。因为在以前，部落并不知道访客的真正来意，如果在交谈中一言不合打起来了，可以确保最先被牺牲掉的是男人（囧），而负责部落繁衍的女人有更大的存活机会。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也许并不是对方的本意。但现在是文明社会，不随便乱动手了，这条规矩还有必要保留吗？

最近和一群同学去Marae看望一位同学，她的儿子去世，遗体在Marae内接受瞻仰。由于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懂毛利语，所以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不过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主人特地安排了两个懂毛利语的女性坐在第一排做翻译，似乎对这规矩完全不在意。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这条规矩似乎正在瓦解，在长期接待游客的地方这种规矩据说瓦解得更快。

但在毛利人与政府的交流中，强硬派则要求必须按照毛利人的传统行事。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传统对毛利人有多么多么重要，不能作出一点点让步 —— 我一直认为毛利人比较包容，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但独立文化的重要性就在于此，特别是弱者来说 —— 这彰显“我”和“你”的不同，你现在进入了我的地盘，我不是你的附庸。

但是不是有这样想法的族群就一定是在策划“独立运动”？

新西兰议会中最具色彩的人物之一，绿党的Sue Bradford今天宣布，将会在10月底辞职。根据她自己的解释，她对5月时没有竞选成为绿党党魁感到失望，她尊重党内的民主决定，但她认为是时候离开议会，回到草根政治当中了。之前我曾经写过篇blog，指出她的希望不大，更多的是生不逢时。现在社会正在向右转，而她又被选民认为是绿党中最左的一个，由她带领绿党，绝对是有害无益。

在80年代，Bradford是一名颇为有名的政治活动者，极力反对当时政府的右翼政策，多次被逮捕。在大学时代，她学习了历史，政治，中文和新闻，不过很奇怪，我似乎从来没她讲过中文。

Bradford已经连任了4届议员，不过她最著名的行为无异于提出反掌罚法案。她是一名非常两极化的人物，人们要不就是十分恨她，要不就是十分喜欢她。我觉得我是后者，她是绿党中社会政策的先锋，除了反掌罚法案之外，她帮助将青少年打工的最低工资提高到了和成人的同等水平，维护监狱母亲的抚养权。绿党从来没有进入过政府，作为一名左右两大党都不想靠近的政党议员，Bradford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般来讲，一个在野党议员的私人提案几乎不会被通过，但她提出的议案却有很高的通过率。

就此来说，我一点都不认为被冠名“极左”的绿党是一个极端党派，如果真的是极端，那么将不会得到代表多数群体的大党支持，但每次Bradford的私人提案都有大党支持，例如反掌罚法案，120人议会中只有7个人投了反对票。但选民开始反对的时候，这法案在其他政客的口中，就变成Bradford一个人的了。 我尊敬像Bradford这样坚持自己信念，为弱者说话，而不是跟着选民随风倒的政治人物。

不过，她也有失败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曾经试图将刑法中对于“强奸”的定义拓宽为 男-男/女-男 和间接的性接触。在失败之后，她第一次承认她曾经是受害者。

她的离开，标志着议会中又少了一个真正敢说话的人。

新西兰地理委员会（New Zealand Geographic Board）今天决定，建议政府将北岛城市Wanganui正式更名为Whanganui。不过由于地理委员会没有权力，最终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手上，土地信息部部长有权拒绝委员会的建议。

Whanganui中间的h究竟有多么重要，我在以前的一篇blog说过，就不再重复了，简单的来说，Whanganui在毛利语中意为大海湾，但Wanganui没有任何含义。新西兰的毛利语地名中也有“拼写正确”的Whanganui，例如首都惠灵顿的毛利语就叫Te Whanganui a Tara。

不过问题是，这种事有必要吗？不管这个名字的拼法是否符合毛利语的规范，但地名是无所谓正确与否的，人们喜欢怎么叫，那这个名字就是正确的名字。再说这个地名是历史的象征，这个“拼写错误”是由于欧洲人对当地毛利语方言的不熟悉造成的，在毛利语中，wh更接近f的声音，而w和英文的发音接近。Wanganui也许不是正确的写法，但却是这一历史的体现。

再说语言是由使用者决定的，而不是通过权力强迫人们改变。当地居民已经多次通过公投的方式表示不需要更改地名，而强迫只会造成人们的反感。语言是自然演变的，这个地名的拼写是错的，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一直习惯于正确的读法。当大家都习惯了，地名自然而然地就改了。

虽然我认为这个国家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我可以大概理解“毛利语正名活动”背后的渊源。不仅是Whanganui，前段时间还有要求说要把新西兰的南北岛分别加注毛利语名称，作为正式名称的一部分。地名虽然只是一个名字，但它承载的政治和情感意义却是远超地名本身的。在中国大陆，我们有“反修大道”，“人民路”；在台湾，我们有“反贪腐大道”。

不过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地名不仅仅是政治游戏。不仅仅是毛利人的习惯，命名权通常就意味着你对这个地方的所有权，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占领一地时，都要赋予新土地和自己文化或者家乡相匹配的名字。不过对于失去土地者，要怎么保持自己和这片土地的连系？还是地名，如果一片土地是用我的语言命名的，那至少可以证明我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和那片土地有联系。不过当毛利部落用文化和语言理由要求改名时，他们其实忘了，Wanganui其实也是他们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当年称该地为“Wanganui”的部落是从南岛迁徙过来的，而这个部落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连这个名字也丢掉了，谁还会记得当年的历史？

这种正名运动，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弱者的焦躁心理，如果弱者无法拿回土地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将更可能地转向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不过问题是，这种正名运动除了精神上的满足，还有多少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