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新西兰坐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从明天到200年之间的时间段中，肯定会至少有一次毁灭性的地震发生。这样说来，我倒是很希望昨天（15日）晚上的7.8级地震就是预计中的那个大地震。作为本国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地震，由于震中处于无人居住的Fiordland National Park，这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十分轻微，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财产受损也就是从超市货架上摔下的商品和打碎的玻璃而已 —— 如果震中再往右偏移一点，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这个幸运的国家逃过了一次大灾难，但这的确是一个警钟。发生地震的地区属于地质运动活跃地区，大地震并不罕见，Fiordland在过去十年有至少2次震级6.5+的地震，只不过这次似乎是一次主要的能量释放。

但其他危险地区却没有这样的能量释放。新西兰的板块交界处从北岛中部的丰盛湾开始，经过首都惠灵顿市中心，沿着南岛的南阿尔卑斯山脉直到南岛底部 Fiordland，直到奥克兰群岛。这条线上有一个主要城市惠灵顿，还有几个几万人的小城市。

新西兰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除了地震外，还有海啸，火山爆发等潜在的危险。因此政府一直在推广Get ready, get thru这个概念，希望每家人要对可能的灾难制定应对计划，例如家人再哪里见面之类的。民防部门也建议，每家人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家中的食物和药品等储备能够至少坚持三天。我希望来自本地的读者，特别是来自有已知危险地区的读者，能够认真看待此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做好准备很重要。

昨天的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上刊登了一篇对在狱中的薛乃印的专访。如果你还关心此事的话，这篇专访是一个了解不同说法的好机会。专访的前半部分在这里，后半部分在这里（网站做得很差），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当然，我不能全文转载在这里，要尊重版权，不过在访谈中有这么一段我觉得值得分享一下：

记者：你对刘安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薛：我对她是又爱又恨，我爱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记者：你为什么恨她，因为她在感情上背叛你？
薛：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她对员警撒谎。当时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所有的悲剧都是从那一件小事引起的。
记者：那是一件什么事？
薛：我们有次吵架，我失手把手机扔了她，她鼻子出血，就跑到邻居家去报警。这么一点小事，中国人天天都发生的，结果员警就把我关了两个星期。她还跟员警说我老打她，其实就那一回，我也不是故意的。新西兰就是对女人保护的太过分。本来我们两口子吵架，没什么大事。
记者：你认为这是悲剧的根源？
薛：是，后来的一切都是那一件事引起的。
记者：你认为她爱你吗？
薛：我们有一段时间过得很好。但是在后来发生了那些事以后，我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是，薛乃印对待刘安安的确是有问题的，让我对薛的同情又减少了一分。

虽然他说真正伤害她的情况其实就那一次，但他对家庭暴力的看法：“这么一点小事，中国人天天都发生的”，让我感到十分心寒。家庭暴力在新西兰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也有些研究，按常理来说，那些没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次暴力都不会使用，而那些真正会使用暴力的，就绝对不止一次。有些女性期望对方的暴力行为只是偶尔为之，但几乎每一位这样想的女性最后都体验到了更深刻的教训。

对薛乃印的量刑将会在9月进行。他在专访中已经表示铁定会上诉。

这两天我看了一些关于北大新闻系学生自杀的消息和评论，我正好知道一位来自那个新闻系的blogger，所以关注了一下。至于新闻本身，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我不是很熟悉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过媒体和自杀倒是我一直想闲聊的一个问题。

新西兰的自杀率【PDF】非常之高（万分之一点三左右），和中国处于差不多同一个水平，但新西兰对于媒体报道自杀问题限制又是最严格的，在一般的新闻中，你几乎看不到对于自杀的报道，除非自杀的人是明星，或者自杀的行为和重大犯罪有关。不过实际操作中，前者很多，但后者非常罕见。

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决定媒体是否有权报道自杀的官员是谁，我也是学习之后才知道的 —— 是验尸官。根据验尸官法（the Coroners Act 2006），是否把一起死亡事件的细节“释放”（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授权”）给媒体报道，最终决定权在验尸官的手上。媒体在没有验尸官的许可下，只能报道死者姓名，职业和地址，而其他资料必须依据验尸官提供的证据，否则连“自杀”这一基本事实都不能公之于众。

这种严格限制有很多原因。第一是个人隐私，这个是个相当严肃的问题 —— 无论你怎么说，要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无论自杀者的想法是什么，但他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虽然可惜，但自杀终归还是个人的选择，而就算是逝者，也应享有隐私权。因此，要把这种个人选择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成为可以报道的新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个原因逻辑我不太明白，维护这条限制的人说，限制报道自杀案件可以降低自杀率。我想这一点已经不攻自破了，新西兰的自杀率在OECD国家中排名前三，而且就我的观察来看，这种限制导致了一半民众对自杀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基本认识。因为新闻里没有，万分之一的比例虽然在自杀问题上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的机率还是很低的，这直接导致了这个社会几乎很少有人谈论自杀，大家都瞒着不说，导致真正想轻生的人无法公开寻求帮助。

不过无论是什么限制，有一条是一直受保护的 —— public interest，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在半个世纪前，单独的自杀也许是死者个人的选择，但现在，当自杀已经变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之后，这就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了，至少我认为公开自杀问题有利于公众利益。

在中国，这个情况更加复杂了。不仅有“正常”的自杀，还有“躲猫猫”式的“自杀”，自杀案件的报道又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让官员隐瞒细节，那么意味着我们也许放过了一个本应该坐在监狱里，却坐在主席台上的人 —— 但中间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中间牵涉到了犯罪问题，那当然，全面的公开报道有助于推进社会正义，但万一不是呢？万一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呢？或者只是某个机构或者组织很爱面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做错什么。

问题的关键在于界限，什么是公众该知道的，什么是个人隐私，而又让来谁决定这些问题？交给验尸官来决定肯定不是一个好主意，验尸官的专业知识可以决定死者的死因是否是“自己造成的”，但绝对没有判断死者是否会引起公众兴趣这种专业知识。

让我们来看另一种情况 —— 验尸官是验尸的，包括自杀者。但自杀者不是人人都能成功的，还有一种人叫“自杀未遂者”。因为其不用经过验尸官的……（手下？），因此媒体对自杀未遂事件的报道没有限制。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自杀未遂者很难称得上是公众利益而必须要作为新闻播出，但今年初Tony Veitch，TV ONE体育主持人的自杀未遂报道给了我们一个窗口。Veitch曾被多次报道试图自杀，包括吃安眠药和憋在车里灌汽车废气。一些人认为，这种大面积，头条报道产生了两个问题：

1. Veitch当时因为攻击前女朋友而被起诉，其自杀行为的公开造成了一些人的同情。
2. Veitch 作为一名知名人物，他的行为可能会起到“带头作用”。

我不同意第二条，但第一条是确实存在的。媒体在报道自杀问题上是否可以信任，我持相当的怀疑态度。Veitch作为一名知名人物，在案件高潮期，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是头条新闻，而大面积报道他的自杀，媒体的动机也许就是抢新闻而已。

我认为报道自杀不会引起模仿者，但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则会，所以把决定报道的权利全交给媒体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很难证实，因为通常没几个自杀者会在遗书里写下“我是看了某某媒体报道”才自杀的。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不仅是证明报道会导致模仿者，而是要找出什么样的报道会导致模仿者的出现。

但无论如何，对现在这种报道限制的开禁是有利于公众利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公众有知情权。虽然不负责任的报道很可能会导致模仿者，但反过来，负责任的报道则应能起到相反的好作用。

今天上午11点左右，全女性的陪审团在奥克兰高等法院宣判薛乃印杀人罪成立。薛乃印在听到判决之后挥舞拳头，咆哮“unfair”（不公）。法庭将会在7月底正式宣布对薛乃印的量刑。具体刑期还不好猜测，新西兰没有死刑，无期徒刑也是虚有其表，但我估计薛乃印至少能获得一个10-15年不得假释。

薛乃印案是我开独立blog以来所关注的第一个事件，不过我已经不想把我的blog搞得像一个新闻网站，所以还是来几句评论吧。其实也没什么，回去看我两年前的评论，其实我的观点还是一样的，整起事件的发生，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但没有一个人有权利用任何理由剥夺另一方的生命，薛乃印无论怎么说，谋杀都是说不过去的。在这一点上，我毫不质疑真正的凶手是薛乃印。辩方那个律师有点看不清楚形势，针对薛乃印的证据数量非常之多，无罪抗辩显得很乏力，刘安安是在性行为时窒息死亡的说法更是搞笑。

不过这件事看上去还没有完结。辩护律师在法庭外表示了，上诉是薛乃印的选择之一，也就是没有排除这个可能。如果薛先生真的还希望获得一些大男子主义者的同情，那就应该就此打住了，如果真是因为刘安安出轨而谋杀，做都做了，就堂堂正正的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

这一篇替代前面的相关blog。

在新西兰境内已经确认的病例（01/08/2009 ）：2810

（详细情况请参考卫生部的每日更新和专题页面）

在我blog不活跃的这段期间，新西兰的甲型H1N1流感案例在一个月内已经上升到了过百例，虽然社区传播案例仍然不多，但案例上升速度过快，加之邻国澳大利亚的疫情已经接近爆发，意味着疫情在新西兰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新西兰卫生部的官员已经表示，病毒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局现在在做的，是尽量将扩散的速度减慢。特别是南半球国家已经进入了冬季流感季节，猪流感的爆发将使得普通流感和猪流感的症状更加难以分辨，增加医疗系统的压力，而且大面积传播导致变异的可能性增加。

卫生部现在的建议是，如果你有流感症状，请自己在家里呆7天，或者等流感症状消失24小时之后再回去上班/上学。如果症状未得到好转或者加重，请联系家庭医生。不过建议要事先通过电话联系，让他们知道你可能已经被感染。

卫生部也希望全国人民为可能到来的流感疫情做好准备，希望每个家庭都准备好以下物品，至少要保证一周的使用量：

• 退烧药
• 食品
• 卫生纸
• 药品
• 洗手液
  

至于我的建议，去搞一盒这个东西，在接触可疑患者之后，或者怀疑自己中招时，可以及时救命：

该案件是这个blog开放以来所关注第一个案件，我当时写blog的热情还挺高的，还专门去拜访了薛先生的住所，甚至差点在重要证物上留下我的指纹。这个案子现在终于要正式开庭了，新西兰司法的重要问题就是拖，前年的案子了，明天才会正式开庭。

开庭为什么值得关注？在庭上会透露出更多关于案件的详细细节，例如薛乃印的真实动机和逃跑时的细节之类的，他是否也许真的像一些人所说，“值得同情”？很难改变我的观点，不管对方做了什么，你都无权剥夺对方的生命。整个审判将会有上百人出庭，预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几个星期吧。

我虽然已经脱离了开博初期的那种描述性的，没有自己意见的blog，但做事有始有终，本博将会继续更新关于该案的最新的消息，但频率可能不会那么频繁，我不想给我的订阅者塞垃圾：）一般的最新消息我会放在我的Twitter里。我的Twitter在嘀咕和饭否有同步帐号。如果你来自奥克兰，或者奥克兰大学，闲得没事做，明天你可以去旁听看看，在奥克兰High Court，就是奥克兰大学法学院的旁边，明天早晨9.15分开始。

回来了，我发现我最近在一些无谓的事上浪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再也不浪费了，抓紧时间，多写两篇blog才是好事。

国家党公布了其上台以来的第一份预算，实话说，那段时间我忙，没仔细看，不过大概看了一下，有点失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国家党不可信任。虽然两大党都有问题，但在两个坏人中选一个比较不坏的，很明显，我不会选国家党。

最大的失望就是减税的取消了，作为国家党重要的选举承诺，无论有什么的客观理由，国家党和财政部长Bill English都是说不过去的。经济衰退不是理由，在选举时大家都意识到了未来的经济会更糟糕，而国家党自己也曾经说过，他们的减税计划是根据经济衰退的环境下设计的。所以现在再用这个理由，是不可被接受的。

至于振兴经济政策，方向是没错，例如花5000万修全国的自行车道（虽然我觉得修这东西是件很搞笑的事），或者是绿党的家庭保暖计划。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是1930年代，不是大家连饭都吃不起要活命的时代，而这种输入资金措施的最大问题就是，范围太窄了 —— 创造的就业机会几乎全部位于建筑业，而经济危机后经济再要起飞，只靠建筑业那是绝对不够的。

这就说到了另一个让人失望的预算项目，对成人教育资助的减少。Bill English说减少的是兴趣爱好课程，和就业无关，但问题是这方面根本就不应该减少，就算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教育投资也应该增加。国家党推行的生产力更高，更有效率的经济，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做？是通过提高教育水平，还是压榨工作者？

我以前就说过，我对John Key没什么看法，但国家党内的老顽固，例如Bill English则是大问题。国家党的选举策略一开始就很明显，让对你John Key的微笑入迷，可在台面下偷偷塞给你Bill English这类人物。我虽然两大党都不投，但这种预算更坚定了我不投国家党的想法。

我还没死，只是最近比较忙，而且受一些事情影响，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就疏忽了这里。很不好意思：）

在新西兰，最近的大新闻就是发生在Napier的围攻了，警方因毒品问题在搜查一住址时被在内的居民，Jan Molenaar开枪杀害一名警官，重伤三人，两名警官，包括一名平民。

具体过程我就不说了，如果你来自本地，也应该清楚，如果你来自其他国家，Wikipedia有相关条目。首先我得说这是一次不幸的事件，不仅有警员牺牲，而且整起事件拖了那么长，不禁让很多人想起另一起类似事件，二十年前的Aramoana Massacre。

就警方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没有好异议的，我不明白那么多人为什么自己没在现场，却做得象个专家一样，指挥起来头头是道。很明显的是，警方从一开始想要的就是活人，因为枪手只是突然精神崩溃，而不是刻意要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拖，很明显是最好的办法。我怎么知道这些？我学过一些心理知识：）如果是刻意杀人，那么枪手肯定会像Aramoana那一次一样，枪杀警察之后开始挨家挨户报复。

我虽然对警方的操作手法没有异议，但之前他们做了什么，我是持怀疑态度的。Jan Molenaar听上去有点像兰博式的人物，曾经是预备役军人，家里大量枪支弹药，一看就知道是普通警察打不赢的人物。据说警方在之前做了过分的事情，不知道是否属实，但理论上来讲，说得通。

这件事真正让人思考的是枪支管理。众所周知的是，新西兰警察平日执勤是不带枪的，听不少研究说，如果警察带枪，那么犯罪份子就更有可能动用枪支，而真正遭殃的则是一般平民。我同意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警方纪实片，警方在高速路上拦超速都可能遭突然枪击，这种事情在新西兰绝对是闻所未闻。

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个观念问题，在这一点上面我和绝大部分华人相左，所以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介意：）至少我认为，警察的责任是保护民众而不是“惩罚坏人”，暴力是手段，不是目的，暴力是必须的，但最终目的是保护平民。如果不带枪能够增加平民的安全性，那为什么就必须要带？这也许会把警员置于危险之中，但说句没人性的话，警方存在的作用就是保护平民，不是吗？另一个英美国家警察给我印象最深的特点就是，如果警员在枪战中处于劣势，而且有平民在危险处境中，他们甚至会用自己的肉体来掩护，把平民压在自己身下。

这种枪击事件，更多的责任我觉得还是在于警方的疏忽。虽然平日执勤是不带枪的，但在参加任务前都会评判任务的危险性再决定是否带枪。和前一个牺牲在任上的警员一样，我觉得责任主要在警方，对任务的危险性没有做出正确判断。警方内部非常“随便”的文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至于枪支管理问题，这是老话题了，我也不多说。枪支管制和犯罪没太大联系，就算你管制，想犯罪的人也照样能够搞到枪。Stuff网站今天有个类似的调查，看得出来，大部分民众还是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