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r's Blog Chinese

判断一个议会是否是货真价实，不是橡皮图章的条件之一就是看这个议会中是否有真正的讨论。如果议会过于庞大，有效的辩论就很难发生；而议会相对于人口基数又过小，那么又很容易形成集体独裁。

说起这个的原因是新西兰议会最近发生了一次颇为喜剧的辩论。本月10日，一个关于税改的法律修订案（Taxa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Remedial Matters) Bill）在议会里进行一读前的讨论。负责这个法案的部长不在，于是就由国家党的另一位部长（广播和移民部长）Jonathan Coleman代为阅读部长的对该修订案的介绍。这位先生充分利用了议会辩论中给他的十分钟阅读部长的稿子，可问题是——他拿错了演讲稿。他阅读的是关于另一个，两年前已经通过的修改案（Taxatio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Life Assurance and Remedial Matters) Bill）。

如果想看这位部长是如何坚持阅读一份错误的演讲稿，视频在这里。

当然人人都会犯错，没有人期待议员做到完美。再说两个法案的名字和内容的确很相似，而Coleman并不负责这个法案，所以对他来说，一时没反应过来的确情有可原。可问题是，他拿着错误的稿子认认真真读了整整十分钟，不仅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拿错了演讲，连和他同一政党的议员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错误，倒是反对党一方制造了不少噪音，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从此可以看出，议员都在睡觉，没有人在仔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

英式议会法律通过前需要进行三读，的目之一是让不同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融入到法案当中，将政府的法案暴露于公众和其他议员的检查之下，而达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就是议会辩论。但西敏寺系统的问题就在于，议会的最大党也是执政党，虽然名义上有辩论存在，但辩论对最终结果通常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执政党通常已经有足够票数，可以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意见。这个税改法案也是一样，虽然部长完全在做梦读错了稿子，可一读还是顺利通过了。实际上在真正的辩论之前，每一个政党早已对辩论话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执政党并不会因为被指出错误而更改任何东西。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投票。反正大家都已经有自己的观点，辩论改变不了最终结果，那还浪费时间做什么？

相对而言，美帝在这方面的确比英国人进步很多。判断一个议会是否货真价实的另一个条件就是立法权不能被行政权干涉，否则就是民选独裁，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家人预计要在圣诞时回国。说到回国，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排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突然有些想法，所以放在这里供愿意翻墙来这里或者订阅了博客的朋友一笑。

至少对于我来说，每次回到祖国怀抱，还没回过神来，通常都是一幕长长无秩序的队伍提醒我，我确实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例如去年落地，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充交通卡坐地铁，当然，我还没回过神，还像国外一样离窗口前那名顾客2米远的距离静候，周围的人似乎都当我不存在纷纷跃到前面，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了。无论是从我的常识，还是经济学常识来讲，对于排队中的某些现象我都无法理解。例如两个人之间保持的距离可以逼近到一个食指的距离 —— 除非你有脸直接挤到我前面，你无论离我多远，这并不影响你的利益呀？机场前的排队也类似，先上后上影响似乎并不大，那个座位你已经预订了，而且无论先后，都是要等人上完之后才能走。行李也许无法放到一个方便的位置，但就多走几步路看上去也不是什么严重的利益损害。

我知道这是一个被“海归”和“假洋鬼子”说烂了的话题，不管是国内亲戚朋友，还是国外假洋鬼子，通常把这归咎于素质问题，“中国人素质低，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这个观点对我来说至少有两点无法接受，一，这很显然政治不正确，我预期只有“西方反华势力”之流才会那么爽快的侮辱中国人的素质；二，无论你怎么比，中国人的素质和西方人相比，很多方面并不低。在有大量华人居民的西方国家，华人受教育程度通常在不同种族间名列前茅。就算是中国的教育，在科学，技术等理科常识和基础方面，通常也比对应年龄的西方人高出一大截。要说起道德教育，我朝就更是世界领先了，什么八荣八耻，文明市民，大中小学生行为规范之类的，国外哪里有这么系统，长期的思想品德教育？

否定这个疑问很简单，要问任何一个人不排队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不是低素质，除开各种各样的理由，我相信很少人会在内心里承认这不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不是如此，这也肯定不是素质的问题。

另一种常常听到的解释是“中国人多资源少，以前过物资短缺的穷日子，所以抢习惯了”等文化或者习惯论。这看上去挺有道理，在国外也有类似例子，例如在奥克兰等公车就无需像英国人那样乖乖在bus stop那个牌子下排成一列。而是公车停到哪里，离那里最近的人就先上。毕竟使用者不多，不需要抢，而且排队可能反而会降低效率。

可这实际上也经不起推敲。首先现在很多物资并不稀缺了，去抢没有意义，而真正去抢的人省下的那点时间能创造出多少效益我是持怀疑态度；而且很多地方，例如医院和银行，虽然一个排号也是稀缺资源，但绝大数人却依然很听话的排队（作为穷学生，我在国内几乎什么队都排过，所以我知道VIP窗口和后门之类的，不过那是另话）。

事实上我们绝对不是不懂如何排队，或者没那个素质。例如在帝都北京，无论是公交还是地铁这种有限资源，需要抢位置或者等下一班的服务，相对于全国其他城市而言，可以说是相当不错。这不仅仅是帝都人民素质高，北京作为我朝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有大量外来人口。我知道的在北京的朋友或者网友，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北京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屈指可数，大多数人都是“移民”。说他们都是北京人素质高的结果显然有点勉强。

当然进步的原因很明显：奥运。一是有大量突然出现的红袖章监督你；二这毕竟是中国人，虽然实际上是朝廷的面子，贫民窟可以修建围墙或者加层皮让它看上去更美好，可人却无法戴个面具横行在公共场合。实际上在国外也是如此，至少这里华人的思维是如果看见哪个华人做了一些低素质的事情，心里通常都是怕他给整个族群抹黑，于是我们就陷入了精神分裂，在国外被环境同化，再国内又迅速转变角色。至于这个是恢复原貌还是再次被同化就不说了。

我觉得这和我们的一种习性有关： 无论做什么事，这件事必须要是有某种“意义”的。这个“意义”的定义并不准确会随时变化，但通常和钱有关。例如上学的意义是找到好工作，工作的意义是赚钱；而写blog 在我的长辈看来就是没有意义的 —— 写文章是免费劳动，也对对口专业无帮助，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排队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解释。没其他条件的影响下，不排队省下的时间和心理满足感可以被认为是经济意义（虽然无秩序的活动会降低每一个人的效益，但重点是心理上的效益）；而一旦有一个比经济利益更高的意义出现，例如中国人的颜面，那么选择当然也就不同。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和先后秩序，和内心的价值观息息相关。可以从医院和银行里获得的东西都很重要，如果不排队则会被拒绝服务，这样似乎就很好理解了。

至少我认为这个顺序这能很好反应当今中国社会需要排队，用不了VIP窗口的那一群人的价值观取向。本质上中国人的素质绝对不低，但只是高素质这个东西在社会中的价值太低了。有很多东西的价值可以高于事物的本质，例如在网上充满政治口水的论坛和blog也随处可见类似的情况 —— 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说“民主能当饭吃吗/共产党让我们吃饱了饭”，而能真正用实打实的用数字等硬证据，逻辑来认真探讨问题本质并且就此发表观点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别看我，我知道我完全算不上:)。网上那么多政治口水文，我觉得很多还不如胡紫薇姐姐的那句话有价值。

以前读书看到福柯的理论，说学校教育的东西会进入我们的潜意识，反应统治者的愿望，例如要求按时上下学所以我们以后也会按时上下班；从小就受“爱国主义教育”，长大后我们看到美帝做坏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打倒美帝”。几十年前是如此，只不过现在有一个比学习更强大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至于这是为什么，其实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常常说，这个国家的很多问题和现实完全可以用几句话甚至是一句话归结，但问题是，这句话说出来就是要命的。

先说点我的背景。虽然我还在大学里，可在中国的“网民”中间，我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资历。小时候刚接触互联网时，各个省的“信息港”才初步建立，中国互联网域名刚刚从.co.cn转换为.com.cn。至于我的经历，可以说我是看着腾讯长大的，当时我还认识这个公司里的不少员工。而至于3721 ，这软件我还主动去下载过 （当然，那是3721没有流氓的时候），觉得用处不大就删了。我做过聊天室管理，管理过不大不小的论坛（这家公司至今依然存在），有着很多和年龄不太相符的经历。

虽然对我来说，这些已经几乎是半辈子前的记忆，但很多有意思的细节依然记得清楚。当然我不能说太详细了，免得被以前的老冤家认出：）这不是倚老卖老，我想老网民对于360和QQ两家的本质都有着很清晰的认识：他们都不是好东西。腾讯这些年来的行为就不用说了；至于360，客观的来说，的确帮助了很多中国人使用电脑。但对于我来说，周鸿祎的历史让我永远无法信任这个人，从3721转型360并不是周真的开始诚心要保护你我的电脑，这只是一个商人见风使舵的本能罢了。06年360出现时正好是流氓软件退潮时期，而雅虎中国做了冤大头。把360请入自己的电脑，在我看来无非是请了一个大流氓潜伏在自己家里。大流氓能够镇住小流氓这并没错，但这并不表示你就安全了。而360滥用自身优势地位的案例和腾讯一样的多。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最近两家之间争吵中最滑稽的部分 —— 对于正常人的抉择，他们通常会在本质上很不同的选项中选择，而今天，普通中国网民，屁民面对的抉择是，你是选择姓马的流氓呢，还是选择姓周的流氓？虽然他们都是流氓，但至少，你有选择闯入你家里的流氓姓啥的权利？而更滑稽的是，这种本质上只有一种选择的问题在很多人眼中真的就成了一道有效的选择题，各家企业，甚至网民都纷纷主动站队（中国人的好习惯），表态支持一方，把这场争论变成了一个非此即彼的较量。回顾下历史就不难发现这是为什么。今天还占市场主要份额的各大网站和腾讯背后的五大帮手，几乎个个都有流氓的前科，百度，新浪，搜狐，金山，你想得到的，我就都还记得他们干过什么流氓行为。要挑一个完全没有做过恶的网站，还真是很难，我印象中只有网易似乎没有做过大恶。所以既然大家都是流氓，都没有道德底线，在别人的电脑上互掐，电脑的主人看上去也确实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只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流氓支持。

我一直认为网络和现实联系紧密。网络反射，并且放大社会现实。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在网上敢说的话，在网下却不一定敢说，虽然我们的总体观点并没有变。从这一点来看，360和腾讯之间的问题和所谓的选择就不难理解了。现实社会中能找到更多类似的不是选择的选择，例如各地的城管打警察事件，几家电信公司之间的“竞争”和我朝的“民主选举”——选来选去都是选流氓。中国的很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某个团体的直接领导或者间接示范作用，但问题是我们恰恰还没有治理这个根本的勇气，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这个团体作为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样的，在网上，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流氓，剥夺用户选择的手段作为了网络常态的一个部分，并且习以为常，反倒忘了一个干净，正常和安静的桌面乃至整个社会长得什么样的。我朋友亲戚间很多所谓的“初级网民”，觉得我对软件弹窗感到反感表示不可思议。

但刚开始可不是这样的。这归根到底还是用户养出来的，人都喜欢占便宜，喜欢免费，盗版的东西，但中国人很少有“某些成本是必须支出”，一个人不能把所有便宜占完这样的觉悟。单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短时间可以成功，但就长期来看，社会利益的动态分配还在持续，只不过方式变了，网民只不过是在通过被各种流氓行为霸占电脑还债而已，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是网民自己创造出来的。当初选错了方向，觉得这条路是可行的却没有考虑到种种可能的不良后果，所以至今就深陷其中找不到出路，反而产生了依赖感，这种选择的幻觉，和社会现实有着非常诡异的相似度 —— 虽然归根到底的本质都差不多，可他们看上去差别的确很大，的确给人非常真切的幻觉，而且还很难脱离。（看着是不是像某段历史？）

对于很多网民来说，360和腾讯的抉择就像“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难题，虽然都有流氓背景，但谁也抛弃不了。同样的，有关部门也面对了一个相等的难题，再让他们争吵下去，无论哪方被彻底抹黑，都有暴露有关部门作为的危险；可直接插手的话，作为两个中国电脑上装机量最高的软件，这同样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我可以说，闹一下，把这件事变成娱乐新闻，让这件事不了了之是对三方都最好的结果。唯一有可能受惩罚的是背后最先挑起这件事的那一方 —— 很多人觉得是360，其实不然，腾讯通过QQ强迫推销那个什么电脑管家挑战了几家公司之间的默契我觉得才是根本原因（至少是之一），不然不会玩这么大一把火。实际上两方都很反常态，360首先触及敏感话题，而腾讯一反在争端前保持低调的惯例下了如此重手，我觉得都是料准了对方已经玩到头了，不敢继续揭老大哥的底。

但反个方向来想，当那家公司为了自身信念而退出中国市场时（顺道说一句，比起今天的这些小丑，那的确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们很多人都期待Google公布手中的敏感词列表和真理部的指令。Google没有选择这样做 —— 她说她以前的员工还在中国国内。但握有真理部秘密的不仅是Google呀，国内的这些大小公司同样的拥有这些东西，虽然这一次没有直接揭露秘密，可做的可比当时的Google更进了一步。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和类似于维基泄密这样的地方？

还有一周不到，大学生涯的所有课程就结束了。虽然收尾还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的精力还不少，但想想真是可怕，我还记得我在这里发出第一篇blog的时候，那是大概6年前，今天却要毕业了，岁月如梭啊。blog的魅力似乎已经开始褪色。忍不住诱惑，在新浪和网易两个地方开设了微博，转发在Twitter的内容。虽然不太可能，但如果真有人想念我的唠叨，欢迎收听。

新西兰全国地方选举已经在10月10日结束。当时我并没有时间评论奥克兰的情况，现在新闻的时效性也已经过了，再说英文评论比我强百倍，所以再说也无用。不过有条新闻倒是很值得一提。最近在各种网站上闲逛找工作，在南岛Mackenzie District 地区政府的网站上找到了下面这个招聘前台的广告：

Receptionist – As a result of our receptionist being successfully elected as Mayor, we require a new Receptionist for our Fairlie office…

Mayor这个词语之前的句子我都很熟悉，很多公司招前台接待的原因无非就是以前的那个晋升了。前台接待通常都是一个公司中地位最低的职业，虽然薪资是最少的，但要求的能力却不少，能随机应变，交流能力强，什么知识都要知道一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台通常是进入一个公司的敲门砖，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很多人做此类职业的时候，早已对今后的路途做好了打算，而绝不会只想呆在这个位置不想前进。但“因为我们的前台成功当选为新一任市长”，这种广告词和火箭式的窜升我还真是从没听说。严格来说我听说过，但那是王洪文，天朝案例不能算正常案例。

第一次看到Mackenzie District这个名字，以地理知识自豪的我也挠头了。这个地区在南岛基督城西边，新西兰最高峰库克山就座落于该地区。不过重点是，地区面积七千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不到四千。所以可以想象的是，像这种类似于村庄的地方，地方选举基本上就是选邻居了，选来选去总有一个你认识，或者至少有点联系的人。

在这前提下，前台职位的优势就显而易见了。这位名为Claire Barlow的前台在市长选举中击败了现任的两名地区议员，也就是她的老板。但选票总数其实很少，只有不到800张。可以想象的是，她在这位置上工作了那么几年，这800票背后的主人没准她都认识，至少接过这800人的电话，或者帮助解决过问题。一个四千人的地区需要大概10名议员来管理，但联系这10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经过这位前台。

其实政治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的职业了。如果要申请参加选举，找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签名凑够提名人数，再交点钱就可以报名了。连申请一般工作必须的个人简历都不用准备。这里的政客背景五花八门；而大学里学政治专业的人，却通常都不会去做政客（再次强调，天朝例外）。像新西兰这种地方政府架构，一个市长是傻瓜还是某行业的博士都无所谓。市长可以很活跃很积极，也可以只投票然后就下班了，而城市还是会正常运转。因为政客的工作不是执行自己的理想，而是选民的。当然，傻瓜都知道如果不按自己地区选民的意愿投票，下一个选举周期自己就要失业了。这种大多数选民决定事务的方法有好处，不过当然，坏处也不少。

但我的朋友，虽然这是个小选举，但政务官的本质不就应该是如此么？政务官应该是一个其管辖范围内大多选民都认识，有联系，有公信力，你有好感并且可以相信的人。虽然人口增长可能冲淡了政务官的本质，政党的存在更让政客们搞不清楚该向谁负责，但基本的元素依然是一样的。像是在大城市，因为人口基数的原因，政客能做到的就是和尽量多的人聊十分钟，但有人统计过，像在奥克兰40万人的城市，如果认真做，你依然可以通过面对面对话涵盖大约10%的人口。 对于政客，人们需要的是信任和亲切感，当然最后还有通过投票过程将这种感觉合法化。而最不需要的是 ……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觉得政客，还有一些有着统治阶级思想的人民，反过来抱怨人民难管，狡猾，不能信任。这种主次颠倒的荒诞变成了真理，确实是一没有人需要的奇观。

我没有敌人 ……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 刘晓波在2009年被判11年徒刑前的最后陈述。

自从上一次的胡佳落选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像这种诺贝尔奖的评选就显现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几乎人人都知道天朝今天负责加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拖鞋和袜子，也有很多人知道政府是如何对待自己国民的，但很少有潜在诺贝尔奖被提名人可以作为一个有象征性的符号，在国际上享有声望。当然这一是因为国内的新闻管制，导致一些人为自己人民的自由为之奋斗二三十年也无人所知，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不说，市场推销技能在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而中国人普遍缺乏这个技能。

其实这一次我也没有对刘晓波，二十年前“刘黑手”抱太大期望，就连刘晓波的夫人刘霞女士都说，她只准备了刘晓波没得奖的发言，却没有准备刘晓波获奖的发言。平心而论，凭对世界的贡献的来说，候选人名单中比刘晓波强者无可计数。如果按这点来评选，根据互联网在全球各地争取人权，自由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觉得Tim Berners-Lee，万维网发明者，才是真正受之无愧的候选人。如果没有他的发明，和他对维护互联网自由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压根就不会有Twitter，也不会有中国今天的网络维权运动。

但将和平奖颁给中国，却有着其特殊的意义。评选委员会Thorbjørn Jagland在宣布获奖人时的发言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批评存在，也应该容忍批评。中国今天有着历史上无双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力量也意味着中国将面对更大的责任。中国是多个人权公约的签约国却没有做到承诺，而“我们相信，人权和和平联系紧密，人权是诺贝尔遗嘱中对和平奖的要求，推动‘世界、国家之间友爱（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刘晓波在异议分子中坚持和平，非暴力，理性，甚至还不反对保留共产党大框架下争取改革的立场，让他完全符合和平奖的描述，而不像六十年一贯坚持其红卫兵风格的外交部所说：“对和平奖的亵渎”。不过感谢祖宗，至少这次他们没说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对于我来说，他和二十年前的坦克人王维林一样，同样是中国人今天早已失去的勇气，不屈和良知的象征。就算按爱国贼，爱国份子的价值观来评判，刘也毫无疑问是位优秀中国人。比起爱国贼们在海外“爱国”，刘晓波就算身陷囹圄，也拒绝了“保外就医”，而宁愿选择坐穿牢底。

不过不能忘记的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本人，而这，才是这个奖最关键，和在某种意义上，喜剧的部分。Jagland说，“中国国内和海外争取中国人权的广泛运动一直在进行，而刘晓波，因为当局对他的判决，成为了中国人权运动最重要的象征” ——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去年的重判，也许今天的授奖就不会发生，而把刘晓波作为第一个中国国籍（实际是第二个，但达赖喇嘛持有难民旅行证），无疑是给了共产党二十年来最响亮的一记耳光。平日老是嚷嚷没有中国人得诺贝尔，而今天给了，我们的党又叶公好龙，不敢认了。这对于国际社会认清这个党的本质很有好处。

不知道天天号称要政改却因为08宪章把刘晓波关进监狱的衙门，和衙门首脑温影帝今天在想什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讨厌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别理他，但对于一个用言论都可以推翻的虚弱政权，这显然不是选择，甚至之前还多番警告挪威政府不要授奖刘晓波，却不自知这种行为只能起到反作用。诺贝尔评委会对中国人权运动的肯定，在短期之内肯定会对中国人之福祉有帮助，至少给了很多并不知道刘晓波，或者已经在物欲横流中忘记他名字的人一个提醒。他的获奖，无疑让很多人知道了原本只是小范围知识份子宣言，08宪章的存在。

但从长期来看，这个奖只是一个开始。他对刘晓波的处境会有帮助，但对其他有家有国不能回，或者因为维权或者人权而被关进监狱里的中国人来说，这称不上任何好消息。对于流亡国外的人来说，他们风险不大，就像那个国际奇闻 —— 作为中国通缉犯的吾尔开希，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自首均被拒绝，不知道世界上还能从哪里找到这种奇闻。但对于坚持在中国国内的自由不屈者，情况就难说了。凭衙门六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只会更加凶狠，斩草除根，以免出现刘晓波第二。我不敢想象以后的情况。

刘晓波的获奖，无论是对于官方，还是民间来说，都是一个契机。对于民间来说，这是让世界看到中国民间一直以来的不懈努力和赢取更多支持的最好机会，而对于官方，也是展现自己改革诚意的契机。如果真的有诚意政改，就请先从释放和停止迫害刘晓波、胡佳、高智晟、赵连海、黄琦、谭作人、陈光诚和其他异议和维权人士开始。

但我没有刘晓波那样的境界。就在宣布刘晓波获奖之后，又有不少人因为聚餐吃饭庆祝而被逮捕，至今没有消息。这样的政府和他的首脑，叫影帝，那是表扬。

PS: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已经获得“GFW-中国政府推荐的好网站”认证，为了庆祝，特此提供评委会颁奖发言视频本地下载（mp4,12.4mb），为传播消息、保留历史时刻作出自己一份微不足道贡献。

已经进入大学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了，实在是很忙，常常会忘了这里，还请见谅。另外嘛，现在无论有什么话想说，我能找到一个小萝莉说了，所以表达欲就减少了。不知道多少人能够理解这点：）我依然在Twitter上活跃，有事，或者需要交流可以在那里找我。

不过，最近看到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本地电影院快要下线了，家人想去看，还是抽空跟着去看了一次电影。我原本就不喜欢这样的东西，看电影送卫生纸，别人吃个爆米花都要被鄙视，这一听就不是正常人，而是平日中的那些道德勒索犯、爱国贼所喜欢看的电影，不过还好，电影院就我们两三个人，相当于专场电影，吃爆米花谁都管不了我。

不过我不想说这个，我想说的是最近在南岛基督城（Christchurch，或者按非常不信达雅的译法，克赖斯特彻奇）的地震。新西兰是地震多发国，这两年地震不断，这个博客里也提过很多大地震，但从来没有一次地震这样靠近一个大城市。按天朝标准，基督城最多是个大县，不过在新西兰，是第二大城市。这样的地震对全国经济，救灾能力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预计损失在新西兰年GDP的2%以上。

这次地震有很多颠覆我观念的地方。最值得一提的是强震发生的时段。作为天朝子民，我们的“常识”是晚上，特别是凌晨发生的地震，几乎肯定要比白天大家都没睡觉时的伤亡要高得多，“家“这个词的脆弱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了一个很难颠覆的常识。所以当我听到很多人庆幸地震发生在凌晨死点，而不是下午四点，可以理解我有多惊奇了。事实上大多数住宅都比较新（根据新西兰“新”的标准，我的意思是五六十年内），依照的建筑标准更严格，而且大多是木框架结构，所以抗震能力更强。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家是最安全的地方，至少就我，很少看到整体倒塌的住宅。电视中的一个画面很有意思，一户居民发现一个小断裂带正好从自己家中经过，房子跟着地势隆起来，却依然完整并未倒塌。

相对于住宅，倒塌严重的是那些比较古老，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大多处于市区中心的商业建筑和教堂之类的社区建筑，这些建筑晚上通常不会有人住。它们大多是砖瓦结构，一震就导致砖头乱飞，烟囱倒塌。如果是白天，很明显会对行人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不过对我天朝人，特别是还居住在天朝的子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如此低的伤亡率更让震撼了，以至于让很多人嘲笑说新西兰地震是对天朝“很不友好”的一次地震，零伤亡（其实有一个人因心脏病发身亡），新西兰自己不能多难兴邦就算了，而且还让天朝情何以堪，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居心。这个问题让我朝的五毛们伤透了脑筋，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大多是臆测，并不准确。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无所谓，拿到钱就行了。

媒体将这次地震和海地地震对比，两次地震无论是震级还是震中离人口聚集区的距离都差不多，可造成的伤亡水平差别巨大，当然更好的建筑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零伤亡，房屋倒塌都很少，近4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400人的房屋不再安全，需要临时居所。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低伤亡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内。新西兰有个昵称叫Godzone，上帝自己的国家，当然不会让大事发生在这里，事实上这个国家的运气也的确是好。一是地震发生的时间救了很多人的命；二是主震前四秒发生了一次五级的小震，相对于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强余震来说，这个地震对那些居住在砖瓦房内的居民非常重要，就因为多了这几秒，刚好唤醒了正在床上熟睡的人们，接着大震来临，正好逃走，然后发现自己的床已经被压在倒塌的砖头之下了。

如果震中处于市区下方，那么我对这个国家不抱任何信心。甚至连大众都不否认这点，民防部曾经和电视台合拍过一个低成本电影，假设1855年在惠灵顿的地震发生在今天，有人会因为一个星期内等不到救援而饿死，医药短缺让糖尿病人丧生，而这个国家必须得依赖澳大利亚的援助。当然电影有些艺术化，但民防部平日的宣传也是着重于自保，希望民众们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能至少独立坚持三天。

如果有五毛兄弟因为我这些资料得了领导的赏，我要求一半分成，二毛五也是钱，是不是？玩笑归玩笑，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给历史一个完整的图片，不夸大任何一面，不然你和共产党的真理部有啥区别呢？

这就说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这电影离事实根本不能再遥远了，稍微考虑一下都站不住脚。一个小孩子，在如此大灾之后，脑袋还没反应过来呢，能恨自己的妈32年，这显然是我朝的老毛病，用成人意志意淫孩子的想法。当然我不否认灾难中的很多悲欢离合都人催人泪下的能力，但为什么个人的遭遇能获得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 它是真的，至少也应该有事实基础，例如很多电影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因为是真人真事，才可能符合一般人生活的常识，更能产生共鸣。

不过“事实”当然是不能拍的，这词都快成为天朝敏感词大辞典的最新成员了。人掉眼泪很正常，可如果连为谁掉眼泪都不知道，还要通过发卫生纸的途径来强迫别人一起掉眼泪，我坚持对这种人“道德勒索犯”的评价。更别用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事件的一面 —— 还有隐藏的另一面不为众人所知。我推荐一部叫《掩埋》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在youtube上有完整版本（当然，需要翻墙）。当了解了个人悲剧所处的大背景下，再来考虑这些小说和电影是否依然感动，依然有价值，更为合理一些。

32年之后，经济发展了，可社会显然没有随之前进，甚至倒退。三十二年前的个人悲剧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丝毫没有减少，而且更有一种上瘾的趋势 —— 眼泪多么能够创造“凝聚力”，以至于开始鼓励大家流泪，而让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为谁流泪则不再重要，至于能否让人们不再流泪，更不在很多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对于我来说，这种集体的心灵麻木比任何地震都要悲剧，任何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将会不可避免的重复历史。

有网友建议说，对各种事故、自然灾难可以使用新的分级方法。除了传统的“大中小型”灾难，对于毁灭性的灾难，所谓“百年一遇”甚至更罕见的灾难，可以新建一类别，名为“兴邦级灾难”。很明显，这个分级是根据影帝温的“多难兴邦”名言产生的。影帝的话会这样被网友奚落讽刺是有原因的。其实至少就我的看法，多难兴邦这四个字一点都没错。但前提是，如果对这四个字的理解就停留在其表面，觉得哭一下，网页全部变成灰色就可以兴邦了，而不去理解多难为什么兴邦，那么不仅无益，更会让人们逐渐活在自己构建的感情中，脱离现实问题。

我们哀悼逝者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于哀悼。我常常说，就算我们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句话是事实，那么我们至少也应该达到人类本性所要求的最低水平。从生物学上来说，人类对同类的哀悼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哀悼和葬礼可以重建社会秩序和关系网，填补因为逝者而带来的阶级地位真空，防止因死亡造成群体内乱；以及对死者表示敬畏、用哀悼，埋葬尸体等方式保护还生存着的个体不受尸体带来的疫病侵袭，避免死亡再次发生。

如果把我朝人民和动物界的动物相比犯了大不敬，那我收回刚才的话，换个例子。被抹黑了近一百年的李中堂李鸿章在遗折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渝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后面一段话比较好理解，关 键是在前面的“殷忧启圣”。文言文不是我的长项，所以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我的理解是，殷——“多、深”，殷忧——“多忧”。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 是，太多的忧患可以激励、启发民智，出现“圣人”。当然，圣人是文言文的说法，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大概就是才德兼备，有能力、有魄力解决困难中显现出的种种问题，从而 “兴邦”。

五一二地震后，我是强烈要求国家降半旗的众多网民之一。但我今天有点后悔。如果哀悼日的意义变成了流点眼泪，增强“凝聚力”的宣传政治工具，那意义不仅全无，而且还会带来反面的危害，更是对逝者的羞辱。其实兴邦级灾难在神州大地上一点都不罕见，都不用追朔到几十年前的超级兴邦级自然灾害了，就这两年，南京大爆炸，奶粉危机，石油泄漏，全国多处的幼儿园屠杀事件，无论是哪一个，那规模都是兴邦级的。也许会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灾难的大小不是按死亡人数的多少来算的。一千条人命是命，一条生命也是生命。

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在地震后官方不得不低头，第一次为普通民众举国哀悼，下半旗致哀。在那个时刻，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让人们感觉到，这个 国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共产党的。虽然进步的来源不是自己的自觉，而是外部压力。在这之后的兴邦级灾难又有玉树地震，以及今天的甘肃舟曲。每一次都是举国哀悼，但除了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我们还做到了什么？你知道那些事件中的责任人最后下落如何了吗？“有关部门”都采取什么步骤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实话说，对于那些小型兴邦级灾难，每个人都在像比赛一样看谁遗忘得更快。在中国做官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总有一件更大型的灾难来转移注意力。泥石流之后，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追究南京大爆炸的死亡数字是否真实，奶粉导致婴儿早熟调查报告将会在今天公布。只有当灾难太过于兴邦，我们遗忘的速度才能减慢。例如我还记得五一二地震后“让灾民安居置业，考虑到了自然灾害的城市规划，更好的房屋质量”这样的诺言。不过今天发现那只是说说而已罢了，真的需要考验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又露馅了。

如果说地震还有些天灾的因素，在舟曲发生的泥石流，可以说，那些同胞真的是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了经济发展，修一座小水电，往江水里倾倒一点建材或许看上去影响都不大，可如果是每个人都这么做呢？这简直是这个社会的最好诠释，每一个人的不作为，甚至是一点小恶，埋下了一颗迟早会爆炸定时炸弹。为了经济利益，多次、小量的放弃自己权益，每一次看上去都觉得一点牺牲基本无害，可以放弃。不过生命，乃至人性就是在这样不经意间一点点逝去的。

如果你是真心对舟曲死难的同胞感到悲伤，那么请你在默哀时想一想：如何才能让上千条人命的逝去有价值？如何才能阻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你，又能做些什么？

永远不要放弃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