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政府不喜欢人文学

看了最近关于Marsden Fund 取消资助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新闻,我觉得右翼政府不喜欢文科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有争议的问题。毕竟要是做过网上任何一个政治光谱测试的话,大概都遇到过“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艺术家”之类的问题。 我也不觉得人文科学以及教育是可以放弃的可选项。最近新西兰舆论对Marsden Fund 停止资助人文科学 已经有不少讨论了,或者非常直接的说:Govt de-funding the mind。但是如果要我证明的话,用不着讨论什么鼓励critical thinking,引导科技发展正途之类的功能,四个字地图炮就完全足够了:天朝码农

我不是学术界的人,不太熟悉最近新闻里的Marsden Fund究竟是做什么的。简单来说是就是新西兰政府资助的一项前沿科学研究基金,新西兰皇家学会的网站上特别有这么一段介绍

The research is not subject to government’s socio-economic priorities, but is investigator initiated.

政府新闻稿中表示,资助的研究需要证明该研究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对人文以及社会科学两个项目的资助则完全取消了。新闻稿标题是“Marsden Fund refocused for science with a purpose”,其中提到: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clear in its mandate to rebuild our economy. We are focused on a system that supports growth, and a science sector that drives high-tech, high-productivity, high-value businesses and jobs”

我想我完全把可以这个公告理解为,现在的政府认为人文以及社会科学没有意义,对经济发展没有帮助,也就是说,”without a purpose”。

这就让人好奇人文科学类前几年都干了什么消磨时间,骗纳税人钱的行为。皇家学会网站上有2023年的资助名单。饶有兴致的读了一下,2023年两个学科加起来的金额是$18 million ,或者按照新西兰的计量单位,18个奥克兰房产。

至于研究有没有意义,我摘抄了几个我完全可以理解的 Abstract(有缩减,AI翻译):

人工智能对自然语言的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机器辅助写作成为可能。同时,我们知道,自然写作具有丰富的语言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方言、文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上。本项目的核心问题是:机器辅助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或消除了写作中这些独特的语法模式,即构成我们方言和风格的句法要素。

真实犯罪节目:在全球下载量接近十亿次的情况下,真实犯罪播客的迅速流行引发了学者们的激烈辩论。一些人谴责该类型节目延续了种族主义刻板印象和厌女叙事,而另一些人则赞扬其为社会正义发声的潜力。本研究将探讨真实犯罪播客如何在数字时代这一复杂但基本的公民过程中,为集体判断的形成提供重要的见解。

酒精广告对社会的影响:酒类公司正在社交媒体上利用“暗推(dark nudges)”和“阻碍(sludge)”来利用人类的认知偏见,限制个人作出明智选择的自主权。可能促使消费者做出违背自身最佳利益的行为,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平等,并可能对年轻人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将提供开创性知识,并确立新西兰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伊斯兰教在新西兰的发展:新西兰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世俗化、世俗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如此,伊斯兰教如今已成为新西兰增长最快的宗教之一。关键在于,这种增长不仅仅由移民推动,还包括本地人的皈依。该研究将挑战主流政治对伊斯兰皈依的解读,这些解读往往强调激进化。通过加深对这一被忽视但不断增长的群体的理解,并探讨宗教在去殖民化、后基督教社会中的角色。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这些研究都挺有用的。虽然不一定可以产生立刻可以看到的经济价值,但对公共政策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降低酒精消费带来的社会成本;在AI时代如何制定新的教育政策;司法和预防犯罪政策是用真实证据作为基础,还是以民众的观感作为指引;或者理解本土伊斯兰教的发展,预防极端化但也不将他们边缘化。

解答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可以帮助未来的政策制定,以及社会发展少走点弯路。

不过就我的阴暗心理来揣摩,我完全理解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现政府的社会以及文化价值观,客气一点来说,缺乏足够研究和证据支持。说是学界已经被“左棍”把持也好,还是他们不食人间烟火也好,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无论是煽动社会对毛利议题,犯罪率之类的错误印象,还是向烟草,酒类公司输送利益,如果相关证据都不支持这些行为的话,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消灭证据。

这几个话题中我可能唯一有点现实经验的是伊斯兰教在新西兰的发展。毛利人中皈依伊斯兰的人算小众,但比我想象的人多(2000人左右)。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督教被看作为殖民者带来的宗教,脱离殖民主义就必然要重新审视基督教的地位。

不管这些人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象。而一个右翼政府可能会无偏见,公开地讨论这些问题嘛?至少我想象不出来会是什么样的。

这种本质上花不了多少钱的行为也是极好的狗哨,反正我逛了一大圈,只看见各种猜测这些研究肯定是woke , DEI,或者某个现在正在流行的狗哨专用名词,而真没几个人去看研究内容到底是什么。

The Post 民调

The Post 发布了一份新民调。单独的一次民调说明不了什么,而且两次民调间距过长 (上一次同样的民调还是去年选举前)。不过看上去是专业机构,methodology 也没有什么问题。

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内容。比如说新西兰的政治民调中问支持谁当总理时,通常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不会给受访者提供任何选项,所以总数通常都加不到100。但这份民调例外,因此能看到两个人几乎旗鼓相当。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

总结一下:

  • 所有政党现任党魁的净评分都是负数。相比于上次民调,几乎所有人的净评分都可以用crash 形容。
  • 唯一一个评分正面的人已经退出新西兰政治,但至今被不少人恨得牙痒痒,或者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净评分其实也不高。
  • 现任总理只能排在第三,而且看法非常负面的比例仅次于行动党那位“每个人必须平等”的social justice warrior
  • 而那位warrior 的净支持率比起选举前下降30点。民调是11月26-27日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惠灵顿游行之后。
  • 净支持率最低的本地人物是毛利党党魁,不过有高达33%的人表示没听说过这号人物,而且看法“非常负面”的比例其实并不高。我大概不会过多解读这个结果,毕竟也很难说剩下的66%就真的了解这个人物。
  • 虽然把Trump 算作 ”figures in New Zealand politics and culture” 过于勉强,但还是有点意外——负面看法的比例远低于我的预期。
  • 我多么希望我是那2% 从来没听说过MAGA 的人。

最直接的印象还是,populism 成长的要素已经非常齐全了:对现有制度普遍不信任,“所有的政客都是垃圾”,哪怕新政府刚上台,依然有更多人认为国家正在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还有将近40% 的人至少不讨厌MAGA。

可能唯一的好消息是,岛国所有山寨版MAGA【暂时】都没有正版的charisma 以及政治能力。

商业天才的Q+A 访谈

我不是特别喜欢看政客访谈或者辩论,因为套路都是一样的。无论面对什么问题,就是把事先准备好的答案套进去就行,很难听到什么新内容。有些过于表现的主持人也会喧宾夺主。不过周末干活时,也就顺便看/听了一下Luxon 的Q+A 的专访,毕竟他已经逃避了一年了。

事实也是如此,Luxon 能做的就是用准备好的材料努力向问题靠近,但很少有真正切题的时候。政客语言之外的反应可能反倒更有意思。比如说Luxon 有一个很不容易改掉的习惯—— 一旦紧张或者焦虑时,就会像图中那样咬嘴唇或者舌头。看他在哪些点咬过嘴唇,能得到不少信息,哪些是预料中的后果,哪些是预料之外的。

整个访谈车祸现场实在太多,但值得提出来的部分是条约原则法案的讨论。大约从19分钟左右开始。Luxon 把现在的种族对立责任推给前任政府,因为是之前的政策导致的,和现政府单方面撕毁立宪文件无关。然后20分50秒主持人话锋一转,问道:

“Did you anticipate this level of response to the Bill?”

听到这句,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么直的钩哪个政客会上?结果我心里还没说完这句话,就有人上钩了:

“Yes, because frustration has been building for a number of years.”

说完准备好的台词后,才突然意识到这段对话的目的不是法案本身,无法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前任政府。接下来就开始各种口吃了。

车祸最高潮是Luxon 接下来不断解释这是比例代表制组成联合政府所必要的让步,Seymour 和自己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句说辞当然事先准备好的,但接下来的应该没准备过(22分25秒):

Q:”I’m not sure David Seymour didn’t get what he wanted out of all of this”.

A:“He wanted a full national referendum … that was the policy before the election”.

Q: Well that is what he says … Welcome to politics, Prime Minister.

而Luxon 并没有任何回应。

这段对话就有点吓人了。商业谈判天才很可能真的没意识到对方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至今也可能没意识到全民公投很可能还是会发生。也就是说,政治智商为零。

不管喜不喜欢Seymour ,这个人玩政治的能力是十分了得的,把Luxon耍得团团转。他公开表示法案不是组阁谈判底线,也把Luxon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公开证实的话,就等于证明了自己的天才谈判能力,否认的话,得罪对方。结果就只能在访问里蒙混过关了。

总体感觉怎么说呢,行动党说的那些阻碍公司发展的水货管理人员,应该就是指他吧?

行动党:收入越高权利越少

行动党籍的工作关系部长宣布了一项新政策:收入超过$180,000 的员工不再有控告不公正解雇(unjustified dismissal)的权利

众所周知,行动党是一个追求平等自由的政党,所有人的权利必须要绝对一致。不过很显然这并不包括收入,如果你努力工作,不断进步,收入越来越高,那么你的权利应该比别人少才对。

对面澳洲确实有类似的规定,高收入者同样也无法通过unjustified dismissal 控告雇主。这也是新西兰另一个问题 —— 如果是涉及剥夺一般搬砖人权利,那必须向对面澳洲看齐。但是如果是加强搬砖人权利的时候,那就是阻碍经济发展进步,必须反对了。 比如说现任政府一上任就必须迅速取缔的fair pay agreements,就是参照对面的Modern Awards

另一个问题是,新闻稿说这种水平的工资通常是管理层,而如果有问题的管理层无法被及时更换,影响比一般人来得更大。新闻稿中表示,“很多勤奋的人不得不在能力不足的经理手下工作,这些经理的领导可能影响了团队的士气或生产力。”

这理论上来说是没错,不过能达到这个收入的非管理层我也能想出至少两个例子 —— 医生和码农。特别是考虑到现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持续攻击,前者应该引起所有人足够的警惕。

这就约等于所有拿这个工资水平的员工,实质上都处于无限期的试用期内。虽然不像试用期一样可以当场开除,但日常操作中也就是走个过程,况且如果程序不公平,也没有申诉的渠道。

更大的问题的是,谁能保证这个规定实行几年之后,行动党会不会突然回想起所有人的权利必须一样这回事,然后直接弱化所有人的权利?

话说通常被指责 class warfare, 攻击高收入者的“少数人权利”,是政治光谱对面的专利。当然行动党会说这对员工“有利”,不过就像90天试用期一样,最后都会成为一句空话而已。

新西兰帮派数量

很多大机构或者公司,如果常常面对公众的话,至少客服部门或多或少都有一份内部的“黑名单”。日常工作中遇到了不那么友善的人,也许就会将名字,电话号码,或者地址和加在里面,同僚在之后遇到同样的人时可以弹出警告,让他们做好准备。

但一般没有人会花精力审核这份名单是否已经过时。毕竟如果电话号码变了,或者人已经不在了,那就再也不会遇到了。如果搬走了,下次再遇到这个地址时就自然更新数据库了。

新西兰的National Gang List 也差不多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帮派分子入党,哦不,入帮时并不会把申请书抄送一份给警方,使得警方可能要很久之后才知晓和记录他的帮派身份。退出帮派之后如果不再涉及违法行为或者需要福利部门帮助,在数据库中的资料自然会长期没有更新。

在2019年,新西兰警方和众多政府部门签署了信息分享协议。如果类似卫生部,教育部或者公屋署等政府部门知道一个人与帮派有联系,这个信息从此也会分享给警方的情报中心。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媒体,和反对党口中就变成了“帮派数量爆炸”,用来煽动恐惧。

警方自己倒是一直指出数量上涨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情报收集能力提升了。一些真正的行业专家也指出把这个数据看作一个实时更新的帮派数量是错误的 —— 简单一句话,if that person leaves, how will the police know? 相对于私企,对警方来说,在这份“黑名单”中删除一个人可能还需要更加小心。毕竟谁知道这个人是否会在10年后又浮出水面,或者他的人际关系中出个什么事,需要以前的资料?

那么“严打犯罪”党上台了,要如何降低帮派数量呢?把人从帮派中解救出来,鼓励他们改过自新?当然了解上面背景之后,答案很容易猜 —— 让警方花更多精力去审核名单,谁已经不在帮派里了,谁去世或者出国了,帮派数量自然就“下降”了。不过没人提的是,让更多的人干这种工作,真正收集情报的人就少了。

一件可能已经被选民遗忘的事是,现在的帮派标志禁令就是国家党在帮派数量“爆炸”时提出的。用错误的数据解读作为政策依据不说,政府员工或警方首次知晓一个人帮派身份的途径,常常就是因为看到该人穿此类标志。

我是觉得,国家党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新西兰版DOGE

在twitter 上提到过新西兰其实已经有自己版本的”DOGE” —— Ministry of Regulation。不太确定中文如何翻译比较合适,规章部?考虑到Seymour 的背景,这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毕竟背后的金主都是同一群人。但由于字数原因无法展看说的是,这个部门到底是做什么的。

虽然叫“部”,但和其他部不同的是,它被认为是和财政部一样的 central agency 之一。它的功能高于一般的政府部门,因为必然要协调和监管其他部门的工作。

不过Seymour 可能没有告诉他选民的是,这个部门的部分功能其实之前就存在于财政部内。这包括审查和发布regulatory impact statement —— 各个政府部门做政策决定之前,都需要发表这样一篇报告讨论可能的政策选项及影响,从而得出哪个选项更好的结论。财政部也负责监管整个Regulatory Management System。这包括了一系列指引,守则和最低标准。

这些功能现在都被转移至了新的部门中。而新的部门有什么新功能,实话说,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确实没研究出来。唯一知道的是组建后的两个项目 —— 审查早教行业和农业部门的”red tape”。当然很凑巧的是,这两个部门都是政府的主要金主来源。

考虑到这些背景,以我个人观点来说,这很像是一个得票率8%的小党最大化权力的手段。从财政部剥离职责之外,更重要的是这给了Seymour 一个可以干涉任何政府部门的理由 —— 只需要宣布对这个部门的”red tape” 进行调查就行了。

如果说这是cynicism,内心阴暗,其实也没错。 但以最坏可能猜测政客的动机,特别是煽动民粹的政客,一般都是最佳策略 。比如说在怀唐伊条约原则草案抗议者到达议会的同一天,这个人突然宣布,鼓励大家在线举报red tape —— 这会是从哪个民粹偶像那里学来的策略呢?

国家党的历史文件

原本是把Twitter 账号锁了,准备逐渐淡化退出。但在整理历史内容时发现以前的 blog 常常引用自己的推文,虽然有时候我也不太记得为什么了,但锁住账号必然导致一大堆历史链接失效。

虽然还没想好怎么做,但翻旧资料想起了一条有意思的历史。 以下引用来自于国家党的某次政策宣言,我直接扔给AI翻译:

首先,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新西兰收入长期相对下降的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解决一个事实:太多的孩子在离开学校时因缺乏读写和算术能力而处于极大的劣势。
第三,我们必须直面一个现实:传统的新西兰价值观正因政府资助的福利依赖文化而被破坏。
第四,我们必须处理社会安全问题,特别是当前对执行新西兰法律的敷衍态度。
第五,也是我今天要重点讨论的话题,是新西兰正危险地滑向种族分离主义,以及现已根深蒂固的《条约》诉求产业的发展。

这确实来自于2004年的国家党,而不是2023年的国家党。当然,把这理解成2004年的行动党其实也不算错。

这篇讲话当时遭到了广泛批评。原因当然不是为了要严厉打击犯罪或者提高收入。至于为什么,随便摘抄一段应该就能大概看出来:

James Belich 向我们展示了,在19世纪初期火器落入毛利人手中后,部落间的古老竞争导致毛利人之间的互相残杀数量超过了新西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总人数。据估计,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大约有20,000名毛利人死于毛利人之间的冲突。

其余部分其实今天还在Twitter 上重复,所以似乎也没有必要贴出来。

在这次讲话后国家党的支持率从20%+瞬即上涨到40%+,但还是在一年后输掉了选举(虽然差距很小)。更换党魁后国家党向政治光谱中间靠近,John Key 赢了下一届选举,和毛利党连续合作了三届议会。

虽然“减税”和“严厉打击犯罪”是无论任何时候都能吸引选票的口号,但这20年间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社交媒体的存在。当年吼一嗓子,引起一段争议之后,大家也就逐渐忘了这事,拉升起来的支持率马上回落。现在就不一样了—— Seymour 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全天候扮演受害者,只有我是对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因为私利攻击我。说的话正确荒唐与否其实不太重要,保持热度就达到了目标。

所以有时候我不太同意是社会变了,只是某些部分的声音变得更大了而已。今天在吵的玩意儿,也许20年前就来过一次。而底层的结构性问题一直都存在。

虽然现在的国家党不会允许条约原则法案通过二读,但二读过后并不是终点 —— 六个月的征询意见期本来就是目的之一,毕竟有时间就有可以操作的空间。

接下来几乎肯定会发生事情是 ,各路“草根组织”会在网上鼓励人们大量往议会提交意见书。虽然这种意见书都是同一个模板,点鼠标几分钟的事情,但保持热度就够了。另外,其中一个“民间组织“还正好就是2004年宣言的来源。

另一个潜在选项是,只要有10%的合资格选民签名支持,就可以举行全民公投。这种公投虽然对政府没有强制力,但不难想象,一旦发生的话,这个话题必然会延续到下一次选举,左右两边的极端政党必然会受益。Seymour 很可能把“尊重”公投结果作为组成下一届政府的前提。六个月的热炒,同一”民间组织“征集到10% 选民的签名可能性挺高的。

虽然公投结果现在无法预测,但国家党本身似乎已经感受到了选举压力。为了避免自己的选票向更右翼流失,我也完全看得到下届选举中两党达成某种交易的可能性。

如果这段猜想似曾相识的话 —— 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Seymour 更像是Farage, 而不是MAGA。而这一系列选项,要是没有社交媒体,在2004年的时候都是难以达到的。

虽然之前就完全预期新西兰会进入一段政治不稳时期(这次的twitter 链接就用快照了), 但还是希望好运吧。

澳大利亚政局和新西兰经验

邻居又换总理了。澳大利亚上一位成功干满一届议会任期的总理,还是2007年选举失利的霍华德。 11年的跨度已经到了那种需要认真“回想”才能记起细节的距离了。不过看热闹归看热闹,作为文化,历史以及政治体制都相近的国家,对面所能给新西兰提供的经验是其他人任何国家都无法对比的。

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政府是否拥有议会多数和政府稳定没有直接关系。

自从新西兰从1996年采取比例代表制之后,舆论中总会时不时冒出这一迷思,而稳定压倒一切的天朝裔选民总是第一个为这说法买单的。我觉得对于天朝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不需要证明的事情。宇宙真理党最伟光正的7个人都天天勾心斗角,但是“民主乱象”中的多数政党却能永远保持一致有力执政?

1993年新西兰就选举制度公投时,两大党派和工商业均反对实行比例代表制,FUD宣传策略中的重要口号之一就是导致政府不稳。不过现实经验是,从1996年到2017年21年8次选举之后,还没有一个新西兰政府因为无法控制议会多数而倒台;被党内政变推翻的总理只有一位,而且还是在比例代表制刚刚开始的1997年。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除了绿党自成一派而外,1993年之后所有在选举中赢过议席的小党,其前身都是从其他党分裂出来的议员。有些小党的前身现在看起来还相当不搭——比如行动党的起源是工党籍的财政部长和副部长。而相当一部分分裂是因为议员在某些重大议题上与党内意见相左导致的,比如说Winston Peters, Jim AndertonTariana Turia。比例代表制给了这些议员一个将重大问题付诸选民表决的机会。经过选举考验下来的小党,代表着反对观点拥有的市场足够多到赢取议席的程度。

而在简单多数制下,这种不同声音并不是说就不存在了,而是变成了党内的派系。澳洲两大主要政党均有十分分明的派系,而选民却对哪方主政没有多少发言权。政策分歧并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内斗解决。从2007年霍华德选举失利之后,澳大利亚自由党无数次的党内选举中人是换了一班又一班,但是碳排放这一争论却延绵了11年。Abbott / Turnball 之争的主要焦点就是是否支持工党政府的碳排放目标。而这一次Turnball倒台的诱因之一亦是National Energy Guarantee 中对碳排放目标的限制

如果有一种将政策分歧交给选民表决,每一方都可以光明正大代表利益该多好?

当然新西兰的21年在历史尺度上来说很短,我并不觉得就可以得出比例代表制更好,可以鼓励政客互相合作的这种结论。不过回顾包括新西兰在内大量的现实历史经验,要证明简单多数下并非绝对稳定却不难。

虽然依靠普通选民的记忆能力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不过还是希望下次政客再次鼓吹要回到简单多数制时,新西兰选民在选择前应该考虑历史经验,想想为什么,而不是跟着被忽悠跑。

2014新西兰大选 – 一点随笔

Dirty Politics 一书消息走漏时,不少人认为书中内容可能是斯诺登泄露的新西兰情报网络。虽然并非如此,但事实依然出乎意料。

出版后我花最快时间通读了一遍,唯一感觉并非是对书中的内容感到吃惊,而是——新西兰政界怎么可能有这么邪恶的一群人?我知道邪恶一词听上去似乎很夸张,但相信我,我找不出第二个词。为了政治和金钱私利,他人的隐私、权利、家庭到个人及国家利益和安全,都是政治棋盘上的筹码而已。一些行为,比如私自进入反对党电脑系统,和为了政治私利解密和使用机密文件,已经有触法嫌疑。

本书作者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中唯一的新西兰成员。如果还记得的话,该组织曾经公布过和中国极为相关的海外离岸账户资料。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政治观点,但作为全球披露美国情报网络的先驱者至2002年毁掉工党政府议席过半的梦想,从没有人能成功把他打成荒谬的阴谋论者。这次他书中引用的email中倒是提到了一种中国人,这种人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这家伙让好多中国富豪的资料泄露了,中国人丢了脸之后会很暴力,也许我们应该把他的住址泄露给中国【朋友】。”

至于斯诺登对新西兰情报网络的爆料,现在看上去不得不说确实缺少实证。但还是那句话,不管人们喜不喜欢斯诺登的所作所为,从没有人能证明他无意或者有意撒谎。而我在中文广播里听到的最大笑话就是:“John Key 有道德洁癖”。

要我列出他的每条谎言和相关链接,得需要我一个星期全职投入。但斯诺登和记者Greenwald 所揭露出的最重要一点,无疑是2013年8月在通过GCSB修改法案时,John Key故意误导了全国公众,并且在当时信誓旦旦的宣称,“如果GCSB进行任何大面积监控,我就下台”。 发布会提供的不多证据显示,修改法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大面积监控合法化。而前GCSB负责人能给出的最好说法是,光是收集每个人都信息不算“surveillance”,一定要有人在读每一个人的邮件才算。

如果大部分人只关心经济问题,那么,不知有多少选民注意到,John Key 在选举辩论中,不加思考的直接把对自己不利的统计局数据称为“谎言”;或者无法回答自己政策的开销是如何算出来的;或者,将负债累累称颂为一项政绩

不管是肮脏政治还是情报收集,有人也许会说,政治就是如此,政客的天性就是说谎。这也许是事实,但我难以理解的是,面对John Key 的笑脸,公众能如此轻松的对所有谎言照单全收。当去年GCSB法案进行讨论时,任何看过法案的人都知道这事不能再明了:原来的法律中明文禁止对新西兰人和永久居民进行任何程度的监控,而修改案将这一条保护添加各种例外。而民众却认为,这个修法不重要,相信总理就好?

不用dirty politics 一书提醒大家,已经很明显的一件事是,现任政府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改造新西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新西兰本为全世界最为进步主义的国家之一。我就不列举那些左翼分子最爱说的种种新西兰成就了,但这些成就之所以能达到,和一个公开、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分不开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能自由获取信息和参与到公众辩论中,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对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都有责任去了解,思考和参与——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新西兰都是西方国家中大选投票率名列前茅的国家,常常超过85%甚至90%

而今天,这种政治传统正面临着危机。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事实只有一个。不过,在过去三年的public discourse中,看到的更多是美式选举策略。领袖永远是一尘不染,诚实可靠,值得信赖的人。而作为天朝人,对种种贴标签的行为更是再熟悉不过了:国家党=光明未来;工党=乱花钱外国记者=Dotcom爪牙。虽然这些标签通常都没有附带以事实为依据的解释,但是让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不断重复这些“事实”,那当然就是真的了。加之于这种人通常都是影帝,逼真度就又提高了一级。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可能每人都有自己版本的事实。在公共领域的任何讨论,都需有事实的最大化作为前提,intelligent debate 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公共领域辩论被庸俗简化的趋势都在,但很少看到书中所介绍的那样,背后推手有意识的通过操纵、控制、误导等手段来鼓励这一点。

众多不同观点是民主常态。但是,这个社会正在逐渐遗忘的一点是,不管人们支持哪个政党,在具体到每一个单独事务上,最终做决定的,必须还是得人们自己。但是,当社会中出现“我把决定权交给某某党或者某某人,他们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这种思维定势时,最终结果都不会太好看。Homer Simpson 所来自的那个国度,“选举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我们用不着自己思考”,最终结果只能是大众普遍对政治和社会议题失去兴趣。而除了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团得利,其他所有人都将会变成输家。

作为一个小国家,重要决定交付民众是新西兰的一项长期政治传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比例代表制。当人们讨论比例代表制的种种“坏处”之时,却很少有人提及当年为什么会引入这个制度——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工党和国家党都引入了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十分极端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改造计划。而两个党做这些事之前,都没有获得社会广泛同意。新西兰人看到了一党独大的坏处,并在当年积极通过社会活动改变现实

而这个国家的另一个传统则是,众人之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这传统可以从殖民地历史中找到。在当时,毛利人权利问题就是导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被分为两块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哪怕是在土地战争之后,毛利人也被称为“智商高于澳大利亚土著”,获得了在澳大利亚的投票权。

国家党的高支持率最早源自2004年的Orewa Speech。这是一个重要分界线,之前国家党的支持率都是在27%左右徘徊。在之后就长期保持在40%以上。对毛利人,岛民究竟是不是混吃混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大部分华人的看法。但是,一个以种族问题拉升选票的政党,无论他的得票率是5%还是45%,反华人还是反其他人,都是需要警惕的。(题外话:这一部分的故事在Hager的另一本书, The Hollow Men中重点提及)

这个道理很简单,今天为了各种原因而打种族牌,你也许会认为对你有利而强烈支持。但是,明天要是出现一群比你更有钱的人;另一个政党依样画瓢也想要提高支持率;或者仅仅是上一个目标消失,需要找新敌人,那到时候被清理的就是你。这都不需要我列证据,看看一些政党,例如保守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就知道了。

如果你是拥有选举权的华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准备在这个国家扎根安家,终老一生,你觉得为了一个星期几杯咖啡到一顿饭的钱(看你这顿饭有多贵),培养出如此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真的是你的长期利益所在吗?要知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永远胜利,你也无法保证下一个金牌影帝的政治观点就和你相同。

当然,如果你是类似于刘阳之类的卷了钱跑出来,或者纯粹是捞一把就跑的炒房客(我知道很多是洗钱的),这明显不是一个考虑范畴,反正赚到钱就好。

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的社会、一个别人过得不好自己就开心的社会,绝对不是新西兰的传统,也不应该是新西兰的未来。我为什么痛恨这种社会,原因很简单:我就来自于这样的社会。如果有华人选民有耐心看到最后一句,那么不妨再试试把所有和新西兰相关的描述换成祖国,会发现我这随便乱写的一点东西还是能读通。而我,绝不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

动物世界里都找不到的弱智?

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点击可以看到故事的结尾。

据说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虽然这句话的出处有疑问,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天朝人,它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在生存能力和政治觉悟上如果不能达到全球人类平均水平,也至少不能输给动物世界,否则就真的太丢脸了。

作为一个对社会学和生物学都有点知识的人,我觉得两者有着非常有着而且很紧密的联系。动物世界的行为模型可以被看作 是人类的简化版,从最简单的自然反应来说,我们和单细胞生物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一个例子是趋温性,寻找比较适合自己的温度但又不太热的地方。在太阳暴晒下,单细胞生物会往角落里钻来躲开太阳,而我们会逃到屋檐下乘凉和吃冰糕降温。当然我们也有比较高级的地方,猴子通过打架和对上级服务(挠痒痒)来确立等级关系和往上层阶级爬,而打架失败的会被猴子其他猴子鄙视,甚至是被赶出族群;而文明的人类社会则用多数决议,共识等机制来决定领导。虽然不打架了,但最后胜出的通常还是强者。

人类和动物世界间是如此的相似,很多人也用那句疑似林语堂的话来形容今天的天朝,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在两者间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是个遗憾。虽然我在两者间都不是专家,但还是忍不驻尝试一下,搏君一笑。

其实在政治觉悟上,比起动物世界来说我们真的强不了多 少。猴子通过打架来决定新一代领导核心,而天朝的三次核心转移分别是通过政变,天安门事件(还有装孙子的江)和私底下勾心斗角来完成的。虽然胡萝卜的隔代继承比较和平,但比起全球平均水平,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距离。而且用这种事实来分析我们和动物世界的差距有一个缺点。 这是基于共产党员来分析的,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员,特别是相信中国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屁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太祖毛皇帝说过,中国有至少5%的坏人,而今天相对于中国14-5亿人来说,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共产党处处都彰显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因此这类分析不具有广泛性。那么天朝人和动物世界比起来又怎么样呢?

动物世界中比较聪明的弱者(非食物链顶端,个体力量很小)它们会非常自然的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动物群。这也许是横跨大陆的野马群迁徙,或者是蜂 群。动物一点都不笨,这种集体行动会给整个族群的每一个体产生相当多的好处。一是重要信息可以更迅速的在每一个个体之间传播,而这带来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要生存,就少不了找寻食物和适合居住的栖息地。团结起来的群体可 以指派少部分个体去搜索这些东西而不用让每个个体去浪费时间重复劳动,节省了重要的能量,以及降低了发生危险没人帮忙的可能性。

但最重要的信息还是风险警告。一只单飞的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被吃掉就被吃了。但如果是一群鸟,虽然也许还是会损失那一只鸟,但却给群体的中其他 个体提供了生存优势,让它们及时了解可能的威胁,以及充足的时间来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反应不仅限于逃跑。团结在一起的弱势群体常常能够抵御,甚至战胜比 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例如大部分牙比较厉害的蚂蚁可以吃掉小型昆虫。但就算要逃跑,一群动物一起行动也会更有效率,例如鸟的人字形飞行消耗更少能量,而邻里守望式的集体也更能保障个体间的安全。

弱者之间的联合也是一种累积智慧的方式,也就是群体智慧 —— 这已经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重合部分了。有着相同利生存和繁衍目标的生物在攸关自身利益的事宜中会使用群体智慧来做出决定。这种行为的例子包括蜂群的下一个巢须经所有探路蜂的同意。蚂蚁决定下一个巢位置的过程似乎也非常类似于此。

当然也有单独行动的弱势群体,最有意思的是新西兰本地一种叫Kakapo,不会飞的鸟,中文名叫鸮鹦鹉。在人类到达新西兰本岛之前,新西兰几乎没有哺乳动 物(除了几种蝙蝠),这就导致了像鸮鹦鹉对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拿着枪的欧洲人登陆新西兰时,他们笑傻了 —— 鸮鹦鹉甚至都不会跑,而是呆在那里不动,期待猎人没有发现它而去对别的动物下手 —— 因此它们今天几乎被杀光了。

这其实是一点读书笔记,最近对科学方面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回到话题,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 —— 天朝人有着超强的自尊,而做伤害自尊的事情是要被诅咒的,我不敢对天朝屁民是否比不上动物世界这个问题下结论,所以这个答案留在你我的心里就行了,不需言传。

但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动物世界中的这种群体优势和互联网今天的发展方向几乎完全吻合。用户创造内容是Web 2.0的重要特点,而这种内容,无论是特点,还是内容本身非常像动物群体间传播。当然,动物需要靠在一起才能传播消息,我们有互联网,坐在家里或者图书馆中就可以取得世界上最大的群体智慧数据库。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很多人每天通过协作等群体智慧,无偿义务分享自己的知识,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这本质上和动物世界通过分享信息来更好生存是一样的。

而信息的传播也是互联网的关键。这一点在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上最为明显。Twitter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群体智慧的体现: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人们听上去像是在吵架,实际 上是在讨论问题。Twitter使用者更是明显,除去政治话题之外,分享得最多的消息无非就是哪里的东西最好吃,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麻烦事,分享自己的 智慧和经验,以及使用他人智慧来解决一个可能会对广泛群体造成潜在影响的问题。更直接的例子是Twitter上曾经发出的一条消息,我暂时找不到来源了, 但大意是,当国保找某个社会人士的麻烦时,一条Twitter消息在十几分钟内就招来了十几个围观者,让试图抓住落单小鸟的国保叔叔都吃惊:“你们这究竟是什么群体啊!”

所以说这种在网上分享,传播信息的行为和人类,动物本能有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关系。很多类似于一九八四之类的反乌托邦作品中,老大哥之类的角色通常都在信息控制和性欲两个主题上做文章。《一九八四》是通过纵欲来反抗,而《美丽新世界》则是通过纵欲来使人忘却现实。两者的同时存在可不是什么巧合。

昨天是7月1日,芬兰法律正式承认互联网为基本人权之一。而在同一天,我们亲爱的党妈妈迎来了敏感词岁生日。我最不想谈的就是这种生日,生物界的一个常识是,没有生物是长生不老的(事实上有,但那是在没有被吃掉的前提下),而党这种有生日却不想有忌日的动物,很显然和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这个有点像对着火星人说中文,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我期望的是,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回顾下党妈妈61年来的关怀,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社会现象,以及对互联网乃至整个政治社会的控制,而从中思考出些什么,那么离党妈妈的忌日也就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