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

我朝土产的“西方阴谋论”中有一点是，环境问题是西方用来牵制我朝的借口，这些西方国家也污染过自己的土地，凭什么今天对我们指手画脚？（请参考《中国不高兴》）这样的逻辑根本不值一驳，所以我也不花篇幅了，如果我不幸拥有不懂合理逻辑的读者，这里有个简单的解释 —— 大约3000年前，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地球是方的（当然，有一小撮希腊人通过地球在月球上的阴影判断出了正确答案）。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觉得谁正确，谁是疯子？如果是今天，你会嘲笑当时的人们不懂发射一艘宇宙飞船到地球外看看么？

另一个类似的话题是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一样，裆国的宣传常常用“经济发展”作为理由来开脱， 可我真正觉得很悲哀的是，还真有不少人像那句据传说是林语堂的话（有争议）一样，“本身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思维”。不管这句话是谁说的，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思维水平绝对是连动物世界都找不到的。

每次遇到为裆国开脱的爱国青年时（其实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理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谁在任上就支持谁），我会让他们翻古籍，学习一下有史以来，无论是哪部史籍，当形容社会和谐繁荣，人民幸福时，使用的词语是“金银满地”，还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古籍对于环境保护的记录并不是很丰富，不过作为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也可以说，中国很多城市今天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唐朝那时候并没有多大的提高，甚至还不如。唐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达到百万的城市 —— 把这个发展规模放到当时的西方，也许早就瘟疫，疾病泛滥了。

但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另一种疾病：社会瘟疫。最近在湖北发生的捞尸事件，特别是那张照片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总结了这个概念。

第一是万物皆有价，不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还是另一位同胞死后的尊严，这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为了钱，上海的执法部门可以利用这个社会中仅存的一点良心来进行欺诈行为，而这张照片中的船家则是做到了极致：“活人不救，只捞尸体”，而手上的遗体仿佛变成了一坨猪肉，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

第二，从图上可以勉强看出来，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当时在现场的船家不止一家，而且那几位下水救人的大学生当时还活着。虽然他们是否参与了救援还有疑问，但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有一个船家愿意免费打捞，事情都不会变成后来新闻上的那样。我无法推估其他船家的想法，是没有捞到，还是不敢打搅的同行的生意。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大家默认了今天的社会，开始自扫门前雪，而不是主动去改变。

第三，政府的缺位。那张照片上根本没有看到政府人员的存在，据新闻报道说，官方的打捞船事后才到达现场，而且根本不屑于打捞，而是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这些船家。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我想我期望他们能够当场制止这种敲诈就只能说是奢望了。收的税是越来越多，可却不断的把其社会责任转嫁给民间。根据报道说，当地政府早就知道那江段是意外高发区，也知道江上这群秃鹫的的存在，但却依然是什么都不做。

但当我设想如果我自己在现场时，我却找不到理由去责怪这位船家。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如果我有条件和能力，我会去救，但我可能还不如那群大学生 —— 我不会游泳，所以是不会跳下去的。如果是图上的那种讨价还价的状态，我也许会鼓起勇气去抢回遗体（前提是我会游泳），但周围群众和其他船家冷漠的眼神非常有可能打消我这个念头。

那究竟是谁的错？我责怪某党。

众所周知的是，在今天，朝廷的统治合法性，完全基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换作你，或者我在台上，如果我的动机是赖在台上不走，那么我也会尽全力宣传我在 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尽量不提，或者贬低其他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 请参考CCAV和新华社。这样的宣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无论再怎么贬低环境和社会问题，当这些东西开始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时，除了一小撮可以用脚或 者用“看不见的手”投票的有钱人之外，大部分人会发现他们手上的所谓经济繁荣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是毫无用处的。但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不幸碰上这种事的并不多，只要在媒体中压掉这些消息不发，那么社会还是和谐的。

但比这远有危害力的副作用是，共党的宣传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中重金钱，轻道德的这种现象。这个党怕口袋里没钱，城市破烂而被国际上的邻居看不起，却丝毫不在意Alexa全球排名前十的网站有四个在中国无法访问，缺乏公民和社会自由等问题对自己脸面的影响。而很多人也变成了和共党同样的统治者思维，开始笑贫不笑娼。

也因为此，我认为在政治改革之前，这种社会风气是不会改变的。

但与此同时，我也怪我们大部分人。

邪恶的猖狂，完全是因为好人的不作为 —— 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也应当看看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当时在现场的人，只要一半的人扔给那船家一句脏话，最后的结果都也许会不一样。

如果你和我一样，在新西兰的某个地方，可千万不要认为国家的好处你可以占完，坏处可以躲掉。瘟疫和病毒一样，可是不认你是谁，有多少钱的。我知道很多人在国内都有关系有钱，但这些人得意识到一个现实：就算你家庭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一个弱肉强食，缺乏道德的社会中，总会有人比你更有钱，更有权——除非你是胡皇帝。信访办主任上访，医学教授被人医死，只要你还和你的祖国有联系，你能保证你或者你的亲人可以逃脱？

我离开时的几件事情，包括我的作业，都和这个有那么点关系。

这个短语常常被右翼政党使用，具体怎么说的我就不重复了。但除了你来自政治光谱的极右端，我们都同意，政府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干预市场经济（当然，也包括社会），但干涉的这个界限在哪里？绿党在去年选举被右翼所攻击的一点就是过度干涉“自由”，禁止学校食堂出售不健康食品，或者强制新建筑装上节水水龙头。我有时候很不好理解本地一些人的地方就在于，有些东西，如果你接受建议，不仅没有坏处，而且还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反对可以让自己得利的事情，这自由也是自由倒极限了。

我常常将新西兰国内这种现象归咎为极右翼还未成熟的心灵，就像青春期的少年一样，觉得自己无限自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如果孩子可以自由地在学校内买到垃圾食品，那为什么不向他们出售香烟？那是他们的选择嘛，真正的教育责任在家长，而不是政府，政府的作用不就是提供选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政府可以控制一切。左翼政党的一些政策还是值得斟酌的。例如最近由Warehouse引起的塑料袋争论，或者是国家党前段时间才取消的让旧式灯泡强制退市的政策。左翼的问题刚好和右边相反，过于理想化，总期望于能够一步到位，迈入communism天堂，甚至在选票和理想之间选择理想。

所以说我不是很赞成过于理想化的行为，或者是试图一步到位的革命行为。就算你用暴力让社会高度同质化，然后你又确实站在“正义”一边，但问题是，你之后呢？

做一个和“政策制定”有关的作业时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又不会引起太大反弹。我在公开解释的我观点时，有同学甚至形容那会导致“Civil Unrest” —— 禁止居民燃烧化石燃料取暖就有那么可怕？

不过就同学反应来看，如果你直接写一条，“禁止你们使用化石燃料取暖”，可能的确就会导致这种结果。可无论是工党还是国家党在台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但国家党显然要聪明得多。工党很多人都是学校讲师，很难接触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国家党个个都是商人，或者用我们讲师的话来说，capitalist pigs。

实际上达到自己目的的最好方式是借用和引导市场力量，而不是与其作对。The invisible hands的力量辐射一切，你不能正面与其作对。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看到的某一期TVNZ 7节目 Backbenches 中两个右翼议赞同把那些用于街头赛车的汽车收缴起来送到回收站压扁，两个人是这样说的：

1：“我知道是浪费，但如果我们回收之后重新拍卖，这些汽车又会重新流进那些飚车者的手里。”

2：“这虽然会有效，但不能完全解决街头赛车问题，那些总有钱去买另外一辆。”

你看，钱和街头非法赛车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那些人是从哪里买的车？TVNZ也是一样的，没有问题也要创造出问题达到自己的目的。

引导市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往你不喜欢别人选择的那个项目上加钱，贵得让大部分无法承受，自然就达到目的了。不过这一招太明显了，如果你每次超市购物后都要为使用的每一个塑料袋多交1毛钱，你显然不会太高兴。

所以需要给人们提供其他可靠的选择，而不仅仅是说禁掉什么东西。例如一些超市免费把货物用剩下的纸盒放在外面供人取用，鼓励人们用这些盒子把物品装上车，而不是塑料袋 ——　这一点在我天朝衙门中极其缺乏。

当然，另外一个存在的手段是，让那些人为自己“自由选择”的后果付钱。我不是很同意这一点，因为有些东西是无价的。但对那些对公众影响力小的个人行为，例如抽烟，还是很有用的。香烟的税收，多少有一部分最后是流入了医疗系统的，如果你是吸烟者，你就等于在为自己未来的医疗费买单，而不是让纳税人承受你“自由选择”所带来的财政后果。

但像这种把价格偷偷融入货品的手段有时候还是很明显，特别是在总量不大的情况下，只有在消耗量大时，大家才会感觉不到，例如在超市刷卡时，其实你已经给Visa或者MasterCard交了费。

放在这里，想起新点子再说：）

相信对于在看这篇文章你的来说，全球气候变化和变暖，是事实，而不是什么猜测。不过新西兰虽然有“绿色”的形象，但真有不少人拒绝相信这一点，认为那是科学家在瞎说，或者是一个由戈尔所领导的，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诈骗案件。

不过很多人对环境变暖持怀疑态度并不是他们真的怀疑环境保护本身，而是认为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触犯了他们的财产权 —— 那棵树在我的土地上，我凭什么不能砍？那些讨厌的环保人士（Greenie）喜欢树那就让他们天天去抱自己的树，不要来抱我的。 常常有很多开发申请因为周围居民把树拿来当藉口，导致地方政府最终拒绝批准。

在新西兰地方政府相对独立，所以不管中央政府怎么变，地方上的环境政策还是比较一贯的。中央政府要施加影响，只有通过修改法律，例如Resource Management Act。

修改案通过之后可能就可以砍树了。现在各地地方政府的的规定是只要是树，如果超过了一定高度，或者是一些种类，砍伐就必须经过批准。修改案之后，现在看来可能会变成只要地方政府没有先说不能砍（例如把你的树放在保护名录当中），那么你就可以砍。

实话说我也当过tree hugger。有个朋友家附近要开发双层住宅，要砍掉一棵60多米的大树给停车位让路，我也是用的这个藉口反对：）既然有这样的规定那为什么不能用呢。我对这种被称为“tree hugger”植物保护的解读是，一是要保证城市中的绿化面积，很多平房都是几十年前修的，你无法强制要求人家现在去植树；二，树不仅仅对环境有益，你打开窗户就有一棵大树，看上去也挺舒服的（当然，那棵树别种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就好）。

当然政府也不是不讲道理，很多情况下，只要你能证明你能补偿砍树带来的环境影响，比如在新开发的建筑旁边再种两棵，通常就没问题了。但问题是有时候点种树的土地没有，我朋友的那个案例中，开发商的做法是在土地上搞个小花园——也许可以抵消环境影响，但花园在你的土地上，又矮又小，我看不到啊，我希望在我窗外照样能看到棵大树。

这实际上是一个财产权和政府涉入市场的问题，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市场是否能否自己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很显然是不行的，这几乎是近代社会的第一个market failure案例。财产权也不是绝对的，早在现代法律之前就有一个“good neighbourliness” 的要求，你可以在你的土地上做任何事情，只要不要影响到邻居。过度的市场控制和过度的自由都是有问题的，不过看这里的评论反应，国家党的支持者是有过度自由的倾向。

不过中央政府很难直接插手地方政府的事务，也不能在法律中直接规定“任何树都可以砍”，因此只好选择折中方案。但又有什么用呢？有钱的地方政府可以用GPS搞清楚每一家人的土地上有多少树，然后把它们全部划为保护树木不就行了：）真应该让河蟹之首胡总来这里宣传不折腾。

有时候我真不好理解洋人，特别是官员的思维。今天看到环境部和各地方议会的一份备忘录【PDF】，其中提到国家党以前的一个建议，说如果资源许可证（Resource Consent，中文翻译似乎不准确，就是修房子之前要从地方议会申请到的东西）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批出，那么整个申请过程应该免除所有费用，或者自动做批准处理。

很多政客喜欢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情。嫌地方议会的工作速度太慢，就要求它加快速度，而不是去研究速度为什么那么慢。这是一种，我称之为“懒政”的政客思 维。中国也有，但和洋人的出发点有些不同。政客是选票选上去的，因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反应的选民的思维，也就是选民解决某件事情的急迫性，而政客的目的就是要取悦选民。

但问题是，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根本就不需要华人的智商，就连洋人都知道该怎么钻漏子：地方议会可以在规定期限到达之前，拒绝那些申请，申请费还是照收不误。

虽然选民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但选民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专家。选民依赖政客做决定，但问题是，在英式的西敏寺系统当中，政客可能是某部部长，其实他的专业和他负责的部门完全不相关（在新西兰有两个例外，总检察长一定是律师/法界人士，农业部长一定曾经是农民，但这只是不成文惯例），也就是说，他们也不是专家。真正有专业知识的部门CEO和部门雇用的那些“专家”。

不过一个“民主”系统中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如此，专家没有最终决定权，有最终决定权的又几乎是什么都不懂，只能依靠专家建议，而且当专家建议和政党利益冲突时，常常会忽略前者。

这就算了，但有些时候，谁都看出来，政客的一些言论绝对是未经大脑思考的，更别说采取过专业意见了。例如说前总理海伦大姐在一家酒铺老板被枪杀之后就说过，卖酒的酒铺太多是导致抢劫酒铺案件上升的原因；今天又来一则，警察部长说解决青少年飚车问题的方法是，让那些小混混亲眼看见他们的爱车被收缴，在废物处理厂被压扁。

在这点上，我觉得美国式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彻底分离比较先进些，至少部长知道他那个部是干什么的。Homer Simpson 曾经有句名言说，“The whole reason we have elected officials is so we don’t have to think all the time.”，虽然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至少比让政客也做和我们一样的懒人要来的更好。

如果你对新西兰制度熟悉的话，你应该知道每次选举之前政府的各个部门都会给未来的部长写一份简报。这些简报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政府政策文件，是部门里的“专家”对自己部门责任区域的看法（正式说法是“对新任部长的建议”），而这些看法通常比政客的争吵更为准确，而且简报都是在选举前完成的，因此受到的政治因素影响相对较小。

这些简报只在选举之后逐渐公布。我通常只关心从环境部（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来的那一份，今天下午两点已经公布了。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最为大家关心的话题，资源管理法（Resource Management Act），国家党上任百日内要改革的项目之一。环境部的看法是：

• 这部法律无法将资源管理的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说，整个法律需要的程序浪费了太多资源，并且费时。
• 不确定性，资源管理法的实施通常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而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导向。
• 先到先占的缺陷 – 淡水，海岸管理等等，造成资源分配不公。
• 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手处理资源管理法的相关事宜。

其他方面我太熟悉了，我看了一下，那些建议中也没什么新的东西。但在环境部的报告中，多次称让新西兰达到其国际协议中的相关责任（京都协议书）是坚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可或缺——Rodney Hide想要废除Carbon Credits 这一条似乎有一些难度了。

报告全文在这里下载【PDF】。

今天两大党的党魁，工党（Labour Party）的Helen Clark和国家党（National Party）的John Key 在电视一台进行了选举前的第一次辩论。我没空，错过了前面半小时，就辩论本身来说，我觉得不相上下。海伦大姐很老练，回避问题的技巧比John Key要优秀得多，在话题的转移上也是如此。不过你也很容易猜到她会怎样说，因为新西兰人对她太熟悉了。至于John Key，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很明显缺少这种辩论经验。

另外，就我关心的话题说说。

经济——这个是没得说的，要把经济搞上去，资本家当道的国家党很明显占优势。但就我来说，我更关心是否每一个新西兰人都会受益于经济发展。如果是像中国那样GDP暴涨，不过全被国外资本给带走了，对国人没什么任何好处，那我还宁愿要一个慢一点的经济增长。

犯罪——这我有点失望，两个人都不敢明确表示要坚决打击犯罪，而是弹性的表示要允许民众合理自卫。如果这一点不改变的话，关心犯罪问题的华人可以就要失望了。我建议不要期望国家党上台后会在这方面有大的动作。我估计，国家党能做的，就是像Micheal Laws一样，把所有棕色皮肤的人全当成帮派成员。

教育——我觉得两大党都没抓住主题。NCEA是我见过的要求最低，最简单，但也十分详细的一套教育系统。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任何华人子女都可以闭着眼睛达到大学入学的语言和数学标准——别告诉我你不会用计算器算100+100等于多少。真正的问题在于学生本身，他们不愿意学习——这就开始复杂了，社会问题，家庭教育，经济问题，也难怪两大党都把这一点简单化。

环境——这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也是十分讨厌国家党的部分，John Key在那里说要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中取得平衡，我倒是想问他一句，如果没有良好环境，没有可以让我们生存的空间，要经济发展有何用？更不用说新西兰的良好环境是其主要出口产品，农产品在海外畅销的一个主要招牌。

其实要达到Helen Clark所提出的全国碳中和的目标并不难。新西兰和其他发达国家不一样，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是农业所排放的甲烷等气体（放屁税就是如此来的），而不是二氧化碳。新西兰没有什么工业，而二氧化碳的来源主要是交通——在未来，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更多地依靠公共交通，而二氧化碳排放量自然也会降低。

环境这个议题的价值早已超出了其本身，而成为了一个社会议题。我喜欢新西兰的其中一点就是，新西兰人一直有前卫，甚至激进的社会价值观，并且以它们为荣。新西兰人会自豪的告诉你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妇女投票权的国家，第一个宣布本国为无核区国家，并不惜为此和美国闹翻。新西兰人为了阻止自己的橄榄球队和只有白人球员的南非队比赛，不惜上街游行，发起暴动。

这些都是新西兰的national identity，怎么说，国家的性格。而John Key则回避了关于1981年南非橄榄球队在新西兰比赛的问题，称过去的事情不重要，新西兰应该向前看。这没有错，但那个问题对很多选民，特别是老一辈的选民很重要。因为那不仅是对过去的看法，而是你个人价值观的体现。John Key回避这个问题，甚至称他对这个决定国家性格的决定性事件“没有看法”，则就是在告诉我，他没有社会价值观，他只有金钱价值观。

顺便提一下，1981年当时是国家党的Robert Muldoon执政。而90年代南非民主化之后，当时的总理，国家党的Jim Bolger在访问南非时公开就当年政府允许南非队的造访表示道歉。

新西兰是一个小国家，经济再怎么发展，也无法和美国之类的大国匹敌，而且几乎是永远要受制于外部环境。但新西兰人一直坚信他们能够改变世界，在社会和改革议题上，新西兰也确实起到了全球性的带头作用，包括八十年代的激进市场自由化改革。

如果这个国家在环境问题上不能有所建树，不能做世界的领头羊而是跟随在别人后面，那么新西兰就什么都没有——一个国家，至少得有至少一样值得自己骄傲的东西吧？（除了橄榄球队之外）。因此，John Key如果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那我不会考虑这个政党。

在选举之前还会有2-3次的辩论（不知道电视三台的辩论直播决定了没有）。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我对戈尔这个人本身不熟悉，但看过他那部“难以忽视的真相”。这部纪录片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可能并不广泛，但在西方国家却是震撼了不少人。 那些自以为自己是上帝子民的美国人，在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开始自我反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观念。

而在此之前，美国一些被石油公司收买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全球变暖”是个谎言。

无论如何，戈尔的获奖对我来说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只可惜他似乎不想再竞选总统了，毕竟这种叫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和不少美国人心中“上帝”的教导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