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r's Blog Chinese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Thames-Coromandel 地区的市长拒绝在新西兰地方政府就共同应对环境变化的宣言上签字。至于原因，市长Sandra Goudie 说宣言充满政治色彩，地方政府不应该在没有估算未来财政负担前乱签字。舆论中孤独的支持意见，大概就是著名政治打手“纳税人联盟”了。

这一决定看似相当奇特 —— 该地区所有主要城镇都临海， 例如Thames 和Whitianga ，很多建筑几乎与海平面等高。如果拒绝签字是负责任，不乱花钱的表现，那么同一个地方政府批准在洪水线下建设养老院，或者在高风险地区投入纳税人资金翻修设施，大概也是为纳税人减负而考虑的。

当然，如果考虑了市长大人的政治立场，这个决定看着就正常很多了。

都说人类的一个重大弱点是无法想象时间尺度过长的问题。不过就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而言，这并不需要水晶球才能预见未来。绝对意义的海平面上升也许在短时间内难以直接感知，但新西兰的房子随便都有至少50年的寿命 —— 对于50年前的房子，它们的未来，不就正好是今天嘛。有了房子作为坐标和价值参考，海水的相对位置就容易理解多了。

如果一位普通岛民在Paraparaumu这样的地方拥有一座海景房，大概都会难以理解自己的房子为什么会有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的危险。海岸离自己有几十米的距离，中间隔着沙丘和道路，哪怕是在暴风期间，海水也从来没有靠近过自己的房产。

2012年，当地地方政府在更新城市规划规章时，在新规划草案中标明了未来可能被淹没的地区，限制在该区域内进行建设。而屋主们的普遍反应是政府吃饱了没事干，就知道影响我的房价。能住海景房的屋主通常都挺有钱，大家组织起来将地方政府告上法庭。经过四年纠纷之后，当地政府无法承受民众和媒体压力，新一任地方议员上任后撤回了没有完全生效的新规划。在媒体采访中，地方政府直言他们的财力和能力受限，无法单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政府支持。

其他处在受影响早期的地方政府或多或少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另一个比较知名的案例是基督城，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居民的首要考虑当然还是自己那栋房子的价格，不断要求政府在土地信息中改变措辞 ，降低可能带来的负面观感。在持续的法律威胁中，地方政府只能就范。

如果海水已经到达上图中这样的程度了，政府遇到的压力通常就会小很多。在Kapiti Coast 没能通过的限制措施，在Whakatane 当地政府的新规划政策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在2017年通过的规划方案中，对2100年内可能被海水侵蚀的影响的范围限制了新的住宅开发。虽然这些住宅现在并不需要保护措施，规划也限制了修建防波墙等手段。信号是很明确的 － 当海水继续靠近时，正确做法是撤离，而不是试图和大自然对抗。

而在海水进一步靠近之后，房主所要面临的问题就不是房价受影响，而是自己还有没有房子住了。在Hastings District 的Clifton Road，这一排最早在1920-30年代建设的房屋在当时离海岸线还有一段距离。但在今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需要搬迁的地步了。 当恶劣天气侵袭时，海水已经可以直接到达后院。当然，当地民众在这个时候就会认为保护他们的财产，修筑防波堤是地方政府当然的责任。至于是否应该撤离 —— 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为什么要撤离？

而当这一排房子修建时，海岸线可不是如此的：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技术讨论，所以我刻意避免了“气候变暖”之类的词语。但哪怕住在这些海景房里的岛民认为气候变暖是一个为了多收税的阴谋，对Coastal Erosion/海岸侵蚀的研究可是远早于任何绿色政治。无论气候如何，海岸线本身就在进行周期性移动。如上文中提到的Ohope 案例，一代人就可以看到海岸线的变化[pdf]。

新西兰议会环境专员曾经在2015年发布过一份报告[pdf]，统计了位于高风险海岸线的建筑数量，得出的结论是若要彻底重建，花费将不少于107亿纽币。而受影响最大的，常常是像Thames-Coromandel 之类人口稀少，但主要聚居点都在海岸线上的地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当地居民的地税。当面对这种规模的问题时，它们是肯定无法负担财政风险的。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是，以阴谋论，政府臃肿之类的理由拒绝为自己造成的成本买单，并不意味这个成本就不存在了，只是转嫁给了别人而已。作为无产阶级loser，当我领福利的时候被告知我应该自食其力对自己负责。那么别人的海景房被海水侵蚀，或者像Thames 类似的地方政府拒绝承认事实，依然以经济发展之名让人们在高风险地区开发时，政府，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一名纳税人是否应该为这些行为兜底？

在著名大农村，我几乎是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天朝人的疑惑：我天朝上国物产丰富，基建狂魔。城市里高楼耸立，地铁四通八达，还能刷手机，凭什么这个遍地是牛羊大农村也叫发达国家，而天朝不是？

这涉及到一个中文翻译的偏差——无论怎么看，“Developed”对应的词语明显是“已开发”而不是“发达”。 虽然“已开发“的国家通常都是生产力较高的高收入国家， 但相反却不一定成立。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靠卖石油发达的海湾土豪国，同样的是高楼林立，人均GDP还超过众多已开发国家，但哪怕在中文世界里，也没有多少人称他们为“发达国家”。

这个问题其实读读维基百科就能解答了，所以没必要长篇复述。虽然没有统一定义，但高收入、后工业化、高人类发展指数、市场经济发达以及法治健全通常都是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必须条件。

而上面的定义中，没有一个涉及到楼有多高，是不是有地铁，或者快递能不能在半天内送来。

说起这个是因为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数字。作为大农村，新西兰城镇人口比是 86.5%。与其他几个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著名大农村一样，新西兰属于世界上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如果要说这几个国家把1000人口以上的聚居区定义为城镇不公平，那么把标准提到新西兰统计局定义的主要城镇（人口3万人以上），城镇人口比还是有75%以上。

哪怕是在新西兰的天朝人，对“大农村”也有着不少重大误解。就GDP来说，放羊对大农村并没有那么重要——农牧业对GDP的贡献常年保持在7%甚至更低。而新西兰以全球排名120名后的人口，创造了世界排名在50名左右的GDP总量，这无论如何都是需要一定生产力的。

而另一个更少有人清楚的事实是，新西兰曾经是一个工业国家，其他国家经历过的后工业化时代，大农村也经历过。在80年代，第二产业对新西兰GDP的贡献依然高达40%。在自由化改革之后才逐渐降低至今天的20%，逐渐变成第三产业为主的国家。

今天在奥克兰之外无数破败的小型城镇，在过去大多都是因为工业加工而变得繁荣。新西兰的工厂通常都是制造本国所需产品，并不面向出口的小型工厂。今天听起来也许有点难以想象，但新西兰曾经拥有相当规模的汽车制造业。本国所需的农业机械，生活用品也通常在本地生产。甚至以前在经济衰退，要拉动内需时，“右翼”国家党的政府的选择都是大搞基建拉动内需。

当国家经济转型，工厂关闭，铁路荒废之后，这些城镇的人口自然也就急剧锐减了。一些有幸保留了加工业的小镇由于工业生产力提高，需要的工人减少之后，今天也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其中一个例子是位于新西兰丰盛湾的Kawerau。这个镇是新西兰最年轻的城镇之一 —— 只有不到70年的历史。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出，这个镇所依赖的造纸厂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镇。坐落于新西兰最大的人工林以北，Kawerau 建立之初有着连新西兰人都最为羡慕的生活水平。自然环境优美，工作不用愁，工厂开的工资还特别高。

而今天，造纸厂依然还在制造新西兰人所用的厕纸，但工厂的生产力早已经提高了到无法给所有居民提供工作的程度了。Kawerau 曾经接近死亡，但今天通过依靠旅游业和吸引退休人口，居民人口又有重新上升的迹象。

所以说美帝经济和制造业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新西兰其实已经经历过了。有转型成功也有失败案例，但新西兰无疑是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标准的。

（题外话：有这些知识储备之后，不妨阅读一下这篇国内媒体的文章，考虑下它的真实性有多高）

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比较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比较的对象不是北上广和一整个大农村，当然是国于国之间的比较。

我曾经在新西兰最贫穷的地区生活过三四年。至于穷到什么地步——奥克兰专业房产媒体，新西兰先驱报每年都要报道一下哪些地区房产便宜到几万甚至几千块钱。报道中涉及的这些地方和更穷的，根本就没有房产交易的地区我差不多都去过。

但一个关键的不同在于，这些地方的贫穷并不在于“未开发”，而是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缺乏机会。举两个Google 街景中的例子—— 下面这两个学校，哪个位于地处偏远失业率常年在25%以上的农村，哪个在奥克兰？

或者下面这两条街，哪一个是奥克兰的普通街区，哪一个是人口只有600，路上随时能看到黑帮的新西兰农村？

如果不仔细寻找房屋维护水平等线索的话，要分辨两者也许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不管你是在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是农村，从千兆光纤、道路设施、垃圾处理、全科医生、或者是学校教学，一个社区所拥有的最低水平的基础设施不会有太大差距。

我的目的不是说新西兰完美无瑕或者洗地之类的—— 新西兰经济的问题也很明显。虽然农业对GDP的贡献并不高，但农产品和其加工品却在出口项目中占相当比重，而最大的出口项目则是旅游。由于其较低的人口，新西兰无法依赖内需作为经济发展动力，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新西兰的出口项目过于依赖第一产业和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旅游业。

不过下一次再听见谁说新西兰或者其他发达国家是大农村，如果你要真心认为自己“自己居住在国外，对外国有相当了解”的话，也许可以趁机展现一下自己到底有多了解你所居住的国家？

尝试下用尽量简单的语言解释技术问题。

关于新西兰税务改革的公共讨论中，相当遗憾的一点就是土地税过早被排除。这一结果，又可以至少部分归咎于岛国文盲媒体们把地方政府的地税当作“土地税”，然后鼓动舆论说政府想重复收税。当然，通常高喊自己是纳税人的人，大多也不太清楚自己的钱是怎么用的。

新西兰地方政府60%的收入来自于地税。“地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完全算是税，而在税和服务费之间。比如说口语中的“水费”其实也是地税的组成部分之一，只不过有些地区按使用量单独收费，而水资源压力小的地区按户固定收费，直接包含在其他费用中了。（也因为此，新西兰付的水费是基础设施和水处理成本，没有“水资源费”。处理标准不同自然也不能像这样直接和天朝价格对比。）

地方政府可以收的地税，在Local Government (Rating) Act 2002中被普遍限制在了提供服务所需的资金范围内。简单说来只有三个项目：

• General rate – 覆盖全地区的服务，无法按用户付费方式征收，例如政府运营成本；
• Uniform annual general charge – 覆盖全地区的服务，可以按用户付费方式征收，比如垃圾回收；
  
• Targeted rate – 只向部分地区征收的地税，比如说宾馆或airbnb带来的额外污水处理压力，或者按使用收取的水费

法律并规定后两者不得超过总地税的30%。

比如说，我居住于村里河边。河堤的妥善维护对我的财产安全至关重要 —— 谁得利谁付费，因为我需要通过targeted rate付河堤维护费用，但住在山上的居民就不用支付。

又例如说污水处理系统的容量必须得按最大流量，而不是平均流量来设计。这对于Ruapehu, Queenstown 之类旅游旺季时人口可以翻几番的地区来说，将这一成本全部转嫁到常驻人口上显然是不合理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targeted rate 让旅游业者为多出来的压力买单。而另一方面，新西兰的乡下通常都没有污水和自来水供应，地方政府没提供服务，自然也就无法收这一部分地税。

当然人们可以说地方政府效率不高浪费公帑，但现实是地方政府的地税收入都是需要有对应服务项目的，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为了天天开Party 而加几个百分点的税。而岛国天朝炒房客的一大迷思 —— 政府喜欢房价涨，因为可以多按比例收税，自然也是不正确的。

而美帝是使用市价比例收房产税的。哪种系统好先不说，我觉得要作为一名合格的右派，谁使用谁付费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而不是说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的成本转嫁给别人。

土地税要解决的，和新西兰没有资本利得税的问题一样，是社会发展的成本究竟应该是谁来负担。人口增长同时所对应的国道交通、医疗，教育等需求通常是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超过70%的税务收入来自于收入税和GST，而这两大税收都没有涵盖资产增值带来的收益。当然这又回到了那个问题——如果炒房的卖点是这是“世界最宜居城市”，那么获利的同时也自然应该为这一成本买单。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衡导致资金从真正提高生产力的项目转移到房产，也就是天朝人熟知并且要向全世界发扬光大的实业误国。这一点已经很多讨论就不复述了。

了解这些背景之后，就能很清楚的理解税务工作组没有考虑土地税的原因。工党政府明确要求工作组将自住房产排除在外，这就导致了任何土地税都不可能起到控制房价的作用，市场定价是依据最高价而不是平均价。如税务工作组所说：

A land tax will have complex impacts on the housing market. For a land tax that excludes owner-occupied housing, land prices will fall, but by less than would be the case for aperfectly broad land tax. Some of the tax willalso be paid through higher rents for non-owner occupied uses of land.

而回到奥克兰，不妨考虑一下，如果自己是地方政府，应该如何集资向新开发地区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 General Rate / Uniform annual general charge – 等同于把新区开发的成本分摊给全社会，导致地税普涨；
• Targeted rate – 将基建成本贷款，通过地税形式让未来居民分几十年偿还，提高生活成本；
•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 向开发商收取基建费用，回过头来被开发商指责说政府提高住房成本；
• 中央政府补贴 – 没有资本利得税或土地税的前提下，则是将开发成本分摊给了全国每一位纳税人。

问题很明显：依靠房产获利和负担成本的群体不一致。地方政府所面对的问题不是收不到税，而是无法以最合理的方式分摊社会成本。也因此在税务工作组之外没获太多关注的另一项政策是，工党政府也在研究地方政府收入来源问题。

当然右派心里肯定还有一个答案 – 为什么不私有化饮水污水等基础设施。的确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 岛国“右派”控制政府时只是把各种基建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也从来没有立法私有化。

我一直毫不掩饰我对新西兰媒体的批评，有时候我觉得称他们为“媒体”都是一种与其身份不匹配的表扬。至于为什么又重复一遍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看到这个标题，报道说税收工作组的初步工作报告要求征收资本利得税：

如果你有一栋投资房的话，可能看到标题就会心里一紧：这混蛋政府就只会收税。不过如果真正去阅读报告本身的话，就会发现工作组本身并没有下任何结论：

The Group is currently considering two main options (for capital gains tax) … The Group has made good progress in determining what income might be included from certain assets, and when this income might be taxed – but there is still much work to do.

而对于一个真正在关注岛国政治的人来说，资本利得税会不会实现，至今仍是一个巨大问号。工作组已经清楚表明收税与否会是一个政治决定。真正在看报告的媒体已经注意到了报告并没有明确建议征收该税，并且使用的语言显示这一税收可能会被排除最终建议之外。考虑到工党政府已经保证不在下次大选前实行任何税务工作组的建议，若一个政党能将收取类似影响广泛的税收作为选举政策，光是这种勇气就值得赞赏了。

但对于只读标题的读者来说，这一理解差距足可以影响他们的未来的投票策略。

一个没有发挥正确功能的第四权，不说会危害民主社会，至少也会将社会带到沟里。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还有人记得工党在选举时保证“不加新税”的话，那恭喜你，你已经被带到沟里了。工党财政部长Grant Robertson 的原话是：

税务工作组的建议在2021年选举前不会实行。

税务工作组为什么如此受到关注，不外乎就是因为工党政府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收资本利得税，土地税和财产税。因此选择了将工作外包给独立工作组，最终只需要实行工作组”建议“这一策略。而有些税，包括奥克兰的汽油税，是早在选举前就公布确认了的。

而如果读者只依赖标题理解内容的话，他的印象大概会是这样的：

而这一误会的广泛程度，到了媒体自己都深信不疑，甚至在”fact check” 时都可以用作政府食言的证据。 面对媒体对奥克兰汽油税的质疑，总理都没有辟谣的勇气了，只敢说这不是新税而是已有税种。毫无疑问，在下一届选举时，大家就会看到民众和反对党食言征了新税。

媒体水平不仅影响政治，还可以间接导致他人无家可归。 新西兰的“毒屋”风波中，媒体对民众恐慌和煽风点火也是不可忽视的。而这最终导致居住在政府公屋的家庭以根本莫须有的事情被驱逐出房屋甚至无家可归。

新西兰不乏至少到达及格线的媒体，比如说newsroom 或者Radio New Zealand ，但这些媒体虽然能够就一些新闻进行深入讨论，不过却没有足够资源覆盖每天发生的大小事件。一名新西兰人要想全面地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至少我是觉得找不到任何一家可以依赖的媒体。这也就是新西兰媒体水平低下的危险之处—— 哪怕调查报道再深入，事实本身就是错的，再深入也只能在弯路上越走越远。

我更倾向于判断这些“媒体”是水平太低，而不是被政治因素影响故意如此。日常新闻中常见的一种手法就是直接改写政党或企业的公关稿，甚至Reddit 上的帖子。比如说Reddit 上一位新西兰用户自称在肯德基工作并透露了不少内幕，第二天“全国第一大媒体”就原文摘抄了帖子大部分讨论。至于发帖者本身是谁，或者是竞争对手造谣，至少新闻里是看不出来这家媒体做过哪怕是几乎一丁点调查就直接作为信源引用。

当然新西兰也有本国版本的Fox News，比如说这篇纪念女性赢得投票权125周年的评论：

新西兰其实不乏优秀记者，但是他们的工作成果常常被掩埋在一堆粑粑中，需要花费巨大精力才能找出。至于这种粑粑密度有多大—— 考虑一下前文引用的内容大多都发生在最近两三天，而我还没有闲到逛完每一家新西兰媒体的程度。

今天一则新闻提到了广告标准局（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裁决国家党一则facebook广告涉嫌部分误导[pdf]。广告声称工党政府上台以来每星期生活成本了上涨了$100，并且列出了每一项上涨名目和具体数字。

具体裁决就不复述了。不过广告中列的名目挺有意思也简单易懂—— 用来做“如何阅读政治宣传”教材的例子倒是挺适合。作为吃货，我详细研究了下这一条：

“过去一年，奥克兰，惠灵顿和旦尼丁家庭若要满足基本的健康食物需求，他们每周食品开销最多上升了$21” （basic healthy food costs for a family of four in Auckland, Wellington and Dunedin increased by up to $21 a week over the past year. )。

广告内容源自于党魁在今年6月21日的一则新闻稿。新闻稿中提到这一数据的来源是奥塔哥大学每年的食品价格调查（Food Cost Survey）。简单来说调查的并非实际开销，而是算出不同性别和年龄阶段人群的营养需求，并使用超市商品价格计算满足这一需求所需的开销。调查全文没有公开版，但具体数据和调查方法均在网上可查。

国家党新闻稿中引用的$21即来自于该调查中奥克兰食品价格过去一年的涨幅。国家党将价格上涨归咎于“政府新政策和规章限制“，但并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一条。不过在向广告标准局提供的证据中，国家党引用了一则声称最低工资上涨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的媒体分析。

要证伪这一点十分简单 —— 查阅调查原文即可知调查数据来源是学生营养师在每年3月第一个星期一所记录的各地超市食品价格。而由于国家党并没有指出是哪条政策导致上涨，我就只有猜了：

• 最低工资上涨（2018年4月1日起）
• 奥克兰燃油税（2018年7月1日起）
• 取消国家党的减税 （原本应从2018年4月1日起开始实行）；
• 提高技术移民门槛（国家党首先开始，移民局只在2018年年初按各行业中间工资进行过调整）；
• 汇率 (2017 年3月时兑美元为0.70左右，2018年同期食品价格调查时在0.72左右）

问题在哪儿应该很明显了。

当然这一宣传还有很多小问题。比如说食品价格调查其实还涵盖了另一个城市：基督城。至于为什么没被国家党提及——当然是因为2018年基督城家庭的食品价格下降了$3。我是否可以把这归功于政府的英明决策？

国家党引用的那篇报道中还提到，国际油价，房地产和房租价格均会对零售商品，包括食品价格造成甚至更大的影响。

或者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个在一年中单一个时间点进行的抽样调查，是否比其他指标，比如说消费者物价指数，更适合衡量食品价格走势？又或者3月份调查时是否有任何天灾影响了食品价格？

当然我得声明的是，我不是在说某某党坏或者某某党好。作为反对党，“反对”本身就是它的工作之一。我也不是天真的外（球）宾，觉得地球上存在不会撒谎的政客这一生物。我也并没有对食品价格究竟有没有上涨做出任何结论。

我想说的是，政客每天都在说谎，平均水平的民众也不可能像这样仔细研究政客说过的每一句话。但我相信包括新闻、科研、公共政策等很多行业的专业训练中都应该有一条 —— 当你要把别人的信息或者研究成果拿来作为自己理论、行为或结论的基础时，你至少应该理解这一信息的来源和产生方式。别人说谎是别人的事，但是自己的行为却是自己负责的。

而不管你是正要投票的选民，还是正在嘲笑白左、圣母或者西方民主乱象的厉害国居民，你是否真正审视过影响自己理论的信息是怎么来的？

当然故意误导受众并不是一件难事。比如说使用同一价格调查但是将时间范围扩大到2009年，得出的结论也许会完全不一样：短暂的上升下跌好像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 —— 而且国家党执政时的2012 – 13 年价格更高。

当然我得声明2013年和之前灰色处理的那部分，由于当时的调查方法不一样，14年之后的数据不能直接和之前对比。骗人总是不好的对吧？

邻居又换总理了。澳大利亚上一位成功干满一届议会任期的总理，还是2007年选举失利的霍华德。 11年的跨度已经到了那种需要认真“回想”才能记起细节的距离了。不过看热闹归看热闹，作为文化，历史以及政治体制都相近的国家，对面所能给新西兰提供的经验是其他人任何国家都无法对比的。

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政府是否拥有议会多数和政府稳定没有直接关系。

自从新西兰从1996年采取比例代表制之后，舆论中总会时不时冒出这一迷思，而稳定压倒一切的天朝裔选民总是第一个为这说法买单的。我觉得对于天朝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不需要证明的事情。宇宙真理党最伟光正的7个人都天天勾心斗角，但是“民主乱象”中的多数政党却能永远保持一致有力执政？

1993年新西兰就选举制度公投时，两大党派和工商业均反对实行比例代表制，FUD宣传策略中的重要口号之一就是导致政府不稳。不过现实经验是，从1996年到2017年21年8次选举之后，还没有一个新西兰政府因为无法控制议会多数而倒台；被党内政变推翻的总理只有一位，而且还是在比例代表制刚刚开始的1997年。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除了绿党自成一派而外，1993年之后所有在选举中赢过议席的小党，其前身都是从其他党分裂出来的议员。有些小党的前身现在看起来还相当不搭——比如行动党的起源是工党籍的财政部长和副部长。而相当一部分分裂是因为议员在某些重大议题上与党内意见相左导致的，比如说Winston Peters， Jim Anderton 和 Tariana Turia。比例代表制给了这些议员一个将重大问题付诸选民表决的机会。经过选举考验下来的小党，代表着反对观点拥有的市场足够多到赢取议席的程度。

而在简单多数制下，这种不同声音并不是说就不存在了，而是变成了党内的派系。澳洲两大主要政党均有十分分明的派系，而选民却对哪方主政没有多少发言权。政策分歧并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内斗解决。从2007年霍华德选举失利之后，澳大利亚自由党无数次的党内选举中人是换了一班又一班，但是碳排放这一争论却延绵了11年。Abbott / Turnball 之争的主要焦点就是是否支持工党政府的碳排放目标。而这一次Turnball倒台的诱因之一亦是National Energy Guarantee 中对碳排放目标的限制。

如果有一种将政策分歧交给选民表决，每一方都可以光明正大代表利益该多好？

当然新西兰的21年在历史尺度上来说很短，我并不觉得就可以得出比例代表制更好，可以鼓励政客互相合作的这种结论。不过回顾包括新西兰在内大量的现实和历史经验，要证明简单多数下并非绝对稳定却不难。

虽然依靠普通选民的记忆能力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不过还是希望下次政客再次鼓吹要回到简单多数制时，新西兰选民在选择前应该考虑历史经验，想想为什么，而不是跟着被忽悠跑。

当Dirty Politics 一书消息走漏时，不少人认为书中内容可能是斯诺登泄露的新西兰情报网络。虽然并非如此，但事实依然出乎意料。

出版后我花最快时间通读了一遍，唯一感觉并非是对书中的内容感到吃惊，而是——新西兰政界怎么可能有这么邪恶的一群人？我知道邪恶一词听上去似乎很夸张，但相信我，我找不出第二个词。为了政治和金钱私利，他人的隐私、权利、家庭到个人及国家利益和安全，都是政治棋盘上的筹码而已。一些行为，比如私自进入反对党电脑系统，和为了政治私利解密和使用机密文件，已经有触法嫌疑。

本书作者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中唯一的新西兰成员。如果还记得的话，该组织曾经公布过和中国极为相关的海外离岸账户资料。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政治观点，但作为全球披露美国情报网络的先驱者，至2002年毁掉工党政府议席过半的梦想，从没有人能成功把他打成荒谬的阴谋论者。这次他书中引用的email中倒是提到了一种中国人，这种人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这家伙让好多中国富豪的资料泄露了，中国人丢了脸之后会很暴力，也许我们应该把他的住址泄露给中国【朋友】。”

至于斯诺登对新西兰情报网络的爆料，现在看上去不得不说确实缺少实证。但还是那句话，不管人们喜不喜欢斯诺登的所作所为，从没有人能证明他无意或者有意撒谎。而我在中文广播里听到的最大笑话就是：“John Key 有道德洁癖”。

要我列出他的每条谎言和相关链接，得需要我一个星期全职投入。但斯诺登和记者Greenwald 所揭露出的最重要一点，无疑是2013年8月在通过GCSB修改法案时，John Key故意误导了全国公众，并且在当时信誓旦旦的宣称，“如果GCSB进行任何大面积监控，我就下台”。 发布会提供的不多证据显示，修改法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大面积监控合法化。而前GCSB负责人能给出的最好说法是，光是收集每个人都信息不算“surveillance”，一定要有人在读每一个人的邮件才算。

如果大部分人只关心经济问题，那么，不知有多少选民注意到，John Key 在选举辩论中，不加思考的直接把对自己不利的统计局数据称为“谎言”；或者无法回答自己政策的开销是如何算出来的；或者，将负债累累称颂为一项政绩。

不管是肮脏政治还是情报收集，有人也许会说，政治就是如此，政客的天性就是说谎。这也许是事实，但我难以理解的是，面对John Key 的笑脸，公众能如此轻松的对所有谎言照单全收。当去年GCSB法案进行讨论时，任何看过法案的人都知道这事不能再明了：原来的法律中明文禁止对新西兰人和永久居民进行任何程度的监控，而修改案将这一条保护添加各种例外。而民众却认为，这个修法不重要，相信总理就好？

不用dirty politics 一书提醒大家，已经很明显的一件事是，现任政府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改造新西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新西兰本为全世界最为进步主义的国家之一。我就不列举那些左翼分子最爱说的种种新西兰成就了，但这些成就之所以能达到，和一个公开、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分不开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能自由获取信息和参与到公众辩论中，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对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都有责任去了解，思考和参与——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新西兰都是西方国家中大选投票率名列前茅的国家，常常超过85%甚至90%。

而今天，这种政治传统正面临着危机。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事实只有一个。不过，在过去三年的public discourse中，看到的更多是美式选举策略。领袖永远是一尘不染，诚实可靠，值得信赖的人。而作为天朝人，对种种贴标签的行为更是再熟悉不过了：国家党=光明未来；工党=乱花钱；外国记者=Dotcom爪牙。虽然这些标签通常都没有附带以事实为依据的解释，但是让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不断重复这些“事实”，那当然就是真的了。加之于这种人通常都是影帝，逼真度就又提高了一级。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可能每人都有自己版本的事实。在公共领域的任何讨论，都需有事实的最大化作为前提，intelligent debate 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公共领域辩论被庸俗简化的趋势都在，但很少看到书中所介绍的那样，背后推手有意识的通过操纵、控制、误导等手段来鼓励这一点。

众多不同观点是民主常态。但是，这个社会正在逐渐遗忘的一点是，不管人们支持哪个政党，在具体到每一个单独事务上，最终做决定的，必须还是得人们自己。但是，当社会中出现“我把决定权交给某某党或者某某人，他们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这种思维定势时，最终结果都不会太好看。Homer Simpson 所来自的那个国度，“选举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我们用不着自己思考”，最终结果只能是大众普遍对政治和社会议题失去兴趣。而除了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团得利，其他所有人都将会变成输家。

作为一个小国家，重要决定交付民众是新西兰的一项长期政治传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比例代表制。当人们讨论比例代表制的种种“坏处”之时，却很少有人提及当年为什么会引入这个制度——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工党和国家党都引入了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十分极端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改造计划。而两个党做这些事之前，都没有获得社会广泛同意。新西兰人看到了一党独大的坏处，并在当年积极通过社会活动改变现实。

而这个国家的另一个传统则是，众人之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这传统可以从殖民地历史中找到。在当时，毛利人权利问题就是导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被分为两块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哪怕是在土地战争之后，毛利人也被称为“智商高于澳大利亚土著”，获得了在澳大利亚的投票权。

国家党的高支持率最早源自2004年的Orewa Speech。这是一个重要分界线，之前国家党的支持率都是在27%左右徘徊。在之后就长期保持在40%以上。对毛利人，岛民究竟是不是混吃混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大部分华人的看法。但是，一个以种族问题拉升选票的政党，无论他的得票率是5%还是45%，反华人还是反其他人，都是需要警惕的。（题外话：这一部分的故事在Hager的另一本书， The Hollow Men中重点提及）

这个道理很简单，今天为了各种原因而打种族牌，你也许会认为对你有利而强烈支持。但是，明天要是出现一群比你更有钱的人；另一个政党依样画瓢也想要提高支持率；或者仅仅是上一个目标消失，需要找新敌人，那到时候被清理的就是你。这都不需要我列证据，看看一些政党，例如保守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就知道了。

如果你是拥有选举权的华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准备在这个国家扎根安家，终老一生，你觉得为了一个星期几杯咖啡到一顿饭的钱（看你这顿饭有多贵），培养出如此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真的是你的长期利益所在吗？要知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永远胜利，你也无法保证下一个金牌影帝的政治观点就和你相同。

当然，如果你是类似于刘阳之类的卷了钱跑出来，或者纯粹是捞一把就跑的炒房客（我知道很多是洗钱的），这明显不是一个考虑范畴，反正赚到钱就好。

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的社会、一个别人过得不好自己就开心的社会，绝对不是新西兰的传统，也不应该是新西兰的未来。我为什么痛恨这种社会，原因很简单：我就来自于这样的社会。如果有华人选民有耐心看到最后一句，那么不妨再试试把所有和新西兰相关的描述换成祖国，会发现我这随便乱写的一点东西还是能读通。而我，绝不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

我觉得薄都督事件中最大的悲剧不是他们俩夫妇，而是乌有之乡的消失。不管我多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在网站存在期间，它的娱乐价值和给我带来的无尽欢乐都是不可否认的。随着都督被撸，下台的不仅仅是一股政治势力，乌有之乡所代表的极左思想也随之失去了靠山。但任何对中国政治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在都督倒台之前就应该同意这个观点：都督能走多远当时并不知道，但让中国回到乌有之乡所描述的那个社会中，看着可怕，但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把乌有之乡和他所代表的人群看作是某种确实存在的“危险”或是“隐忧”，而仅仅是一个无聊时看着玩儿的娱乐网站，就像这里的小众团体提出遣送所有移民一样，看着可怕，但你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会占据主流，得到实现他们理想的权力。

而中国真正的“隐忧”在哪儿？和海外反动媒体宣称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归会给天朝带回“民主观念”不同，我恰恰认为未来最大的保守势力，最维护体制的极有可能就是这群人。我在Twitter上多次说到过这个观点，但140字再乘个几倍也实在是说不清我的看法。这次和人讨论时被激励写篇长文解释，希望我能够稍微说清楚点。叙述比较口水 —— 我不想明示或者暗示我的看法是对的，这只是我还没定型的个人观点。

和几年前不同的是，留学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大城市里家境不差的学生通常都有在大学时期，至少是研究生时出国读书的机会和实力。国外的大学们当然也乐得也赚天朝人的钱。就我的经验，周围一些人在国内上的大学是我根本都没听说过的学校，成绩也一般，但有足够的钱留学和制造假材料，也能申请到相当不错的学校。至于像是瓜瓜之类有背景的二代，更是各个名校的抢手货。

当然我不是暗示说每个在外的天朝学生，包括我自己都是“为富不仁”。就算家里没钱，从天朝出国还有另一种途径：公派留学或者赢得国外的奖学金。但达到这两者中之一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国内表现或者成绩要好，个人简历上要写上一大堆“课外活动”。至于公派留学，虽然我听说政审已经是走过场了，但是要那几个签字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至少我看不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一个“普通留学生”会是一个对民主思想感兴趣，甚至带回国的留学生。我毫不怀疑留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在国外学到了真材实学，毕竟舍得花钱让自己子女在国外混日子的家长是少数。但问题之根源不是在于他们学到的知识，而是他们不会，不想去学的东西。

说几个我周围的例子好了。曾经帮人改过一份申请学校时使用的  Personal Statement。除了英文比我还烂之外，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在文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文内毫不遮掩他对权力的向往，谈到自己的“成就”都是在天朝的各个政府衙门做过事，而我认为那些真正会让学校感兴趣的工作经验被一笔带过。更喜剧的是，谈到未来理想，他说在中年之前要做上天朝某部的部长……助理。我笑话说，这不仅是喜欢权力，还很现实，知道部长位置不太可能，助理就满足了。

而前段时间在奥克兰，大学学生因政府财政预算内对学生津贴和贷款做出的限制上街游行示威。这些福利都是留学生享受不到的，但并不代表这就和留学生没有关系。这些措施必会让负担得起深入研究的学生减少，毫无疑问的意味着留学生要交更高的学费补贴学校运营。而我周围的学生不仅完全无法看到这层联系，觉得这事跟自己毫无关系，更是对在街上的学生抱着十分不屑的态度。“要考试了做这些事干嘛？”，“自己努力学习”等深得太上皇“闷声发大财”精神精髓的想法。

而将这和从留美预备学堂时期到三十多年前所谓“改革开放”前的的留学生们对比，包括49年之后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出去或者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之间思想和理想的差异，关心的话题不同，就更加明显了。现在谁要说留学的目的是为了报效祖国，不管这个“报效”指的是为共产主义还是为民主事业奋斗终身，恐怕都会被人笑话吧？

就算抱负不同，他们和之前那些留学生最重要的区别是，留美预备学堂的学生要实现他们的抱负，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努力，还常常需要现实中的斗争。除开我党的理想是否对中国有益不说，当时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留学经历。而现在的留学生学成之后，如果最后选择回国，他们不仅很少需要在现实中斗争点什么，是否还需要学习上的努力都很难说。

随着社会中财富的集中，权力也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上，留学生的父母虽然不全是这一群人，但这一群人给子女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认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并不是中国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唯一根源。看到过不止一个家里靠辛劳赚了点辛苦钱送出国的孩子，除去在国外留下的，回国的基本还是天天在人才市场晃悠，或者找到一份完全无法收回留学投入的工作。等留学更加平民化之后，这可能会更明显。极端一点，Twitter上的一个段子是：朝鲜留学的人全部空降高层，而欧美日博士找不到工作。

但一个工作只是人的最基本要求。真正的关键是，中国的未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社会，最终会留学生掌控。在经济方面已经很明显了，去任何大公司找高管，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个留过学的。政治方面，由于天朝的老人政治，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一代还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党最高层（特别是1989后我党还有一段时期对在海外的留学生持不信任感），但在中央部委层面，到中低层，海归掌权的趋势显而易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官员去买假国外学历了。

而我可不认为现在在人才市场晃悠的留学生会是这群人中的主流力量。而考虑到这群人本身就更可能是在权力和财富庇荫下长大的，他们会给中国带回什么就很明显了。

就算没啥背景的留学生真的进入了有影响力的群体，我个人是认为，一个天朝人，在大学到大学毕业附近的时间，整个人就已经基本被天朝社会定型了，“反动”的照样“反动”，不“反动”的 也很难再被“海外反华势力”所“蛊惑”。当然不是没有例外，但仔细看看周围有类似经历的人，特别是最近时兴的出国读研，你很难找到在这群人中找到在“反动”和“不反动”之间产生了转变的人，最多也就是埋怨一句“唉天朝（我党，中国人，随便怎么换）也就是那样了”。

而天朝社会今天的状态，我想也不需要我怎么多说了。二代们就不用说了，社会状态更会影响每一个人思维和他内心的各种观念。作为自认为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我把这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个人主义精神毒药（当然这只是我和一些人的偏见）。新西兰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缺少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但在天朝，这一毒药拌上伪装成爱国主义的爱党国主义，和为了转移注意力而被鼓励的物质享受，通过基础教育和上一代的言传身教塞给下一代，只能威力加倍，而这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发生在留学之前。

值得一提的一个相关现象是，中国留学生通常选择非常技术的科目，比如医科，工程和科学，或者就是留学生泛滥的各种商科。 “科学可以为民主，也可以为专制服务，但作为文科理性代表的哲学理性则必定不能与专制共存” 。美帝现在还能自慰说自由的环境才能让科学和技术不断创新，但被非自由环境所利用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威力可更大。等朝廷九长老再进化个两三代，他们用天朝政治思想和价值观武装的头脑和自由世界提供的技术知识，带领一个官民普遍视平等和尊重为无物的国家来跟整个世界打交道时，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

我不奢求他们会带回什么什么思想，看看他们每日都在新浪微博上说些什么就知道这没什么可能。最好情况是他们中间的“反动比例”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类似，或者稍微高一些。对于主流人群，除了知识，带回点啥旅游秘籍和购物攻略等人类文化中基本无害的产物，似乎更可能一些。最糟的情况是，他们带回的东西反倒可能会让中国的未来更加糟糕 —— 如果一个人被设定的目标就是买奢侈品，他去海外的时候你只可能在奢侈品店里找到他；而一个人被教育和社会设定的目标就是钱权两者，我可不认为他会带回国能达到这个目的之外的其他经验和知识。“海外反动媒体”也许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和天朝民主化的可能，但我看到的通常是本质上没啥特殊的天朝人，只不过他们的胃口需要改用美元计算（什么，你说已经开始用美元计算了？）。

我说的留学生不是在说瓜瓜同学，而是会在以后会成为各行各业精英，平凡的小瓜瓜们，一个人影响社会方向很难，但一群人更容易。但我仍然抱有希望 —— 在海外的华人毕竟是大陆华人中能看到最多的人群。只要中间有极少数人，能够被“蛊惑”，所带来的变革的都是不可估计的，毕竟社会变革并不需要太多人的坚持。